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铜胄

1．商朝青铜胄

（1）商朝胄器形与分类

商朝晚期对外的征战日益频繁，可以从先秦文献、甲骨卜辞中得以佐证。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占卜记录。统计显示在《甲骨文合集》中，记录武丁与百余方国、族氏发生军事冲突的卜辞有50余条，数量最多。目前国内学界认为“武丁曾经出兵四方，征服了从商王朝西北直到南方的广大地区，达到了商王朝的极盛时期”（郭沫若《中国史稿》）。商朝晚期针对东夷地区的战争强度和烈度最高，同时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对商朝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为自身的毁灭埋下种子，“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高烈度的战争催促了商朝武备的发展，甲胄也成为武备中最重要的核心。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可知出土了大量的青铜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M1004号大墓，出土铜戈370把、矛36捆（每捆10个，共360个），“此墓南墓道北段近墓口处有几十个铜盔”，整个殷墟西北冈出土“数以百计的铜盔”（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殷墟出土铜胄140余顶。除了殷墟出土的铜胄，江西新干大洋洲、山东滕州都出土过商朝铜胄。

根据出土资料可以将胄分成：A型，一体铸造铜胄，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M1004号大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均出土此类胄；B型，皮胎组合青铜胄。

A型青铜兽面纹胄：

1934—1935年，梁思永先生、胡厚宣先生发掘了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4号大墓，M1004墓是王陵大墓中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座，青铜胄出土后装入9只木箱，其中7箱于1948年随故宫文物和殷墟文物一起迁往台湾，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点工作以每件胄只有一个顶管为依据，查知这7箱中的胄有141件。剩余两箱青铜胄现存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对两箱残片进行整理，南京博物院整理的7个顶管中至少有6个对于胄的总数统计有效，因此1004号大墓出土青铜胄的数量可更新为不少于147件（田建花　金正耀《南京博物院藏侯家庄1004号大墓出土青铜胄》，《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南京博物院对其中两顶胄进行了修复。发掘出的铜胄形制大体近似，有5种风格。青铜胄采取范铸法制作，铸造的合范缝在胄体中线、胄体顶部形成一条纵向脊棱，脊棱左右两侧的胄体对称，胄体左右两侧和后部下沿较长，遮蔽耳部和后颈部。胄体横向剖面呈椭圆形，部分胄体尖顶略微后仰。胄体正面下边开长方形窗，武士佩戴后露出眼鼻。左右耳部有听孔，听孔表面多装饰涡纹。胄体顶部都有竖立的缨管。

一部分胄体正面铸造有兽面（图1-1、图1-2、图1-4），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称图1-2这类兽面为虎纹，正面的兽面纹以胄顶脊棱为中线向左右对称展开，臣字形兽目和眉毛在鼻上向左右伸展，与双耳相接，与同期的青铜鼎、簋中的兽面风格一致，兽鼻轻微外凸。另一部分相对简素，只在左右两额装饰圆形凸起，表面装饰涡纹（图1-3、图1-5）。美国圣路易斯博物馆保存的商铜胄品相较好（图2），形制与殷墟出土（图1-5）形制完全相同。杨泓先生在《中国古兵器论丛》记载：“（胄）重2000~3000克之间，胄面打磨光滑，兽面等装饰都浮出胄面。但胄的里面则仍保持着铸制时的糙面，凸凹不平。”

南京博物院对7件可区分个体的带顶管残片，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和金相观察。日本著名汉学家内田纯子和钣壕羲之也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24件铜胄进行了同样的研究，结果显示，“31件铜胄的铜、锡、铅的平均含量分别为82.7%、15.2%、1.6%，锡含量变化范围为7.7wt%~22wt%(1)，铅含量小于1wt%的17件，在lwt%至3wt%之间的9件，大于3wt%的5件，最大值为5.97wt%。这样的金属配比保证了合金硬度，能够满足作为战斗防护器具的铜胄的材质要求”（田建花　金正耀《南京博物院藏侯家庄1004号大墓出土青铜胄》《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金相结果显示，胄均为铸造成型。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胄体的厚度在0.15~0.5厘米，这样的厚度已经具有良好的防护性，佩戴胄的时候应该会戴头巾或盔衬，从胄体的深度推测，胄内部留出了发髻的空间。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铜胄（XDM:341(2)）是目前已知商朝铜胄中品质、品相最好的（图3，@核桃蛋摄），胄体中部脊棱高耸，正面铸造浮雕兽面，两眉毛弯曲至后瓢，眼外凸略呈方圆形，两眼间有卷曲状鼻。鼻下开长方形窗，胄体下沿环绕条边，胄高18.7厘米、内径18.6~21厘米，厚度0.3厘米，重2210克，横截面为椭圆形。胄顶缨管位置偏后。此胄与殷墟的风格有明显差异，殷墟的胄体明显后仰，而此胄明显前冲。此胄是唯一发现的长江以南地区的商朝胄，可能是武丁时期对南方作战时期的遗物。

