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既有的警察审讯实证研究
警察审讯实证研究不足并不是最近才发现的现象,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虑对警察审讯实行新的限制时,就惊讶地发现可供其借鉴的经验性信息相当匮乏。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 Bar Foundation)在几个城市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但是对调查所获得材料的定量分析相当有限。1首份公开出版的关于警察审讯的可靠数据是小爱德华·L. 巴雷特(Edward L. Barrett Jr. )教授1962 年发表的对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城市的警察审讯实践的研究结果。2但是,他的研究只包括了警察审讯持续的时间长度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两个方面的简略信息。3 因此,在埃斯科贝多诉伊利诺伊州案(Escobedo v. Illinois)4——一个质疑联邦最高法院在警察审讯问题上的法理立场的判决——中并未援引任何的实证性研究结论,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5 除了不经意地提到巴雷特的研究之外6,埃斯科贝多案判决意见同样没有援引任何其他的实证研究结论。
联邦最高法院在埃斯科贝多案中含糊其词的判决(在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旦警察开始将目标对准某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就不能拒绝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7)激发了人们对警察审讯法律问题极大的兴趣和猜测。但是,该案判决并未就警察审讯问题提出新的观点。8两年之后,有评论者认为:“尽管这些年来,在所谓的‘犯罪问题’上耗费了各基金组织和政府数十万美元,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钱却很少被用来对警察审讯的意义作一些冷静的调查。”9
1966年,当米兰达案件的参与者在准备他们的案件摘要时,却发现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性信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美地方检察官协会(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要求大城市的检察官们收集关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普遍性及其对于定罪的重要性方面的信息。协会以附件的形式在其关于米兰达案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中(amicus brief)提供了一份长达45页的调查结果。10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则主要根据警察审讯手册提出了一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11
警察审讯手册成了联邦最高法院米兰达一案判决的多数意见者用来论证警察审讯实践面相的核心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判决意见中确实援引了1931年威克沙姆(Wickersham)报告中关于警察暴力的调查结论12和其他一些关于警察审讯中的不法行为方面的奇闻逸事。13但是,除了点头承认“我们对于审讯的了解与审讯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尚有差距”外14,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建立在警察审讯手册代表了警察审讯实践的假设,而不是学者的调查研究之上。15从而导致了哈伦大法官在其反对意见中抱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缺乏“充分的经验性数据支持”16。
米兰达案判决曾经短暂地激起过人们对警察审讯的研究兴趣,因为无论是该判决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急于论证他们的立场。其中最为著名的也许是《耶鲁法律杂志》的编辑们在1966年,也就是米兰达案判决之后的那个夏天在纽黑文警察局进行的驻点参与式观察研究,他们在对纽黑文警察局的警察审讯进行数月观察之后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17在本项研究的简短附言中,作者对纽黑文警察在审讯耶鲁的反越战示威者过程中进行米兰达警告的情况进行了评价。18还有一些学者利用警方档案材料对匹兹堡19、哥伦比亚特区20和海城(匿名城市,位于洛杉矶的郊区)21等地警察在米兰达案判决前后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检察官们也在纽约22、费城23、洛杉矶24、布鲁克林25、新奥尔良26、堪萨斯城27、芝加哥28等地开展了类似的调查。
除了这些对米兰达案判决前后供述率变化情况的比较研究外,米兰达案判决之后关于供述的其他研究为数不多,但这些研究并未涉及米兰达案判决前后供述率的变化情况。 1967年,维拉司法研究所对曼哈顿地区的警察审讯实践情况进行了调查29,同年,尼尔·米尔纳(Neal Milner)在威斯康星的四个城市就米兰达规则对警察态度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301968 年,戴维·W. 纽鲍尔(David W. Neubauer)对某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城市——“大草原城” (Prairie City)的起诉实践中供述的作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311969 年,法学院学生劳伦斯·S.莱肯(Lawrence S. Leiken)在丹佛从一些囚犯处收集了关于其是否向警察作了陈述的数据。32
正如某位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曾经细致论述过的那样,对这些研究的最好解释是,米兰达案判决后犯罪嫌疑人供述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33然而,托马斯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接受“米兰达案判决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的无效假设”34。35但是,托马斯教授的结论依据仅包括纽黑文、哥伦比亚特区、丹佛、海城等四项研究的发现,似乎在托马斯教授眼里,前述四项研究的分量要重于另一项——在匹兹堡进行的结果相反的第五项研究——后者的研究发现,米兰达案判决后,犯罪嫌疑人供述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托马斯教授也许在这样几个方面被误导了。36例如,纽黑文研究,与作者所得出的结论相反的是,数据显示,在米兰达案判决后,可采性供述率出现了16个百分点的显著下降。37哥伦比亚特区的研究不能被视为对米兰达规则效果的真正检验,因为在该项研究开展之时,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并未遵守米兰达规则中最为重要的要求。38另外,与托马斯的解读不同,当我们把同一组数据拿来重新分析时,即,将那些得到了某些米兰达规则警告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与那些未受到任何米兰达规则警告者的供述率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米兰达案判决后,犯罪嫌疑人供述率出现了下降。39而丹佛的研究对米兰达规则的危害性特征也没有说清楚。40海城研究在好多方面存在异常。41
