第2章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衍变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间必定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中国当代（1949—1966）[1]小说知识分子叙事就是如此。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里提到，作为展示解放区文艺创作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全部177篇作品（有话剧、歌剧、小说、叙事诗和报告等）里面，绝大多数是写工农兵的，只有一两篇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这种分布格局，充分反映出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他号召新时代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像解放区文艺那样，多以工农兵为表现对象，多借鉴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成功的创作实践经验，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推进新中国“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创造和发展。特殊时代的政治语境、与解放区相似的战争文化心理，使“十七年”文学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延续了解放区文艺的这种创作思路和文化发展战略，结果就是——造就了当时工农兵题材的繁盛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匮乏。但是，知识分子叙事的匮乏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学现象不值得重视。翻阅“十七年”期间的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就会发现，在文学（媒介）批评领域，涉及对知识分子主体（作者、叙事者）和客体叙事的批评文章却是居高不下，时至今日，也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且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耐人寻味的吊诡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内部机理构成本研究的促生点。

事实上，从被主流话语支配性地指派为需要改造者——小资产阶级开始，知识分子在“十七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从历史的主体——人民的队伍里排除[2]，不但在现实中丧失了话语权，伴随而来的，在文学叙事中也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他者被表述。为了祛除旧我，摆脱受威胁的身份，寻求新形势新制度下安全的身份归属和理想的角色定位，通过小说想象性地对与自身具有同构性质的知识分子进行叙述——这一具有强烈社会象征行为的基本话语实践活动——来响应主流话语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现实询唤和人民化书写的文艺规范，是整个“十七年”知识分子作家或隐或显的共同政治诉求。也即，“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叙事是以现实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兵）的认同为前提。而要达到为主流话语所认同的理想叙事效果并借此实现上述目标——经由自己充分的人民认同文学实践，有效建构自身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身份，即真正进入人民队伍的行列，在此“新的人民的文艺”为主流话语所提倡和要求的语境下，怎么表述，如何塑造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且非常微妙的问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毕竟，在思想复杂的间性书写者的笔下，文本的完整性只是一个幻觉。基于上述现象和问题，本书立足史料发掘和文本细读，在尽量还原“十七年”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语境下，围绕该时期作家的人民认同（身份诉求）与其人民文艺实践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从文学话语的生产、构成和嬗变入手，运用多种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该时期小说知识分子叙事人民化的复杂过程、样态及意涵作一现象学症候式考察和分析。

二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造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客观事实告诉我们，理论的实际有效运用不能仅止于概念、判断、推理，必须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能普遍适用于特定的具体阐释对象。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就曾经说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确实，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再伟大的理论在介入实践对象的阐释过程中都会水土不服。既然本书研究的对象与知识分子有着很大关联，且鉴于目前学界关于此概念理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了有效进行相关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阐述，在此有必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加以尽量恰当的特别界定。

西方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是指拥有一定社会科学文化知识专长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他们是在社会公共领域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精英和文化英雄，被誉为社会的良心。萨义德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3]“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4]应该说，萨义德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从社会角色、文化功能和精神内涵等方面揭示出了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的要旨，为目前学界普遍认可。余英时就认为，在西方人的眼里，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除此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之上”，“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5]而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的语境下，学界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看法不一，有的比较接近西方，如葛剑雄的观点就与萨义德、余英时等人的看法很相似[6]。而有论者的观点却来得相对温和和宽泛，“主张把知识分子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频繁使用抽象符号来创造关于人及环境的思想，或表述他们对于人及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这些人可能批判现实也可能认可现状，可以被社会容纳也可以被公众嘲讽，也许来自上层社会也许出身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学文凭或者没有大学文凭……”[7]但是，如果将上述概念运用于阐释共和国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现象，未免都会有失偏颇。有论者就认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中国也可以说是很复杂甚至很混杂的概念。什么人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8]。对本书而言，由于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知识分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知识分子，具有特定语境下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显然不适用于上述概念所指，需另外加以界定。具体到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是，人们只要高小毕业就能被称为知识分子[9]。在此情况下，有论者在阐释共和国文学史上此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问题时，为了使论述有力，条理清晰且有效地体现论述宗旨，沿袭了大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惯性推动下人们对此概念约定俗成的传统理解，认为：“就中国特色而言，从现代到当代甚至今天，人们往往把读过一点儿书的、做过一点儿学问的、拥有某种科学文化知识的人，统统称之为知识分子。”[10]笔者认为，该论对知识分子概念所持的更为宽泛的理解很符合客观实际，故行文之中对此予以采纳。

