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从甲午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五年间（1895～1899），清政府为挽救危局，再次走上改革道路并持续实践，这本应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长期以来，由于认知偏好和资料的限制，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戊戌政变”“己亥建储”等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以及列强在“瓜分”狂潮中的侵略行径，清政府自身的改革行动往往不在研究视野之中。无疑，这对全面认识戊戌前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深入了解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十分不利。
以甲午战争为转捩点，19世纪末的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大转折时期。随着对日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继日本之后，列强也接踵而至，竞相争夺对华借款、租借地、沿海良港、矿山、铁路、在华设厂、内河航运诸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到极大侵害，民族自信受到空前打击。正是在这种异常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内部各个阶层、不同派系，都试图探求自强救亡的新路。其中，崛起于下层官绅阶层，强力引领社会舆论，进而深刻影响中央改革决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度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们的道路选择和政治评判，也成为后世认识这段历史的标杆和准绳，长期左右着学界的判断与书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学术先进围绕康、梁著作及其言论进行辨伪，传统的以康、梁为重心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体系不断暴露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作为身处核心统治层之外的下层官绅，康、梁一派当时所能做的，主要是以建策者的身份打动当权者，却不可能从根本上驾驭改革全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清政府才可能充当改革的主导者。戊戌年（1898）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便强调了清政府在国家改革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采用西法不自今日始，更不自康有为始。……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南北洋设制造局、招商局，福建设船政局，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皆内外公忠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太后俞允。……若铁路、海军、电线、邮政、银元、各省洋操、各省武备学堂、各省制造局、各省矿务局，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上俞允。凡此在康有为未言变法以前之事。即论今年新政，京师大学堂，御史王鹏运奏请，特旨派孙燮臣协揆家鼐办理；经济特科，翰林编修严修奏请；变科举，张孝达制府之洞、陈右铭中丞宝箴合词奏请。……岂得云变法维新出自康有为一人之言哉？又岂得以变法维新归之康有为一家之学哉？[1]
抛开政治敌视的因素，梁氏的分析大致公允。此外，现代学者陈寅恪也指出，戊戌时期存在康有为等“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和陈宝箴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两种不同路径，“未可混一论之也”。[2]其实，后一种路径就是清政府所遵循的改革路径，这也是本书主要关注的内容。
本书之所以将讨论的内容命名为“实政改革”，一是因为“实政”一词，见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光绪帝所颁“力行实政”谕。在这道发给各直省将军督抚的上谕中，光绪帝号召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力行实政”，并列举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等14项改革内容。[3]该谕旨标志着甲午战后清朝改革事业的正式启动。从实际情况看，此后数年间，清朝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活动，也大致不出此一范围。二是为了与传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有所区别。实政改革所强调的，主要是见之于行事、落实到实际中的改革举措，这与戊戌年康有为等人提出的许多维新举措未能贯彻推行是有显著不同的。
概括来说，实政改革推行的时段大体是1895～1899年，主要以军事、经济和教育改革为核心，以新军、铁路、矿务、银行、邮政和新式学堂建设为施政重点。它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深度和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这场实政改革又下启清末新政，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和物质基础。与康、梁倡导的全盘改革方案相比，清政府的实政改革诚然显得过于温和持重，并在许多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它是甲午战后数年间清朝中央与地方切实蹈行的事业，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中国改革史，很少有一个短暂的五年，像1895～1899年一样，新旧双方围绕“变”与“不变”的问题，斗争如此尖锐，反复拉锯；政府政策的变动，也很少像这一时段这样变幻莫测，各趋极端。深入研究和总结实政改革的成败得失，既有助于系统认识戊戌前后清政府的改革动向，切实评估清政府可能的决断力和行动力，深化对百日维新、戊戌政变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增进对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之间的过渡时段清朝改革的考察，使晚清改革史研究贯通一气。
二 先行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学界对甲午战后五年间清朝改革的研究，通常是将其置于戊戌变法的框架之中，强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推动政治改革做出的努力和社会思想层面的剧变，对清政府策划主导并力行践履的实政改革，则缺乏应有的注意和重视。纵或有之，也往往列入军事、经济、教育各专门史领域来考察。由于政府主体的缺位，在甲午至庚子的历史大变局下对晚清改革史进行整体把握，难免陷入茫然的境地。
鉴于相关研究相当繁复，以下分三个层面简要说明。
（一）近代通史类著作
陈恭禄很早就注意到戊戌（1898）之前清政府在“筹饷练兵”方面的行动，以及交通、邮政、教育、筹民生计等项新事业的创办，但评价甚低：“除邮政而外，多无实效，又非通盘计划，澈底改革，无足深论。”[4]1970年，美国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Hsu）首次对甲午战后清政府的改革表现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认为当时“学者、官员，甚至是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尽管他们对变革的性质、范围和领导权的问题存有分歧”。在论述框架上，他改变以往以康有为为重心的单一叙述模式，从翁同龢、张之洞等倡导的保守改革和康有为倡导的激进改革两条线路，来讨论百日维新前中国的改革形势，并指出即便戊戌政变之后，“在某种程度上，适度的改革仍在继续”。[5]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也认为，维新运动初期，参与其中的还有“自强”政策的某些倡导者和宣扬者，经营工商业的封建官僚阶层的代表人物，如张之洞、孙家鼐等。[6]台湾学者郭廷以总结了戊戌变法之前清政府在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表现：“1895年至1897年，有关新政的诏谕屡颁，包括练新军，设立地方学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选派游历，办理矿务，广设纱厂，置经济特科。见之于实施的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编练的自强新军，盛宣怀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要。”[7]至于铁路、银行、邮政等项建设，未被纳入其视野。
大陆学者撰写的近代通史类著作，长期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对于改革的评价总体较低。需要特别肯定的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早在1981年，该书就明确指出：百日维新期间，“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都是洋务派所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燏芬〔棻〕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
、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事实上，政变以后，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带有洋务派性质的新政并未全部取消。”[8]即便迄今时逾20年，该书的这些观点仍领先于不少通史类著作。[9]
