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死亡意识的觉醒
死亡之思，从以上界定中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觉察和思考。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自己有死亡之思时，个体必定对自己的死亡之事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对此有所担忧了。人们可以设想自己的死亡之事，在想象中出现各种死亡意象，并且，还能够预见自己的死亡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认知发展理论与死亡意识
人类的死亡认知至今还不是太清楚，也就是说，人类对死亡的认知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当然与死亡认知的复杂性相关，同时，也与学界对人类死亡研究的滞后有密切联系。从目前死亡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看来，人们对于死亡认知这个问题，大多仍然是借用心理学上认知发展的相关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把死亡认知当成是人类认知发展中的一种情形，大多倾向于把死亡认知过程看成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并不认为死亡认知具有特别的规律和过程。事实上，死亡认知过程比一般的认知过程更为复杂纠结，人类关于死亡的各种信仰、行为习惯、生活方式、民族国家等都会影响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以及死亡认知的形成过程。因此，我们亟须对人类的死亡认知过程作深入详细的研究，否则，与死亡相关的许多认知问题就会显得难以理解。
从已有的死亡认知发展理论来看，大多建立在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之上，比如迈克尔·R．雷明(Michael R. Leming)、乔治·E．迪金森(George E. Dickinson)，他们在《温暖消逝：关于临终、死亡与丧亲关怀》(Understanding Dying, Death & Bereavement)一书中，就是从皮亚杰(Jean Piaget)与艾瑞克森( 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认知发展理论出发，分别从二者的人类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和认知发展八阶段理论中汲取养分，诠释人类在不同年龄阶段中对死亡的认知特点。1其中，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处在认知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前运算阶段(2—7岁)的儿童还不具有完全理解死亡的心智，因为他们还没有守恒的思维，这种能力是成熟的死亡概念的先决条件”2。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具体运算阶段(7—14岁),“这个阶段接触到死亡的孩子会非常好奇和现实，并会寻找信息”3，佐证他们的死亡观念。在第四阶段，形式运算阶段(13岁以上),“青少年将死亡看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死亡离他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也是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在这一阶段，青少年已经具有了抽象思维和科学推理的能力。青少年常常忙于追求生活而否认死亡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死亡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否认死亡，当青少年面对挑战或疾病时，这会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4。雷明他们认为，3—5岁的儿童，已经了解到死亡的确切含义，但是缺乏一种明确的死亡意识，即死亡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他们看来，死亡此时被认为是暂时的、局部的。青少年(12—19岁)已经开始理解死亡，成年人、老年人对死亡的看法趋于成熟，并且比较复杂。虽然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死亡观念已趋于稳定，但是，由于“研究成年人死亡理念的另一个限制因素是现在缺乏一个合理的与死亡相关的‘成熟’的定义。发展模式的另一个限制是研究人员没有研究过成人的死亡观念。虽然艾里克·艾瑞克森和其他人研究过寿命，但很少研究这些年龄段和成人对死亡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5。也就是说，人们对成年人的死亡观念与思考方式的关系并没有细致的考察，也不清楚他们的死亡认知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具有特定模式。因此，所谓成熟的死亡意识到底是怎样的，依然是个未知数。
