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 国内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有学者通过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介绍了齐美尔的一些社会学思想，稍后，部分老一辈社会学家在自己的相关著述中陆续对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初步评述[6]。不过，更多系统与深入的探讨还是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哲学译丛》于1987年第6期刊登了狄塞的《齐美尔的艺术哲学》以来，齐美尔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特别是1990年以后，国内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教材已经不能绕开齐美尔，一批关于齐美尔著作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述开始出现。翻译过来的齐美尔作品主要有：《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1991）、《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2000）、《时尚的哲学》（2001）、《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2002）、《货币哲学》（2002）、《宗教社会学》（2003）、《现代人与宗教》（第二版）（2003）、《生命直观》（2003）、《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2006）、《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2006）、《哲学的主要问题》（2006）等。国内关于齐美尔的著作中，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有多处讨论了齐美尔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并将齐美尔的审美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做了对比。成伯清撰写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1999）是国内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齐美尔的专著，涉及齐美尔的生平、研究方法、主要的研究领域及其影响，具有较强的启迪作用。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2006）除了论及齐美尔的货币文化论和审美艺术观，重点突出了齐美尔的女权主义与宗教思想。杨向荣的《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2009）着重探讨了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强调了距离这一关键因素。赵岚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2015）通过现代日常生活的相关议题展示了齐美尔丰富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杨向荣的《文化、现代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2017）深入分析了齐美尔的现代性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张丹的《齐美尔艺术思想的多重面貌：从艺术哲学到艺术社会学》（2019）从多个层面考察了齐美尔的艺术思想。另外还有一些关于齐美尔研究的学位论文，高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学方面。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论方面的专著，有关此议题的探讨散见于各种著作、论文和演讲中，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齐美尔的社会观

国内关于齐美尔的社会观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教材中，比如贾春增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侯钧生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周晓虹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等。社会学史上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争论比比皆是，主要体现为社会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对象之争的逻辑基础或“本体论预设”乃是社会观，它涉及对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看法和认定。周晓虹认为，唯实论的代表有孔德（A.Comte）、涂尔干，唯名论的代表则是塔德（G.Tarde）和韦伯，而齐美尔是斯宾塞（H.Spencer）之后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又一调和者。“在齐美尔眼中，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既是现实的又不是现实的。社会是现实的，但这种现实性脱离不了个人间的互动；个人也是现实的，但现实的个人又总是经过社会化的。一句话，社会与个人及它们的现实性，就存在于两者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动之中。”[7]国内学者关于齐美尔社会观的讨论中，周晓虹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也有学者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从社会互动如何形成社会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8]。姚德薇认为齐美尔的社会观不是一种对唯名论与唯实论的简单调和，在齐美尔那里，“个人和社会不再是权重的两极，而是被赋予参与理解和过程性互动的品质”[9]。成伯清指出，齐美尔的观点带有一定社会建构主义的成分，因为他分别强调了科学研究是一种对社会的重构，以及社会生活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10]。郑作彧以相互作用和形式之间的关联为主题，指出齐美尔将社会视为一种通过元素的相互作用，而突现成具有自身特质的形式。相互作用与形式之间的环节即是突现。“齐美尔不认为人是构成社会的元素，不将社会视作由底层的人突现出高层的社会的垂直层次，而是将人与社会都视作是一种突现出来的形式。”因此齐美尔的突现论可以称为“水平型的突现论”。[11]张巍卓认为，齐美尔不是要把社会视为一个本质或实体，而是意图打造一个棱镜，交给在社会之中的观察者，让他直观社会之中存在的一切现象。“社会化”对于社会而言既不是社会的原因，也不是社会的结果，而是社会的存在本身。社会学就是研究人的社会存在的学问。齐美尔的社会观实质上是他注重生命个体价值的文化伦理观的反映，这与滕尼斯（F.Tonnies）强调共同体意义的社会伦理观截然不同。[12]

