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合理性、客观性

讲到合理，在中文的语境中总是难免联想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前面动物和人类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凡涉及取食、逃避被捕食以及求偶这些生死攸关的行为，原本也无须“讲理”——没有语言文字可以去“讲理”的动物也可以生存得很好。如果排除生存这个要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的确常常会让人觉得是个无解的死循环。可是，前面说到，人类的认知本质上是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它一方面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处理信息，提供行为规范；另一方面还为人们提供新的实体工具，从而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从这个角度，“公理”或“婆理”如果以是否能提高生存能力为标准来衡量，其实是可以做出有效的评估的。这就是在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时，做选择的第一种依据——“实用性”。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比较复杂，居群越大，信息量越大，对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也就越大。每个人有其成长过程，有其对周围事物的不同感受，对生存条件的不同需求，从而会对同一事物形成不同的观点，而且对不同观点权衡利弊时考虑的时空尺度也不一样。因此，在面对同一事物进行讨论时，参与者所占有的信息通常都是不对称的。而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寻求共识，常常是不可能的。要让“实用性”的选择依据保持有效，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保持居群及其生存环境的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实现参与者所占有信息的对称性。

可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以来，人类的居群总体上讲在不断扩大。不同居群的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在不断增加。尽管从各种历史记录来看，不同层级的居群，从家庭到家族到部落到国家，都有自我认同与排外的倾向，可是人类演化的大趋势是不同居群的交流融合。这种大趋势按照龙漫远教授的话来说，是源自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人与人之间没有生殖隔离(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后面会解释)；第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便捷。在这种大趋势下，只要出现交流与融合，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同居群各自习惯的“理”之间比较与取舍的问题——毕竟说到底，所有的认知，即所有的“理”，无非是一种生存工具，其终极的意义，是要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居群之间相互沟通与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共识的过程。

我在小时候读历史时曾经想到过一个问题，即中国甲骨文出现之前，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后来年龄大一些，了解的事情多一些之后，仍有类似的问题，即中东两河流域文明之前，人们怎么生活？后来再大一些，知道了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几乎同步出现了几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等等。如果说人类在六七万年前走出非洲，为什么要经历几万年的时间，到两千五百年之前、即文字出现几千年之后才出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人文学者会有很多的解释。可是如果从人作为生物的演化历程来看，可能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到了那个年代，各种“公理”和 “婆理”太多，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同时，谁也无法画地为牢、各安其位，阻止交流融合的大趋势。能走到这个规模的社会，都是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基本生存的规范的。因此，单纯以提高生存能力的“实用性”为依据来评价不同居群的生存策略，其实完全没有可行性——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交流融合中，交流的原动力是各自居群因原栖居地生存资源匮乏而不得不向外扩张。这种扩张的前提是占用对方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不同居群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你死我活或者是面对共同敌人的暂时联盟。此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要联合或者融合，各自原有的行为规范及其是非标准之间能否找到交集，就不再是“实用性”所能涵盖的了。寻找超越于原有居群经验范围之上的、在不同居群之间各自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之间的共同性，就成为不同居群之间交流融合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再回过头来看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那些先贤所关心的话题，我们可以发现惊人的巧合——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关心衣食住行这些“实用”的事物。孔子就被人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是，恰恰是这些人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梳理这些“虚拟”且看上去没有任何实用性的观念探讨，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在观念选择上出现了第二套依据： 合理性，即追求概念之间关系的逻辑自洽，或者叫合逻辑性。

在大众的语境中，“讲理”是常常会面对的一种表述。但讲“合理性”常常会被看作是一种“哲学”。而关于“哲学”在大众语境中的含义，从我的经历中，我发现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在目前60岁以上的人群中，大概因为曾经的教育，尤其是“文革”中的宣传，“哲学”意味着“众学之学”。凡事只要与“哲学”沾边，常常感到莫名的“高大上(高端、大气、上档次) ” 。可是对于那些“文革”后出生的人，差不多40岁以下的人，“哲学”是“不明觉厉(虽不明白但觉得厉害)”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带有贬义了。其实，解释“合理性”或者“合逻辑”有一个最简明直白的表述，那就是“有良心”。当然，这里“良心”可以做一个同样简明直白的解释(不是词典的解释)，即对自相矛盾的判断(/表述/结论/行为……)的高敏感度和低忍耐度。我相信，但凡对事物的“名”与“实”有基本分辨能力的人，对“自相矛盾”这个词所指的现象都会有共同的理解，不会产生歧义。比如，我们不可能把糖的味道同时既叫做“甜”，又叫做“苦”。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一方面认同把糖的味道叫做“甜”，另一方面却信誓旦旦地说刚刚吃到的糖是“苦”的(我的同学在他女儿身上做的实验不算)，这就叫做没“良心”！一个人要做到有良心，其实只需要把握这个对良心的定义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学富五车和能言善辩。从这个角度看，“合理性”其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起码是潜力。换言之，我们每个人在面临选择时，除了可以选择“实用性”这个依据之外，还可以选择“合理性”这个依据。

可是，问题来了。超越于“实用性”的、对同一事物不同说法的选择，虽然可以从上述对“良心”的定义出发而选择“合理性”这个依据，但从个人的判断而言，仍然有信息量不足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帮助大家提高认知能力来改进这个问题。可是对观念体系而言，怎么保证“合理”或者“逻辑自洽”的虚拟的观念体系的确有效地反映了所描述的实体存在呢？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各个人类居群中，似乎所有的居群都推崇“真”和“实”。其原因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对实体存在的符号化描述与解释可以帮助人们在现有的信息处理能力范围之内，了解更加广泛的周围世界，即通过认知空间的拓展来实现生存空间的扩张。如果概念或判断所描述的事物并非客观存在，或者描述或判断与其对象之间不匹配，那么基于这种概念或者判断的信息处理就会误导人的行为。可是怎么证明概念或判断所描述的事物是“真”或者是“实”的呢？曾经的说法是“眼见为实”。那眼见的一定“实”吗？眼未见的一定“虚”吗？这其实和前面关于“盲人摸象”寓言的讨论属于同一问题。在那里，面对成年大象，人类个体的生理结构特点无法在同一时空满足“摸”和“看”这两个功能。在这里，则是人类个体感官感知范围和经验范围的有限性，与人类群体生存范围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对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何在实体存在与对这些存在的描述和解释之间建立有效的对应关系，即合理认知的“客观性”问题，始终是让几乎所有居群的人类困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后，才找到了部分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