在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依然存在许多有待说明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心理学上的认知发展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对死亡的认知尤其是个体对自身死亡的认知是严重滞后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自我的死亡这件事情的认知很多时候存在偏差。因而，否认死亡也好，拒不承认自己与死亡相关也好，或者干脆逃离死亡的念头也好，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相信可以不朽也罢，这些关于死亡的想法和信念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都有体现。从死亡概念懵懂的儿童，到暮气沉沉的老者，人们在死亡认知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基本的观念很可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比如不相信自己会死亡。为了维持这种信念，稚嫩的儿童可能通过特有的世界图景，比如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念，来拒斥死亡的侵蚀；而成熟的老人，则可能通过某种具体的不死信仰来排斥死亡。总而言之，明确的死亡意识之出现，也就是认识到自己必然会死亡这种意识的出现，在人类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并不是随着人类的一般认知过程而必然出现的。我们说儿童没有死亡意识，这种意识大多是指幼童概念化的死亡意识尚未出现。但是，当我们说成年人也不一定具备死亡意识，这就是指并不是所有成年人都会明确意识到并且相信自己必然死亡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种明确意识到自己必然死亡的意识称为成熟的死亡意识，那么，人类的认知发展理论实际上并不足以解释人的死亡认知过程。进而言之，从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上来看，人类对死亡的认知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必然地不断提升的。至少从真正的死亡意识出现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人类的死亡意识觉醒不是以时间先后作为必然的衡量，而是以某个具体的时间点和觉醒情境为主要契机的。简言之，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们的死亡意识不一定比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明确，反之亦然。死亡意识的觉醒不是跟年龄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的，只有当人们抵达真正的死亡之思时，死亡意识觉醒后的样子才有了清晰可见的轮廓。
死亡意识觉醒的特点
儿童时期的死亡概念，死亡是暂时的、局部的、可逆的，死亡给人更多的印象是亲密关系中的人和物之失去，是悲伤，是丧失，是痛苦。与此同时，人们看到的都是他人、他物的逝去，而不是我们自己，比如长辈的离世，宠物的死亡，同龄人的离开。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人认为的死亡，首先就是他者的死亡，死亡虽然与自己有关，但是，死亡的印象只停留在它带给人悲伤、难过、恐惧、丧失等情绪之上；而且，我们不会认为死去的人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死去的人不过是出门去了，或者睡着了，或者跟自己捉迷藏一样，终有一刻，出门办事的人会再回来，睡着了的人会再醒过来，游戏终止后人会重新现身。在这种印象之下，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真正的死亡是什么样子的。只有当人真正的死亡意识觉醒，死亡之思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背景时，这种死亡印象才会完全扭转，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会实现新的飞跃。
当人们的死亡意识觉醒后，首先感到震惊的是，死亡其实不是暂时的、局部的、可逆的，相反，它是永久的、整体的、不可逆转的。因为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些逝去的人和生命，其实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任何人见过，更没有醒来的时刻。这让心存侥幸或者觉得人会死而复生的人感到恐慌，因为重生的希望流于破灭。一个人死去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事情、印迹虽然还可能会留下和流传下去，但是，这个具体的人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我们有多么爱这个人，多么舍不得这个人，多么希望这个人再回来，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这就是人遭遇死亡最基本的特点。当我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这一点时，即把死亡当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不可能越过的界线时，死亡就是一个终点，它横亘在那里，告诉我们：它是不可逆的，它把个人整个地切割出去，并且，这种情形永远不可修复。6每当这个时候，一个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大概是会被死亡的彻底性与必然性震惊到的。如果一定要把这种感觉加以描述，或许那种不可违逆的命运感、主宰感会最生动地呈现给人心。换言之，死亡的必然性仿佛把人整个地捆绑住，我们在其中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把我们带走，没有回旋余地、不容讨价还价，更不能说：等等，我还有余事未了，等我完成再说……只有在这种没有退路的命运面前，我们才可能发现，人是何等的孤独，是何等的绝望，是何等的渺小！死亡的绝不容情，让人感觉到了无力，同时，也反衬出人的有情是多么难得，又是何等的与众不同。当人清晰地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与不可逆性，清楚地领悟到死亡即将夺走个体生命所承载的全部时，我们认为，人的死亡意识开始觉醒了。