托马斯教授可能还忽略了其他一些显示米兰达规则对警方的执法效果带来了负面影响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将对纽约郡、费城、新奥尔良、堪萨斯城、布鲁克林和芝加哥等地的研究结果纳入其考虑的范围之内。42而这些项目的研究发现与其他主要数据相一致:米兰达案判决后美国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相对低,而同一时期英国、加拿大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相对较高43;伴随着米兰达规则的实施,出现了暴力犯罪破案率的下降44;以及一些警察局官员关于米兰达规则妨碍了警察执法效果的评论45。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对托马斯教授的“米兰达规则具有一种双重效果”的假设提出疑问:即在鼓励犯罪嫌疑人与警察进行交谈的同时,却妨碍了犯罪嫌疑人认罪。46
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解释此前的相关研究,我们与托马斯教授一样,都对自米兰达案判决后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研究的缺乏表示担忧。正如托马斯教授指出的那样,大约在20 世纪70 年代,学术界就已经对供述问题的研究丧失了兴趣。47事实上,此后就没有关于警察审讯的实证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只有一些关于供述的零星统计,而且这些统计都还是因为其他目的(例如出于研究辩诉交易的需要)而进行的。48最近唯一一项关于警察审讯的实证研究是理查德·A.利奥(Richard A. Leo)教授在旧金山湾区警察局完成的。49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利奥教授观察了100多起由侦查人员进行的审讯活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现代警察审讯策略与方法的最佳信息。但是,由于他的研究局限于在警察局办公室内,由侦查人员所实施的审讯实践,因此无法揭示更广意义上的,在警察局办公室之外,由侦查人员之外的其他警察实施的审讯(或者是未进行审讯)活动的情况。50
与我们缺乏警察审讯的实证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国,近年来出现了大量关于警察审讯的定量研究成果,其中有数项研究是由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资助进行的51,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对英国警察审讯进行了统计分析52。
在米兰达案判决三十年到来之际,再来研究其对美国警察执法带来的影响似乎有些太迟。正如托马斯教授在他的文章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性证据,到目前为止,既有的研究引发的,要比其回答的问题更多。”53
1参见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刑事司法体制:试点方案报告(1957)》,在此感谢理查德·A. 利奥教授让我注意到这项研究。
2Edward L. Barrett, Jr. , “Police Practices and the Law—from Arrest to Release or Charge”, 50 Cal. L. Rev. 11 (1962).
3同上引注,第41—44页。
4378 U. S. 478 (1964).
5参见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上诉及答辩摘要,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 ACLU)的意见, 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 S. 478 (1964) (No. 615)。被上诉人伊利诺伊州的答辩摘要并未援引有关贫困被告人在初次聆讯后应获得律师帮助的实证研究成果。参见前引注第24页,被上诉人答辩摘要(转引自Yale Kamisar & Jesse H. Choper, “ The Right to Counsel in Minnesota: Some Field Findings and Legal-Policy Observations”, 48 Minn. L. Rev. 1 [1963])。 ACLU的意见摘要中引用了美国警察审讯手册的相关内容,参见Brief for the ACLU, 前引注,第4—8页。
6Escobedo, 378 U. S. at 488 n. 10.
7参见 Charles H. Whitebread & Christopher Slobogin, Criminal Procedure: An Analysis of Cases and Concepts 379 (3d ed. 1993) (“埃斯科贝多案判决并未为法庭或警察提供更多的指引”)。
8唯一公开出版的特别研究似乎是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 , Detroit Police Dept. , Confessions in Felony Prosecutions for the Year of 1961 as Compared to January 20, 1965 Through October 31, 1965 (Dec. 13, 1965) (在该报告中披露了各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转载于Theodore Souris, “Stop and Frisk or Arrest and Search—The Use and Misuse of Euphemisms”, 57 J. Crim. L. , Criminology & Police Sci. 251, 263-64 (1966); Nathan R. Sobel, “The Exclusionary Rules in the Law of Confessions, A Legal Perspective—A Practical Perspective”, N. Y. L. J. , Nov. 22, 1965, at 1; 还可参见Wayne R. LaFave, Arrest: The Decision to Take a Suspect into Custody (1965) (该文披露了一些基于观察而获得的逮捕信息)。
9参见Richard H. Kuh, “The ‘Rest of Us’ in the ‘Policing the Police’ Controversy”, 57 J. Crim. L. , Criminology & Police Sci. 244, 247 (1966)。
10同上引注。
11Brief of the ACLU, Amicus Curiae, Miranda v. Arizona, 384 U. S. 436 (1966) (No. 759).
