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及其批判
一 亚当·斯密的利润率下降理论
亚当·斯密对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五个论点。
论点一：资本间竞争引起商品价格下降，价格下降的损失会在利润和工资间分担，地租不受影响。亚当·斯密认为按商品价格出售所得的收入需要在地租、工资和利润间分配。“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作利润。”[3]随着资本积累，资本增加进而使得商品生产的增加，交换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将使得商品价格下降。“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售量超过了它的有效需求，这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那些愿支付这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其中一部分必须售给出价较低的人。这一部分价格的低落，必使全体价格随着低落。”[4]由于农业资本家在与地主签订租地合同前已经考虑到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因此地租不受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商品价格下降的损失会在利润和工资间分担。“商品市价偶然和一时的变动，主要对价格中工资部分和利润部分发生影响，而对其中地租部分则影响不大。用货币确定了的地租，无论就比率说或就价值说，绝不受其影响。……在议定租佃条件时，地主和农业经营者都尽他们所知，竭力使地租率适合于生产物的平均价格，而不适合于其临时价格。”[5]通过这样的论证，亚当·斯密将地主阶级排除在了分析利润率下降原因的视野之外，聚焦于资本与资本间、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关系上。
论点二：资本间竞争导致可雇佣劳动数量的短缺，进而使得工资提高、利润下降。[6]亚当·斯密指出：“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7]亚当·斯密在后续对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分析中突出强调劳动需求变化对劳动货币价格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与之相反，大卫·李嘉图突出强调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对劳动货币价格的影响，这一分歧点使得两人对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亚当·斯密从资本间竞争导致可雇佣劳动力数量的短缺，进而工资的提高中寻找利润下降的原因。“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维持和雇佣比他们前一年所雇佣的多的劳动者，而这些超过通常需要的劳动者，未必都能雇到，于是，要雇佣更多劳动者的雇主，便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8]资本间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不仅对于某个行业，而且对于全社会都具有解释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末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9]通过这样的论证，亚当·斯密将利润率下降的深层原因归结于资本间的竞争，进而将利润率下降这种现象归结为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
论点三：利润率的下降伴随着利润量的增多，随着利润量的增多，资本不断积累，资本间竞争加剧，利润率下降成为一种自我强化的规律。既然资本间的竞争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那么如何解释利润率能够持续下降呢？亚当·斯密认为利润率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利润量的降低，考虑到资本规模的扩大，相对较低的利润率也能够产生相对较多的利润量。“利润尽管减低，资本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加迅速。就此点说，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都一样。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高利润的小资本，一般增加得更为迅速。”[10]在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获得足够的利润，不得不加快资本积累，使得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资本的增加引起资本间的竞争加剧，进而使得利润率下降，直至“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11]。
论点四：利润率下降引起利息率下降，鼓励人们从事实业，因此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亚当·斯密认为利息率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利润率下降将引起利息率下降，这不利于放高利贷者，鼓励拥有财富者直接将财富投入生产。“在财富已达到极度、而且用在各种行业上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国家，普通纯利润率便很低，因而这种利润所能担负的普通市场利息率也很低；这样，除大富豪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几乎一切人都得成为实业家，都有从事某种产业的必要……一个无所事事的游惰者，厕身实业家中间，正如一个文官厕身军队中间一样，会感到很尴尬，甚至会受到轻视。”[12]马克思对此评论道：“亚·斯密却欣赏利润率下降。在他看来，荷兰是一个模范的国家。亚·斯密指出，利润率下降，迫使除了最大的资本家以外的大多数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用到生产上去，而不是靠利息过活，因而对生产是一种刺激。”[13]
论点五：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引起物价的降低，因而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产品竞争力。亚当·斯密指出，相对于高利润，高工资对物价提升的影响较小。“高利润抬高生产物价格的倾向，比高工资大得多……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恰如单利对债额累积的作用。利润增高的作用，却象复利一样。”[14]因此，随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在许多商品的价格上，以低的利润弥补高的劳动工资，这样它们的商品，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15]，这既有利于提高普通大众生活质量又有利于保持商品的竞争能力。
二 亚当·斯密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批判
通过以上对亚当·斯密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检视，可知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资本竞争加剧能够使得商品价格长久下降吗？资本竞争加剧可以持久提高工资吗？资本间竞争能够作为解释利润率长期下降的逻辑起点吗？
（一）资本竞争加剧不会使得商品价格长久下降
斯密对于利润率长期下降原因错误解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其劳动价值论的二元论。一方面，斯密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商品价值的源泉，物化于商品的耗费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以交换价值的方式通过价格表现。另一方面，在这里斯密又认为随着资本增加和竞争加剧，商品会持续供过于求，使商品价格长久下降。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商品价格的长期变动并非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
李嘉图作为劳动价值论坚定的拥护者，显然不同意斯密的后一种论点。李嘉图借助于萨伊定律，从资本积累不会导致商品普遍过剩的角度对斯密进行了驳斥：“但是萨伊先生曾经非常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本都不会不得到使用。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我们不能认为他会总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具有的目的——占有他种商品——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为有利。因此，他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16]在李嘉图看来，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需求只受生产的限制，“其所积累的资本无论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17]，因此资本积累不会面临供过于求、需求不足的困难，以致商品价格长久下降。
