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抽象的英雄[1]

但是，唯有通过形式的媒介，[过去]才能对我们诉说。故事，以及文体（styles）：那是我寻找布尔乔亚的地方。尤其是，文体；它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如果考虑到，叙事是多么经常地被看作是社会认同的基础，[2]布尔乔亚什是多么经常地被等同于动荡与变化——从《精神现象学》的某些著名场景，到《共产党宣言》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因此，我期待对布尔乔亚文学的界定，用的是新的、不可预测的情节：就像埃尔斯特（Elster）写到资本主义革新时的说法，“跃入了黑暗”。[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更为坚固了。15

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布尔乔亚自身。在19世纪的进程里，一旦对“新财富”的污名被克服，有几个反复出现的特性能够就会聚集在这一形象的周围：首先是能量；然后是，自制；知识的明晰；贸易的诚实；强烈的目标感。一切“美好的”特性；但又没有好到能赶上这样一类叙事文学主人公——勇士、骑士、征服者、冒险家——西方的故事讲述对他们的依赖，不夸张地说，已经上千年了。“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的替代品，”熊彼特写道，带着嘲弄的口吻——“在所有写字间里、在所有数字栏目中”的——商业生活注定是“本质上反英雄主义的”。[4]在新、旧统治阶级之间，主要是一种非连续性关系：贵族曾在无畏的骑士组成的整条长廊里无耻地将自身理想化，布尔乔亚什则没有创作这样一种关于自身的神话。伟大的冒险机制正在被资本主义文明侵蚀——没有冒险，人物就失去了独特性（uniqueness）的标记，而独特性来自与未知之物的相遇。[5]与一个骑士相比，一个布尔乔亚看起来没有标志，易于忘记，和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乔亚都很相似。下面是《南方与北方》开头的一个场景，女主人公向她母亲描述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16

“哎！我也不太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玛丽……说……“大约三十岁——生着一张既不是完全平庸的，又说不上是漂亮的面孔，一点儿也不出众——样子也不大像一位有身份的人，不过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像。”

“然而也不鄙俗俗气。”父亲插嘴说……[6]17

“不太”（Hardly）、“大约”（about）、“既不是完全”（neither exactly）、“又说不上”（not yet）、“不大”（not quite）……玛格丽特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相当尖锐，但在这里，她迷失在了遁词的螺旋里。这是布尔乔亚类型的抽象化（abstraction）：在他的极端形式里，用摘引自《资本论》的一对说法来说，这是单纯的“人格化的资本”，甚或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7]在马克思那里，在后来的韦伯那里，对所有感官特性的系统化抑制使人很难去想象，这种性格怎么会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故事的中心——除非这个故事就是（is）自我压抑的故事，就像托马斯·曼对托马斯·布登勃洛克（Thomas Buddenbrook）的描绘（这给韦伯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所做的那样。[8]在资本主义欧洲的早期时候，或在它的边缘地带，情况是不同的，在那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的虚弱，使人们有大得多的自由去想象如鲁滨孙·克鲁索、杰苏阿尔多·莫塔（Gesualdo Motta）或斯坦尼斯洛·沃库尔斯基（Stanislaw Wokulski）这样强有力的个人形象。但在资本主义结构固化的地方，叙事的机制与文体的机制取代了个人成为文本的中心。这形成了看待本书结构的另一种方式：两个论述布尔乔亚性格的篇章——与两个论述布尔乔亚语言的篇章。

[1][译注]Hero，“英雄”，另一个含义是“主角”“主人公”。

[2]有一个新近的例子，来自一本论法国布尔乔亚什的书：“在这里，我想指出，社会群体虽然植根于物质世界，但它们的实存，却是由语言塑造的，更具体地说，是由叙事塑造的；一个群体要是宣称它在社会与政治体制中的角色是一个行动者，就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关于自身的故事。”Sarah Maza,The Myth of the French Bourgeoisie:An Essay on the Social Imaginary,1750—1850,Cambridge,MA,2003,p.6.

[3]熊彼特“赞扬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的效率与理性，而兵与神秘女郎：荷兰家庭现实主义的政治，1650—1672》，Representations 58(1997),p.55。

[4]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1975 （1942）, pp.137, 128.[译注]中文译文见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8、205页。根据莫莱蒂行文的需要，这里的译文略有改动。

[5]关于冒险心性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见Michael Nerlich（米歇尔·内里希）：The Ideology of Adventure: Studies in Modern Consciousness, 1100—1750（《冒险意识形态：1100—1750年间现代意识研究》），Minnesota 1987（1977）与本书下一章前两节。

[6]Elizabeth Gaskell,North and South,New York/London,2005(1885),p.60.[译注]中文译文见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著，主万译：《南方与北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99页。

[7]Karl Marx,Capital,vol.I,Harmondsworth,1990(1867),pp.739,742.[译注]中文译文见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687页。

[8]关于托马斯·曼与布尔乔亚什的问题，在卢卡奇的诸篇论文之外，可参看阿尔贝托·亚索·罗萨（Alberto Asor Rosa）的《托马斯·曼，或布尔乔亚的含混》（“Thomas Mann o dell’ambiguità borghese”,Contropiano 2:68 and 3:68）。如果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时刻，第一次有一本关于布尔乔亚的书，它的观念洞穿我的内心，那就是四十多年前，当我阅读亚索论文的时候；然后是1999—2000年，在柏林教书的那一年，我开始认真阅读他的这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