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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善良的人，他们让我顺其自然，他们理解我所面临的一切，不想给我更多的压力。在教堂里演奏管风琴的道森先生和蔼可亲。鼓乐老师利特尔非常有耐心。因为他只能坐轮椅，乘面包车上课，我们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他从车上弄到教室，然后还得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下课后回到面包车，所以实际上教学时间永远不会超过二十分钟。我并不介意，作为回报，利特尔先生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打鼓不在点上。

然而，有些老师对我毫不留情。就像我的历史老师休斯-盖姆斯先生。

休斯-盖姆斯先生住在运动场旁边的平房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总能听到他养的那两条指示犬托斯卡和比德刺耳的叫声。两条狗长得很漂亮，身上有斑点，灰眼睛，休斯-盖姆斯先生把它们当孩子一样养，把它们的照片装在银相框里放在桌子上。这也是许多男孩认为休斯-盖姆斯有点儿古怪的原因之一。因此，当我意识到休斯-盖姆斯先生认为我是个怪人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有一天，他对我说，还有什么比一个英国王子不了解英国历史更奇怪的事情呢？

“我无法理解，威尔士。我们在说你的血亲——难道这对你毫无意义？”

“比没意义还没意义，先生。”

这不仅仅因为我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一无所知，也因为我不想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理论上我喜欢英国历史。我发现有些事情很有趣。比如《大宪章》的签署，我就略知一二。那是1215年6月在温莎附近的兰尼米德签订的。我曾经透过爸爸的车窗眺望过那个地方。就在河边。看起来很漂亮。我想，那是缔结和平、建立安宁的绝佳之地。但是关于“诺曼征服”的细节，或者亨利八世[24]和教皇之间的恩怨，或者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区别，我又知道多少呢？

拜托。

事情在某天休斯-盖姆斯先生谈到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25]（此人自称“查理三世”）时，迎来了高潮。休斯-盖姆斯先生对这个王位觊觎者[26]有很大的意见。他气咻咻地和我们分享他的看法时，我一直盯着铅笔，努力不让自己睡着。

突然，休斯-盖姆斯先生停下脚步，提出一个关于查尔斯生平的问题。如果你读过书，答案就很容易了。可是没有人读过。

“威尔士，你一定知道。”

“为什么我一定知道？”

“因为是你的家人！”

周围传来一阵笑声。

我低下头。男孩子们当然知道我是王室成员。如果他们忘记了哪怕半秒钟，我那些无处不在的保镖（全副武装）和分散在周围场地上、身穿制服的警察也会非常乐意提醒他们。休斯-盖姆斯先生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大声说出来吗？他需要用“家人”这个意味深长的词吗？我的家人就只是把我当备胎而已。我是“替补”。我对此没有抱怨，也没有纠结。在我看来，最好不要去想某些事实，比如按照王室旅行的基本规则，爸爸和威利永远不能乘坐同一架飞机旅行。因为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继承人不能同时出事。但没有人在乎我和谁一起旅行。备胎总是可以被舍弃的。我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位置，所以为什么非要拎出我开涮呢？为什么非要让我记住从前那些备胎的名字呢？这有什么意义呢？

更重要的是，我又何必梳理我的家谱呢？反正不管怎么梳理都会指向同一个断裂的分支——妈妈。

下课后，我走到休斯-盖姆斯先生的桌子跟前，请他停一停。

“什么事，威尔士？”

“你让我难堪了，先生。”

他扬了扬眉毛，眉梢几乎翘到发际线上，像受惊的小鸟。

我争辩说，像他对我这样，问其他男孩，问拉德格罗夫学校任何一个学生关于他的曾曾曾祖父的尖锐问题，都太残忍了。

休斯-盖姆斯先生哼了一声，抽了抽鼻子。他知道，他这样做已经越界了，但他很固执。

“这对你有好处，威尔士。我叫你的次数越多，你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然而，几天后，开始上课的时候，休斯-盖姆斯先生提出一个“大宪章”式的和平提议。他给了我一把木头尺子，两面都刻着自1066年哈罗德以来每一位英国君主的名字。（尺子，明白了吗？）王室的血脉，一代一代，一直到奶奶。他说我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需要的时候可作为参考。

我谢谢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