然而，死亡意识的觉醒，却远不止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不可逆性。只有当人打破了自我不死的心理防线，非常确切地认为，我也会如同人世间所有生命一样，最终走向死亡，没有转圜，必然死亡，这时候，人的死亡意识才真正觉醒了。事实上，几乎所有研究死亡问题的人们都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许多人可以看到和理解他人的死亡，也相信他人的死亡会发生，虽然有时不太容易相信自己亲近的人可能死亡，但是，人却很难发现和相信自己也会如同他人一样死去，更不用说相信自己会必然死亡了。因此，清楚地意识到自我的死亡，是死亡意识觉醒真正的标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描写了一段参加伊凡·伊里奇葬礼的人们的心理7，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人类旁观他人死亡、否认同样的死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特心理。在宾客们看来，死亡只是那个可怜的倒霉蛋伊凡·伊里奇的事情，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于是，在这种心态的保护下，来宾们竟开始在伊里奇的葬礼上继续他们日常的娱乐活动。让人感到吊诡的事情就是，这些人明明亲眼见证一个逝去的生命躺在眼前，而这个人的死亡现场，却并没有启发和警醒旁人：死亡其实是可以降临到你头上的！或者说，让人意识到，“我也是会死的”!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作不同的诠释，对于一些见证过他人死亡的人，或者长期见证死亡事件的人，比如医生、殡葬业者，仿佛这些时刻并没有太触动他们的灵魂，恰恰相反，在这些人中，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他们对死亡的漠视甚至熟视无睹。其中，我们可以猜想，或许经常见证死亡事件，不一定会加快人们死亡意识的觉醒，甚至有可能加剧人们对死亡的麻木，即强化这个观念：死亡只是他人的事，我不会死——从而固化“我”不会死的防御心理。如果这个猜测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医生在病人离世时可以那么冷漠、漠然，甚至让人觉得他在无视家属和逝者，在旁人看来，死亡只是他们手底下的一件平常小事。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医务工作者对死亡的漠然和无视常常会激起逝者家属和朋友的不满甚至愤怒。因为二者对死亡的看法和期待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可以设想，假设医生从病人的离世中可以领悟到，死亡并不只是病人的事情，也是自己的事情，那么，他就会发现，情形可能不一样了——假若在这一台手术过后，自己也可能死亡，假如自己得了这种疾病，也可能死在某个医生的手术台上，那么，这种触动或许可以冲淡他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事实上，意识到自己也会死亡，不仅会让人触动，更可以让人的心灵深切地改变。当人发现我不光会死亡，还会如同他人、他物一样，死去之后就不再回来，更重要的是，我一定会死的，并且，没有什么能逆转这种趋向！人类在生命开始的那一刻，实际上我们就已经与死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人无法摆脱死亡，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尚未到来的死亡，不过是一直在暗中窥视着我们的存在形态。当我们无视和回避死亡或者认为自己不会死亡时，或许死亡此时正在咧嘴嘲笑人的无知与狂妄。
无论如何，人真正意识到自己会死亡，并确信自己必然会死亡，这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在人类的死亡防御机制中，有太多东西会诱惑我们，欺骗我们，转移我们的视线，从而，在层层叠叠的遮挡和屏障之下，死亡被各种东西封闭得严严实实，以至于到最后，人都有点看不到正常的死亡了，也不相信死亡会发生了。如果说死亡被如此屏蔽和遮挡了，那么自我的死亡就还有一层更加重要的遮挡：那就是他人的死亡！有人说，父母是遮蔽在自己头上最后的死亡防线，也就是说，父母尚在，许多人是不容易想到自己会先死的；当父母离世，似乎头顶上那层遮挡就再也没有了，死亡这才开始逼近。这种想法实际上只是一种特例，人类把他人当成自我死亡的防线，这是常见的事情，一些杀人犯、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人，他人就是他们的死亡防线，他人是可以死亡的，他却不会，他们在杀死他人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他们不死的心理。一些罪犯之所以对他人的生命那么残忍和漠视，就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杀害他人来防止自己会死亡的心理之出现，即他们可以主宰死亡，而死亡不能主宰他们。因此，变态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上，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罪犯在死亡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和执着，尤其是他们对自己不死的信念之执着。假如这个判断可以得到更多的验证，那么，严重犯罪者的死亡心理有可能是突破他们心理防线的一个切入点，也可能是改变他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突破口。
