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西兰南岛华工淘金热的兴起

一 最早到达新西兰的中国人

中国人到达新西兰的历史相当久远。一般认为，新西兰的第一位中国移民是黄鹤廷。黄鹤廷出生于今广东省中山县外界涌，9岁时离开家乡前往澳门，后来在一艘英国船上谋得客舱服务员的职位。1842年10月25日，黄鹤廷随英国船只“托马斯·哈里森”号（Thomas Harrison）自伦敦抵达新西兰尼尔森港（Port Nelson），他和许多船员一起寻机留在了当地。黄鹤廷在尼尔森做过医生的管家、运货的马车夫，后来从事货运生意，最终获得成功。为了取得置产资格，黄鹤廷于1852年申请归化成为英国臣民，并于1853年1月3日正式入籍。他当年即购置数处地产，随后娶了外国妻子。黄鹤廷后来从事菌类和废铁的对华出口生意，并经营农场。黄鹤廷殁于1920年，其一脉后人今日散布于新西兰各地。[101]

根据目前可见资料，华工淘金时代开始前后，有零星的中国人前往新西兰谋生。John Ah Tong大约于1860年离开广东前往澳洲，后移居新西兰惠灵顿，并于1866年在惠灵顿入籍，其职业是细木工人。[102]传教士麦沾恩在其《新西兰的教堂与华人》一书中，记载了一位老华人Lo Keong的经历。Lo Keong于1865年前来达尼丁经营生意，1873年去墨尔本娶妻并将妻子带回达尼丁定居。按照常年在奥塔哥矿区向华工传教的唐愿高的说法，Lo Keong的妻子是居住于新西兰的第一位纯中国血统的华侨女性。[103]最早到达新西兰南岛西海岸的中国人是Ah Sing，他于1866年到达，在罗斯（Ross）附近的唐纳利小溪（Donnelly Creek）开辟了一个3英亩的菜园。1866年10月，曾在澳洲维多利亚当矿工的乔治（George Tenne 或 Tenu）到达西海岸，后在一家旅馆做厨师。1867年末，中国人James Ah Chee等5人到达西海岸，在霍基蒂卡（Hokitika）赛马场附近租得4英亩土地。[104]中国人最早到达奥克兰的情况可见以下记载，一是1866年10月23日的《奥克兰星报》刊登过一则报道，称：1866年10月23日，16名中国人到达奥克兰。他们后来开辟了菜园。二是陈达枝（Chan Dah Chee）和他的两个兄弟于1867年到达奥克兰，陈达枝后来成为奥克兰中国移民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商人之一。[105]总的来看，早年间的这些中国人来到新西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二 奥塔哥淘金热的兴衰与引进华工之议的提出

在19世纪中叶兴起的环太平洋地区淘金热潮中，新西兰的淘金热出现较晚。新西兰的金矿勘探与开采可谓几起几落。最早是尼尔森于1842年发现黄金，但并未引起淘金狂热。1852年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地区进行过不成功的开采。时至1860年，新西兰的黄金出口价值为135000镑。其时每个省都有少量的黄金出产，但尚无证据表明新西兰存在着足以吸引大批海外淘金者并能够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的金矿。[106]因此，在北美加利福尼亚，澳洲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等地的淘金热如火如荼之际，新西兰南岛金矿区尚处于一片静寂之中。