应该说，从“十七年”到80年代，学界对“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叙事的研究存在两极化阐释现象。前者侧重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对此做政治功利性解读，后者侧重从启蒙理性的维度对此做人文主义审美性观照。以“十七年”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例。这部具有特别的表现对象（知识分子）、旧瓶新酒的大众化表现手法（革命加爱情——古代才子佳人母题的变体）和独特的成长叙事方式的小说甫一出版便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当时很受欢迎，影响很大。但是，当时北京电子管厂一名叫郭开的工人却对这篇作品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作品没有克服小资情调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地突出无产阶级政党、工农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政治领导地位、巨大作用和光辉形象，没有很好地处理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尤其是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精神、自我意识直到她最后成为共产党员之后仍然没有完全改造好，并文如其人地认为：“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11]可以说，郭开的批评并没有顾及文艺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主观片面，武断教条，缺乏学理性。但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较为激进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潮，他的这种不乏庸俗社会学色彩的评论（包括他的由作品推及作者、文如其人式的想当然批评思路）在“十七年”有关知识分子叙事的批评意见当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冯雪峰、丁玲之于《我们夫妇之间》，李希凡之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姚文元之于《红豆》等，所有这些批评者针对这些作品的批评（含理念、范式）几乎都与郭氏完全一致。能够像茅盾那样，站在一定的政治距离之外，秉持一种艺术审美化的批评理念，客观而审慎地为《战斗到明天》作序，为《青春之歌》《百合花》等作品作辩解的情况在当时确属凤毛麟角。

时至80年代，随着启蒙话语的重新崛起和文学批评的向内转，学界对“十七年”知识分子叙事的研究开始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在此过程中，研究者更加注重叙事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社会历史批评和审美分析是主要手法，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塑造是主要关注点，研究日趋客观、实际、全面，具有一定的学理性，但是还没有有意地在人民文艺的视野范围之内将知识分子书写与现实知识分子的人民身份诉求联系起来，普遍缺乏对该时期现实知识分子的人民认同和人民文艺创作实践问题的关注。比如，相对于《青春之歌》1960年的修改本，80年代的评论界大多看好它的初始本。有论者就认为，增写农村的八章，使得小说对主人公的塑造显得牵强，是在“违背了自己主人公的意志”情况下“牵着林道静过关”；有关学生运动的三章“人为地拔高”了主人公，把她“过早地推倒了历史的前台，让她去扮演领导运动的角色”，所以如此，与杨沫对1959年的讨论“还没来得及很好地理解就匆促进行大幅度增改是有关系的”，也与“时代的、历史的制约和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有关[12]。

可以看出，80年代学界对“十七年”知识分子叙事的研究在疏离主流话语的同时日渐获得了它的学术独立性。但是，这种学术独立性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比起日后来讲多少还是显得有些不足：对启蒙思想和艺术自律的过分强调使得该时期的文学研究重新走向另一极端——研究者一方面敏锐地意识到政治理念先行给“十七年”文学发展带来了诸多弊端，另一方面，对历史语境的重视不足也妨碍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思考。伴随着“十七年”文学的普遍被轻忽，对该时期知识分子叙事的研究也逐渐陷入低谷。