（二）齐美尔现代性研究的切入点

刘小枫、成伯清、王小章、陈戎女和杨向荣等都吸收了弗里斯比的观点，认为齐美尔是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比如王小章认为齐美尔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和文化机体中作为现代生活之最直接的承载者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心性结构[13]。杨向荣与刘永利认为，在齐美尔那里，现代社会的生活已经裂变成了一个个细小的碎片，而齐美尔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浸染着现代个体生存图景的生活碎片[14]。吉砚茹指出，齐美尔将社会学确立为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探究现代个体如何与周遭世界产生联系并由此构建自我。面对现代世界外在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感受，齐美尔提出一种介于康德与歌德之间的生命学说，使个体能从自身生命的根基生长出与世界的深刻关联，在生命直观之中达成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和解。[15]对于齐美尔实现其研究目标的切入点，刘小枫的看法是“齐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描述现代社会的质态，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和论述方式，这取决于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家的观察点和设问。齐美尔的文化社会学方法及其概念，是心理主义的，即从感觉层面来分析社会形态”[16]。杨向荣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对于齐美尔，“现代性分析的入口就不能是那些宏观的社会系统或者社会制度，而在于社会现实的内在细微处，在于那些被看作是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瞬间景观，或者说是快照”[17]。成伯清则指出，齐美尔将人类活动视为“微观-分子过程”，这些过程持续地将人们联系起来，也只有通过“心理显微技术”（psychological microscopy）才能够透视。学者们还比较强调齐美尔从碎片到总体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的可行性来源于齐美尔对碎片和总体之间关系的确认：一方面碎片是总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一个碎片能够折射出社会的总体性意义。

（三）齐美尔的研究选题

国内学者对齐美尔涉及的选题做了一些探讨和介绍。苗春凤、张亮对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及个人生存的原子化和碎片化、客观文化、个人生存的悲剧感做了分析。于明晖与孙沛东分别对齐美尔关于时尚的研究进行了探讨，涉及时尚的概念、发生、社会功能、群体的心理特征和“阶级分野论”等[18][19]。郑炘通过齐美尔1896年发表的《柏林贸易博览会》一文，介绍了齐美尔对建筑暂时性、持久性（permanence）、持存性（durableness）、纪念性风格等方面的研究[20]。张应祥探讨了齐美尔对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方面的研究[21]。叶涯剑对齐美尔有关空间方面的研究做了介绍：齐美尔将空间与社会分化结合起来，认为空间的社会属性要高于其自然属性[22]。司武林与陈巧云分别就齐美尔将宗教和宗教性区别开来和现代社会应该挖掘人内心的宗教虔敬做出了分析[23][24]。余建华与张登国就齐美尔从社会距离来分析外来人的社会属性进行了探讨[25]。王利平、陈嘉涛比较深入地分析了齐美尔关于个性问题的论述。[26]成伯清介绍过齐美尔关于情感和秘密方面的研究内容，陈戎女和刘小枫则探讨了齐美尔著作中的女性方面的思想。事实上，国内翻译出版的《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时尚的哲学》《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宗教社会学》《生命直观》《货币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等齐美尔的专著或论文选编，基本上涵盖了齐美尔主要的研究论题。