当人的死亡意识觉醒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死亡焦虑和恐惧情绪。也就是说，当人们发现自己会死亡时，首先是手足无措的，是震惊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死？为什么我出生了，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最终却要死去？这里面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太多了。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生不过是踩着浮冰在激流中前行，我们艰难地踏上每一块浮冰，万分谨慎，以防掉进水里，可是，当人经过一道道险关，谁曾料想到，水道的尽头竟是万丈深渊！我们不知道，人为何会在激流险滩中前行，也不知道挣扎到最后，竟然是掉进万丈深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身处其中了。叔本华把人类生命的尽头——死亡，比作万丈深渊，显然，没有人不害怕跌入万丈深渊的。所以，当人意识到死亡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时，除了无解的困惑、愤怒、震惊之外，人们还会被一种情绪持久地困扰，这就是死亡焦虑和死亡恐惧。害怕死亡本是人类中常见的事情，但是，一般情形下人对死亡的害怕之情，与死亡意识觉醒后人对死亡的害怕之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泛泛地想到死亡，心中感到胆怯，看到与死亡相关的事物，不免觉得畏惧，这些思绪都不过是浮光掠影，它并不能持久、深刻地影响人的心灵。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必然会死亡，并且知道死亡不可逆转、不可代替，死亡将整个地把“我”这个人切割出去，这时，我们感到的害怕就不是可以逃避和摆脱的了。简言之，这种恐惧和焦虑是从人的心底涌现出来的，它感受到的是一种被死亡摧毁一切后的凄凉和无助，而不是被某种感性因素刺激而出现的临时情绪。死亡在这种意义上打破了个人内心坚定的心理防线，无论是人们“自我不死”的坚固信念，还是个体长期以来形成的防止死亡侵蚀的意义网络，抑或是各种浮在表面的拒斥死亡的社会文化保护层，这些东西都被死亡意识撕得粉碎。也就是说，死亡意识觉醒的人，大多数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克服和拒斥死亡的东西并不能真正挽救自己，因为在死亡面前，它们无法给人力量，甚至感觉一文不值。我们可以明确地意识到，哪怕我相信自己不死，或者死后有另一个世界，然而，我还是会死去，而另一个世界，我并不知晓它到底如何；哪怕我在人世时如何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死去之时，方知万事成空，一切或将与我不再相干；哪怕社会有再多的防御机制，保护人们远离死亡，隔离死亡，不让人们看到死亡事件，但是，这些东西终究无法欺瞒我们，也无法阻止死亡向我们靠近。在死亡意识觉醒的人面前，一切不实的遮挡都被死亡撕得粉碎，我们近乎赤裸地被抛在谁也无法否认的绝对命运面前。如果说摆在哈姆雷特面前的“ to be or not to be”,“生存或毁灭”是个艰难的选择，那么，在死亡面前，人根本就没有选择，它只是一个命令，一个叫命运( fate)的命令。这种命运通常与现实中限制人们走向成功的东西大不相同，它也不是人们所谓的不如人意者，更不是什么神佛之类的圣意难违，毋宁说，这些所谓的命运与死亡命运相比，几乎不值一提，甚至无足轻重。因此，在这种情境之下，人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就会异常强烈。一旦人的死亡意识觉醒了，只要人们还没有找到超越死亡的方式和信念，那么，这种对死亡的害怕情绪就会一直伴随在当事人左右，无法摆脱，也难以说服。
1 〔美〕迈克尔·R．雷明、乔治·E．迪金森：《温暖消逝：关于临终、死亡与丧亲关怀》，庞洋、周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
2 同上书，第65页。
3 〔美〕迈克尔·R．雷明、乔治·E．迪金森：《温暖消逝：关于临终、死亡与丧亲关怀》，庞洋、周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65页。
4 同上。
5 同上书，第83页。
6 “As potentiality-for-Bing, Dasein cannot outstrip the possibility of death. Death i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of Dasein. Thus, death reveals itself as that possibility which is one's own most, which is non-relational, and which is not to be outstripped. ”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8, p. 294)
7 《伊凡·伊里奇之死》:“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样的事对我来说，也随时可能发生，现在就可能发生。”他这样想着，立刻就感到一阵恐惧。但马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习惯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这事是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是不应该发生、也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如果他总是想着这一点，他就会情绪低落，而这是不应该的，施瓦尔茨脸上的表情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做了这样一番推断以后，彼得·伊凡诺维奇放下心来，开始饶有兴趣地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亡只是一种例外，它只可能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完全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