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群体身份与个体创作

正如陈文新先生所指出，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已渐入佳境，但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即“未能着眼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对明代文学的复杂而多元的影响，往往过多关注直线的因果联系，有时不免把问题简单化”[116]。笔者认为，科举文化生态的核心要素是人，是由科举考试所遴选、认定和规约的士人，是在科举制度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生存的人。这样的人既具个体性，同时也体现着群体特征。所以，对特定的科举群体及其文学加以考察，是把握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合适的选择。既往的研究较多聚焦于明代状元群体，对于作为会试榜首的会元关注不多。其实，这一功名群体具有的特殊性、典型性并不亚于状元，甚至更高。

会元作为顶级的科举功名之一，是到明代才日益显耀的，它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明代科举的精神和水平。相对于各直省乡试的榜首解元来说，会元是经过更为激烈的全国性竞争而产生的，具有竞争的广泛性。较之世人艳羡的状元而言，会元则具有竞争的全面性，会试需要考试三场，而此后的殿试只根据一篇策论来决定排名，就对科举文体的全面掌握和写作水平而言，会元无疑要优于状元。从这一角度来看，会元才是最具实力的科举应试者，他们最能代表科举文体尤其是八股文的写作水平，最能体现科举择优取士的公平性原则。同时，作为文化精英，明代会元在国家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出版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都有较杰出的表现。在明代会元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黄子澄、刘定之、姚夔、章懋、吴宽、王鏊、钱福、邹守益、霍韬、唐顺之、瞿景淳、王锡爵、袁宗道、陶望龄、顾起元、周延儒、吴伟业、陈名夏，与同期的状元群体相较，他们各方面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

所以，笔者相信，通过对明代会元群体的研究，不仅可以较方便、较具体地切入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实际语境，还可以旁涉较为广泛的文化领域。另外，虽然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在宋代以后日渐得到重视并获得很大发展，但是直至帝制社会解体，诗文创作始终是儒家读书人尤其是精英士人抒发性情的主要形式，至于其总体的创作成就不如前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以诗文为主体的别集仍然是走进文人内心、了解时代风貌的最主要材料。同时，也应看到，别集虽以诗文为主体，却又不限于现代文学观念下的文学作品，情况比较复杂。这给研究增加了丰富的内涵，也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和挑战，而正是这种难度和挑战迫使笔者思考恰切的研究方法、调整合适的处理角度，并进而突破一些固有的观念。

就方法而言，除了一般学术研究所运用的比较、联系、分析、归纳、考证等方法外，还强调方法的多样性，这是研究对象本身的跨学科性质决定的。对科举制度的考察，笔者遵循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原则，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考辨，但是不追求面面俱到，着重抓住与所论对象关系紧密的科举考试和馆阁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的研究则尊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立足于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不尚空论，不作惊人之语，不一味追求理论的新颖构建，力求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落实到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之中，突出文学研究的特性，尤其注重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于可能旁涉的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则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借鉴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法、图表法等。但多样的方法统摄于一个原则，即将科举的视野和文学的本位相结合。所谓科举的视野，就是将文学置于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科举文化中加以观照，让文学的意味得到更为立体的社会性阐发；所谓文学的本位，就是将科举作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和借鉴，在突出文学本性的同时，拓展文学的边界。这里就牵涉到研究者的文学观念问题，需略作解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建立于20世纪初，在政治剧烈变革、社会急剧变迁和古今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方法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的文化表征之一。但是，“这种变化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117]。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同，西方文学观念强调文学本体的纯粹性，大致以形象性、情感性、形式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内涵，若以此为标准来挑选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便往往造成对古典文学的任意裁剪甚至阉割。比如以形象性为标准，我们突出了白话小说、传奇小说和戏曲的文学地位，但可能忽视大量笔记小说的文体价值；以情感性为标准，我们肯定诗词、散曲的巨大成就，但对民间叙事长诗可能注意不够；以形式性为标准，我们不妨将骈文、律赋、八股文等纳入研究视野，但对形式性不那么明显的古代散文则往往无话可说。所以，以西方文学观念来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是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存在着差距的。

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中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生长于各自的文化土壤之中。对形象性的强调体现的是西方叙事文学发达较早的事实，而情感性和形式性则与西方哲学精神中感性与理性的分化较为彻底有关。中国文学的精神土壤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和合统一的，在自然观方面，信仰天人合一；在人性观方面，认为性情合一；在实践观方面，讲究道器合一。它从不追求过于极端的、局部割裂的表现，而总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虽然“极高明”却总是体现为“道中庸”。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学就表现为一个杂多而统一的整体，它既反映人事，又涵容天道；既恪守性、理，又传达情、欲；既是形下之器（语言文字），又以形上之道为旨归，特别注重本末、体用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没有形象性，但我们更在意那些超于“象”外又寓于“象”中的意境和神韵；中国古典诗词始终以抒情性为重要传统，但又特为推崇那种经由理性节制后的情感，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绝不鼓励过于极端、过于个人化的情感表达；中国的近体诗、词、骈文等将汉语的形式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但过于讲求形式化、技巧化的文风一般被主流的文学观念认为是本末倒置，不能取得最高的艺术成就。

所以，以形象性、情感性、形式性的文学观念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往往不能尽合历史的实际，或者只能削足适履。对于有些文体而言，便可能是说得越多反而离得越远，而有些文体则可能根本无法进入关注的视野。其中错位最为严重的是中国古代的文章，尤其是散文，“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 ‘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118]。传统的古文既不追求形象的塑造，又主要以说理叙事为表达方式，情感的抒发相当克制，在形式上则较为松散，强调“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有法而寓于无法之中”，以现代的文学观念看来，其文学价值就很难把握和言说了。但在古人眼中，“载道”之文正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实现生命价值的“立言”之体，至于诗词歌赋，倒在其次。古今（中西）文学观念之歧异，在古文领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古代散文研究之所以较为薄弱，原因也主要在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涉及大量古文之作，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把坚持文学本性和拓展文学边界相结合，要把科举视野和文学本位相结合，就是试图在回归传统文学观念、贴近古代文学实际方面找到自己的进路，说出自己的话语。至于实际上做得如何，那是另外的问题。

总之，本书不是一般性地论述明代会元的诗文别集，而是试图从会元身份的特殊性入手，将会元别集置于科举与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来观照，从一个侧面来展示科举社会下的文人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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