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洋务派主张办轮船航运

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的官粮运输，主要是依靠水道，这种运输方式被称为“漕运”，官粮亦被称为“漕粮”。清政府征收漕粮的主要省份是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尤以江南六省所征漕粮为主。然而由于黄河屡次决口，从1826年起，清政府决定将漕粮由以往以内河运输为主，改为以海运为主，沙船业因此而繁荣。随着外国航运势力的入侵，沙船竞争不过外国的轮船，运输漕粮的丰厚利润，逐渐被外国轮船抢走，沙船业日趋衰落。

面对漕粮运输的新情况，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设想，有想自己办轮船公司夺回厚利的。如1862年商人吴南昌等人欲购四艘轮船，参与运输漕粮，由于受到阻力，最终未能实行；1866年春，与李鸿章讨论漕粮运输办法时，苏淞太道应宝时提出收买沙船运漕的计划，但是仅购船款就需75万两，此外每年还需26万两修船费用，李鸿章认为如此大的费用骇人听闻，遂否决。1867年，曾国藩因漕粮数量逐年增多，而沙船数量却逐年减少，担忧再过一些时日，江浙漕粮更多时，无船可用。他与江苏藩司丁日昌、苏淞太道应宝时等会商，决定次年春期漕粮海运时，雇用部分洋船来缓解困境。曾国藩的建议于1868年春得以试行。但是，对于试运的结果，户部最先表示不满，三口通商大臣接着诉说各种困难，最后，确定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奏，雇用洋船运输漕粮的办法，自然遭到了否决。1868年，道员许道身、候补同知容闳请求政府劝谕华商购置轮船，参与漕运之外，兼揽客货。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丁日昌都表示支持，但公文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无法实行。

其实，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臣已经洞察到掌握轮船、兴办轮船运输势在必行。早在1861年9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他认为，若能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如此，则“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1863年，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他在另一封信中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866年6月，左宗棠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说：“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为此，他向清廷密陈在福州设立船厂的计划。[1]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轮公司在中国水域中拉客载货获取丰厚的利润，已成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外国轮船运量大、速度快、时间准，受气候影响小，并且受条约保护，无须缴纳厘金，不受沿途关卡勒索。它们与中国的沙船、木帆船相竞争，很快占了上风，使得外轮公司大获其利。1867年至1872年，仅运营中国沿海与长江航线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家就获利468万余两。[2]

外轮公司快速扩张以及获取丰厚利润的事实，进一步刺激了晚清朝野兴办轮船航运的神经，众多华商开始投资外轮公司，或购置轮船挂着洋旗从事“诡寄”经营，并呈逐步扩大趋势，使清政府深感在管理与税收方面存在着隐患。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臣深知兴办轮船航运势在必然，难以阻挡，并且轮船与机器制造和煤、铁开采相互依存，既有利于国防，又有利于民生，可以兼顾军备与商用。因此，他们竭力主张顺应潮流，兴办轮船航运。然而，在同治早年，这种主张仍很难获得朝野大多数人的认同，特别是反对派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