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进天津歌舞团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前几年，我一边作为车工在钢锉厂辛勤工作，一边作为天津一机局业余宣传队的成员参与演出。我整天忙碌着，也快乐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我的家人天各一方。我在拉扯着年幼的弟弟艰难生活的同时，仍千方百计寻找着那片可以自由放歌的天空，借以慰藉自己的心灵。

“小关在吗？唱一个！”这成了我在钢锉厂最熟悉的呼唤。无论是开工前、午饭时还是开会前，工人师傅们总是期待着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当我放声歌唱时，他们脸上展露出的开心笑容和喜悦眼神，成为我最大的鼓励和力量源泉。

天津一机局的负责人知道我歌唱得好，就经常抽调我参加各种演出。站在舞台上，我尽情投入，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我有了更多给工人师傅们唱歌的机会，不知不觉快乐了许多，也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次演出的机会。

尽管演出频繁，但我从未耽误过工作。每次演出归来，我都会迅速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和袖套，投入车间的工作中去。有时演出时间较长，我会利用一切时间赶工，加班加点以确保工作的进度和质量。那个时候，我频繁地在演出和上班“两种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我的努力得到了工友们和厂领导的认可，每年都获评“先进个人”称号。

这期间，弟弟关牧野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去了天津机车车辆厂。弟弟的工作有了着落，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1975年年底，父亲刑满释放。在劳改农场负责看押犯人的指导员韩玉华对我父亲说：“你有个好女儿呀！在天津钢锉厂，叫关牧村，是吗？这几年，北京总政、总后都有人来，要求给你平反，为的是录取关牧村，要她到部队去。你赶紧回天津去看看孩子们吧！”

1976年7月下旬，在我们与父亲离别五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天津，回到了他充满思念的家。

五年多的牢狱生活，让父亲无时无刻不挂念着我们。这次，他买了50斤白面，从遥远的山西一路颠簸着背回了天津。

那会儿，我正在一机局机关排练节目。得知父亲回来的消息后，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跑回家，想早点见到他。

我和弟弟在家附近会合后，前往火车站去接爸爸。半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扛着一个很沉的袋子，弯着腰走过来。由于多年未见，我并没认出这就是我父亲，父亲也没有认出我们。这也难怪，父亲离家多年了，我都长成大姑娘了，弟弟也长成小伙子了，我们怎么能想到彼此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幸好我的工作服上写着“津锉”（“天津钢锉厂”简称）两个字，这让父亲意识到我们可能是他的孩子。他看我的面相似曾相识，我们也觉得他有点面熟。彼此一回头：

“啊，这是爸——”

“哟，这不是小村、胖子吗！”

一时认了亲，我们悲喜交集。我们强忍着泪水，一起回到了家里。父亲在回家之前，无数次幻想过家里的样子，他担心家里会破烂不堪。然而，当他进入家门后，发现家里虽然简陋但被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这让他既欣喜又心疼。

亲人重逢，骨肉团聚，我急切地问父亲：“这些年您身体还好吧？”

父亲安慰我：“看，这不是挺好吗！”

望着父亲饱经沧桑的面庞和粗糙的手，我知道他在劳改农场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忙不迭地对父亲说：“我买了辆自行车，又增添了一台听歌的半导体收音机。弟弟小胖也长成大小伙子了，家里什么活儿都能帮我干。”

父亲环顾着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家，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能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父亲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幸福。

1976年10月，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沸腾了，天津沸腾了，全国亿万群众纷纷表达着对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欣喜与欢呼。

10月17日下午，天津街头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200多万群众组织集会和游行，高喊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口号，前往天津火车站一带，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我和宣传队的同事们也参与其中，我们唱啊，跳啊，仿佛要将所有的喜悦都释放出来。那一刻，我感到心头的乌云散去了，压在心头的大山也仿佛被搬走了。大家体会到久违的酣畅淋漓与扬眉吐气。天空是那么蓝，空气是那么清新，心情是那么舒畅。

后来，我听词作家韩伟讲，天津歌舞团的同事们游行回来后，把单位破旧的食堂挤得满满当当，欢声笑语几乎要把屋顶掀掉。食堂师傅们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做出许多菜肴，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大家难掩兴奋，一边推杯换盏，一边回味下午的游行。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举起酒杯。几杯酒下肚后，韩伟看着眼前的场景，脱口吟出：“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同事听到，忙说这两句好，应该编成歌词。

韩伟当晚就打出了腹稿。歌词写好后，韩伟给正在北京探亲的老搭档施光南写信，请他谱曲。施光南动作很快，没几天就把曲谱寄了回来。这首歌就是《祝酒歌》。

韩伟和施光南合作过很多优秀的作品，如《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等，都是传唱至今的经典。他们认识于学生时代，同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毕业后又同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甚至后来下乡劳动都是去的同一个地方。