12Miranda, 384 U. S. at 445 (引自IV National Comm'n on Law Observance and Enforcement, Report on Lawlessness in Law Enforcement [1931])。
13同上引注,第446页、注释7 (引自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Justice pts. 5, 17 [1961] and various court opinions)。
14同上引注,第448页。
15其他有力的经验性的讨论只有FBI的审讯实践,同前引注,第483—486页;以及其他国家的审讯实践,同前引注,第486—490页。
16同上引注,第524页(哈伦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17roject, Interrogations in New Haven: The Impact of Miranda”, 76 Yale L. J. 1519 (1967) [hereinafter Yale Project].
18John Griffiths & Richard E. Ayres, “ A Postscript to the Miranda Project: Interrogation of Draft Protestors”, 77 Yale L. J. 300 (1967).
19Richard H. Seeburger & R. Stanton Wettick, Jr. , “Miranda in Pittsburgh—A Statistical Study”, 29 U. Pitt. L. Rev. 1 (1967).
20Richard J. Medalie et al. , “ Custodial Police Interrogation in Our Nation's Capital: The Attempt to Implement Miranda”, 66 Mich. L. Rev. 1347 (1968).
21James Witt, “ Non-Coercive Interrog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The Impact of Miranda on Police Effectuality”, 64 J. Crim. L. & Criminology 320, 322 (1973).
22Controlling Crime Through More 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 on Criminal Laws and Procedures of the Senate Comm. on the Judiciary, 90th Cong. , 1st Sess. 1, 1120 (1967) (纽约郡地方检察官弗兰克·S. 霍根[ Frank S. Hogan]在犯罪控制听证会上的发言[以下简称“ Controlling Crime Hearing”])。
23同上引注,第200页(费城地方检察官阿伦·斯佩克特[ Arlen Specter]在犯罪控制听证会上的发言)。
24同上引注,第219页(金斯县地方检察官阿伦·E.库塔[Aaron E. Koota]在犯罪控制听证会上的发言)。
25American Law Inst. , A Model Code of Pre-Arraignment Procedure: Study Draft No. 1, at 140 (1968).
26Wayne E. Green, “Police vs. ‘Miranda’: Has the Supreme Court Really Hampered Law Enforcement?”, Wall St. J. , Dec. 15, 1966, at 16.
27参见 Donald Janson, “ Homicides Increase in Chicago, but Confessions Drop by 50% ”, N. Y. Times (Chicago), July 24, 1967, at 24。
28同上引注,第311页(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埃弗利·J.扬格[ Evelle J. Younger]在犯罪控制听证会上的发言)。
29Vera Inst. of Justice, Monitored Interrogations Project Final Report: Statistical Analysis (1967 ) [hereinafter Vera Inst. , Monitored Interrogations]; Vera Inst. of Justice, Taping Police Interrogations in the 20th Precinct, N. Y. P. D. (1967) [以下简称 Vera Inst. , Taping Police]。令人奇怪的是,该项研究从未正式出版,可供引用的只有打印手稿。
30Neal A. Milner, The Court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The Impact of Miranda (1971).
31David W. Neubauer, Criminal Justice in Middle America viii (1974).
32Lawrence S. Leiken, “Police Interrogation in Colorad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randa”, 47 Den. L. J. 1 (1970).
