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举士大夫

传统中国的作家、诗人，多半有官员身份，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不过，同样是士大夫，在唐朝以前和宋朝以后，却有性质上的重大变化。唐朝以前的士大夫多为门阀贵族，宋朝以后则以科举出身的进士为主。

几乎所有民族的历史，都会经历贵族社会的阶段。中国最典型的贵族社会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有限的几家贵族以联姻的方式组成集团，把持朝政。如果有幸出生于这样的家族，那便是血统高贵，有上进心的人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上进心的人仅凭血统也可以做官，继承其世袭的特权。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制度下，贵族是不怎么害怕皇帝的（他们最怕的是军阀）。那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为了维持统治基础的稳定，在面对拥有巨大的庄园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贵族时，也必须以理智的方式与他们妥协，朝堂上则表现为虚心“纳谏”。这当然会令“暴君”很不开心，于是著名的“暴君”隋炀帝便发明了一种叫作“进士科”的考试制度，通过考试来获取他所需要的官员。唐太宗虽然比隋炀帝显得更善于“纳谏”，但他也继承了炀帝对进士科的重视。等到武则天称帝，遵守封建礼教的贵族们都反对她“牝鸡司晨”，而血统不太高贵的进士们却容易支持她，只要能获得提拔，他们不怎么在乎皇帝的性别问题。所以，武则天就大批地提拔进士。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以及乱后产生的割据军阀，持续地摧毁着门阀贵族的势力，中唐以后的朝廷，基本上就靠进士出身的官员来维持了。这样，从比较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唐朝的士大夫阶层就处在“门阀士大夫”向“科举士大夫”转变的交替期，而宋朝以后，便完全进入“科举士大夫”的时代。

相比于门阀贵族，科举士大夫对皇帝和朝廷更忠心，他们从考场起家，为“天子门生”，受到皇帝委任，是“朝廷命官”，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得不到家族实力的支撑，其荣辱沉浮全听朝廷之命，只能与朝廷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个职业官僚的阶层，朝廷依靠科举制度不断为这个阶层换血，保证其活力。宋元以来，凡政治活动、经济决策、法律裁断、军事指挥、文化创造……在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科举士大夫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精英。所以，杰出的科举士大夫几乎是全能的：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学者、诗人，或者还是军事家和外交官，等等。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带有许多与其身份相对应的特征，可以称为科举士大夫文化，也就是一种精英文化。

当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并不同步。汉族产生了科举制度后，其他民族还处在贵族社会乃至更原始的阶段。元朝蒙古族和清朝满族入主中原，给中国的统治阶层再次带来贵族，情形变得更为复杂。相对来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为汉族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单纯的环境。雕版印刷术的及时出现，使北宋士大夫的创作能大量流传后世，而范仲淹、王安石的政治学说，张载、程颢、程颐的哲学，司马光、范祖禹的史学和欧阳修、苏轼的文学，就足以代表这种精英文化全面繁荣的灿烂景观。尤其是苏轼，在经学、史学、诗词、文章、书画、医学、宗教、政治、水利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达到了一流水准，如此全能的“通才”，堪称精英文化极盛的象征了。

苏轼（字子瞻）确实是个科举的“骄子”。他出生于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西历1037年1月8日），出生不久便逢过年（西历1037年1月19日为正月初一），按当时的算法，过了年就是两岁了，到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时，算是二十二岁，实际上只有二十足岁。他的家乡四川眉山离京城开封相当遥远，父亲苏洵（字明允）也是个有名的文人，但一辈子都没考上进士，而苏轼与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却考运亨通，第一次赴考就金榜题名。