90年代以来，学界对“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现象的研究多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将知识分子叙事纳入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专著），如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选择了八个文本进行细读，“这些文本将现在的话语置于它自身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目的在于揭示单个文本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结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13]为此，他专以“十七年”典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青春之歌》为一章，从情爱话语与政治话语相互纠缠的角度解读“十七年”这个历史大文本与知识分子书写两者之间的关系。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基于大的时代背景简要描述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生机制及其对现代性追求。第一章《知识者、文化气候与本土化倾向》以具体的宏观取样分析，将1949—1976年文学中的知识者形象分为战士型知识者、城市知识者、政治运动型知识者，进而认为，这些知识者形象和现代文学、西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别，“是当代中国本土化的”，这些文学形象期间的变异和调整，“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写作者思想探索上的艰难和文坛上难以预料的复杂性”[14]，是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以想象的方式建构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15]全书最后一章“革命小资与‘病态’治愈”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将整合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纳入“被规训的激情”理解行列。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16]的第一章也将知识分子形象视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构成整个50年成长小说例证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从形式的意识形态性视角宏观地将知识分子叙事纳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以此突出这种叙事的宏大意义，很有创见和新意，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启发性。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17]、唐小兵的《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18]、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19]对知识分子书写均有不同程度的解读。这些解读构成他们著作中在大的时代背景分析基础上整个“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阐释支点。孙先科的《说话人及其话语》[20]是目前学界涉及“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著作里面集中且很富见地的一部。该书打破了以往小说内外二元对立的研究思路和庸俗社会学美学批评方法，抓住小说叙述策略中所隐含的精神症候，以小见大地运用心理分析及文化象征的方式描述和分析作为主体的人物（多数为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创作心理与精神追求。而且，该书在研究视域上并没有完全局限于“十七年”，而是将思路延伸到后革命时代的当下，从而在上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给人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全面考察，前后贯穿的严密逻辑体现了论者对“十七年”知识分子问题认真深入的思考，在研究范式上创新了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叙事的研究。

以单篇形式涉及“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现象研究的论文一般分为以下几类：1.知识分子形象综合研究。余岱宗在《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一文中认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要么“妖魔化”（主要以百花时期干预小说里的小资为例），要么“英雄化”（以林道静为例），林道静是“十七年”文学具有终结性意味的红色革命小资形象的顶峰；小资形象的分类和变化，“实际上是在自我丑化和模仿工农兵英雄的两条途径上同时走向形象的瓦解”，与工农兵形象及其叙事一样，“勾勒出从建国到‘文革’，时代的权威意识形态对一类文学形象逐步‘规训’的轨迹图形。”[21]程光炜的《关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22]通过挖掘“十七年”时期作家内心与外部意识形态规范之间博弈与磨合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该时期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叙事的不规则现象，梳理出知识分子形象类型的演变过程及原因，从而揭示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文化生态。余、程两位论者有关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和分类均充分顾及了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考虑全面且论述合理，对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具体的文本细读。孙先科的《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23]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种种成见，抓住小说的叙事症候以充分的理论依据水到渠成地有力论证了小说中所隐含的转型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现象。独到的阐释视角和深刻的说服力极富启发性和实用性。另外就是从叙事与意义相互关联的视角在版本学、史料学的基础上把握知识分子叙事的衍变，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内在机制。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24]通过对《青春之歌》各版本间的对校，重点梳理总结了知识分子叙事的差异和流变，并寻绎出导致这些差异和流变出现的因素。这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阐释路径，但如果把这种解读方式放在“十七年”无定稿怪现状的整体语境中对作品进行研究，说服力应当更强。3.单个复杂且极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作家创作主体研究。刘思谦的《丁玲与左翼文学》[25]通过分析丁玲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从而在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视域内合理地阐释了丁玲“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这对从纵向上研究整个“十七年”作家及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现象无疑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还有董之林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26]。4.从宏观视野整体性出发把作为创作客体之一的“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放在大的时代氛围进行全景考察，并以此作为其他分析的切入点。王彬彬的《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27]历时性地比较了新中国成立初到后革命时期的90年代小说中的有代表性的革命知识分子不同形象之间的相似叙事，透过这一表象揭示出不同革命知识分子内在的共同本质——“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的心理。类似的还有如季惠杰的《建国后知识分子形象之精神走向》[28]，有的甚至贯穿整个20世纪，如何洛易的《知识者的心路历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综述》[29]，等等。

应该说，比起“十七年”和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现象研究呈现出新的历史图景，从情绪性感受渐富学理性分析，从主观性批判更趋注重客观实际的辩证性思考，对“十七年”文学的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具体。重视史料挖掘、还原历史情境、回到历史现场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基点，叙事学研究、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形式批评与文化诠释的内外兼修的组合方式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者既要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和审美现代性角度估价‘十七年’文学，更要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去体察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镜像的复杂纠葛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努力建构，而不是简单肯定或者片面否定。否则，我们又将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而难以自拔。”[30]孙先科这一观点日渐成为当下“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现象研究的共识和范式。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31]中对此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不能以对文艺政策甚至文艺思潮的批评代替对文艺作品本身的批评，不能认为此时期“革命文学”对新的人物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毫无建树。这些慧识意味着论者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现象学深入思考的同时，暗含对“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现象研究价值的肯定，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的路径。