B型皮胎组合青铜胄：

1994年发掘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当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历经前后9次考古，共出土商朝青铜胄45顶，分别出自4座墓葬和1座车马坑。滕州出土的青铜胄与殷墟一体铸造的胄有明显区别，“胄出土时候背面发现有黑色炭化物，可能是炭化的皮革一类衬托物的痕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这批出土的胄体青铜构件单独铸造，再固定于皮胄之上，这批胄从结构上可分成三大型，I型单独兽面，有护耳，无护顶和护颈；Ⅱ型为复合结构，正面为兽面结构，有护顶和护颈；Ⅲ型为兽面带脊棱型，正面分成兽面和素面两类。

I型（图4）共有31件，根据兽面的特征可以分出4个亚型，这类单独兽面是镶嵌于皮胄的护额。

图4-1型有13件，兽面长角向上弯曲，角后半部变粗，双眼大而突出为臣字形，双角下有耳，耳与角之间有梁，鼻阔中部起脊线，阔嘴两侧露獠牙，牙与鼻之间有穿，用于固定在皮胄体之上。图4-2型与图4-1型出自同一墓，形制基本一致，该墓室还出土有与胄配套的圆形护耳，护耳扁薄中有孔，两侧各有一穿。这类兽面面阔14.2~17厘米，高10.2~15.4厘米，两角宽度为18.3~18.4厘米，兽面宽窄高矮虽然有变化，但两角的间距与胄体宽度较为一致，说明头围大体是一致的。图4-3型有2件，角细长而弯曲，圆目突出，无眼眶，整体结构与图4-1型、图4-2型相似，但是较为简素。图4-4型有8件，兽面的面容形式与图4-1型、图4-2型相近，较为特殊的是桃形大角，上饰十字凹线叶脉纹，大角上端有两组4孔，獠牙与鼻之间有穿，固定于皮胄之上。面阔19.6厘米，面高10.9厘米，高15.8厘米，厚0.1厘米，图5为兽面铆接或捆扎在皮胄上示意图。图6型有8件，兽面结构与图5相似，兽角铸造为一整体，占整个兽面的一半，兽面内亦有十字凹线纹。面阔17.2厘米，面高14.7厘米，高17.1厘米、厚0.1厘米。

Ⅱ型1件，结构上由正面的兽面、起脊条形护顶、护颈三部分构成（图7）。正面的兽面（图7-1）与图4-3风格一致；护顶（图7-2）呈条形起脊，枕延续至后脑，左右两侧有对称四对八穿，顶长18厘米，枕长14.6厘米，宽5厘米；护颈（图7-3）呈窄扁条状，弯曲成半环形，两端各有两个长方形的穿，直径22.2厘米，宽4.6厘米，厚0.2厘米，胄组合完成造型为图8。

Ⅲ型共计出土13件，根据兽面风格可以分成2个亚型。

Ⅲ-1型（图9）5件，兽面和弧形起脊顶铸造为一体，应是内外范整体铸造完成，正面兽面风格与I型一致，顶部起脊棱延伸至脑后；胄体左右两侧有圆形护耳，护耳左右有半圆环，应为缀合之用，中有一孔；胄体正面脸两侧分别有长方形牙片缀合其上。胄体表面光洁，内部则保留了原始铸造的粗糙面，此类胄应是缀合在皮质胄外，出土时发现胄内侧的黑色炭化物。胄体通高23.8厘米，面阔17.2厘米，厚0.2厘米，护耳直径11.2厘米。保利博物馆亦藏有风格近似的青铜胄（图10）。