事实上，萨伊定律——供给自动产生需求，需求只受生产限制，不会发生普遍供过于求的危机——只适用于直接的产品交换。随着直接的产品交换转变为商品流通以及货币的产生和发展，相对生产过剩就具备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其一，商品流通中蕴含着相对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这是由于，一方面，在商品流通中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8]；另一方面，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的让渡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成为可能。其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相对生产过剩的基础。随着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商品关系一般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化。[19]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了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根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把劳动力“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通过“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而工人则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同时个人消费被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范围内。[20]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之决定的分配关系，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在资本家一方是“财富的积累”，在雇佣工人一方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1]。由于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而非绝对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扩张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之决定的分配关系就构成了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根基。[22]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扩张为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打破了封建社会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率先改进生产方法；其他资本家争相效仿，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先后采取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种生产形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本可以作为更好满足劳动者生活需要的手段，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的限制，它反而成了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23]
由此，对于李嘉图以萨伊定律为基础指出资本积累不会发生供过于求的观点，马克思批判道：“第一，李嘉图没有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资本家和工人彼此对立，而且［产业］资本家、工人、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从国家领取固定收入的人等等，都彼此对立；在这里，商品价格的下降，使产业资本家和工人双方都受到打击，而对其他阶级却有利。第二，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以随便什么样的规模进行都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不得不采取与直接的需求无关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那样一种规模。李嘉图求助于萨伊的荒谬的前提，似乎资本家进行生产不是为了利润，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直接为了消费，为了使用价值——为了他自己的消费。李嘉图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工人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利润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工人所能提出的需求小于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而相对说来，这种需求越小，利润就越大。资本家彼此提出的需求同样是不够的。生产过剩不会引起利润的持续下降，但是它经过一定时期会不断重复。随着生产过剩，就出现生产不足等等。生产过剩的起因恰好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24]
笔者认为，斯密所谓资本竞争加剧使得商品价格长久下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它违背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他驳斥斯密观点所使用的理论依据——萨伊定律却是错误的。事实上，商品相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反驳斯密说，资本的积累不会使商品的价值规定发生变动，这一论据在理论上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李嘉图企图用一个国家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这一点来反驳斯密，这就大错特错了。李嘉图否认资本过多的可能性，但在他以后的时期，这种可能性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上已经成为公认的原理了。”[25]
（二）资本竞争加剧不可以持久提高工资
按照斯密的论证逻辑，资本的积累使得资本的增加超过人口的增长，以至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持久地大于劳动的供给，使得工人工资不断提高。李嘉图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基础对此提出了疑问。马尔萨斯认为存在两条不言自明的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26]由于生活资料按照算术比率增加，人口按照几何比率增长，后者总是超过前者，因此过剩人口永远存在，是一切社会共有的、永恒的人口规律。根据这一理论，人口数量单纯取决于食物的数量。李嘉图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资本积累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我看来，马尔萨斯先生未免过分地认为人口只是由于先有了食物才增加的。……他没有考虑到使人口普遍增加的是资本的增加以及因之而来的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工资的上涨。”[27]李嘉图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两个范畴区别开来，他用劳动供给的变化说明工资的波动。“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景况是繁荣而幸福的，能够得到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享受品……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上去，有时的确还会由于一种反作用而降到这一价格以下。”[28]李嘉图将劳动供给等同于人口供给，认为劳动供给既受到食物供给的硬性约束，又受到资本对劳动需求的柔性调节。基于此，李嘉图反对斯密关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能持久地大于劳动供给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提高，是由于人口增加以前基金的增加所引起的”[29]。