（四）齐美尔的方法论与审美取向

成伯清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一书是国内齐美尔研究的拓荒之作，其中有一章专门探讨齐美尔社会学的研究纲领，涉及“社会学作为一种视角”，“社会学的问题领域”，“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他认为，齐美尔强调使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历史科学区别开来的不是研究主题，而是研究方法，即特定的抽象方式。“社会学是一种新方法，一种研究手段，一种研究探索所有这些学科主题的新途径。”[27]成伯清还专门著文讨论了齐美尔方法论的特征，指出齐美尔的方法是通过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原则的本质直观，从而获得另外一种社会研究的“精确性”，而这样一种方法却长期不被学术界主流所理解与接受[28]。李凌静认为，齐美尔的价值论提供了理解其社会研究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基础。和价值的客观性一样，真理的客观性也体现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齐美尔强调认知活动不是对“客观实在”的“世界”的复制，而是主体对作为世界之表象的认知对象的“直觉再创造”。在关系主义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体现特定关系形态的统一体，认知即意味着对不同关系形态的把握，由此，“关系”（relation）和“形式”（form）成为齐美尔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29]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审美主义或者说艺术在齐美尔社会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刘小枫1998年出版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的第四章论述了审美主义与现代性，在对凡俗化（所有意趣、思想和诉求之此岸性的超常高涨）、主体感性论述的基础上，指出“审美性是为了个体生命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的此岸的支撑”，刘小枫进而认为齐美尔的“审美性是一种可称之为心理主义、个体主义或内在性的心性品质，审美主义、心理主义或主体感性论是同一个东西”。“西美尔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喻为一件艺术品。”[30]刘小枫将齐美尔的方法称为社会感觉学（社会审美学）的方法。刘小枫的分析凸显了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以及其形成的凡俗化与个人主体性高涨的背景，但却没有就齐美尔这种方法的应用模式做进一步的深究。

杨向荣认为，在宗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美学的诸多思维方式中，齐美尔最感兴趣的是美学的维度。另外，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关注人的生命感觉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这些碎片如何具有现代性，如何是社会化的碎片，都与个体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生命感觉相关，而这种生命感觉意义上的总体性似乎只有通过审美的方式才能从生活碎片中整合出来。在杨向荣看来，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的体验方式的解说，齐美尔将社会视为一件艺术品，比喻成几何学的对象，这就突出了齐美尔对于社会形式研究的美学起源。除此之外，杨向荣还认为齐美尔钟爱生活碎片，认为生活的碎片能够再现生活的内在意义的总体性[31]。而齐美尔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康德思想的一种转述[32]。杨向荣的论述道出了齐美尔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但是却并没有明确地用研究方法的视角对之加以深入分析。

刘悦笛认为，探讨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离不开“审美的视角”。他强调齐美尔除了把社会问题看作“伦理学问题”，还将其看作“美学问题”，而从美的动机出发有利于探索“完全不同的社会理想”[33]。王小章分析了齐美尔提出的“社会学美学”（sociologic al aesthetics）的概念，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审美已不再是一种专门的活动，而已经成为个体内在生活的基本要素[34]。樊宝英认为齐美尔的文化美学受惠于康德的美学，以及他对于现代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把握策略[35]。于明晖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性视域中的齐美尔文化美学》也将美学视为齐美尔诊断现代性的主要策略，重点分析的是齐美尔的文化美学[36]。袁敦卫在其博士论文《社交形式的变迁——论齐美尔的社会美学及其当代意义》中区分了齐美尔的社会美学（social aesthetics）和审美社会学（sociology of aesthetics），分析了社会美学的问题意识及其现代意义链。

（五）齐美尔的文本展现方式

齐美尔的写作方式，也可以说其研究成果（文本）呈现的方式非常有特色，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一些研究。刘小枫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雅明（W.Benjamin）和齐美尔都受到了波德莱尔（L.Baudelaire）的影响，本雅明的语言显得夸张、繁复、兜圈子，而齐美尔的语言则典雅、节制、有质感[37]。吴勇立、冯潇认为齐美尔采用的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论说文（essay，又译散文、随笔或小品文）写作方式，而齐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陌生人》等名篇就是论说文的典范[38]。李政亮认为在随笔式的谱系当中，齐美尔堪称第一人，其后则有布洛赫（E.Bloch）、本雅明、阿多诺（T.Adorno）等人[39]。袁敦卫在其博士论文中以一节（“齐美尔式风格：一种另类写作”）的篇幅来介绍齐美尔的写作风格，主要涉及齐美尔“不拘格套”的特性，指出其理论兴趣和讨论议题过于庞杂，如货币、时尚、冒险、首饰等是他的保留议题，有时卖淫、爱欲、调情等又会惊世骇俗地出现在关键性的论述之中；齐美尔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小品文形式出现，他不喜欢运用注释，并且大量运用类比论证。袁敦卫博士还就齐美尔写作风格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齐美尔事实上在把自己的写作方式当作一种反抗“大多数”、反抗“团体”、反抗“稳定”的冒险表态[40]。