（二）戊戌变法史研究
1.甲午战后至戊戌春清政府的改革动向
1948年，石泉在陈寅恪指导下撰写的硕士论文，虽重在考察甲午战争前后的高层政局，但对战后数年间清朝的改革形势及其症结，也给出高屋建瓴的说明：“西政西学之讲求，较之战前，诚不可同日语，铁路、邮政、矿务、商务、学堂、书局，一时并有兴办，军队之编练，亦颇注意于去旧更新，追步西洋，而袁世凯、聂士成等尤力。”“然朝野之风气虽开，认识虽增，但新政之付诸实行者，乃远不如论议原则时之简单顺利。盖创办新事业，在在需款，战后经济至为拮据，国家财政未经彻底改革，固决不足以担负此无数之开办费也。而况新政人才亦至为缺乏，内外政事又积重难返，故推动一事，往往障碍重重，枝节横生，以致迁延日久，不能大见成效。”[10]文中对清政府改革及其实施的评价，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1988年，孔祥吉通过研究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的呈递及其影响，揭示甲午战后初期光绪帝曾号召各地将军督抚发起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大论战”，引起学界关注。[11]随后林克光对各地大员的复奏情况做了更加细密的分析，指出赞成相关新政举措的固不乏人，表示反对的也不在少数，未表态或不明确表态者则更多。[12]佟洵强调了此次论争的政治性，认为：“光绪的圣旨毫无权威，纹丝不能触动督抚的冥顽态度，更不能督责他们认真遵照实行。一道诏书几成一纸空文。”[13]刘高反驳了佟洵的说法，肯定甲午战后的改革“不仅继承了战前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宗旨，而且更明显突出和扩大了这一宗旨，使洋务改革跨上了一个新的阶梯，加之又糅入了维新派和清议派的改革意见，从而使这次新政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其内容，显示出新的活力，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百日维新就无从谈起和展开。[14]刘伟参考了佟洵的研究，但又进一步引申称，半数以上的地方要员都反对修铁路、开矿和西法练兵。[15]李元鹏的见解相反，认为大多数督抚赞同光绪帝的“自强”主旨及练兵筹饷、修路开矿、兴学育才等具体措施，由此拉开甲午战后清廷自强改革的帷幕。[16]以上种种大相径庭的评论，正凸显了相关研究探讨空间的广阔。
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有学者紧扣百日维新之前清政府的改革动向展开研究。吴心伯通过考察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的清廷政局，指出1895～1897年有关工商、军事、教育诸新政的诏谕屡颁，尽管由于保守派的阻挠及其他原因，或论而不行，或行而无力，但毕竟反映了甲午战后清朝政策的缓慢变化和新的政治趋向，与维新派的社会活动共同构成戊戌变法的基础。[17]随后闾小波以《德宗实录》为基础，探讨了百日维新之前三年间的清朝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他强调光绪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始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以“因时制宜”谕（本书称“力行实政”谕）的颁布为标志。它继承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宗旨，又在鼓励商办、广开民智等方面有所突破，百日维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将此前三年的变法切割不提、存而不论，或斥之为“一纸空文，实效毫无”，既有违历史的真相，也不能反映戊戌维新的全貌。[18]迟云飞也指出，清政府自甲午战后已实行了不少改革措施，有的是由中央（皇帝）明令推行的，有的是各省督抚自己实行的，但也多经中央批准。这些措施孤立起来看，可能不觉得显眼，但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它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洋务运动。[19]21世纪初，又有张剑、费秋香相继撰文探讨1895～1898年的清廷改革，但论述的范围和深度，大体不出以上学者之外。[20]2009年，李元鹏的博士论文首次就1895～1898年初地方督抚在军事、修路开矿、兴学育才诸改革中的表现，做了系统研究，认为此期清廷的改革是多种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督抚是这诸多力量中的重要一支，除极少数坚持儒术经常之规而公开反对西法、西学的人外，多数的督抚不仅成为清廷改革的建言者，而且成为改革的实践者，对于晚清的社会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21]此一选题路向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不过由于作者未能充分结合清宫档案和专题史料，进行因人、因地、因事制宜的考察，致使其对各地督抚的整体评价，未免过于笼统和乐观。
此外，亦有学者围绕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进展及其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做过延伸性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范文澜为代表，多数学者认为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20世纪80年代起，茅家琦、余明侠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甲午战后洋务运动仍在持续进行，并且获得更加广泛的发展，直至清朝灭亡。[22]夏东元将1895～1901年视为洋务运动的尾声和被维新变法逐步取代的过渡时期，并简要述及新建陆军、铁路、矿务、银行、教育等项事业的继续举办与发展。[23]梁义群、宫玉振则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甲午战后张之洞、胡燏棻等后期洋务派，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既不同于战前的洋务思潮，又有别于维新思潮的“洋务变法”主张。它以西法练兵、恤商惠工、智以救亡、政艺兼学为主要内容，从横的方面讲，与维新思潮共同构成戊戌思潮的主体；从纵的方面讲，上承洋务思潮，下启立宪思潮，为20世纪初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24]李书源、管书合也认为，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扩大，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内容增加，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洋务派与维新派共同推动了战后改革的发展。[25]换言之，他们都更多地强调改革的连续性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
20世纪90年代起，提倡通过研究政府行为来认识甲午战后中国变局的学者也日渐增多。朱育和指出：“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开始思考变法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变、怎么变、变什么；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康、梁等手无实权的下层官绅，而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应将百日维新之前、之后的改革活动结合来看，百日维新只是变法的高潮期。[26]郭汉民也强调，必须很好地研究戊戌变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政府决策及其贯彻情况：“改革本身，不管是兴利还是除弊，不管是破旧还是立新，实质上都是权力、利益和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必须经由政府调整政策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才能得以实现。……维新派大都是在野士绅和下层官僚，他们人微言轻，政治影响有限，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宣传鼓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是值得研究的。若把他们视为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把他们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等同于改革本身，恐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27]这些强调重视统治集团决策的观点，对拓展晚清改革史颇有指导意义。