在令人欣喜的同时，我们同时也看到，学界对“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叙事的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的现象，且不排除有过度阐释的可能，如对小说《青春之歌》的研究就是如此；而且有些研究者在注重整体的研究过程中或失之于粗略、单薄，要么因为过于关注单个文本的解读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因对现代性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纠缠迎拒的过分强调而忽视了本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心理、古典审美理想等文化精神遗存在其中的体现，等等。因此，就本论题而言，围绕“十七年”时期作家的人民身份诉求及其人民文艺实践，把该时期涉及知识分子叙事的文本当作复杂的话语场、有意味的文学形式，对其进行历时和共时、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正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三 研究方法、思路与意义

本书主要以“十七年”时期涉及知识分子叙事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与思潮（文艺、社会）论述相结合的方式，力图根据“历史与逻辑的一致”[32]的原则，在人民文艺的视野范围之内、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维度上按照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将“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叙事作为一种现象来考察分析；主要涉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布迪厄的文学场域论，以及文献法、大众传播理论、媒介批评学、版本校勘学、叙事学、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法、历史理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批评理论和阐释方法，具体运用因研究内容及论述情况而定，学科交叉法为常用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通过对相关史料的不断收集、整理和阅读，在借鉴上述研究成功的理论与方法并充分考虑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以交往理性为突破点，整体把握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寻绎存在于这种叙事话语背后的权力场域内所隐含的作为叙事主体的知识分子，在与主流意识形态潜在对话的过程中，以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兵）认同为基础，进行人民文艺生产，建构新的身份主体的欲望，并对此过程中所出现的创作主体与权力话语某种程度的疏离与共谋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和反思，从而明了作为权力话语他者的知识分子在“十七年”（当代）话语格局中的尴尬境遇——特别是在此痛苦而艰难的人民主体身份诉求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深刻的灵魂蜕变。本书通过尽量还原历史情境的解读方式，期冀构建一部那个激情燃烧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对他们的创作及命运加以反思的过程里面，对他们的遭际抱以多一分理解和同情，毕竟，“哲学注定要受自己时代精神的限制，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逃脱这种限制。”[33]或许那个时代的他们不像当时的有些思想者（如被称为“地狱里的思考者”的顾准）能够作纯粹冥想式的复杂而深刻的公共知识分子般的理性思考[34]，但他们的本质诉求体现在他们的表面可能显得比较天真幼稚的知识分子叙事中，一样是那么认真与执着，这种认真与执着饱含影响焦虑下的深刻期待。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应该说，这些处于社会历史重要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和思想，尤其是其人民主体的身份诉求和人民文艺的创作实践，既是过往历史的必然，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创提供了重要镜鉴，对于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注释

[1]考虑到论述的方便，本书对于中国当代（1949—1966）这一时段以后皆简称“十七年”。

[2]人民一词往往会随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是一个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概念。在“十七年”主流政治和文化实践领域，人民多数情况下是指代表无产阶级的工农兵。相关论述参见卢燕娟《人民文艺再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和戚学英《“人民话语”与“十七年”文学的身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前者认为：“在现实运用中，工农兵往往与人民、劳苦大众等概念可以同义互换。”后者的看法更加明确：“从建国到‘文革’，除了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对知识分子归宿的认知有点摇摆，或有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之义，在大部分时间里，知识分子都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或者说是人民中的‘异数’，是绝不可以与工人、农民相提并论的”，“人民经阶级性的提纯而成为工农兵的同义词。”

[3][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页。

[4][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6]王君琦：《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定位》，《北京日报》2010年11月15日第19版。

[7]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8]

[9]

[10]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11]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12]张化隆：《评增补后的〈青春之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1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

[14]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5]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16]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1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1]余岱宗：《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2]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3]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24]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75页。

[25]刘思谦：《丁玲与左翼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

[26]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7]王彬彬：《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28]季惠杰：《建国后知识分子形象之精神走向》，《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9]何洛易：《知识者的心路历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综述》，《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30]孙先科：《如何深化“十七年”的小说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1]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33][俄]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0页。

[34]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遗著》，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