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活故事：揭示抗逆力的窗口

在贫困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因其对意义的关注（Willig，2008）而有独特优势。虽然识别和测量贫困是重要的方面，但许多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包括考察贫困人士所经历的过程和事件，考察那些阻碍他们逃离贫困因而造成鸿沟的环境，以及那些被迫遭受贫困的人所承担的后果（Saunders，2004）。0这要求我们这不仅要考察统计数字，还要超越这些数据，实现对贫困经验的丰富描述。而且，质性研究能够从内部考察贫困家庭的生动经验，其研究结果为量化数据添加了深度的和高度个人化的论述，是量化研究的重要补充（Seccombe，2000）。此外，由于城市老年贫困大多是一种长期贫困的状态，贫困的持久性是其重要特征。但单纯地评估收入和消费容易低估持久的剥夺（Hulme ＆ Shepherd，2003）与长期内化的压力，质化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长期贫困经验的理解。质性研究方法也很适合本研究对抗逆力的理解。因为它聚焦于未识别出的过程，放大被边缘化的声音，解释文化的情境（Este，Sitter ＆ Maclaurin，2009）。

作为一种质性研究取向，生活故事尤其适用于探寻贫困老人的抗逆力。生活故事是一种叙事形式，它从口述史、生活史、其他民族志和田野取向演变而来（Atkinson，1998）。它有时也被称为生命史或传记式访问，是用来收集、分析与诠释人们自述其个人生活故事的方法（Marshall ＆ Rossman，2006），属于质性研究方法的特别类型。生活故事的价值不只像陈述历史一样，提供过往事件与经历的特定细节信息，还呈现个人如何创造意义（Marshall ＆ Rossman，2006）。根据Atkinson（1998）的观点，生活故事取向的质性研究通常由访谈开始，然后转录，最终以故事讲述者的语言形成流畅的叙事。受访者在研究者引导的访谈中，尽可能完整和诚实地讲述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包括他/她记忆中的生活，以及他/她想让其他人了解的生活。生活故事的叙事内容包含人生中最重要的影响、经历、环境、议题、主题和教训。换句话说，生活故事不是完全的生活编年史，而是我们的经验、事件、想法和感觉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片段，是那些对我们最重要或最有意义的经验的浓缩——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King，Brown ＆ Smith，2003）。

生活故事的内容并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它是个人对真实的建构，反映了个人的独特经验和视角。因此，倘若我们想要知道一个人的独特经验和感受，那么没有其他的方式会比让当事人自己讲述更好。主体视角（subjective perspective）组成了讲述者世界中的真实（Atkinson，1998）。正如Atkinson（1998：20）所言：

在生活故事中最有趣的是，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他们又想要别人如何看待他们。生活故事清晰、有序地记录了个人的真实（personal truth），这一个人的真实由“事实”（facts）和“虚构的事”（fiction）组成。

生活故事取向的优点在于，它考察一个人随着时间推移，如何经历和理解生活（Atkinson，1998）。它更关注贫困老人对于自身故事的建构，而不需要像“生命史”那样讲求明确的证据（Tagg，1985）。它可以较完整地捕捉个人的生命（Marshall ＆ Rossman，2006），让读者进入相同的经验。生活故事取向尤其适用于旨在发掘培育贫困老人抗逆力机制的质性研究。Rappaport（1995）将创建、选择、讲述个人故事的权利视为一种宝贵资源，认为这种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也是被不平等地分配的。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创造环境，来促进增权性质的社区的和个人的故事，更认真地倾听讲述这些故事的声音。生活故事取向引导我们发现贫困老人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关于压力的各种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回应这些压力的故事，并与更广泛的个人改变、社会变迁相联结。它们不仅是了解贫困老人的途径，也让我们了解他们做出某些选择原因的途径。理解这些选择的合理性能够帮助我们为面临相似逆境的老年人设计最有用的干预措施。

本书的第三章至第六章，是笔者运用生活故事的访谈方法所呈现的城市贫困老人的压力与抗逆力的故事。这部分着重考察老人关于贫困的经验、事件、想法与感受，尤其是他们如何看待与理解物质匮乏环境中的各种压力，他们如何回应这些压力，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如何建构意义，试图发现提升贫困老人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生活故事的访谈像一场谈话（conversation），但又不是谈话。在访谈中，对方是谈话的人，而我们是倾听的人（Atkinson，1998）。在提问的方式上，用于取得人们深层经验的直接和简单的问题，能够带出最丰富的故事（Atkinson，1998）。比如，用“那对您意味着什么”“这让您有什么感受”此类问题引导故事讲述者表达感受，能够引出最好的故事。当受访者传达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信息时，笔者的角色则由引导者转向跟随者，将笔者作为研究者的知识和声音留在背景中，主要提供支持和鼓励。当受访老人沉默甚至完全停止时（可能是需要时间进一步反思，让内在的想法外露），这时，与其破坏沉默，还不如等待（Atkinson，1998）。在访谈行将结束的时候，笔者让受访者知道，他/她给我提供的故事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礼物。在生活故事的访谈中，访谈者保持谦卑、同理心、敏感和理解对方，这比拘泥形式（formality）、显得有科学性（appearing scientific）更重要（Atkinson，1998）。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力图表现出对受访老人的兴趣、同理心、关注、温暖和接纳，同时尊重受访老人的界限，给予情感支持。