齐美尔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广泛与深刻，时至今日齐美尔还是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尚方健与林之源认为齐美尔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G.Lukacs）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里吸收了物化的思想和从碎片看待社会整体性（与齐美尔看到的整体性不同）以及社会审美的理路，卢卡奇的《艺术哲学》《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都有齐美尔的痕迹[41]。而卢卡奇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针对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杨向荣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42]成伯清在其《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一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中讨论了齐美尔的影响和回应，将齐美尔与涂尔干和韦伯的研究方法做了对比，并对齐美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与影响做了一定介绍。陈戎女在《西美尔与现代性》一书的第一章，也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对齐美尔思想的传承与批判的概况。

二 国外研究现状

与齐美尔同时代的社会学巨擘涂尔干和韦伯虽然对齐美尔的才华与洞见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他的社会研究方法做出了负面评价。索罗金在其1928年出版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指责齐美尔的社会学“缺乏科学的方法，缺乏实验取向、定量调查”，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一种形而上学，一种科学方法的阙如”[43]。弗里斯比是当今英语世界齐美尔研究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与另一名重要学者波托莫尔合作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翻译成英文。其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及论文，包括《社会学的印象主义》《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及其后》等，对齐美尔的学术遗产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挖掘，将齐美尔视为社会学界“现代性研究的第一人”，描绘出一幅“社会学的游手好闲者”的形象，并且深入探讨了齐美尔社会研究中的审美维度，挖掘作为“社会学的印象主义者”的齐美尔的意蕴。[44]弗里斯比还于1994年主编了三卷本的《格奥尔格·齐美尔：批判性评价》（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ment），其中收录了齐美尔本人两篇文章和不同时期研究齐美尔的重要文献88篇。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成果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哈姆施泰特（Otthein Rammstedt）[45]主编的《齐美尔著作全集》共24册，耗时26年，已于2015年完成全部编纂和出版发行工作。这套全集不仅提供了齐美尔生前已发表的全部专著、论文和评论性文章，还包含了他的遗稿、信件、曾发表的匿名文章以及由他的学生所记录的课堂笔记，等等。以下分几个方面就国外关于齐美尔方法论的研究做一概述。

（一）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的称谓

国外的研究中，卢卡奇将齐美尔解读为“社会学的印象主义”（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以此来形容齐美尔的主观性和抽象性，认为齐美尔是个“真正的印象主义哲学家”，具有多元论-非系统的倾向（pluralistic-unsystematic tendency），同时还有从每一个简单的假定中获得绝对性的倾向。卢卡奇将印象主义视为一个过渡现象，类似于新古典主义尝试解读生活的永恒的意义[46]。卢卡奇将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类比为艺术，或者说是一种风格（style），这样一种解读被弗里斯比采纳，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齐美尔走出了学术的、理智的和科学的共同体，成为一名美学思想家（aesthetic thinker）[47]。蒂娜·魏施泰因和麦克·魏施泰因（Deena Weinstein and Michael A.Weinstein）于1993年出版的《后现代（化）的齐美尔》［Postmodern（ized）Simmel］一书中，直接用方法/风格（method/style）来称谓齐美尔的社会研究方法[48]。

戴维斯（Murray Davis）用艺术和美学这个隐喻，将齐美尔的社会研究方法凸显为一种“美学的欣赏（aesthetic comprehension）”，这种欣赏要运用“通过具体化来实现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through particularization）”的程序，这种程序不像归纳逻辑通过中间的步骤（intermediate steps）由特殊上升到一般，美学的欣赏通过顿悟（sudden leap）来跨越这一鸿沟（bridge this gap）[49]。这里戴维斯将齐美尔的研究方法称为“美学的欣赏”，和艺术的类比有一些相似。