2.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的改革路线，尤其光绪帝的政治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发热议。刘大年强调了光绪帝与康有为在改革政策上的分歧，指出前者执行的，很多是洋务派的主张，少数是维新派的主张，而维新派“纲领上与洋务派对立，实行中关键的问题上与洋务派一致”。他还援引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强调要研究那些政党或政治集团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它们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多种政治问题的。[28]苏沛也认为，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所侧重和反复强调的是练兵、筹饷两件大事，他在政治路线上同洋务派一致，不能将此期有关铁路、邮政、学堂诸实政的建议都归功于康有为。[29]亦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李时岳借用康有为创造的概念，指出维新派提倡“变政”“变法”，也未尝不论“变器”“变事”，仅根据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大量有关筑路、邮政、学堂、裁军练兵、废除漕运的诏谕，就断言光绪帝主要采纳了洋务派的主张，在论证上缺乏说服力。[30]钟卓安认为光绪帝不仅在次要问题上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在制度局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采纳了或准备采纳维新派的主张。[31]汤志钧通过对比康有为的改革建言与新政上谕，强调后者虽似来源多端，但大抵不出康有为建议之外。[32]90年代末，邝兆江再次对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变法上谕并非康有为一派所能“垄断”，康有为的贡献仅见于当时颁下的部分上谕，历来认定光绪帝和康紧密合作的看法，其实包含不少推想、假设的成分。[33]汪荣祖反驳了邝兆江的说法，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政变的关系重大，是不可抹杀的事实。[34]房德邻也指出，光绪帝的变法思想虽然并非都来自康有为，但他受康的影响最大最深；康的主要贡献在推动制度层面的变革，尤其是开制度局、懋勤殿，而这正是百日维新的核心内容。[35]以上说法，虽然各有其合理性，但讨论的范围大多局限于戊戌年，很少涉及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基本政策导向问题。
戊戌年间朝廷官员围绕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展开的讨论，也涉及改革路线和宗旨问题，引起学者注意。1978年，李侃、龚书铎首次披露了北京故宫所存一批《校邠庐抗议》签注本的情况，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群臣的一次政治时事测验，反映出当时多数官员思想上的腐败落后。[36]刘高指出，孙家鼐奏请光绪帝将该书发交签议，兼有对抗守旧派和康有为一派的双重用意，目的是希望以公论把新政推行下去。而从签议情况来看，大部分官员赞成“中体西用”，但对开议院持保留态度。[37]常小龙也称，虽然部分官员产生一定的改革意识，但因群体利益关系复杂和思想观念的陈旧，实际上众说纷纭，且因戊戌政变的发生，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讨论结果。[38]
关于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早期论者往往归结为帝后、新旧、满汉力量对比悬殊，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严重脱离群众，经济基础薄弱，袁世凯卖主求荣等。近期研究则从政治、经济、外交的层面延伸到社会、思想、文化乃至大众心理的层面，并更多地从维新派自身寻找原因。汪荣祖指出：“康氏的政见就戊戌时代的思想水平与风气而言，不免树义过高，以致引起过多的争论与反对，导致新政的失败。”[39]李侃也认为，维新派将变法看得过于简单，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充分。[40]孔祥吉归结为“改制”理论缺乏说服力和变法行动操之过急。[41]沈茂骏援引当事人王照的说法，指出原因之一在于维新派没有努力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42]李双璧总结为经学纷争之无益、全变战略之失宜和躁进举措之不当。[43]邹小站强调，社会条件不成熟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表现为变法的思想、人才储备不足，社会经济条件不足以造成变革的力量等。史革新概括为社会发展不平衡且复杂，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守旧势力太大。黄兴涛也建议更多考虑当时变法客观基础整体薄弱的现实。[44]
（三）专门史研究
1.军事层面
甲午战败标志着湘、淮军体系的没落，以新建陆军、自强军为代表的新式陆军，开始走进国人视野。美国学者鲍威尔（R.L.Powell）以自强军和新建陆军为核心，探讨了甲午战后清政府主导下的近代军事改革及其社会政治影响。[45]杨立强、黄亦兵强调了甲午战败对晚清军制改革的促动。[46]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Edmund S.K.Fung）指出，甲午战后清朝军事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政府表现得主动积极”，“北京现在懂得需要实施一些中央集权的计划，控制武装力量。……北京还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等量齐观，体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47]孟瑞通过考察1894～1895年清政府编练新式陆军的决策过程，指出此期清政府军事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近代化军队，改变军权分散的局面，但因受制于战后财政的现实困难和军事形势，不得不将新军的规模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并允许地方编练新军。[48]
具体到新建陆军、武卫军的研究，首推台湾学者刘凤翰。其《新建陆军》一书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主线，兼述袁早期的军事经历，后来部队的扩编，以及庚子年间的保全，对新建陆军的营制与饷章、兵源与干部、装备、军律与禁令、营规与章程、稽查与考核、教育与训练等，也给出详细介绍。[49]《武卫军》一书则以武卫军的筹组与扩充，及其在镇压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过程中的历史表现为主线，论述了武卫军各部的营制、饷章、装备、教育、训练及其各自的蜕变、延续、发展等。[50]由于作者早年从军，能将军事经验与史学研究有机结合，后来的研究难出其右。不过，由于对大陆史料掌握有限，他的若干论断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将武卫军定性为“新军”，亦大可商榷。大陆学者围绕新建陆军与武卫军的营制、饷章、武器装备、管理、军乐队，新建陆军与湘军的比较，袁世凯的治兵之道与北洋集团的崛起，武卫军的编练与荣禄权势的上升等问题，亦有所申论。其中，任恒俊《清季武卫军考述》一文，运用档案订正了刘凤翰相关研究中的若干不足，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51]
自强军方面，王贤知考察了该军成军的历史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52]张能政分析了自强军建军的背景、发展演变、军队特点、历史作用等。[53]褚超福指出自强军“新”在五个层面：慎选士兵、聘用洋将和模仿德国军制、优给饷薪、严格训练、培植将才。[54]张一文论述了张之洞创办自强军的努力和刘坤一接手后的续练、《自强军西法类编》的编纂及其社会反响。[55]周萌将自强军与新建陆军做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都注重严格选兵、薪饷丰厚、采用西式营制和装备等，其区别在于饷源不同、赋予洋将弁的权力不同、学堂教育各有特色、清政府重视扶持的程度不同。[56]宫玉振订正了有关自强军营制、饷章的若干舛误。[57]
苏云峰探讨了湖北护军营洋操队的兵制、干部培养、军事装备、兵源素质与训练、军纪、经费等，认为湖北创办新军的最初动力来自张之洞个人，而非中央。他还比较了湖北、北洋两地新军在建军目标、官兵素质与官兵关系上的异同，指出由于张之洞与袁世凯的教育背景、军事思想不同，导致了两军的不同结局。[58]李细珠从地方军与中央军、儒臣与枭雄、士兵文化素质的高低、私人化程度的深浅四个角度，总结了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区别。[59]针对董福祥与甘军、宋庆及所部毅军、聂士成及其治军方略等，也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
军事教育方面，罗尔纲论述了1895～1903年各省创办武备学堂的情形。[60]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甲午战后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外国教官、顾问对中国军事改革的影响，以及裁减旧营、后勤体制改革和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诸问题。
2.经济层面
李刚指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洋务运动破产和人民反帝救亡运动的勃兴，是推动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61]朱英梳理了甲午战后清朝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演变过程，指出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与改革措施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出台相关规章制度，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筑路开矿，发展纺织业，创办银行，整顿官办企业，劝办商会，提倡农工商学等。[62]章开沅也强调：“清朝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广度、深度与力度，确实是在1895年以后才有清晰的轨迹可寻。”[63]
