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卢斯 桃子剧场

清晨的太阳早早地撬开了我的眼皮。休伊特裹着粉红色的浴袍睡在乘客座上，一件T恤盖着他的脸。JD靠着方向盘打瞌睡。阿普丽尔占了后排座位，就在我身后。她已经醒了，“太好了，你起来了。我得让人看看这个。”

她把平板电脑递给我。我用仍然带着烟味的袖子擦去眼中的睡意，这气味令人皱眉。我仔细看着平板电脑，然后抬起头，“每一家旅馆？”

“每一家旅馆。”

“整个城市？”

“整个州。”

我又闭上了眼睛，“还没找到炸弹？”

“还没有。炸弹小组还没查完一半地方。”

“他们计划查完所有的地方？他们还没有抓到什么人，或者找到什么东西，让他们相信这是个恶作剧？”

“你要看看这篇文章吗？”

“不了。”我把平板电脑还给她，“这会让我紧张。可怕的恶作剧。我需要睡眠。我们都需要睡眠，然后我们需要为今晚的演出做好准备。”

我、阿普丽尔和JD花掉一部分每日津贴，到旅馆附近一家小餐馆吃早餐，休伊特还在车里打瞌睡。餐馆里面挤满了昏昏欲睡的人，有些人我之前在停车场里见过。我把糖倒进又酸又淡的咖啡里，总算让它变成勉强能喝的东西。

我们安排了一个午间电台广播节目，但他们还不允许我们回旅馆房间，我闻起来仍然像是那个播客主持人的烟灰缸。我在餐馆洗手间里用纸巾尽可能地把自己擦干净，把头发上凝固结块的洗发露刮掉，但我对这身衣服无能为力。

“卢斯，那是电台节目，”当我回到桌边时，JD说，“没人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

他躲开我朝他扔过去的黄色小包甜味剂。

我讨厌在超级沃利购物，讨厌他们压低价格挤垮当地商家，讨厌他们使用自动结账解雇收银员。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超级沃利似乎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于是我跑着穿过停车场，去那里买了干净的牛仔裤和背心，希望休伊特醒来后也能这么做，但我不打算跟他说。有一次我建议他演出时换件衣服，结果他穿了条摔跤用的丁字裤出场。

他为什么会带着摔跤丁字裤？我们私下猜测过，但不打算直接问他——最好装作不为所动，免得反而鼓励到他。如今他从包里拿出任何东西都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但如果我让他买些衣服换掉浴袍，他可能还会搞来连体内衣和兔子拖鞋。

我们回到车上时，看到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条牛仔裤，还有他昨天晚上脱掉的那件带乐队标志的上衣，我松了一口气。他还没拿到吉他，所以他本来可以不参加电台宣传，但我很感激他愿意做出努力。

电台节目照常进行。吉他、贝斯，一个倒过来的塑料垃圾桶当鼓，全都塞进了一个移动厕所大小的空间。有一首老歌叫《消失的恐惧》，里面有句歌词是关于在电台演播室里，如何小心控制吉他琴颈的角度的。当我们努力不要戳到对方的眼睛时，那首歌总是浮现在我脑海中。

“《血与钻》是一首自传式的歌曲吗？”我们演奏这首歌之后，主持人问道。

“不是。”总之，只能怪他问的是个只能肯定或否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得到开放式答案，就问个开放式问题。如果他问“那首歌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也许我就能告诉他一些事。阿普丽尔和JD交换了一个好笑的眼神，我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回避了私人问题，就像他们前一天晚上说的那样。我没打算守口如瓶，只是觉得这并不重要。

主持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耸耸肩向我表示歉意——节目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回答了关于当晚演出、巡演、专辑、热门歌曲的问题，甚至把这次旅馆恐慌事件变成了更轻松的趣闻轶事。我们向几位幸运听众赠送了门票，惊讶地看到了（不是第一次）真实的参与者们打爆真实的电话线争取门票的画面。主持人把他的平板电脑递给我，表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应也一样。