Ⅲ-2型（图11）8件，正面为素面，顶部起脊并与兽面、顶、颈连铸为一体，应是整体范铸而成，正面简素呈长方形，左右两个角略微上翘，边缘有穿，胄面通高26厘米，面阔15.8厘米，厚0.2厘米。

（2）商朝青铜胄的一些细节

兽面纹：

宋《宣和博古图》指出这种“兽面纹”是《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载的“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从此，这个名称在铜器研究中一直沿用至今。随着对商朝青铜器研究日深，马承源先生认为“饕餮纹”一词的含义不足以囊括青铜器纹饰中这一类复杂的兽面集合纹饰，提出以“兽面纹”代替“饕餮纹”。马承源撰写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指出，从商代早期到西周早期青铜器的艺术装饰纹样的共同特点是，兽面纹占有突出的统治地位，这与当时的宗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实际上是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态度和认知水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神崇拜而产生的神秘和肃穆的气氛。所有的商朝兽面纹的核心是巨大的双目纹，双目纹配合牛角、羊角、鹿角、虎耳身、兽身形成不同的组合，因其多样性让今人产生了定名和认识上的诸多争议。商朝兽面纹总体呈现出狞厉的美感，这些风格不同的兽面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也体现了商朝人意图用狞厉神秘的兽面来体现对原始宗教的崇拜。

笔者认为青铜胄上出现兽面，更多的是用一种神秘凌厉的形象来威吓对手，其次可能用不同风格的兽面来区别不同的部队。

结构分析：

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不同形制的青铜胄，整体铸造且纹饰精美的青铜胄，其使用者明显阶级等级较高。虽然殷墟青铜胄、大洋洲青铜胄都未给出铸造胄体的厚度，但是因为胄体是整体铸造，其防护性能应是较为良好的，这类青铜胄的使用者应该是军队中的将领或骁勇军队或王师。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兽面、脊棱顶胄的使用者等级会稍弱，或许是诸侯的部队。仅有正面兽面的胄应是最普通部队的装备，山东滕州出土的I型兽面护额铸造厚度均为0.1厘米，从物理性能来说，防护性是相对较弱的。此类胄没有顶部的金属覆盖面，从防护性来说强度是偏弱的，其主体应该还是皮胎胄，此类铜兽面除了提供一定的防护能力，更多的应是标识出商军的威武，或者用不同风格的兽面来区分部队。

殷墟考古出土过一个商朝武士的头颅（图12），头顶正中嵌有一个残断的箭镞，头颅的左侧还有伤及颅骨的劈砍伤，原殷墟考古队唐际根队长指出这个颅骨的主人生前是一个武士，对外征战后，带着严重的颅骨伤回到殷墟，并且存活了一段时间，颅骨的伤口有明显的愈合痕迹。商朝近距离格斗主要使用青铜戈和矛，戈的杀伤是自上而下啄击和横击，所以从这个受伤的颅骨可以知道胄对武士的防护极为重要。

商朝高级的铜胄脊棱高耸，这个风格并非是单纯的造型，带有明显的功能性。笔者认为，高脊棱最大的功效是可以保证戈在击中胄顶的时候，脊棱斜坡会使戈的垂直打击力产生偏转，把戈尖导向盔侧，卸掉戈尖的攻击力量。凸起的脊棱本体也具有良好的抗打击能力，商人应是3500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所以商朝人采用此种高脊棱盔型，是很科学的。

无论是整体铸造的青铜胄还是复合青铜胄，都会在耳部出现听孔，说明商朝人在制作胄体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战场环节，在增加防护的条件下，同时需要武士能清楚听到指挥命令。

2．周朝青铜胄

（1）考古实物

周朝代商而立后，西周胄仍旧是以青铜铸造。

1978年山西柳林县高红村大墓发现青铜胄一件（图13），胄顶端有一环状钮，口前后均为半圆形开口，两侧缘齐平，下部有六个方孔，盔口边沿起棱，素面（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早期考古报告认为此盔是商朝的，但是从更广泛的考古资料比对来分析，它应该是西周早期器物。