就铁路而言，英国学者肯特（P.H.Kent）、曾鲲化、谢彬、凌鸿勋等撰写的中国早期铁路通史，对甲午战后清朝的铁路建设都有所论及，但其侧重点不是放在外交层面，就是从铁路史的角度做概要说明。[64]1935年出版的《交通史路政编》，因整理者受限于铁路总公司的“一切案卷悉毁于庚子之役”，[65]对此期的铁路建设，仅予宏观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大陆学者都将研究重心放在揭露19世纪末列强争夺中国路权的阴谋上。如宓汝成将1895～1900年的铁路史，概括为“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中疯狂掠夺路权的活动和中国人民的抵抗”。[66]台湾和外国学者的研究相对多元，广及铁路建设中的官督商办制度、资金筹措、人才、经济收益、铁路管理诸问题。20世纪末，围绕甲午战后清朝铁路政策的演变，尤其铁路借款问题，一些学者曾进行集中讨论。崔志海认为，此期的铁路借款之所以条件苛刻，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势太弱、社会过于落后。[67]芮坤改指出，借债筑路乃形势所迫，有均衡列强在华势力的目的，清朝上层统治集团从未就借债筑路政策达成过共识。[68]张九洲则对借债筑路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与筑路成效相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渗透，不是问题的主流。[69]与之相反，近年来法国学者约瑟夫·马纪樵（Joseph Marchisio）则利用多国外交档案，揭露了列强以铁路为媒，对中国经济、政治的侵略。[70]
芦汉铁路是清朝此期铁路建设的重点。李国祁论述了铁路总公司的成立与芦汉铁路借款交涉，重在考察盛宣怀、张之洞对铁路问题的认识与因应，及日后酿成列强争夺路权的原因。他认为，在芦汉铁路借款谈判过程中，“盛宣怀及总理衙门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到最大的限度，所以仍造成如此不利的结局，实因自胶澳事件以后，中国已处于将被瓜分的局面中”。[71]何汉威梳理了1895～1931年芦汉铁路的初期历史，包括筑路原委、筹款及筑路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赎路经过、业务成绩等，尤注意于铁路筑成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72]朱从兵探讨了张之洞、李鸿章为芦汉铁路建设做出的贡献。[73]马陵合总结：芦汉借款模式的形成，“既是外国对华压迫的结果，也是中国方面在抵制外国控制和发展铁路的一种选择”。[74]魏明枢以张振勋与芦汉铁路筹款为例，考察了清政府对侨资的态度。[75]此外，还有学者就与津镇铁路相关的问题展开过研究，包括列强围绕津镇铁路展开的争夺，刘鹗、容闳申办津镇铁路始末，容闳、盛宣怀在铁路筹资问题上的冲突，清朝内部围绕津镇铁路的议筑、罢修，产生的矛盾分歧等。
矿务方面，朱英论述了甲午战后清政府矿务政策的转变，指出它之所以由战前的鼓励官办、官督商办，打压民间矿业，转为一定程度地鼓励私营采矿业，原因在于开明官绅的谏言、防止利权外溢和解救财政危机。[76]李元鹏考察了地方督抚在开矿问题上的建言和实践，指出当时多以官员为主导，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模式开矿。[77]
落实到各省，张人价指出，民气闭塞、资本和矿业人才缺乏是阻碍湖南早期矿业发展的三大主因。[78]日本学者中村义考察了湖南矿务总局的历史变迁，认为它的成立主要是为解决该省灾荒和贫民、流民激增的问题，同时也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外交危机的激发。他还指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并未消亡，而是以新的面貌呈现。[79]张朋园检讨了甲午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湖南矿业的经营状况，指出人才、资金、国内时局、帝国主义的压迫、迷信观念是制约该省矿业发展的重要因素。[80]贾维披露了谭嗣同、盛宣怀围绕湖南矿产开发展开的交往。[81]洪认清褒扬了陈宝箴为发展湖南矿业做出的贡献。[82]关于山西、河南两省矿权的沦丧，杨炳延揭露了1897～1904年福公司侵占河南矿山的阴谋。[83]薛毅考察了意大利商人罗沙第（C.A.Luzatti）勾结刘鹗投机两省煤矿的过程，指出刘鹗作为福公司买办，充当了该公司在华活动的“桥梁和重要助手”。[84]王守谦认为福公司之所以能成功挺进豫北矿区，关键是在政府官员中“构建了有可能使其在华矿业权得到认可的关系网络”。[85]刘建生探讨了山西巡抚胡聘之在晋矿问题上的立场。[86]此外，还有学者论及清末四川的外资办矿问题。[87]
漠河金矿和开平煤矿是此期矿史研究的重点。何汉威通过研究漠河金矿的创办衰亡过程，指出清政府的短视、黑龙江方面防范马贼不力、人事纠葛、天气严寒等，是导致该矿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而庚子事变引致俄人破坏，不过是导火线的触发点。[88]贾熟村论述了袁大化对漠河金矿的经营管理。[89]蔡永明探讨了1889～1898年漠河金矿的招商认股、财务管理和股息分配，认为它已初步具备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某些特征。[90]关于开平煤矿在庚子年的易主，杨鲁在痛斥英商欺诈行径的同时，将主要责任归结为张翼的昏庸。[91]王玺却认为，张翼经营期间官商交利，只是在庚子事变的大危局下，不得已假手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增添洋股，才酿成大祸。[92]李恩涵强调，开平的沦陷不仅缘于矿权交涉的失败，“而实系与中外政治的整个情势，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联”。[93]美国学者卡尔逊（E.C.Carlson）也指出，张翼继任督办后，开平就染上浓厚的官僚习气，此期开平事业的拓展，不过是在此之前就已实现了的平稳发展的延续；张翼大举外债，更是为英商借机侵吞创造了机会。[94]胡滨结合开平的创办经营情况，探讨了官督商办制度的双重作用。[95]刘佛丁指出，开平虽然较好解决了产、运、销问题，但在经济管理方面，尤其是财务制度和资金运用上，存在严重缺漏。[96]王玉茹也认为，张翼接手开平后，产量虽逐年增加，但盈余不敷矿局发展所需，加之管理不善、贪污严重、盲目投资，不得不屡举外债。[97]云妍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开平历年产出背后各种因素的贡献率进行了量化考察，强调了技术、组织、管理等“软件”的决定性作用。[98]
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通商银行的出现，也引起不少学者关注。张郁兰将中国自办银行的动力，归结为外国在华银行势力扩展的刺激、官办实业和清政府的财政需要。[99]杨端六强调甲午战后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对外赔款的剧增，刺激了中国自办银行的需求。[10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1897～1911年）》，扼要介绍了该行1897～1911年的历史，包括其成立背景、经过、资金来源、组织管理和业务状况等。[101]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通过研究通商银行的创办过程、资本与经营状况、董事会的人员构成等，探讨了“官督商办”体制下的官商关系。[102]中村义强调了人事关系在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其投资者大都是以上海为立脚点并具有强大势力的宁波帮头面人物，也有少数粤籍华侨参加。[103]汪敬虞考察了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及其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特征。[104]谢俊美依据“盛宣怀档案”论述了通商银行开办初期的情形，以及该行与外资银行、企业的业务往来，认为外资银行的倾轧是影响该行业绩的重要因素。[105]李一翔指出通商银行创办初期与工业企业的密切合作，主要是靠盛宣怀的个人关系来维持。[106]陈礼茂研究了1896～1911年通商银行的创立和早期运作，认为盛宣怀对该行的操纵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此外，他还分析了张之洞在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相关言论，并披露了该行早期的几大金融案件。[107]滨下武志、王业键、夏东元等人的相关论著，也各有其侧重点和独到见解。
大清邮政的创办同样是战后改革的亮点。民国以来的邮政通史，大都从不同角度、详略不等地论述过大清邮政的发展历程。彭瀛添探讨了列强对中国邮权的侵略和对大清邮政创办的影响。[108]徐雪霞论及驿站、民信局、客邮对近代邮政正、负面的影响，以及客卿秉政的得失，但其认为大清邮政的创建“纯为抵制客邮”，还有待商榷。[109]陈钢披露了晚清若干年份的邮局数目、邮路里程和邮资价目。[110]张立考察了大清邮政开办后，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和商民的不同反应。[111]丁进军公布了清政府参加第五届、第六届万国邮联的相关史料。[112]张青林认为，晚清邮政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海关努力引进的结果，也有清政府积极参与的身影，包括批准邮政的开办和提供政策、法律、财政的支持。[113]蔡维屏探讨了早期邮政的建立和现代交通的关联，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114]还有学者讨论了邮驿的衰落与新式邮政的兴办，大清邮政与客邮、民信局的竞争与合作等。中国不少省份和地区还有专门的邮政志或邮政史。邮票方面也不乏专著。
针对赫德、海关与大清邮政的关系，美国学者马士（H.B.Morse）介绍了海关兼办邮政期间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成就，认为正是在海关主持下，邮政发展成“一个按照中国需要而吸取西洋方法的服务机构”。[115]英国学者魏尔特（S.F.Wright）褒扬了赫德创设国家邮政的努力和采取的灵活策略。[116]汪敬虞强调大清邮政官局的建立与扩充，是在排挤原有民信局的基础上进行的，并论述了赫德在打击客邮、抵制法国侵略等方面的表现。[117]陈诗启认为，海关创办邮政，把中国的通信业务推向近代化，其作用不可否认；但又同时指出，赫德等人代表外国利益，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118]凌弓分析海关倡办邮政，一是想改变中国旧式邮驿效率低、不安全、不方便的状况，二是想借此获取更大的权势和威望。[119]孔祥吉披露了赫德安插其子赫承先列席第五届万国邮联的内幕。[120]
3.教育层面