弗里斯比在《社会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Sociology）一文中，认为针对齐美尔的研究方法，用“观察模式”（mode of observation）、“观点”（viewpoint）、“立场”（standpoint）、“研究倾向”（research tendency）这些词语表示是合适的，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method）一词用在齐美尔身上是个错误。可以看出，即便是弗里斯比在齐美尔研究方法的称谓上也存在困惑。

社会学印象主义、风格/艺术、美学的欣赏这些指代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的称谓，都与那种强调规范化、程序化、操作化的社会研究方法的主张有些格格不入。这是否意味着齐美尔研究方法的后现代特征使得其无法纳入主流的社会研究方法的分析框架？

（二）齐美尔的研究视角

齐美尔的建构主义、多元主义和关系主义研究视角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在相关著述中有所涉及。

雷文（Donald N.Levine，又译莱文或列文）在《齐美尔作为社会学元理论的来源》（Simmel as a Resource for Sociological Metathe-ory）一文中提到齐美尔用历史建构主义思想，反对历史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50]。雷文指出齐美尔学术著作中有建构主义思想，并将之视为其社会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但是却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雷文还探讨了齐美尔方法论的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并将之作为齐美尔对于社会学元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齐美尔作为社会学元理论的来源》这篇论文中，雷文从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哲学与实证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的本质三个方面分析了齐美尔的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并将齐美尔与韦伯做了对比[51]。雷文的这篇论文非常简短，没有就齐美尔的具体作品进行剖析阐释，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探讨。Roidt Joseph Michael认为通过将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分析性地划分为不可再分解的半自主的（semi-autonomous）个人、社会结构和文化，齐美尔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分析秩序的架构（formulation），这个架构给齐美尔带来了挑战，使他不得不在三个领域创造出不计其数的分析框架[52]。Roidt Joseph Michael的论述实际上也说明了齐美尔的研究是多维度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人、社会结构和文化。Gregor Fitzi指出，通过与涂尔干的学术对话，齐美尔的社会学方法论并没有陷于一种集体表征的心理学，而是发展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来考察意识的内容，以确定其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维持的意义。[53]Barry Schwartz则认为，当代文化历史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发展表明，齐美尔的历史认识论和理解方法论确有较强的合理基础。[54]

齐美尔认为“人在其整个的本质和一切表现里，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下这一事实决定的”，这一观点也将使人文科学产生“一种新的观察方式”，这就是关系主义的研究方法论[55]。弗里斯比曾经指出齐美尔的理论始于一个重要的原则——每一个事物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的事物相互联系，这使齐美尔的社会研究中所有的重要概念都是关系性的概念（relational concept），比如互动（interaction）和社会交往（sociation，又译社会化），即使形式也是从其与内容的关系上来讲的[56]。可以说齐美尔的很多研究都要从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Olli Pyyhtinen在《齐美尔和“社会性”》（Simmel and “the Social”）一书中也论及齐美尔的关系主义，强调交互效应（reciprocal effect）是齐美尔社会学的重要基础，并将关系主义（relationism）作为现代思想的重要特征[57]。

齐美尔的建构主义、多元主义和关系主义研究视角都是非常值得挖掘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零碎，缺乏从社会研究方法层次上的系统与深入的讨论。