北京房山琉璃河1193号墓出土西周早期铜胄（M1193:27）（图14）。胄顶有环形小孔，前后均为半圆形开口，两侧缘齐平；两侧边缘有一圆形小孔，素面。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中出土青铜胄两顶（图15），分别出自白浮二号墓和三号墓，都有一定破损。二号墓出土胄经过修复，铜胄左右两侧向下延伸，形成护耳，胄顶中央纵置网状长脊，脊的中部有系缨的环孔，胄体表面光素无纹饰。三号墓胄破损较为严重，形制与二号墓一致。

1963年6月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出土一件铜胄（M101:29）（图16）。铜胄的前后两面大致相同，盔体边沿起宽1.3厘米边带，宽带上凸出一列圆泡钉。左右两侧下垂，形成护耳。在两侧护耳的下角，各有两个小钮穿。胄顶中心竖立着一个方钮，横穿一方孔。胄出土时还附有四根皮条痕迹，自顶上方钮穿过后向四边下垂，其中两条各穿过两侧护耳下的小钮，说明戴胄之后用皮条结扎。胄通高23.8厘米。这座墓的时代应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此外，1958年在这里也曾出土了一件铜胄，形制与上述一件相同，通高24厘米（图17）。（李逸友《内蒙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第6期）内蒙古宁城博物馆收藏一顶宁城县小黑石沟墓出土的铜胄，形制与以上两胄一致（图18）（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图例》［兵器卷］文物出版社）。

1956年春在内蒙古昭盟赤峰市美丽河出土过一件铜胄（图19），形制与前述南山根出土标本大致相同，区别仅在于缘部没有泡钉，胄左右两侧各只有一个方形钮穿。

青海民和塘尔垣出土的一件铜胄（图20）为代表。这件铜胄是民和县博物馆的藏品，半球形，两侧耳部下垂，顶中部一半环。张文立博士认为其形制与北京昌平白浮M2出土的铜胄近似，故将其年代定为西周中晚期。宁夏西吉县钱币博物馆中有一顶西吉县硝河乡出土铜胄（图21），馆方标注为“西夏铜头盔”。这是错误的，此胄与民和塘尔垣出土铜胄高度相似，应是同期之物。

河南省博物院藏灵宝出土战国铜胄（图22），胄的截面似圆形，顶部方形的钮断裂，前面有M形开窗，并有折边，其余两侧与后部皆素面。

此类风格的铜胄在山西博物院、辽宁葫芦岛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有保存。部分胄顶钮穿演化成动物形象。

从已知的周朝青铜胄可知，周朝的胄形与商朝有明显区别，胄体整体呈圆弧体，面部开窗成圆弧形，后颈部也露出弧形窗，胄两侧稍长，遮蔽耳以及部分脸颊。胄体顶部有方形或圆形穿绳孔，胄戴好后，由皮绳穿过顶部孔和胄两侧的穿孔栓于下颌进行固定。商朝夸张的兽面彻底从胄顶消失，周朝的青铜胄造型完全没有延续商朝的风格，整体显得更为简素。

已知的这些青铜胄都出现在西起青海东至辽西（包括内蒙古的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长江以南地区未见此类风格铜胄出土。

（2）周朝青铜胄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关联

已知的中国北方周朝青铜胄都带有M形面部开窗，胄顶有方形、半圆形钮，这种开窗、钮与殷墟青铜胄风格完全不同。

斯基泰青铜胄出现于斯基泰文化的初期，在北高加索的库班发现较多，故常被称作“库班式胄”。库班河左岸的凯莱梅斯墓地出土的铜胄，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谢米列奇耶、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撒马尔罕等地也有分布。（参见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欧亚草原腹地斯基泰文化铜胄（图23）的主要特征是前后开口、M形面部开窗、贯通前后的中脊和底缘开穿孔。斯基泰文化的早期应该在公元前7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早期至中期，时代要比中国商晚期至周朝初期出土的M形面部开窗的铜胄出现得晚。斯基泰风格的青铜胄更接近河南灵宝出土的风格，由此推测中国北方周朝青铜胄可能对北方草原产生了影响，北方草原又通过欧亚大草原传播至斯基泰人控制的南俄罗斯草原。根据目前南俄、中国出土青铜胄的时间线来看，很多学者认为斯基泰M形面部开窗的铜胄是由中国传到北方草原的。部分学者认为，传播路线是由黄土高原向四方传播，其中一路的传播是西经河西走廊，传播至中亚，进而到达西亚，乃至欧洲草原。青海民和塘尔垣出土的实物可能就是传播路径中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