民国学者陈东原指出，甲午至庚子年间的教育改革，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意见及计划”的。[121]陈青之总结此期教育改革较洋务运动的进步之处和局限性称：“已具了正式学校的性质，已有了等级的区分……但这些学堂全由个人提议开办，自成风气，毫无系统，且等级究不完全，亦没有正式的大、中、小学等名目。”[122]王凤喈强调此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有“不可分离的连锁关系”，“经庚子战败之刺激，而整个之新学制乃以产生”。[123]陈恭禄则近乎全盘否定：“学堂之创立，徒有空名而已。”[124]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往往是从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和改革实践出发，来把握此期教育改革的特点，至于清政府的改革决策和改革行动，直到近年来才进入若干学者的研究视野。
京师大学堂和湖南时务学堂是研究最集中的两大领域。1970年，台湾学者庄吉发以“中体西用”思想为论证基础，系统考察了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过程、课程教学、学制、学生管理、经费及其附属机构等。[125]这是有关大学堂的首部专著。此后，为纪念该校创建100周年、110周年，又有不少成果涌现。法国学者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考察了1898～1911年大学堂的科学教育。[126]王晓秋论述了维新派在大学堂创办过程中的活动与影响，以及大学堂与日本的关系。[127]还有学者就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反驳：郝平将其创办源头上溯到京师同文馆；[128]闾小波考证大学堂的源头是强学书局；[129]丁剑、钟家鼎都强调大学堂的创办历时三年之久，是甲午战后整个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130]光绪帝和若干朝廷官员在大学堂创办过程中的表现，也引起若干学者注意。茅海建对于康有为和孙家鼐两派在政治、学术层面的争夺，论述尤为精详。[131]郭卫东考察了大学堂在聘请外籍教习问题上的矛盾纠葛。[132]此外，还可参考瞿立鹤、萧超然、魏定熙（Tim Weston）、金以林、马勇等人的相关论著。
时务学堂方面，学界长期讨论的焦点是维新派（尤其梁启超）的表现和新旧之争。前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朱荫贵、胡平生、马勇等；[133]后一方面则有黄彰健、小野川秀美、杨念群、罗志田等人的杰出研究。[134]还有学者考察了时务学堂的发起人、负责人和历次招生人数。[135]将时务学堂置于甲午战后整个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从官绅互动与冲突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迄今尚不多见。江中孝的论文具有启发意义。他强调，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学堂诸新政，是甲午战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虽然湖南“真守旧之人”不少，但官绅的主流倾向是开新的，戊戌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权的典型例证。[136]日本学者小野泰教也指出，陈宝箴当时的使命是按照清廷的方案在湖南推行改革，时务学堂正是作为“全国性政策的一环”而出台的。[137]贾小叶通过考察戊戌年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人事调动，分析了他与康有为一派在变法路径上的差异。[138]2015年由郑大华主编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为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该领域唯一专著。[139]
此外，还有学者论及湖北、天津、上海等地新式学堂的创办情况。苏云峰研究了张之洞主导的湖北教育改革和各新式学堂的基本情况，兼及思想、实践两方面。[140]他还总结湖北的新式教育，是由高等向低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发展的。[141]金以林研究了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教学管理、学科设置、师资生源、优厚待遇、考试制度、派生留学和办学成效等，认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42]王玉国表彰了丁家立为北洋大学堂的发展做出的贡献。[143]南洋公学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围绕盛宣怀的办学努力，该校的院系构成、生源、教学特色，福开森、张元济与该校的历史渊源等问题有所论述。
关于书院改制，盛朗西肯定了甲午战后官方在书院改制方面的努力。[144]金林祥总结戊戌时期在书院改制的问题上，存在改书院为学堂、变通整顿书院和创设实学书院三种主张。[145]夏俊霞认为甲午战前是书院改革的序幕阶段，体现在新建书院激增、旧有书院重建、增设西学课程和恢复求实致用学风；甲午至戊戌年间，书院改革进入高潮，重在改变书院课程和办学宗旨；戊戌政变后，书院改革仍在持续进行，直至“新政”时期完成书院改学堂的历史使命。[146]李国钧等指出，甲午战后初期旧式书院改章办理得最为普遍，迨戊戌年，书院改学堂才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广泛地实行。[147]
纵观以上学界有关甲午战后五年间清朝改革的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展开一定的理论探索和专题研究，并且不乏优秀成果，但整体上尚未建构起一套宏观解释框架，从根本上弥补既往以康、梁等人作为改革中心和重心的缺憾与不足。与此相应，军事、经济、教育各专门史内部及彼此之间，也往往缺乏逻辑对话，“形”散且“神”散，不利于对改革实践的全面考察和对改革趋势的综合把握。此外，官方档案（尤其清宫档案）的利用，虽然已经在戊戌变法史领域引起重视，但就各专门史研究而言，发掘程度还明显不够。
三 本书的侧重
甲午战后的五年，从表面上看，是清政府对内政策复杂多歧的五年，尤其“百日维新”的骤然高涨与戊戌政变后的转趋保守，使国家政局显得扑朔迷离。然而若从实政改革的层面检验，却会发现这五年间清政府内在施政理路的一贯性，即力图“富国强兵”，这与洋务运动开启的改革方向保持一致，与清末新政也是根蒂相连。通过研究实政改革，本书主要尝试对以下问题进行系统考察：面对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对于改革是否很快有所觉悟，与此前的洋务运动相比，它的改革方针、改革模式是否有所调整？甲午至庚子年间，清朝中央与地方采取过哪些实质性改革举措，其进程、作用和反响如何？在改革过程中，改革派与保守派以及改革各派之间，存在哪些共识与分歧？戊戌政变后，清朝的改革是否就此停止？此期改革在晚清改革史上处于何等位置，它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有何关联？等等。
相对于既往研究，本书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新视角的引入。即从国家执政者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高层的角度，而非康、梁等下层官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甲午战后的中国改革问题。尽管康、梁等人为推动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思想文化的革新付出过巨大努力，百日维新也首次提出全面近代化的纲领和目标，但真正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贯彻落实的，主要还是清政府主导的、带有实政性质的改革。相应地，本书也由传统的以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演进、“公车上书”、学会、报刊、时务学堂、“百日维新”为主的研究框架，转向以“战后改革大讨论”、新军、铁路、矿务、银行、邮政、新式学堂为主的叙述体系。
第二，新史料的运用。除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类已刊档案，时人的文集、日记、年谱、回忆录、笔记资料和报刊外，大量未刊史料的运用将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军机处档折件、宫中档奏折-光绪朝、官书-夷务始末记（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部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相关晚清档案等。
第三，新写法的尝试。过去研究晚清改革史，往往偏重章程条文，强调量化分析，对于改革者所处的内外环境和面临的实际困难，缺乏设身处地的“同情”（陈寅恪语）。事实上，清末十余年的改革历史既丰富多彩，又曲折艰辛。本书试图将“人”还原到历史情境中，致力于刻画清朝实际政治运作的特点和改革背后的种种隐情，包括改革方案的设计、讨论与调整，改革决策者和任事者的素质、行为与心理，各派政治势力的构成、取向及其对改革进程的实际影响，资金、技术、人才诸问题的解决，社会舆论反响，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等等，尤其关注政坛里层、官场规则对于改革进程的左右。通过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改革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反思改革理论与改革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正如茅海建指出的：“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148]
在章节设置上，本书除导言和余论外，分作七章。
第一章简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洋务自强梦及其破灭，并以北洋海军为例，分析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框架内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及其相对于日本的严重不足。而由洋务运动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既构成甲午战后清政府持续改革的直接动因，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和奠定了初步的改革基础。