我还没有习惯红起来。在七个月的步履维艰之后，我们近二十二个晚上的十七场演出门票，都是完全售罄或基本售罄。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一段视频出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一个专题节目放在超级流媒体上，然后突然之间，我们从开端直接跳到了高潮。《血与钻》甚至不是我最好的歌曲。平淡无奇的日常细节都很现实，宣传、开车、粗陋的食物、肮脏的俱乐部洗手间，以及舞台时间，但竟然有人在倾听这些细节，这仍然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

下午两点，他们终于让我们回到旅馆，否则我马上就要从恐慌发展到高度恐慌了。阿普丽尔已经开始在网上搜索当地商店了，看看我们能到哪儿给休伊特买或租一把新吉他，我试着不去想必须回超级沃利买化妆品和适合舞台的服装的事。旅馆的人完全没提到粉红色的房间，我怀疑要么炸弹小组根本没去我们的房间，要么他们接到的命令是，除了他们要找的东西，忽略其他的一切。合情合理。没人愿意进入并不欢迎访客的旅馆房间。

“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以防再发生这种事情。”阿普丽尔一下子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她有个习惯是把所有的衣服都从包里拿出来，放进衣柜和衣橱里，即使我们只在城里住一晚。她说这能让她减少一些漂泊不定的感觉。

“这种事情不可能连续发生两次，对吗？”我扒拉着自己乱七八糟塞满舞台服装的行李袋，寻找我想穿的衣服。没多少选择。我们一般会在周一去自助洗衣店，但我那天一直忙着为今晚的演出做宣传，而乐队一直忙着“改造房间”。原本计划改到今天，但我们没想到会被锁在旅馆外面。

阿普丽尔开始轻轻打鼾，我也忍不住想打个盹儿。我设置了手机闹钟，然后闭上眼睛。似乎刚过了两秒钟，我就被手机铃声吵醒。阿普丽尔正在吹头。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不靠闹钟醒过来的，不管我们多么缺少睡眠。我跟她一样洗了个幸福的、没有被打断的澡。

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带走，决定不要这样做，然后又觉得还是该带走，然后再次反悔。有人连续两个晚上玩同一套把戏的概率有多大？我把现场演出需要的东西放进背包里，留下了那个大一点儿的行李袋，以表明我的观点。

我们和男人们在停车场见面。我把巡回手册交给休伊特，他把地址输入面包车的GPS以确定路线。巡回演出的最初几天，那些家伙曾嘲笑我坚持要打印一份行程安排，直到有一天下午，大家的手机都瘫痪了，但我仍然知道我们要去哪儿。那天我们停下来想买一份实物地图。“如今早就没人卖这种东西了。”便利店店员说。那之后再没人嘲笑我的手册了，我喜欢在地图的空白处写备注。在一个地区的限制范围内度过整个童年，这使我迷上了地图，以及它们能告诉我的一切。

我们开车经过一个漂亮的小商业区，这里到处都是精品店和餐厅，随后我们离开宽阔的街道，驶入一条窄路。

“停车。”我已经在开车门了，“停，停，停下。”

休伊特猛踩刹车，我跳了出去。桃子剧场，我们的目的地，上方有块老式大招牌。一块写着我的名字的老式招牌。今晚：卢斯·坎农。我在黑板上和海报上见过自己的名字，但以前从未在招牌上见到过。

一年前，我刚出道时列了张清单，记下自己希望在音乐生涯中完成的所有目标。其实是两张清单：一张是我能控制的事情，另一张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在第一张清单上列出的项目类似于“学习怎样把主音吉他弹得更好”。第二张列的项目则比较缥缈：我希望担纲演出的俱乐部和剧场；我希望在舞台上合作的人。我从未想过要加上“我的名字出现在大招牌上”，一有机会打开日记本，我就会写上这条，然后开心地划掉表示已完成。

