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合作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撰写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将上合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观察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扩大我们对国际政治理论中制衡理论、国际机制理论、决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还能在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现有理论。诸如把现实主义中的制衡理论与运筹学中的合作博弈论有效地结合起来，提高国际行为体参与国际合作的解释力。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了应对不均衡的权力或潜在的威胁，国家通常会选择制衡。如果以己为中心，制衡可以分为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国家经常会选择增强自己的国家实力，外部制衡一般是指国家选择结盟或追随大国的行为。如果以形式来划分，制衡则可以分为硬制衡和软制衡，硬制衡是指国家通过提高自身军事实力或结成军事联盟来制衡不均衡的权力或潜在的威胁，软制衡则是指国家获得有利于自己且不利于对手并强加于他人的能力。在软制衡中有一种形式被称为约束行为，[2]约束行为的逻辑是，国际制度在维持国际合作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根据现行的做法，如果有合作意向的国家建立起通用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管制它们的相互影响，那么合作将更有效。[3]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制度可以赋予大多数强国的行动以合法性，尤其是在动用武力之前。如果弱国相信最强大的国家只会在获得广泛国际支持（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的情况下才动用武力，它们就不会对权力的不对称感到担心了。因此，强国如果同意受规范的约束，就可以使弱国不必担心其弱点会遭到利用（至少不会被利用得太过分），弱国也就不必建立抵抗联盟，这样反而能让主导国更容易获得他国的资源服从。[4]在博弈论中，合作博弈关注的是收益分配问题，之所以产生合作博弈是因为能产生合作剩余（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合作剩余的分配则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技巧运用。合作剩余之所以由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组成，是因为在合作博弈中国际政治行为体在追求利益过程中通常存在着权重函数与价值函数。也就是说，国际政治行为体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存在着理性和价值判断，理性判断主要来自对概率的感知，而价值判断则来自主观期望。当把权重函数和价值函数映射在国际政治行为体相互关系中时，我们可以推导出合作剩余中的实际收益是指博弈方已发生的、确定性的合作收益，而预期战略合作收益，是指博弈方希望通过合作而实现的战略利益。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存在着合作博弈。政治互信水平的提高是成员国间最大的实际收益，并由此形成了地区稳定。预期战略收益则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的潜在动力，也是上合组织能够双扩的动因。

其次，观察新安全观在上合组织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上合组织成员国组成非常复杂，虽有共性但差异性更大。2017年5月前，上合组织共有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正式成员国。2017年6月阿斯塔纳峰会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新成员国加入上合组织，至此上合组织成员国扩大到8个，这是上合组织第一次扩大。这意味着上合组织所涵盖的区域，从中亚地区扩大到南亚大部分地区，上合组织在中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扩大后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总数占全世界40%以上，宗教信仰涵盖了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世界主要宗教，但成员国发展不均衡（见表序-1），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合作预期还有差异。

表序-1 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基本国情比较

续表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军事对抗已不是影响地区安全的直接因素。影响地区安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地区安全议程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扩大。反观上合组织所处的中亚地区，成立18年来基本实现了地区稳定，这与中国在上合组织贯彻“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5]密不可分。在上合组织成立大会上，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讲道：“‘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它所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

最后，总结多边安全合作的经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实际上是一个单元与体系互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舞台需要借助各种国际组织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上合组织便是其中之一。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中国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则有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体系压力。为了减弱来自体系的压力，中国提出了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离不开多边安全合作，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以引导国身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还是新课题。通过上合组织吸取多边安全合作的经验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

为此，对于中国经验而言，撰写本书试图给读者提供以下经验性认识。（1）探索在一定条件下大国是可以和平崛起的理论依据。这是因为上合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修昔底德陷阱”在中亚地区出现的可能性，并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探索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多边平台促进中亚地区安全发展的有效方式，寻找及增加成员国在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合作的利益契合点。（3）探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地区安全风险预防措施方面的优先方向。作为地区间国际合作扩大的倡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所有参与国合作共赢的计划，但是中亚地区安全基础十分脆弱，极端势力、大国间博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等都是影响地区安全发展的因素，为此针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发展设计安全风险预防措施便显得十分迫切且意义重大。（4）探索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方式。尽管俄罗斯国家实力大幅度下降，但依然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大国外交传统的世界性大国，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国际关系中俄罗斯更偏好于选择自助。俄罗斯在遇到外部压力且需要帮助时，不会主动地寻求外界帮助。因此，建立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支撑。（5）探索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平衡制度弹性和刚性问题。实际上，适度的制度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合作能力的刚性，从而提高上合组织应对日益复杂的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