（三）齐美尔的研究选题

国外对于齐美尔的选题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在弗里斯比主编的《格奥尔格·齐美尔：批判性评价》三卷本中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有所体现，主要有科塞（Lewis A.Coser）和Suzanne Vromen对于齐美尔女权主义思想的研究，Heinz-Jurgen Dahme对于齐美尔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sex）的研究，Toonies和Weber Klaus Lichtblau对于齐美尔性别思想的研究，M.Kenneth Brody对于齐美尔有关都市文化（metropolitan culture）的研究，Frank J.Lechner对于齐美尔有关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研究，Theodore对于齐美尔有关小群体（small group）的研究，Jurgen Gerhards对于齐美尔的情感理论（theory of emotion）的研究，以及科塞对于齐美尔权力社会学（sociology of power）的研究。另外，相关的研究还包括：John Casparis和A.G.Higgins对于齐美尔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的研究，雷文对于齐美尔陌生人的历史和系统化的研究，Lawrence E.Hazelrigg对于齐美尔秘密（secret）和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y）的研究。Birgitta Nedelmann重新审视了齐美尔对于秘密的研究，将之视为一个宏观的社会学现象（macrosociological phenomenon）[58]，而Andrea Glauser 深入分析了齐美尔对于空间的理解，并对其对后来学者带来的相互矛盾的影响做了富有启发的考察[59]。也有学者致力于挖掘齐美尔关于生命、死亡、时间、毁灭等主题的洞见。[60]总体来说，国外关于齐美尔选题的研究挖掘要更加深入一些。

综合国内外关于齐美尔的选题的研究，可以看出齐美尔的这些选题都比较新颖、琐碎，有些还非常边缘，较少关注宏大的社会制度、社会机制，而是聚焦于各种社会的碎片。在对这些选题的讨论中齐美尔一般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框架，而是仰仗其天才与灵感创造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敏感化概念”，这些概念被后来的学者所借用发展，并用实证资料加以验证，使齐美尔成了社会理论的“资本家”。

（四）齐美尔的美学方法

国外的学者中，卢卡奇很早就注意到了齐美尔的美学方法，将齐美尔的研究风格称为“印象主义”。但是真正凸显这种原则的是弗里斯比的论述，他将审美主义视为齐美尔认识现代性的一种方法，将之与齐美尔对于印象主义的表述联系起来。《现代性的碎片》是弗里斯比的重要著作，该著作分析了齐美尔、本雅明和克拉考尔（S.Kracauer）的比较另类的现代性观点。弗里斯比将齐美尔描述为第一个现代性社会学家，齐美尔具备与他同时代的人无法匹敌的捕捉现代性基本体验的能力。他的社会理论的目的在于分析现在。齐美尔发展的是非正统的社会学路线，通过分析看似最表面的、最不实在的东西来获得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总体性意义，而经验科学的局限性却无法获得这一总体性意义。齐美尔将审美视角当作获得社会现实洞见的一个合法途径。然而齐美尔的美学和社会学印象主义方法缺乏历史分析的维度，碎片之间也没有优先性的区别[61]。因为弗里斯比在英语学界的齐美尔研究领域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上述观点成了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

奥斯汀·哈灵顿（A.Harrington）则认为齐美尔事实上仍然致力于系统的社会学解释的可能性。他的“社会学印象主义”表现在他的著作形式上而不是他对解释的抱负上[62]。也就是说，哈灵顿认为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在于追求某种总体性，而非仅仅是关注毫无关系的碎片。

许布内尔-冯克（Hübner-Funk）认为齐美尔把艺术的特定结构性特征转化到社会现象上面，从审美主义的立场看待人类活动的结构及其结果。审美的价值成为其社交原则、文化发展原则、认识原则、社会学抽象原则、政治判断原则的作用因素[63]。戴维斯在《格奥尔格·齐美尔和社会实在的美学》中，比较有代表性地分析了齐美尔的美学方法，戴维斯认为齐美尔的美学方法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视觉的艺术形式（the artistic modality visual），主要讲的是齐美尔采用了类似于几何学（geometry）的方式；第二，一个新的区别于生活的艺术产物，主要讲的是齐美尔研究的是社会形式；第三，通过具体化来实现普遍化的艺术方法，这里讲的是美学的顿悟的方法[64]。Eduardo de la Fuente将齐美尔的美学与社会学的连接划分为三个部分：齐美尔对于艺术与社会形式（social forms）的对应的陈述，即社会形式的艺术（art of social form）；齐美尔对艺术品和美学对象的社会学秩序化（sociological ordering）的陈述，即艺术的社会形式（social forms of art）；美和社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分析性的部分[65]。