“这个好酷！”我其实不是在跟哪个人说话，我掏出手机迅速拍了张照片。

一辆汽车在我们的面包车后面按喇叭，我挥手让乐队继续往前开，“我等下到里面去找你们。”

休伊特拿着我的巡演手册，他能看到那条“装卸口在俱乐部后面”的备注。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用来欣赏我的名字被灯光围绕的样子。

一位女士在马路对面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走向公园。

我指着标志牌，“那是我的名字！”

她微笑着向我竖起大拇指。

这家剧场看起来曾经是个电影院。厂牌的公关团队已经把海报送来了，其中一张就贴在老式售票亭旁边那块花式灯泡展板上。我试了三扇门都是锁上的，最后才发现一扇开着的门，通往一个带酒吧的圆形大厅。一个身穿黑色T恤的人正在往啤酒冷却器里面加酒，身后有个巨大的桃子。我走进去时，他抬起头来。

“我是乐队的，”我在他开口询问之前介绍道，“你知道装卸口开没开吗？”

他点点头，我走进剧场。

难怪他们一直催我在这个城镇宣传推广。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中等规模的摇滚俱乐部演奏，但这是个真真正正的剧场，有座椅、有楼厅、有所有的一切。我们要在一家剧场担纲演出。我即将担纲演出。当然，只是在周二而不是周末，但这仍然是个进步。

我沿着通道往前走去。观众席的灯光亮着，展现着所有的细节：装饰艺术风格的壁灯，雕梁画栋的舞台。阿普丽尔带着一个巨大的乐器包费劲地从舞台侧翼爬上来，那是她的架子鼓硬件，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装上去、第一个卸下来的，和她一样高，比她重一倍。其他人跟在她后面，拿着她的鼓凳、她的镲包、她的低音鼓。每个人都在帮忙，但阿普丽尔总是自己拿最大的鼓包，这令她感到自豪。

我走向面包车。杰玛之前说过我不用帮忙装卸。“你可以扮演天后的角色。毕竟是你给我们发工资。”

也许我本可以习惯这种事，但这样会使我和一起演奏的那些人之间出现一种古怪的隔阂，即使他们属于“雇佣军”。我想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但总有些情况让我格格不入：个人宣传广播节目，他们的涂料探险。我本身也不愿意分享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我能做的只是搬自己的音乐装备，然后再帮他们。

杰玛离开后，我很高兴他们已经习惯了我随时介入各种事情，流程上没什么古怪变化。也许我偶尔会有某种特权，类似于“那是我的名字”，但说到底，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扮演天后。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开始安装。阿普丽尔把她的架子鼓组装好之后，另一位穿着桃子剧场制服的员工来到舞台上和我们一块儿干了起来。他把架子鼓的麦克风和支架从一个凹室里拉出来，开始纠结它们的位置。

“嗨——我是卢斯。”我在他暂时停下来时开口说。第一步：如果某个人负责让你的音乐听起来更棒，一定要对他们表示友好。

“埃里克·席尔瓦。叫我席尔瓦吧。我很期待这次演出。最近几周我们一直在家里播放你的作品，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声音。”

我在心里给他加分。我一般根据音响师的态度就能知道这场演出效果如何。有些人不欢迎我们，也许他们更喜欢另一种曲风，或者单纯看不上年轻女歌手，他们不会跟我介绍自己的名字，而在我进行自我介绍时，他们只是嘟囔两句、点点头，或者接着干自己的事情。那些家伙有问题只会去找JD或休伊特，居高临下地对我和阿普丽尔说话，或者根本不跟我们说话。我已经学会了把自我介绍当作一个简单的测试。

