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代的双重脱序

对传统文化反省的过程是不断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过程。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亦是中国启蒙思想家所借重的思想资源。然而不同于西方自发的近代化过程，中国的近代化是被迫的，这一份被动使它面临时代的双重脱序[9]。

文艺复兴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发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人的发现”，它确立了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人道和人的个性的高扬，使人们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灵性发挥了出来，由此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萌生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同时，人们在失去了神性的约束后，在道德方面开始沉沦，于是宗教改革构成了对文艺复兴的补正。教徒不必通过教会就可以以个体的身份与神相沟通，这是宗教改革对文艺复兴提倡的个人价值主体地位在宗教领域的肯定。与此同时，宗教改革也以神的名义，赋予了人的生命冲动以新的价值规范。新教对禁欲的强调，已经不同于中世纪，它被纳入了另一价值系统而赋予了新的内涵。劳动被视为最好的禁欲手段，而关联着劳动的“天职”观念的确立，则被认为是俗世中的信徒“增耀神的荣光”[10]的方式。韦伯认为：“在‘天职’的概念里表达出了所有基督新教教派的中心教义，那就是摒弃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与‘劝告’的做法，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11]“天职”的观念使得对财富的追求有了神的赞许的意味在其中。韦伯说：“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勒紧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反之，在心理效果上，将财货的取得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解开利得追求的枷锁，不止使之合法化，而且直接视为神的旨意。除了清教徒，伟大的教友派辩护者巴克莱也明白证言，对抗肉体欲望与外物执着的斗争，绝非针对理性营利的斗争，而是对抗财产之非理性使用的斗争。”[12]由“禁欲”而强调“劳动”的重要性，由“劳动”而强调每人应尽其全力以完成其“天职”，由“天职”而赞许对“财富”的追求，而对“财富”的追求所要肯定的是“理性的营利”，所要反对的则是“非理性的使用”财产。这样，新教所建立起来新的伦理，就将个人的主体价值地位和“天职”“理性的营利”等观念关联在了一起。

在文艺复兴唤醒了个人的价值主体意识之后，个人价值本位的思想逐渐同理性主义结合产生了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在政治领域，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以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设定为前提，强调人人具有“自然权利”，并通过“社会契约”这一中心环节，使他们各自预设的“自然状态”得以过渡到“公民社会”。“社会契约”是多数自然法学派学者所认可的，它被认为是由“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对此的论证中，“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和其理性的要求是相互说明的”[13]。独立而自由的各个个体，为了求得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国家，共同遵守法律以获得利益的保障。每一个人在契约中都是主体，国家的形成被关联于人之理性。个人的自由和价值主体地位被看作是评判国家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于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作为新的政治制度在西方产生了。在经济领域，“个人主义同理性主义结合见之于经济，是以威廉·配第为奠基者的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那里的体系化和在大卫·李嘉图那里的完成”[14]。只是，经济新秩序的形成晚于政治新秩序的确立。

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西方近代化的一条线索，即由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确立，进而形成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随之而生的是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以及物质财富的剧增。与之不同，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是另一种情形，其步入近代与西方完全是逆向（由“技”而“政”，由“政”而“教”）的。然而，中国还没来得及走完自己近代化的路，19世纪中叶产生的西方现代思潮又涌入了中国，中国人遂再次陷入了迷惘。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种种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的命运的关切。这里有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叛逆，有对悬着‘永恒正义’名义在‘合理化（合于理性）’中建构起来的现实社会的批判，有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无情的嘲弄或对本质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形上学的彻底的决绝，但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却并不违拗先前的启蒙思想家的初衷。”[15]西方现代思潮依然是出于对个人价值主体地位的关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它所反对的近代思潮亦曾拥有同样的初衷。西方近代文化产生了有违初衷的意想不到的异化后果，这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即是所谓的“成就否定了前提”。西方近代文化使得人的个性、创造力、灵性获得了解放，随之产生了丰富的物质成果，然而出乎意想的是，为人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反过来开始桎梏人的心灵。人们在基于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中，感觉到自己无足轻重。社会仿佛是一架运转不息的机械，每个个体只是其中可以随时替代的零件。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被消解了。这正如穆勒所说：“到现在，个人却消失在人群之中了。”[16]西方现代思潮和西方近代思潮有着共同的立场，即是对个人价值主体地位的捍卫。西方现代思潮中的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马克思的异化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美国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西方现代思潮的传入其实宣告了中国和时代的又一重脱序。当中国还没有真正走入她的近代，西方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它开始批判为中国效仿的西方近代文化。中西文化的时空错位再次加剧了，中西文化之辨的问题愈益变得纷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