33参见Cassell,前引注③,第395—417页(认为有可靠的研究表明,米兰达案判决之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下降了16. 1个百分点); 还可参见Whitebread & Slobogin, 前引注（19）,第381页(该项研究认为,在实行米兰达规则的司法管辖区进行的研究发现,“在米兰达规则实施之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出现了10—20个百分点的显著下降”)。但请比较 Stephen J. Schulhofer, “Miranda's Practical Effect: Substantial Benefits and Vanishingly Small Social Costs”, 90 Nw. U. L. Rev. 500, 544-47 (forthcoming 1996) (该项研究引用卡塞尔的数据,并且认为其研究支持米兰达案判决后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下降了4. 1—6. 4个百分点的结论),以及Paul G. Cassell, “ All Benefits, No Costs: The Grand Illusion of Miranda's Defenders ”, 90 Nw. U. L. Rev. (forthcoming 1996) (responding to Schulhofer)。
34Thomas,前引注⑤,第833页。
35参见上引注,第827—831页。
36 null hypothesis,即无效假设,是对研究总体提出一个假想目标,所谓“无效”是指处理效应与假设值之间没有真实差异,试验结果所得的差异乃误差所致。——译者注
37纽黑文警察审讯的研究者们发现,在81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名因为米兰达警告而停止了与警察交谈和可能的供述,10名犯罪嫌疑人在警察违反米兰达警告有关停止审讯的规则之后才作出了归罪性陈述。参见Cassell, 前引注③,第408—449页(有关该项研究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前引注（29）,第1571, 1578页。这意味着根据该项研究,在米兰达案之后,可采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下降了16. 0个百分点[13/81]),同上引注;还可参见 Schulhofer, 前引注（45）, 第530页(该文认为,根据纽黑文研究,可采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至少下降了12. 3个百分点[10/81])。在对我们的回应中,托马斯教授认为,我们的论证忽略了“反事实(推理)”,因为我们将受到米兰达警告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同时又计算了违反米兰达规则有关停止审讯的要求以获得供述时的成本,托马斯,前引注（12）,第940页。因此,托马斯教授认为,我们忽略了米兰达警告可能“鼓励一些犯罪嫌疑人自我归罪”的可能性,同上引注。但是,我们报告的只是《耶鲁法律杂志》的编辑们在纽黑文警察局中观察看到的审讯情况,他们没有发现米兰达警告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促进作用。参见 Yale Project, 前引注（29）,第1571页(文中讨论了米兰达警告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的影响,认为米兰达警告没有明显提升犯罪嫌疑人与警察交谈的欲望)。
38托马斯教授承认,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并未普遍遵守米兰达规则的要求,但其认为,通过对得到了米兰达警告和未得到米兰达警告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进行分析,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参见Thomas, 前引注⑤,第829—830页。但这一方法最多只能揭示米兰达警告的效果,而不能揭示米兰达规则的其他要求,例如应犯罪嫌疑人要求随时停止审讯等要求所带来的影响,参见Cassell, 前引注③,第410页(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并未遵守米兰达规则有关犯罪嫌疑人弃权和应犯罪嫌疑人要求随时中止审讯的要求);还可参见Schulhofer, 前引注（45）,第531页(对Cassell“研究所利用的后米兰达时期数据来自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完全遵守米兰达规则之前时期”的判断表示认同)。当与米兰达规则的大部分危害后果似乎都是来源于警告而非其他要求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时,这一点似乎有些重要。参见下引注（113）(解释了为什么应犯罪嫌疑人要求随时停止审讯的规则,而不是警告对审讯的影响最大)。针对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研究同样存疑,因为其结论似乎被以一种令人误导的方式呈现出来。参见Richard A. Leo, Police Interrogation in America: A Study of Violence, Civility and Social Change 321 &n. 17, 337 &n. 25 (1994)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39参见 Cassell,前引注③,第411页(发现在受到米兰达警告的犯罪嫌疑人中,41%作出了供述,而未受到警告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比例为51% )。
40托马斯承认,丹佛研究项目表明,米兰达警告阻止了犯罪嫌疑人认罪,但也准确地指出,该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大部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因为其样本量太小(只有50个犯罪嫌疑人)。参见 Thomas,前引注⑤,第828页。但是,无论如何,本项研究看起来主要关注的是警告,而非更具重要性的犯罪嫌疑人弃权和有权随时终止审讯规则。
41参见Cassell,前引注③,第405页 (分析了海城[Seaside City]研究项目中的数据问题); 还可参见Cassell,前引注(45)(论证了为什么海城研究项目被米兰达规则拥护者们视为反常)。但请参见Schulhofer,前引注(45),第528—530页 (为该项研究进行了辩护)。
42参见Cassell, 前引注③, 第399—405、412—414 页(讨论了这些研究的数据); Cassell, 前引注（45）(同前)。但是,试比较Schulhofer,前引注（45）,第517—538页(批评了对来自纽约、新奥尔良、布鲁克林等地的研究数据,对费城、堪萨斯等市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下降的数据表示了认同,同时对洛杉矶研究项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上升的情况提出疑问)。诚然,这些研究中的一部分是由检察官,而不是法学教授们完成的,还有一些是建立在估计,而不是确切的数据基础上的。但是,完全排斥这些研究,特别是在数据稀缺的情况下,似乎是个错误。试比较Thomas, 前引注（12）,第948页(指出单项研究中的特质风险,并且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从而可以了解研究对象的一般状况”)。