灯光室里有人正在反复切换各种颜色和位置，投下绚丽多彩的灯光，时不时令我们眼花缭乱。我们调试时席尔瓦一直在乐队周围转悠，放置麦克风，调整监听器角度。他没有问我们任何关于乐队构成的问题，或者我们想把监听器放在哪儿，我意识到他已经认真研究过了我们的技术附加条款，据我所知，正是这一点使这个地方成为排名前1%的场馆。到舞台上来见我们的这个人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和偏好，我有一种预感，这将是一次很棒的演出。

试音很顺利。这家剧场的音响系统是我们这次巡演中最棒的，席尔瓦为我们提供的监听混音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这个剧场的音效听起来就像身处大教堂，饱满而温暖；坐满观众后听起来会更棒。席尔瓦调好所有的音量之后，我们问他还有没有时间让我们试试我周末写的一首新歌。

“当然，请便。”他说，“开门前你们还有两小时时间，晚餐很快就会送到休息室。如果你们需要我帮忙，就来找我。”

我在巡演刚开始的一段时间状态不佳，当时我还没有掌握好处理事情的节奏。我们在每场演出结束后开车去下一个城镇，半夜入住旅馆，我只能睡几个小时就又得开始宣传活动；其他人可以多睡几个小时，而我却得被杰玛拖去参加早间节目。我当时满脸憔悴，只能靠咖啡因让自己打起精神，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三个星期后，我请求杰玛改变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安排了新的时间表。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睡在演出的那个城镇，让我可以睡上一夜好觉。醒来后，去旅馆健身房、开车、试音、演奏、睡觉。如果我们必须在早上八点前参加六小时车程外的电台节目，就不能这样安排了，不过公关人员会把一些宣传活动从早间挪到午间，也会按照我的建议让其他人一起参加。

上周六，在试音和演出之间的几个小时里，我在整个巡演期间第一次坐下来写歌。开车时，我脑海中不知不觉涌现灵感。我的大部分灵感都产生于手握方向盘的时候，那条路的节奏让我的大脑自由徜徉。

灵感的种子来源于我在路上看到的一处涂鸦。标语牌上潦草地写着“别再去想”，就在城镇名称、市长姓名和人口数目下面。别再去想什么？我琢磨着，这首歌就此浮现在我脑海中，一首关于孤僻和恐惧的冥想曲，简洁有力。我在周日早上把它写了出来，给面包车里那些家伙听，那天试音时我们试了一种编曲，我听着很满意。

两天后，它听起来不像周日时那么完美了，当时，新鲜感掩盖了这首歌的粗糙之处。巡演进行到这个时候，我基本已经不再犹豫要不要告诉乐队该怎么做。最初，我就算感觉不对也不愿跟他们说。

“要告诉我们，”阿普丽尔注意到这一点时对我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你的音乐更好听。”

“但你们更有经验，你们都是很棒的音乐人。也许错的是我？”

“这是你的歌，对吧？我们可以提出建议，但你有最终决定权。我们都希望忙完这一天音乐听起来更棒，对吧？如果你开心的话，我们的音乐听起来就会更美妙。”

接下来几个月我一直朝这方面努力。如果我觉得有人跑调，或者架子鼓加花喧宾夺主，我就会鼓起勇气说出来。

“JD，你和阿普丽尔等到第二节再加入怎么样？”我现在会问，“开头需要有一点儿呼吸空间。”

我们试了试新的演奏方式。我又稍微调整了一下，把一个和弦改成它的关系小调，给这首歌带来一丝恰如其分的深沉色彩。

“我觉得可以了。”第四遍之后我宣布。歌词还是不太对劲，但在我们录音之前没什么是板上钉钉的。

“谢天谢地，”休伊特说，“我饿得想吃掉自己的胳膊。”

“你懒得吃早餐可不是我们的错。”阿普丽尔说，“听起来不错，卢斯。”

我对她咧嘴一笑，“你们觉得我们能把这首歌塞进今晚的曲目列表吗？”