第二章考察清朝上下对甲午战败的群体回应，尤其是由光绪帝发起、各直省将军督抚参与进行的改革大讨论，重在揭示实政改革的原动力在中央，而非地方。
第三至七章依次探讨清政府在实政改革思想的指引下，在新军、铁路、矿务、银行、邮政、新式学堂等方面的具体建设和面临的复杂挑战，一则凸显改革实践与改革理论之间的巨大差距；二则展现在中外侵略与反侵略的对抗中，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的构成、取向、运作、博弈、迁转，经常直接地，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左右着各项改革的发展走向及其成败得失。至于偏于旧政的折南漕、减兵额等项，虽然同样囊括在“力行实政”谕的改革范围内，但因当政者的敷衍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总体上乏善可陈，故本书不做充分展开。[149]
最后，还需要就与本书相关的概念做一简要说明。
第一，关于维新运动，学界目前至少存在以下六种不同看法：（1）它是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1895～1897年蓬勃发展，至“百日维新”迈向高潮的变法改革运动；[150]（2）它是1895～1898年在康有为一派主导下掀起的爱国救亡运动，以公车上书为标志，因戊戌政变而失败，或曰“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变法维新运动”；[151]（3）维新运动以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为起点，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维新派退出历史舞台为终点；[152]（4）维新运动作为一大政治事件，集中于“百日维新”的103天，即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5）维新运动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上限，以1903年革命与维新正式分野为下限；[153]（6）维新运动可分两个层次：一是经济改革，始于1895年，戊戌政变后仍继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二是政治改革，始于1898年的“明定国是”诏，历时103天就因戊戌政变而搁浅。[154]以上意见，对于维新运动的时间断限、领导者、政治纲领、改革性质等还存在相当争议，但都偏重于强调康有为在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关于戊戌变法，学界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理解，狭义上一般等同于“百日维新”（或将戊戌春清政府的改革，也一并包括在内）；广义上一般指1895～1898年的清朝自改革运动。[155]
鉴于以上概念存在颇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本书在做狭义的界定时，更青睐于使用“百日维新”这一相对明确的指谓；广义的说明，则使用“戊戌变法”这一概念。
[1] 《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二），郑匡民、茅海建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13号，第76～77页。
[2]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167页。
[3] 《清实录》第56册《德宗实录》（五），中华书局，1987，第837～838页。其他研究者，或称为“因时制宜”谕；笔者此前曾用过“改革谕旨”的称谓，今取该谕旨原文，修正为“力行实政”谕。
[4] 《中国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5，第449～453页。
[5]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423-459.译文据《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361～388页。
[6]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译，三联书店，1974，上册，第404页。
[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316页。
[8] 人民出版社，1981，下册，第551～552、568页。又，胡绳撰写这部分内容时，主要采纳了苏沛的意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序言第2页）
[9] 21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近代通史类著作，包括张海鹏主编、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以及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对于甲午战后清朝改革的处理，依然是以康有为一派的活动为主线。
[10]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初名“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249页。
[11]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88～108页。
[12] 《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54～164页。
[13] 《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4] 《北京戊戌变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第77页。
[15] 《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52～163页。
[16] 《光绪乙未年地方督抚的自强论争》，《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7] 《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清廷朝局初探》，《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
[18]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
[19] 《甲午战后至百日维新清政府的改革措施》，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46～56页。
[20] 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费秋香：《论甲午战后的清廷改革（1895～1898）》，《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1] 《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2] 茅家琦：《张之洞与洋务运动——兼论洋务运动终结的时间》，《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社会科学》（上海）1985年第1期。
[23] 《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460～487页。
[24] 《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
[25]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
[26] 《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兼论维新变法的复杂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27] 《放开眼界看“戊戌”》，《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
[28] 《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9]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30]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
[31]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2] 《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第399页。
[33]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4]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5] 《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6] 《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文物》1978年第7期。
[37] 《北京戊戌变法史》，第170～178页。
[38] 《清廷关于戊戌改革大讨论的研究——以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为主》，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9] 《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57页。
[40] 《八十年后话戊戌》，《红旗》1983年第7期。
[41] 《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1日，第5版。