一般来说，考运不好的人，总是对考题或评卷方式充满意见，强调其间大有不够合理乃至埋没真才之处，苏洵也不例外，他多次指责当时的考官太注重声律、对偶之类的技术性规范，而不顾文章内容是否杰出。苏洵的传记作者为了肯定他的写作水平，也大抵赞同这样的指责。但这并不说明当时的科举真的一无是处，比如欧阳修只比苏洵大两岁，面对的科场规则完全一致，但他却顺利考上进士。苏洵有个哥哥叫苏涣，兄弟俩所受的教育应该相差不大，但苏涣也考上了进士，而且这位伯父对幼年的苏轼、苏辙很有激励作用。轼、辙兄弟是苏洵亲手指教出来的，既是儿子也是学生，他们的一举登科，让苏洵几乎无话可说。当然，在苏洵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激嘉祐二年的主考官欧阳修，他对于文章的见解与苏洵颇有相同之处，所以具备鉴赏苏氏文章的能力。这大致也符合事实，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说，苏洵虽是著名的文章家，其诗赋却并不出色，而诗赋正是当时科举考试中最受重视的体裁，自隋唐以来就是如此。与他的情况不同，轼、辙兄弟在写作上非常全面，尤其是苏轼，几乎兼擅所有的体裁，而且在诗赋上极具天分，对诗赋的爱好也贯穿终生。这不但令他们科考顺利，在后来王安石主持科举改革，要废除诗赋的时候，苏轼就强烈反对。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赴考也使苏轼兄弟拜入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门下。按科场的规则，主考官是所有考生的“座师”，而被录取及第者，便都是他的“门生”，这些“门生”之间则互称“同年”兄弟。自唐代中期以来，“座师—门生”关系和“同年”关系，就是科举士大夫组织政治党派的重要纽带。如果说，贵族士大夫最依赖的是父子、兄弟等先天的关系，那么科举士大夫重视的此类关系，就仿佛是后天的父子、兄弟关系，而民间的江湖上则越来越多地出现“结义”的父子、兄弟关系（如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所反映的那样），对于贵族所依赖的家族关系，这是既模仿又变革又对立，在理解中国社会的时候，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今人看来，“座师—门生”关系和“同年”关系可能与师生、同学关系相似，但现代的师生、同学关系建立在学业上，而对于科举士大夫来说，这首先是政治上的关系，虽然他们议论这类关系的时候，也强调学问，但一定是有政治需求作为动机的。当我们阅读韩愈的《师说》时，这一点也应该注意，因为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正是科举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显著崛起的时代。到了苏轼的时代，情况虽已有较大的变化，但此类关系仍受到重视。

欧阳修像

实际上，嘉祐二年的这一榜进士，除苏氏兄弟外，还包括了著名的文学家曾巩，哲学家张载、程颢，后来鼎力协助王安石“变法”，官至宰相、执政的章惇、曾布、吕惠卿，以及在开辟西北疆土上很有成就的军事家王韶，称得上人才济济。这可以证明欧阳修的眼光确实不错，但在接下来的政治生涯中，吕惠卿将成为苏氏兄弟最憎恶的政敌，章惇当政的时候，则将苏轼流放到了海南岛。不过，由于此年的状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辈，章惇耻居侄子之下，自己放弃了进士资格，两年后再赴考，重新考上，所以严格地说他不能算苏轼的“同年”。这一届“同年”中还有朱光庭，拜了程颢、程颐做老师，后来严厉弹劾苏轼；还有林希，后来被章惇提拔，起草贬谪苏轼的诏令，极尽丑诋。比较有趣的是，歙州绩溪县有个汪深，也考上这一年的进士，汪家还有个书童王淑，跟着主人一起去考，居然也考上了，而且排名在曾巩之前，于是“我压得曾子固”成为他一生的骄傲。后来苏辙当绩溪的县令，与汪家关系很不错。与苏轼关系比较好的“同年”还有晁端彦，他的侄子晁补之后来拜入苏轼的门下；黄好谦，后来与苏辙结为儿女亲家；刘庠，他的孙子刘沔喜欢收集苏轼的作品，后来为苏轼编辑文集。至于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张载、程颢，则与苏轼关系不深，程颢因他的岳父是欧阳修的政敌，所以他跟欧公也不亲热，他的弟弟程颐没考上进士，后来却因司马光的推荐而入朝，成为苏氏兄弟的政敌。若说苏轼最敬佩的一位“同年”，大概要数曾巩，他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后来并不支持王安石“变法”。曾巩的弟弟曾布也是同榜进士，但曾布却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曾氏兄弟的政见不太一致，苏氏兄弟则始终同进退、共祸福。可见，“同年”进士们后来走上了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现在看来也各有所长，不过，有相当多的史料表明，在这么多“门生”中，当年的“座师”欧阳修最欣赏的就是苏轼，他敏锐地发现苏轼将是下一代的文坛盟主，表示要主动让路，“放他出一头地”。