除了运用生活故事取向与受访老人访谈外，笔者还以关键个案抽样（critical case sampling）的方式选取相关工作人员，包括不同社区居委会面向贫困老人的主要负责人5位，以及提供老年服务的社区机构负责人1位，前线社会工作者1位。对社会政策执行者与社会服务递送者的访谈，有助于我们了解老年贫困在社会、组织和政策层面的背景，且帮助我们探寻如何在正式社会系统的层面培育贫困老人的抗逆力。

基于城市贫困老人的生活故事，本书将聚焦于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从个体的层面考察贫困对于老年人多重面向的负面影响。同时，基于批判老年学和抗逆力的理论视角，探索贫困老人如何回应贫困的负面影响。不是止于贫困老人在心理学层面的抗逆力，而是更加关注他们对贫困经验的主观诠释，探索内在和外在的保护性因素提升抗逆力的过程，并且将社会政策纳入贫困老人抗逆力的保护性过程。最后，将为改善与贫困老人有关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提出适切的建议。

这些研究内容的呈现对于知识发展、实务开展和理论贡献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关于中国城市贫困老人主观经验的研究颇为匮乏。由于老年贫困具有持久性与多重风险叠加的特点，其不同于一般的贫困现象，需要特别考察。尽管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略见于少数媒体报道，但目前关于贫困老人的研究多以政策提供者的角度研究贫困老人，忽略了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尤其是在华人社会背景下，鲜有研究探索贫困对于老年人主观经验的影响，以及老年人对于贫困的响应。对于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的研究能够填补这一领域的知识空隙。其次，对于贫困老人主观经验研究的欠缺，限制了个人层面循证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与相关社会政策实践的开展。通过质化研究方法探索贫困老人在结构性限制下的能动性、局限和矛盾，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的角度思考改善贫困老人处境的变革力量。最后，基于抗逆力理论、压力理论和批判老年学理论来探索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这在理论上摒弃了以往考察贫困老人的单一的问题视角，力图发掘贫困老人在多重压力之下的优势与能力，并对贫困老人抗逆力的研究框架进行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区别于“成功老龄化”、“有生产力的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社会老年学视角，在强调贫困老人抗逆力的同时，试图发现家庭、社区和社会政策层面对发展贫困老人抗逆力的限制，避免片面强调有些贫困老人的优势而造成对其他贫困老人的社会贬损。

本书的第一章将阐述与贫困老人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发现。第二章将阐述老年贫困的理论解释。第三章至第六章较全面地展现城市贫困老人的主观经验，其中第三章将识别中国城市贫困老人的多重压力，第四章和第五章将分别阐述作为外在保护性因素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和正式社会支持响应中国城市贫困老人多重压力的机制和结果，第六章聚焦于作为内在保护性因素的工具性策略和意义创造响应中国城市贫困老人多重压力的路径。第七章就城市老年贫困的多重弱势和保护性因素进行进一步讨论。第八章对社会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8月29日主席令第73号）以及各省份老年人有关条例，我国的老年人一般为60周岁以上的公民。因此，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所指的中国老人亦是60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

[2]《〈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研究报告》，2007，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12/17/content_939314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5月10日。

[3]《北京市“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政策指南》，2017，http://zhengwu.beijing.gov.cn/zwzt/ylyx/，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12日。

[4]《北京市2010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2011，http://zhengwu.beijing.gov.cn/tjxx/tjfx/t11977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8月15日。

[5]《对长者贫穷及消弭长者贫穷的意见——向立法会研究有关减贫事宜小组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书》立法会CB（2）642/06-07（03）号档，2006，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hc/sub_com/hs51/papers/hs511214cb2-642-3-c.pdf，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7月9日。

[6]Deacon（2002）认为，福利的“美国化”强化并维持着布莱尔和撒切尔一致认可的伦理，这是一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导社会政策的准蒂特马斯范式或学派，它越来越关注物质不平等的增长，更少关注利他主义和社会关系的质量，也更少关注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如何体现在有意义的选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