[42]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学术研究》1990年第4期。
[43]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再认识》，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6～37页。
[44] 参见王毅《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
[45] 《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44～78页。
[46] 杨立强：《中日甲午战争与清末军制改革》、黄亦兵：《甲午战争后清朝的军制改革》，梁巨祥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第213～245页。
[47]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7页。
[48] 《清政府编练新式陆军决策过程研究（1894～1895）》，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5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51] 《文史》第26辑，中华书局，1986，第215～233页。此外，还可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罗尔纲《晚清兵志》第2～4卷，中华书局，1997；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宫玉振《新建陆军、自强军营制饷章考误》，《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2009。
[52] 《自强军编练述略》，《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53] 《论自强军》，《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54] 《张之洞与清末新军的编练》，《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5] 《张之洞与“自强军”》，《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56] 《晚清新建陆军与自强军之比较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57] 《新建陆军、自强军营制饷章考误》，《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58]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第238～270页。
[59] 《张之洞与晚清湖北新军建设——兼与北洋新军比较》，《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0] 《晚清兵志》第5～6卷，中华书局，1999，第9～26页。
[61] 《试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62] 《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自序、第7～14页。
[63] 章开沅：《序言》，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页。
[64] Percy Horace Braund Kent，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An Account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London：E.Arnold，1907；曾鲲化：《中国铁路史》，新化曾宅，1924；谢彬：《中国铁道史》，中华书局，1929；凌鸿勋：《中国铁路志》，畅流半月刊社，1954。
[65]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编者印行，1935，第78页。
[66]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66页。
[67] 《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68] 《论晚清的铁路建设与资金筹措》，《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69] 《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70] 约瑟夫·马纪樵：《中国铁路：金融与外交（1860～1914）》，许峻峰译，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第106～143页。
[71] 《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第174页。
[72] 《京汉铁路初期史略》，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73] 《张之洞与芦汉铁路的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的艰难起步》，群言出版社，2006。
[74] 《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73页。
[75] 《张振勋与芦汉铁路的筹建》，《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
[76] 《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114～116页。
[77] 《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第100～116页。
[78] 《湖南之矿业》，湖南经济调查所，1934，第32～33页。
[79] 「變法から新政へ——湖南礦業政策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社會科學』26期、1973。
[80]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81] 《谭嗣同与盛宣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2] 《陈宝箴与湖南矿业近代化的发端》，《淮北煤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83] 《1897～1904年英国福公司侵占河南矿山的阴谋活动》，《史学月刊》1964年第8期。
[84] 《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9页。
[85] 《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1页。
[86] 《晋抚胡聘之与晚清山西矿案新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87] 参见何玉畴《清末四川矿权收回的经过》，张寄谦编《素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399～416页；杨蕴成《论清末四川外资办矿》，《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88] 《清季的漠河金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
[89] 《袁大化与漠河金矿》，《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90] 《洋务企业的近代股份制运作探析——以1889～1898年的漠河金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91] 《开滦矿历史及收归国有问题》，华新印刷局，1932。
[92] 《中英开平矿权交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93] 《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中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第46页。
[94] The Kaiping Mines，1877-191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95] 《从开平矿务局看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96] 《开平矿务局经营得失辨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97] 《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98] 《近代开滦煤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
[99] 《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3页。
[100]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02]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10～331页。
[103] 中村义：《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邹念之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9页。
[104] 《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及其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05] 《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2期；《外资银行夹击中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初年与外资银行、洋行、厂矿企业的业务往来及其思考》，《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106] 《中国早期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初探》，《南开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
