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西之辨”——近代中国文化的难题

第一节 “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在中西之辨”

当代新儒学是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所取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形态。一如宋明儒学的产生在于回应西来的佛学，当代新儒学的产生，则在于回应东渐的“西学”。然而，此时之“西学”已经远不同于催生宋明儒学的佛学，它是指西方的近现代文化。而这从更远的西方传来的文化，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由“技”而“政”、由“政”而“教”的深刻反省。当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之一熊十力曾明确指出：“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1]中西文化之辨，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直面的文化上的核心问题。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鸦片战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段以屈辱肇始的历史所宣示给我们的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在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逐步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新时代的挑战时，所进行的渐次深入的自我批判。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使国人了解到华夏神州之外还有一个偌大的世界。表面上看此书是在向国人介绍世界的人文地理状况，但魏源的真正目的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2]。冯桂芬在其所撰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则明确提出这样的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其实依然是在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技”的自觉，在今日看来略显浅薄了些，但在当时，这却是极其痛切而颇富悲剧感的。“技”正是中西文化校雠的起点，原本自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此露出了一个不小的缺口。此后的洋务运动似乎在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较之于魏源等人革除时弊的初衷，引导“洋务”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3]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则更多地出于维持当下时局的考虑。“技”的觉醒并未能改变“政”的痼疾，洋务运动反倒成了当时某些逞欲而为的官员们钻营的捷径。有感于此，有识之士开始以西方社会之治制为参照，反省中国固有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就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4]王韬也曾说：“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5]这种所谓君民共主的主张，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三纲”的樊篱，把先前视为大逆不道的质疑投向了“天子”的神圣地位和绝对威权。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觉醒，但是，从王韬所言“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6]可看出，当时对“政”有所反省的人们还不曾对“教”有所反省。而中国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的，对“政”的反省必致引出对“教”的批判，而这则是在时势的催逼下国人所作文化反省的更深层次。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径直以“伪经”相称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崇奉的儒家经典（所谓“古文经”），在《孔子改制考》中又借孔子改制来为他所筹划的政治维新张目，从而将政治变革和“教”的变革相联系，将文化反省引入到“教”的层面。然而此时他对“教”的反省，终是为其政论做文饰的。真正从文化的价值层面较早对“教”进行反省的是严复。严复所做的不无偏颇的文化批判是富于颠覆性的，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7]，并明确提出其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8]

由“技”而“政”、由“政”而“教”的文化反省，一步步逼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这是我们中国人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所做的一种渐次深入的自我批判。与救亡图强祈向下民族出路的一次次抉择相应，中西文化之辨下的文化思考亦一步步走向深入。然而，历史的道路要曲折得多，当中国还不曾真正步入近代，西方的某些先觉者已经开始了对以西方为典型代表的近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中国再次陷入时代脱序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