科举考试不光包括“进士科”，北宋还有一种叫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也叫“大科”，考上的人能获得较快升迁。所以，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苏氏兄弟又于嘉祐六年（1061）参加了“制科”考试，结果又是连名并中，苏轼还获得了北宋设置“制科”以来的最高成绩。并不是所有主事人都像欧阳修那样欣赏苏氏兄弟的，但只要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就难不倒这两个人。在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发挥得最为正常的时代，他们成为该制度优越性的最佳证明。当然，兄弟二人齐头并进、联袂登科，也很有轰动效应，据说连仁宗皇帝也被这轰动效应所感染，他回宫后对曹皇后说：“朕今天为子孙找了两位宰相。”此语深刻地印在曹皇后的心中，后来当了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她，直到临死还在维护身陷囹圄的苏轼。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宋宫后来的历代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对苏轼恩遇有加。但是，宫廷政治使太后与皇帝之间名为祖孙母子，实为政敌，总是被太后所喜欢的苏轼，当然也总是被皇帝所恼怒，这是后话了。

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是科举士大夫人生的第一步成功，对苏轼来说可谓轻而易举。不过，进入仕途自然也就意味着要与家人告别，嘉祐六年，苏轼奔赴他的第一任官职凤翔府签判时，就与送行的苏辙难舍难分，写下“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诗句。当他告别弟弟，继续前行，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想起五年前兄弟初次赴京应试，也曾路过此地，借宿于寺庙之中，题诗壁上，而如今寺中老僧已然化去，题诗的墙壁也已毁坏，便感慨系之，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这可以视为苏轼生平中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雪泥鸿爪一喻，至今脍炙人口。然而，这雪泥鸿爪的喻义究竟为何，却费人寻思。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宋代天衣义怀禅师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见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从时间上看，义怀比苏轼年长数十岁，苏轼受他的影响不无可能。但也有人指出，嘉祐年间的苏轼还没有参悟禅学的经历，未必会在诗中用入禅语。我们且不管两者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事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雁）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壁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

是的，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诗人对人间温情的重视，使他曾经把政治看得比较简单，在为了报考“制科”而作的《贾谊论》一文中，他批评贾谊太急于获得权力，得罪了一批老臣，所以生在汉文帝这样一个明君的时代，还会因怀才不遇而死，按苏轼的意见，贾谊应该先与汉文帝君臣搞好关系，“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这《贾谊论》后来被视为古文的名作，但实际上苏轼写作此文时才二十余岁，从中不难看出，经科举而顺利出仕，并获得宋仁宗、欧阳修君臣之赏识的苏轼，认为跟任何人打交道都不是困难的事，只要跟政界的前辈结下深厚的交情，自己的前途就是十分光明的，“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当然，后来的仕途风波将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即便经受种种打击，苏轼仍能坚持对人情的乐观信念，他不断地把政敌变为朋友，寻求友谊以抚平伤痛，包括那些严重伤害过他的人，他也试图与之沟通，并获得相当的成功。这是苏轼一生中很令人感动之处，与他早年出仕的顺利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