43参见下引注（182）—（192）及相关文献。
44参见 Cassell,前引注（45）(绘制了米兰达案后暴力犯罪破案率变化图); Paul G. Cassell, “ The Costs of the Miranda Mandate: A Lesson in the Dangers from Inflexible, ‘Prophylactic’ Supreme Court Creations”, 28 Ariz. St. L. J. (forthcoming 1996) (讨论了破案率数据问题)。
45参见 Cassell,前引注（45）(整理了研究警察对待米兰达规则态度的相关成果),但请参见 Schulhofer,前引注（45）,第507—511页(认为警察接受并适应了米兰达规则)。
46托马斯教授令人感兴趣的推测主要是建立在海城的研究数据上,该项研究显示,在米兰达案后,犯罪嫌疑人更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认罪,但更有可能作出一些归罪性陈述,参见Thomas,前引注⑤,第831页(引自Witt,前引注（33）,第325页表3)。托马斯认为,一方面,因为犯罪嫌疑人“可能会认为在米兰达警告之后其仍然愿意与警方交谈的态度可以证明自己的无辜”,所以米兰达警告可能促使犯罪嫌疑人作出陈述;另一方面因为“即使是对米兰达警告最为肤浅的理解都清晰地告诉了犯罪嫌疑人,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因此米兰达警告也可能抑制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冲动。参见Thomas, 前引注⑤,第831页。然而,托马斯教授的解释与海城研究项目的数据并不吻合,海城的警察明显从1965年1月起就开始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给予其类似的警告,在人民诉多拉多案(People v. Dorado, 398 P. 2d 361 [Cal. ])裁决中拒绝被告人的调卷令时,381 U. S. 937 (1965)裁决要求警察在审讯犯罪嫌疑人之前对其进行类似的警告,参见Witt,前引注（33）,第325页注释41。在1965年,犯罪嫌疑人口头认罪的数量大幅下降。同上引注,第325 页表3。托马斯的推断还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数据相矛盾。参见“ Controlling Crime Hearings”,前引注（34）,第161页(该项研究发现,在米兰达案判决后,纽约市的谋杀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数量出现了下降);同上引注,第200—201页(在米兰达案和其他一些要求警察审讯时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类似警告的案件判决之后,费城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数量也现了下降);参见Cassell, 前引注③,第411—412页(再次分析了哥伦比亚特区的数据,结果表明米兰达案判决之后犯罪嫌疑人供述数量下降);参见Green,前引注（39),第16页(该项研究表明,米兰达案之后,堪萨斯城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下降了12 个百分点左右)。
47参见Thomas, 前引注⑤,第822页。
48参见Floyd Feeney et al. , Arrests Without Conviction: How Often They Occur and Why (1983); Floyd Feeney & Adrianne Wei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obbery (1974 ); Gary D. LaFree, “ Adversarial and Nonadversarial Justice: A Comparison of Guilty Pleas and Trials”, 23 Criminology 289, 302 (1985)。
49Leo, 前引注（49）。利奥翔实的研究将发表于 Richard A. Leo, “ Inside the Interrogation Room: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ce Interrogation Practices”, 86 J. Crim. L. &Criminology (forthcoming 1996), and Richard A. Leo, “The Impact of Miranda Revisited”, 86 J. Crim. L. &Criminology (forthcoming 1996).
50参见下引注（378）—（410）(Appendix B) (对利奥的研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
51参见Royal Comm'n on Criminal Justice, Report (1993) (对英国的刑事审讯情况进行了描述)。
52参见David Brown, Detention at the Police Station Under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1989); Barrie L. Irv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 Case Study of Current Practice (1980) ; Barrie L. Irving&Ian K. McKenzie, Police Interrogation: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1989) ; Michael McConville, Corroboration and Confessions: The Impact of a Rule Requiring That No Conviction Can Be Sustained on the Basis of Confession Evidence Alone (1993) ; Paul Softley, “Police Interrogation: An Observational Study in Four Police Stations” (Royal Comm'n on Criminal Procedure Research Study No. 4, 1980 ); Barry Mitchell,“ Confessions and Police Interrogation of Suspects”, 1983 Crim. L. Rev. 596; Stephen Moston et al. , “ The Incidenc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se of the Right to Silence During Police Questioning” , 3 Crim. Behav. & Mental Health 30 (1993)。
53Thomas,前引注⑤,第8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