[107] 《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1896～1911）》，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中国通商银行个案研究：尹稚山亏蚀案剖析》，《兰州学刊》2005年第5期；《早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几个金融案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08] 《列强对中华邮权的侵略与中国邮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0。
[109] 《近代中国的邮政（1896～1928）》，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92，第3页。
[110] 《近代中国邮政述略》，《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
[111] 《清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折〉依议颁行之后》，《上海集邮》2007年第4期。
[112] 《晚清中国与万国邮联交往述略》，《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光宣年间中国参加第六届万国邮联活动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
[113] 《确立新制度：晚清新式邮政再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4] 《交通、邮政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11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74页。
[116] 《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318～322页。
[117] 《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325～337页。
[118] 《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第243～244页。
[119] 《论海关洋员与中国近代邮政》，《史林》1993年第4期。
[120] 孔祥吉：《一页被遗忘的历史——从中国派往万国邮政联盟的第一个代表团说起》，《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第284～292页。
[121] 《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第477页。
[122] 《中国教育史》，第573页。
[123] 《中国教育史》，“国立编译馆”，1945，第277页。
[124] 《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53页。
[125] 《京师大学堂》，台湾大学文学院，1970。
[126]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27] 《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京师大学堂与日本》，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0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128]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9] 《强学会与强学书局考辨——兼议北京大学的源头》，《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30] 丁剑：《京师大学堂成立溯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钟家鼎：《京师大学堂创建源流考》，贵州省史学会、贵州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169～176页。
[131] 茅海建：《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07～283页。
[132]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33] 参见朱荫贵《梁启超与时务学堂》，《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胡平生《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2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511～522页；马勇《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34] 参见黄彰健《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林明德、黄福庆译，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第192～236页；杨念群《地域文化冲突的近代缩影：时务学堂之争再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2期；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35] 迟云飞：《湖南时务学堂考实》，《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36]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37] 《再论湖南戊戌变法——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时务学堂、南学会》，郑大华等主编《戊戌变法与晚清思想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22～137页。
[138] 《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13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140] 《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141]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271页。
[142]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9～18页。
[143] 《丁家立与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44] 《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第217页。
[145] 《论书院改学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编《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60～368页。
[146] 《论晚清书院改革》，《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47] 《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932页。
[14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5页。
[149] 简言之，汰减旧军，除直隶因朝廷反复施压，湖北因总督张之洞自发推行，力度较大外，其余各省普遍动作迟缓。保甲、团练、积谷等朝廷三令五申的事项，亦碍于“外省积习相沿，往往以一纸空文敷衍塞责，于团练、保甲则有名无实，于积储则以少报多，种种弊端，在所不免”。［刚毅：《遵旨确查江南团练保甲积储事宜并现筹整顿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34-064］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1899年清朝中央颇有主动整顿的意向，但“不幸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等之条陈之不切实际既如此，而各省督抚将军之苟且敷衍又如彼，故结果除刚毅复在广东以商人包缴厘金，酌提盈余及裁并局所等法筹得1600000两外，整顿之事，遂无形告终”。（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第228～230页）整顿田赋方面，以刚毅对苏南五府州田赋的清理力度最大，但最终所得仅银22万余两、米约15万石、匿田1.8万顷。（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7页）
[150] 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51]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第378～407页；周辉湘：《也谈戊戌维新运动上下限——兼与石彦陶先生商榷》，《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52] 石彦陶：《戊戌维新运动上下限新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153] 孙应祥、皮后锋：《论维新运动的上下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54] 赵立人：《重评维新运动》，方志钦等主编《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1999。
[155]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