韩伟说，他深知老搭档的才华，而当他拿到曲谱，还是忍不住惊叹：“我一唱，哎呀，写得真好！用的是热情奔放的新疆音调，节奏特别欢快，让人感觉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施光南曾向韩伟提到创作这首歌时的心境。他说，看到歌词太喜欢了，立即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创作状态。韩伟非常理解这种心情。“文革”期间，他俩都受到了冲击，尤其是施光南，写的歌不让唱，挨批斗，还被发配到农村劳动。也许，只有经历过被禁锢之痛苦的人，才更能够体会自由降临时的巨大喜悦。所以，当阴霾消散时，滴酒不沾的韩伟和施光南才会“醉”于喜悦，写出传唱数十载的《祝酒歌》。

我们一家人仿佛也获得了新生。

但是，春寒料峭之际，冰河的开化仍需要时间，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仍阻碍着我踏进专业文艺单位的大门。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曾多次尝试进入专业文艺单位，却每次都因为政审问题而失败。

1977年10月，著名艺术家王昆到天津为恢复重建的东方歌舞团选演员。王昆是德高望重的女高音歌唱家，曾在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饰演女主角喜儿，不仅歌唱得好，在热心培养后人方面也是有口皆碑。

她见到我，听了我的演唱后，对我说：“牧村，东方歌舞团正缺女中音，你过来吧。”

我赶紧说：“能跟王昆老师在一起，我太愿意了。”

那一刻，我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尽管王昆老师非常看好我，执意要带我走，但没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我不敢擅自离开。

天津市有关负责人感到，一个人才的价值是无法被埋没的，拦是拦不住的，于是，不久后便把我从天津钢锉厂调入天津歌舞团工作。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我终于在1977年10月戴着妈妈遗留下的唯一一条旧围巾，走进了天津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歌唱演员。那时，我已经二十四岁。

我深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事业的起点，更是揭开了我人生道路的一个新篇章。

但是，离开天津钢锉厂，我确实有一种不舍。对我来说，在天津钢锉厂当工人的这七年，是我人生中不平凡的七年，也是我的心深深扎根在土壤、扎根在基层的七年。那些与工友们并肩工作的日子，那些汗水与欢笑交织的时光，都成为我心中宝贵的记忆。

天津歌舞团曾培养出王莘（《歌唱祖国》词曲作者）、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施光南等多位著名作曲家和一大批专业歌唱演员，有着深厚的艺术底蕴和人才积累。

当时，天津歌舞团所在地是个封闭式大院，四周由三层楼房围着。这里琴声悠扬，歌声不断，人气兴旺，十分热闹。

在歌舞团里，我得到了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培养。他们安排独唱演员李维熹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从乐理知识到演唱技巧，他都一一悉心教导我。

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倍加珍惜。我如同海绵吸水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每天傍晚，当同事们下班回家后，我都会独自留在琴房练声，直到很晚才回家。为了唱好外国歌曲，我向国际广播电台的外国朋友、专业翻译人员学习发音，甚至与外语专业的老师建立联系，向他们请教发音技巧。

1978年12月，我收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经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我父亲无罪。

随即，山西省建三公司党委给我父亲恢复名誉，并补发了四年的工资。1980年4月，撤销了原国家建工部1958年5月对父亲退职的处理决定，恢复其原职原级待遇，工龄从1948年起连续计算，重新安排在中建六局上班。

父亲的冤案彻底得到平反昭雪，全家人卸下了心中沉重的包袱，多年来盘桓在我们头顶上的那块厚厚的乌云散去了。全家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喜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随后，我和弟弟牧野与父亲一起在天津生活，共享天伦之乐。哥哥关牧原也结束了在山西农村的十年插队生活，到河南新乡投奔我五姨，在新乡市工具厂做了会计，后在当地娶妻生子。

经过多年的动荡不安后，全家人终于安顿下来。

有一天，父亲特意带着我和弟弟到北仓公墓给母亲扫墓。父亲把一束鲜花放在母亲的墓上，动情地说：“芳芗，我今天带着孩子们看你来了。牧村没有辜负你的遗愿，已经登上专业舞台演出了。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和亿万国人一样，我们全家从沉重的精神压力下彻底解脱出来。

后来，每当我演唱《祝酒歌》，唱到“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这句歌词时，心中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这一天的到来太不容易了。

这首歌不仅唱出了我个人的心声，更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它是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改革开放深深的感激。这里面有含着泪水的欢乐，也有历经沧桑的喜悦。

尽管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遭遇了动荡的年代，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嘱咐，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让我有机会尽情地放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