对于马尔萨斯所认为的自然人口规律，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30]对于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指出，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强化对雇佣工人的规训、弱化雇佣劳动对资本积累的制约，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会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形成。“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31]在马克思看来，调节劳动力供给水平的，不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认为的自然人口，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原因不是食物供给短缺，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样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就有了具体的历史规定，揭示出相对过剩人口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32]
笔者认为，斯密所谓资本对劳动的需求能持久地大于劳动供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李嘉图批判斯密所依据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也是错误的。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之所以不能持久地大于劳动力供给，根源在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及其对劳动力供给的调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彩地描述了资本对劳动力供给调节的情形：“1849年至1859年间……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工资提高……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像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增加，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到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的程度。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33]
（三）资本竞争不能作为解释利润率长期下降的逻辑起点
由资本积累引起的资本间竞争加剧是斯密解释利润率长期下降原因的逻辑起点。李嘉图和马克思则认为利润率长期下降规律的形成离不开资本间竞争作用的发挥，但是不能把后者作为解释前者的原因。“亚当·斯密用资本之间的竞争来解释利润率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下降。李嘉图反对他的这个论点，认为竞争虽然能够使不同行业的利润化为平均水平，能够把利润率拉平，但是不能压低这个平均率本身。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的趋势只有在竞争中，即在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中，才能得到实现，就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按照他对这一论点的理解，似乎竞争把一些外部的、从外面引进的、不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强加给资本。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的论点是错误的。”[34]
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间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基本维度，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35]。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界定了资本竞争的实质，他认为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它的内在本性以许多资本彼此间相互作用的形式表现，所以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36]。基于这一判断，马克思阐明了竞争的作用。一方面，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产生的竞争与压力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各种偏离在资本间的竞争中得以相互抵消，竞争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贯彻自己的手段。“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因此，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即使是最初步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37]另一方面，竞争的作用限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执行者的角色上，不能用它来解释这些规律。“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所以，无限制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38]
因此，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执行者，而非创立者，不能用竞争来解释规律。“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因此，单纯用竞争来解释这些规律，那就是承认不懂得这些规律。”[39]
亚当·斯密不懂得这些规律，他以资本间的竞争为逻辑起点解释经济规律，就不可避免地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与资本的外部运动，将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视为经济规律本身，进而颠倒了利润率下降与竞争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因为在竞争中一切都以假象出现，也就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受竞争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40]。首先，资本间的竞争无法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大小。资本家间的竞争以同一个生产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为前提，竞争的结果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获得一般利润率的价格出售商品。因此，一般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41]。其次，一般利润率下降加剧了资本间的竞争。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由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引起，对于社会总资本和地位已经巩固的大资本家，这种下降可以“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但是对于新的、不具备这种补偿条件的、独立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则必须通过竞争去“争得这种条件”[42]。因此，“是利润率的下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43]，而不是存在于竞争当事人的意识中，并被亚当·斯密以颠倒的形式理论化的关系——资本间竞争引起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
笔者认为，限于竞争只能贯彻经济规律、不能创造经济规律的作用，不能用资本间的竞争来解释利润率长期下降。部门内资本间的竞争使得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部门间资本间的竞争使得利润率平均化，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不能说是资本间的竞争引起了利润率下降。事实上，在资本间竞争展开之前利润率已经具备了下降的可能性，竞争的作用在于使这一可能性以强制性规律的形式得以实现。“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竞争之前，并且不管竞争如何，利润率已普遍地、不断地、以作为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下降的情况下，竞争才能够不断地压低一切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