早在1851年10月，奥塔哥即有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出。其后的几年间，类似的消息不绝如缕，但奥塔哥省当局初时不以为意。随着澳洲金矿的神奇故事不断传来，奥塔哥省人心浮动，许多人在诱惑之下跨海而去，踏上了前往维多利亚本迭哥（Bendigo）和巴拉瑞特（Ballarat）的旅途，也有人奔赴较近的尼尔森金矿。在此情况下，有人向奥塔哥省议会呈递了请愿书，要求悬赏探寻可以获利的金矿，以阻止奥塔哥省人口的进一步外流，省议会为此开出了500镑的赏金。[107]1861年3月，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和维多利亚从事勘探的麦金泰尔（S.McIntyre）雇佣工人在林迪斯山口（Lindis Pass）筑路时，发现了丰富的黄金储藏。到4月底时，已有近300人被吸引到此地淘金，但不是很成功。《奥塔哥见证报》将此矿称为“完全的失败”。不过，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另一个消息所吸引。[108]1861年5—6月，曾在美国加州和澳洲探矿的勘探者加布瑞尔·里德（Gabriel Read）向奥塔哥的内陆地区行进了35英里，勘察了图阿皮卡河（Tuapeka River）及怀塔呼纳河（Waitahuna River）的沟壑与支流，最终在加布瑞尔河谷（Gabriel’s Gully）有了极其重大的发现。1861年6月4日，里德致信奥塔哥省督，宣布发现了图阿皮卡金矿，信中说他在某个地点用10个小时采金约7盎司。消息一经传扬，即使尚处于7月的隆冬时节，图阿皮卡的淘金热也迅速地兴起，[109]共有5.1万英亩的地区被宣布为金矿区。在此之后，始于1862年8月的邓斯坦（Dunstan）淘金热、始于1862年9月的箭镇（Arrowtown）淘金热、始于1862年10月的肖托弗河（Shotover River）淘金热接踵而至。到1863年初，已经有数千名淘金者沿莫利纽克斯河（Molyneux River）以及从图阿皮卡到肖托弗河上游的各支流从事勘探。[110]1864年，两位来自加州的矿工在克伦威尔（Cromwell）以南数英里的克鲁萨河（Clusha River）河岸发现丰富的黄金。同年，在遥远的奥塔哥内陆地区开辟了6个新的可获利金矿。[111]

奥塔哥的淘金者大多数是从澳洲金矿来此一试运气的人。奥塔哥淘金热出现前后，适值澳洲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地区的冲积金矿产量持续下降，加上没有新矿区的重大发现，两地矿工已将视线转向界外，1858年即有15000人加入了昆士兰堪努纳（Canoona）的淘金热。[112]他们涌入奥塔哥，实乃顺理成章。地理学家霍赫施泰特（Ferdinand Von Hochstetter）当时有如下记载：前往新西兰的淘金者聚集在墨尔本的街道和码头；水手们从船上开了小差，各种投机客看到新西兰正在开辟新天地。1861年9月中旬到9月底，维多利亚的报纸报道称，至少有23艘船开往奥塔哥，载去12000人。[113]奥塔哥的淘金者以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占主导地位，也有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典人，但其中并无中国人的身影。[114]

在淘金热的刺激之下，奥塔哥省人口激增，百业兴旺。奥塔哥省人口数字的变动详见表1-1。

表1-1 奥塔哥省人口统计（1860—1864）

随着金矿的开发，整个社会经济规模亦迅速膨胀，奥塔哥省进口商品总额的增长对此有所反映。1861年，奥省进口商品总额为859733镑，1862年为2094483镑，1863年为1463834镑。[115]有研究者指出：“奥塔哥和坎特伯雷两省，在经济方面远远领先于北岛。此两省较为富裕，其土地资金是固定收入来源，再加上黄金税收以及对激增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使得两省府库更加富裕。”[116]然而，奥塔哥省的繁荣景象并未持续很久。淘金时代的人口流动以瞬间汇聚、顷刻离散为特征。“金讯”甫一传出，人潮汹涌，而当暴富的机会减少以后，人们就成群结队地离去。1864年底，奥塔哥省开始步入繁华落尽之后的萧索。其时，采金收益的减少以及新西兰南岛北端的马尔堡地区出现新的淘金热，引致大批淘金者蜂拥而去。1865年，奥塔哥省总人口下降到47000人，而矿工及矿区人口数量的下降更为显著。1864年初，欧洲矿工人数估计为18800人，至1865年底下降到6000人。1867年，奥塔哥矿区总人口为9988人，其中只有4414人为矿工。与淘金者的离去相同步，奥塔哥省黄金产量逐年下降，1863年为614387盎司，1864年为436012盎司，1865年为259139盎司，1866年为168871盎司。[117]随着淘金热而兴旺发达的奥塔哥省陷入了因人口骤减和支柱产业快速萎缩而导致的严重的经济困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塔哥省的某些人将目光投向了澳洲维多利亚金矿的华工。