“如果你觉得我们不会搞砸的话。”JD把贝斯靠在音箱上，按下待机开关。

“你介意我再弹一会儿吗？”我对着麦克风问道。

“没问题。开场乐队还没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席尔瓦通过监听系统回答我，“你们需要我留在这里吗？”

“不用，谢谢。一切听起来都很完美。”

所有人都离开去吃晚餐了，我又逗留了几分钟。不是因为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而是因为我想在这个美丽的舞台上独处片刻。观众席的灯光再次亮起，我望向那一片空荡荡的座位、两条长长的过道，以及优雅的楼厅。我翻唱了当年在街头唱过的一首歌，感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多么丰润洪亮，我的吉他充满力量。音乐填满了这个空间，就像液体或气体一样，涌向最远的角落。我属于这里。

我的手机响了，是阿普丽尔发来的信息。来看看这间休息室。

我走进去的那一瞬间就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发信息给我。这个房间比我们这次巡演中曾经挤进去的任何一间休息室都大。沙发有点儿破旧，但看起来没有后台常见的那种生物危害现场糟糕。角落里有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仿佛在保证让我们具备电影明星一般的魅力。墙上贴着各种乐队贴纸和8英寸×10英寸的黑白照片，有新有旧。

“这可吓不住我。”休伊特指着一张约翰尼·卡什[1]的签名照片说。他在开玩笑。我从未见过任何剧场或任何情况令他心生畏怯。他是个真真正正的主音吉他手，充满了主音吉他手的自信。

“那是洗手间吗？我们有自己的洗手间？”我问。在大多数俱乐部里，我们只能和一到三个其他乐队共用一间休息室，所以除了公共洗手间没有别的地方能换演出服，公共洗手间的标准配置：两个厕所隔间——一个堵住了，另一个没准儿；没有卫生纸；涂鸦比墙壁还多；对着有裂缝的镜子化妆；所有物品的表面看起来都得戴手套去碰才安全。而这个洗手间干净到发光，虽然还是太小，换衣服不太方便。

“吃点儿东西。”每隔一段时间，阿普丽尔会试着暂时进入杰玛的管理角色。不会太久，也就是说，不足以让她放弃把旅馆房间涂成粉红色，但至少足以告诉我记得吃晚餐。

我看了看摆在桌上的食物，他们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附加条款。很多地方无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提供比萨和麦当劳，或者直接把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买晚餐。我倒是不介意自己买晚餐这个选项——让我们有机会找家当地餐馆，稍微看看这个新城市。

在那个糟糕的夜晚之后，茶几上的电热水壶、润喉健康茶、蜂蜜和柠檬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对其他人来说，别的茶和咖啡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都觉得润喉茶的味道就像腐烂的甘草。蔬菜和鹰嘴豆，冷切肉，还有我们之中不唱歌的人可以吃的奶酪。我给自己装了一盘食物，开始泡茶，盖上一个带缺口的茶碟让它泡得更浓一点儿，然后坐在沙发上吃东西。

“演出门票已经售空。”阿普丽尔说，“我和外面的灯光技术员谈过了。场地超级棒。”

“太好了。”

“如果顺利的话，也许厂牌能让我们接下来的巡演都在这样的剧场里举办。我会习惯的。要是我们没有因为在旅馆房间里乱涂乱画而被全体解雇的话。”

也许那是我能听到的最接近道歉的话。

有人在匆匆忙忙敲门。

“听起来不错——”我刚开口，席尔瓦就走了进来，这半句话戛然而止。

他看上去心烦意乱的。

他向我们挥舞手机，“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来到俱乐部之后还没看过新闻网站。

“又是旅馆吗？”JD问。

席尔瓦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哦，天哪。”我们都转头去看阿普丽尔。她刚拿出平板电脑，脸色变得苍白。

她把平板电脑转向我们。

注释

[1]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1932—2003），美国乡村音乐创作型男歌手，被称为当代“美国草根精神”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