可以说，上述研究基本上认定美学的方法是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都强调齐美尔将美学作为研究现代性的重要策略。

（五）齐美尔的写作风格

国外也有学者探究齐美尔的写作风格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可能是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恩·格林（Bryan S.Green）的专著《文学方法与社会学理论》。该书用35个形容词来展示齐美尔的写作风格，这些形容词包括微妙（subtle）、多才多艺（multifaceted）、都市感（urban）、怀疑论（sceptical）、艺术化（artistic）、随笔式（essayistic）、边缘意识（marginal）、似非而是（paradoxical）等[66]。格林的论述很大程度上生成了一个术语——“齐美尔式风格”（Simmelian Style），他发现了齐美尔笔下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文学方法”。格林的研究尽管比较深入，甚至讨论了这种写作风格给齐美尔带来的好处，但是并没有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探讨，即没有将之上升到研究结论的表述方式这样一种层面来探讨其有效性与合法性。

蒂娜·魏施泰因和麦克·魏施泰因在《后现代（化）的齐美尔》一书中，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齐美尔进行重新解读，并提出了不少另类的观点。他们发现齐美尔的著述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非常相似。在后现代视野中，齐美尔是一名“差异的欣赏者”，反对把差异化约为同一，他的思考具有碎片性，热衷于“去总体化”的尝试，他的表述具有解构主义的风格，是一个利用现成工具将各种生活碎片在不同语境下重新组合的“修补者”[67]。

（六）齐美尔的影响

国外的很多学者都很关注这个议题。雷文、E.B.Carter和E. Miller Gorman就曾经探讨过齐美尔对于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主要分析了齐美尔对Frederick A.Bushee、帕克（Robert E.Park）等参加过齐美尔讲座的学生的影响；1930～1955年代重新发掘欧洲经典时代，以及1955～1975年底重新编纂审视经典时代，齐美尔对于美国的影响；其中也涉及了齐美尔的学说，比如冲突理论、陌生人理论对于美国学术界的影响[68]。Gary Jaworski探讨了美国社会学家对于齐美尔的作品的接受过程[69]。雷文还分析了齐美尔和帕森斯（T.Parsons）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即齐美尔对于帕森斯的影响[70]。戴维斯指出戈夫曼（E.Goffman）的人类经验维度和齐美尔有很多相似之处[71]，而戈夫曼自己则毫不隐讳地承认齐美尔对于自己的影响。雷克（Ralph M.Leck）分析了齐美尔对于德国的表现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包括齐美尔与Kurt Hiller（文学表现主义之父）、Helene Stocker（同性恋权利的大力倡导者）之间的关系[72]。也有学者指出雷克忽视了齐美尔与Karen Horney（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学说之母）之间的关系[73]。Jacqueline Low分析了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的核心——社会实在的本质（the nature of social reality），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及社会行动的本质如何受到齐美尔风格的影响[74]。John E.Jalbert分析了死亡、时间、历史议题上齐美尔对于海德格尔的影响[75]。

三 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齐美尔社会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不菲成就，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缺乏系统的、深入的关于齐美尔社会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专题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见到关于齐美尔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专著，相关的论文也很少，只是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散布于各类著作及论文之中。

第二，缺乏从后现代角度对齐美尔社会理论及方法论进行的探讨。齐美尔社会理论及方法论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很多契合之处；齐美尔碎片化的理论取向和不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在现代主义的思维下显得另类出格，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他的理论取向及研究方法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

第三，缺乏对于齐美尔社会理论及方法论生成原因的研究。齐美尔独特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生成，除了齐美尔自己的人生经历、学术边缘位置、犹太人的族群归属、多个学科的训练背景之外，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思潮、哲学争论、艺术探索、报纸传媒的发展等有关联。

第四，缺乏对于齐美尔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影响的研究。国内的学术界吸收了很多古典的社会学家的思想。关于齐美尔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还存在许多空白。

本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旨在为弥补前面两点的不足而做出一些努力与尝试，至于弥补后面两点不足的相关工作则留待他人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