奥塔哥方面先后两次向澳洲华工发出邀请。1864年底，某位有影响的当地居民提出了邀请维多利亚的华工到奥塔哥金矿进行再开采的建议，得到奥塔哥省督的书面批准，随后向维多利亚方面发出了邀请，[118]但并无华工响应。1865年，达尼丁商会再度提出引进华工之议。是年9月，达尼丁商会召开会议，议决支持中国移民，所依据的理由是，奥塔哥省需要人口，中国移民安分守己，是重要的消费者，中国移民所受到的指责均未经证实。达尼丁商会为此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就此事与奥塔哥省政府磋商。[119]商会派出代表前往奥塔哥省议会，并得到了他们做出的保证，即华人将受到与其他居民同样的保护。该保证书的书面文本连同再一次向中国人发出的邀请被送至维多利亚。[120]这一次的邀请引起了回应，华商何阿美很快赴达尼丁考察。

三 何阿美的考察与首批华工的引进

何阿美是1858年起就居住于维多利亚的华商。他之所以响应奥塔哥方面的邀请，系着眼于从引进华工的生意中获利。1871年6月10日的《奥塔哥见证报》刊登了何阿美的一封来信，信称：“依据其时我对自己未来前途的规划，新西兰金矿场乃是我施展身手的上选之地，但我本人并非矿工，因此，我认为应首先促成劳工的引进。在计划告成后，则通过完全掌握供给业务而获利。”出于这样的设想，何阿美从墨尔本前往达尼丁。他的直接目的有二：其一，证实信息的可靠性；其二，得到奥塔哥省官方对于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证。何阿美于1865年12月23日抵达达尼丁并停留一周，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并如愿获得了奥塔哥省官方的承诺。与此同时，他还获知了矿区的信息，尤其是矿区管理员帕克（Vincent Pyke）所提供的情况。从何阿美的有关记载中，可以明显感知奥塔哥人对于华工的热切盼望。道别之际，何阿美向他们保证：“为了我同胞和贵国的共同利益，我将竭尽所能，尽早促成向贵国引进华工，希望你们的期望会很快得到满足。”[121]

何阿美返回墨尔本后，立即开始行动。他到维多利亚矿区各地张贴告示，向朋友们邮寄告示，说明了达尼丁之行以及奥塔哥金矿的情况；何阿美特别指出，奥塔哥省人举止规矩，社会良善，尤其是政府承诺愿为华侨生命财产提供保护。上述消息散播出去以后，何阿美颇有信心，他估计即使没有顷刻而至的淘金潮，至少也不难吸引某些华工前去。可是，几周过去，尽管不断有人询问，但绝无切实行动之迹象。何阿美发现，当地华人对其所说情况的真实性殊为疑虑，他们不敢以自己仅有的那点东西拿去冒险。何阿美情急之下，加大了行动的力度，最终他成功说服了12名真正的矿工。这些人身无分文，为了使他们能成行，何阿美为每人垫支20镑，用于旅费以及置办采矿所必需的装备。何阿美带着这支12人的队伍于1866年2月到达达尼丁。[122]按照帕克等人的建议，华工们于两天后出发前往与达尼丁距离最近，也是当时奥塔哥省最富裕的矿区——图阿皮卡，并于2月21日到达图阿皮卡郊外。次日，镇上有名的绅士坎贝尔（D.Campbell）带领一行人进入小镇。据何阿美忆称，华工们受到了各阶层人士相当热情的接待。当地报纸对于华工的报道则显得“中性”，称：“华人年纪在18—30岁，尽管他们的语言听来有些怪怪的，但其一般举止尚无明显令人厌恶之处。”[123]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根据伍德明先生的研究，1866年1月26日的《奥塔哥每日时报》（Otago Daily Times）报道说，有三四名中国人到达奥塔哥中部的圣巴森斯（St.Bathans）附近的黑石山（Blackstone Hill），1月份还有另外8人到达此地。[124]在何阿美组织的首批华工到达之前，是否曾有中国人自行赴奥塔哥矿区采金，姑且存疑。

何阿美共组织输入了两批华工。他的第二支队伍经过同样的安排，于一两天后到达。这批人经由不同的路线进入矿区，亦是在当地人士的建议和保护下出发的，何阿美忘记了确切的目的地。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路线，是为了让华工们很好地考察不同金矿场的获利特点，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根据何阿美的回忆，两批华工总共约30人。为了安排这两次行程，他共耗资800镑。[125]

何阿美此次在达尼丁停留了数周时间，他希望等到华工们传来好消息，以便回到维多利亚制造轰动效应，从而吸引更多华工前来。然而，何阿美的这个希望落了空，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返回维多利亚以后，何阿美应聘了巴拉瑞特的另一份工作，放弃了继续向奥塔哥输送华工的念头。但何阿美没有想到的是，他所瞩望的华工淘金潮在不久之后成为现实。

四 新西兰南岛华工淘金潮的形成

何阿美成功输送两批华工到达奥塔哥后，华工的新西兰淘金潮逐渐兴起。1866—1872年，大批华工集中进入新西兰南岛各矿区。华工入境初时以由澳洲转道而来为主，其后则是广东华工直接奔赴新西兰。

何阿美在巴拉瑞特工作期间，奥塔哥省传来了某些重要的消息，意谓淘金收益甚好，有些华工已经收获颇丰。这些消息在维多利亚传扬开来，引发华工奔赴奥塔哥的热潮。根据何阿美的记载，其时驶离霍布森湾（Hobson’s Bay）铁路码头的每条船都接运30人以上。此一热潮持续期间，大约有1000人前去奥塔哥。[126]根据新西兰南岛西海岸报纸的记载，1867年2月，前已提及的华侨厨师乔治接应了14名从悉尼乘船而来的中国人，当地报纸称之为首批西海岸中国人。实际上，这批人途经西海岸前去奥塔哥，乔治担任向导，一路把他们护送到目的地。[127]后来成为新西兰奶酪业之父的周祥，于1855年从广东前往维多利亚，1866年再随淘金华工前往达尼丁。[128]这些均为澳洲华侨移往新西兰南岛的例证。

随着奥塔哥“金讯”的传播，大批华工开始直接从中国前去。《奥塔哥见证报》和《邓斯坦时报》（Dunstan Times）1869年5月的两则报道称，1869年上半年，有直接来自中国的淘金者到达奥塔哥。[129]最初的线路多为经澳洲墨尔本中转。1869年4月23日的《伊达山纪事报》有如下记载：数周前，载运250名中国人前来奥塔哥省的一条船到达墨尔本，其中28人乘“奥米欧”号（Omeo）于4月17日到达达尼丁，其余的人于4月14日乘坐“塔拉鲁阿”号（Tararua）自墨尔本起程前来。[130]1869年9月18日的《奥塔哥见证报》则报道说，前往奥塔哥的整船的中国人暂时在墨尔本上岸，他们“非常干净，看起来很健康”。[131]

1870年以后，大批华工通过直航奔赴新西兰，所经行的航线为自香港直达奥塔哥。1870年10月，已在香港政府供职的何阿美参与了安排包船事宜。何阿美声称，当时有人向他咨询包船直航达尼丁是否可行，因为有大批中国人希望订票直航达尼丁而非由墨尔本中转，最后的结果是包租了“旋风”号（Whirlwind）。“旋风”号于1870年底从香港起航，载有乘客350多人，除了少数去往墨尔本的，均为赴达尼丁者。1871年，“北星”号（Northstar）载运140多人赴新西兰南岛的查默斯港（Port Chalmers）。[132]到接近何阿美写信时的1871年4月，尚有“金海”号（Golden Sea）在等待装船前往达尼丁。[133]根据香港政府理船厅的资料，1871—1872年自香港赴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具体情况如下：1871年，2221名中国人（其中男童34人）搭乘8条英国船、332名中国人（其中男童2人）搭乘哥伦比亚船前往新西兰。1872年，178名中国人搭乘1条英国船前往新西兰，以上共计2731人（其中男童36人）。[134]上述记载可与新西兰方面的资料相互印证，但是有所出入。根据唐愿高的记载，并参考当地报纸的有关报道，直航运载华工入境的数据如下：1871年3月354人；7月316人；8月348人；9月253人；10月205人。1872年2月120人，以上共计1596人。但上述统计中，遗漏了何阿美所说的“金海”号，该船约在1871年9月底到达，载运中国人478人。总计自1871年3月到1872年2月，直接来自香港的7条船共载运入境中国人2074人。[135]上述统计中，香港的发船量及中国乘客数量明显高于新西兰方面的记载，可能是因为有些乘客的最终目的地是澳洲。历经此一时期的中国人集中入境，奥塔哥省的华侨数量变动如下：1867年12月1185人；[136]1870年1月2640人；[137]1871年9月3715人；[138]1871年10月4159人。[139]

1866年2月首批华工抵达距达尼丁最近的图阿皮卡金矿后，华工迅速向奥塔哥省内陆地区的各矿区推进。1866年初，华工到达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和克莱德（Clyde）。1866年底，克伦威尔北边有了“华人谷”，邓斯坦矿区的华工大量增加。1868年，首位华人到达奥塔哥省内陆最遥远的瓦卡蒂普（Wakatipu）矿区，最终在肖托弗河安顿下来，瓦卡蒂普后来成为华工非常集中的一个地区。1869年，华工足迹已经遍布奥塔哥—南地金矿区。根据1870年1月的统计，总共2640名华侨在各地区的具体分布如表1-2。

表1-2 奥塔哥—南地各金矿区华工分布情况（1870）

1871年9月的统计为按大区计算的华工数据，分布情形为邓斯坦1910人，圆山218人，图阿皮卡1083人；南地350人，总计3561人，在总共3715名华侨中所占比例高达96%，显示出奥塔哥省的华侨绝大多数以淘金为业。[140]关于华工在奥塔哥矿工中所占的比例，有两个数字可供参考。一是1869年9月1日邓斯坦矿区管理员帕克的报告，他估计该矿区仍在工作的矿工是1500人，其中华工约300人，所占比例达到20%；[141]二是伍德明先生的估计，他认为，1873—1885年，华工约占奥塔哥省矿工总数的40%，生产该省黄金产量的约30%。[142]

1870年代以后，淘金华工出现向西海岸转移的现象。新西兰南岛西地是气候潮湿、森林茂密的低地，1864年初尚且人迹罕至，其时只有约100名毛利人散布于300英里的海岸线，另有百余名欧洲人在某些地点探矿。1859年11月在布勒河（Buller River）真正发现了黄金。1864年7月在绿石溪（Greenstone Creek）首次发现黄金富矿，引发了西地的淘金热潮。由于统计口径不一，1864—1868年参与西海岸淘金热的人数出入较大，有25000—50000人的说法；1867年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是25884人。大多数经海路前来的淘金者在格雷茅斯（Greymouth）和霍基蒂卡上岸，亦有人自陆路到达。[143]

1873年以前，华侨在西地人口中无足轻重。据目前可考资料，除个别华侨很早到达西海岸以外，自1867年开始有华工到达西海岸，是年年中，华侨人数为20—50人。1868年，为一二百人。但是，华工对西海岸的开拓并非一帆风顺。由于遭到欧洲矿工的欺诈，淘金华工大多返回奥塔哥。1869年奥塔哥的报纸报道称，回来的华工说，某些欧洲矿工哄骗他们购买已经废弃的采矿证，华工们对遭受如此对待感到痛恨。[144]根据1871年10月的统计，西海岸华工只有9人，菜农则有14人。[145]淘金华工再度开启西海岸之旅是在1871年以后。其时，奥塔哥的许多华工认为当地金矿业已达致开发极限，遂开始向西海岸迁移。奥塔哥到西地的陆上线路是经哈斯特山口（Haast Pass）前往，亦即1864—1865年奥塔哥欧洲矿工前往西地的路线，但后来大多数西海岸华工直接来自广东。根据香港方面的统计，1873—1880年，中国人自香港去往新西兰的情况如下：1873年560人，1874年766人，1875年478人，1876年48人，1877年121人，1878年345人，1879年135人，1880年7人。[146]这些华工应该主要去往西海岸。1881年“堪缪尔城堡”号（Kenmure Castle）载运来自广东地区的700多名中国人，几乎悉数前往霍基蒂卡和格雷茅斯。[147]西海岸方面的统计显示，华工有两个集中流入时期。一是1871—1875年，华人数量持续增长，1875年3月底，据估计，西海岸华工为1413人，华侨总数为1500人，华工占西海岸矿工总数的18%，占西海岸总人口的4%。其后西海岸华侨数量持续下降，1879年仅余758人。二是1880—1882年，华侨数量骤增，两年间增加近千人，总数达到1739人。据推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某些在西海岸居住多年的华侨经济境况尚好，吸引了其广东同乡前来；其二，受到新西兰要开征人头税的影响，有些中国人赶早入境。[148]西海岸华侨数量的增长导致中国移民地域分布的明显变化，但总的来看，1871—1881年，全新西兰的华侨数量基本上保持稳定，并无过于剧烈的增长。

五 19世纪下半期中国人移民新西兰的数量统计

19世纪下半期中国人前往新西兰的具体情形，详见表1-3、表1-4。

表1-3 中国人入境及离境统计（1871—1900）

表1-4 新西兰华侨数量统计（1867—1901）

图1-1 华人入籍人数统计（1873—1906）

资料来源：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A Study in Assimilation，p.36。

根据表1-3、表1-4以及图1-1，结合前已述及的西海岸华侨数量，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期中国移民数量变动的主要特点。第一，1871—1881年的中国人出入境情况，表现出淘金时代人口高度流动的特性，即带有某种程度“大进大出”色彩。1871—1881年，入境新西兰的华侨数量为7106人，其中1871年、1874年、1881年是中国人入境最为集中的3个年份，1871年主要是去往奥塔哥，1874年和1881年以西海岸为主要目的地。与此同时，中国人离境人数亦有3471人之多。华工的流动性，可与另外两则资料相互佐证。一是香港政府理船厅的统计显示，1872—1881年，自新西兰返回香港的中国人为1717人，[149]二是何阿美的记载。1871年4月27日何阿美致函《奥塔哥见证报》称，“金海”号正在香港装船，船上有些乘客几个月前刚刚从奥塔哥矿区返回，现拟再度前往。[150]第二，人头税的开征对于中国移民数量影响明显。1882年是10镑人头税生效之时，入境中国人数量自此开始明显下降；1896年底是100镑人头税生效之时，其后几年，入境者寥寥而离境者众多。第三，1871—1896年华侨数量总体上基本稳定。表1-4显示1871年人口统计华侨为2641人，此为该年初的数字；由于华工集中入境，1871年10月华侨数量为4215人，此后直到1891年，华侨数量基本上保持四五千人之谱，其峰值为1881年的5004人；1896年以后，则表现为中国移民的净流出。第四，1877年以后华侨入籍人数变动明显。统计显示，1873—1876年共有19名华侨入籍，其中1873年、1874年分别为3人和2人，1875年和1876年则各有7人。1877—1886年华侨入籍者达到124人；1887—1896年进一步上升到234人。华侨入籍数量的增长，既与某些华侨希望长久定居有关，亦与入籍华侨得以英国臣民身份免纳入境人头税有关。上述两种情形均引起了新西兰方面的高度关注，有关内容将在后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