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学成为官学的经过

始于宋代的理学，基本上是原有的正统儒学的发展，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教中的若干学说，因此不妨说是正统儒学的变种。北宋是理学的形成时期，著名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南宋是理学进一步发展时期，著名人物有胡宏、吕祖谦、朱熹、张和陆九渊等，其中朱熹成就最大，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有朱学之称，同时陆九渊的学说也有陆学之称，朱学和陆学一直影响到后世，成为理学中的两个主要流派。朱学在南宋宁宗庆元年初韩胄当国用事时期曾遭到打击，被视为“伪学”，并一度被禁，史称“庆元学禁”。朱熹也在理学受到禁锢和压抑中去世。十多年后，理学又显兴盛。但终宋之世，理学始终没有被封建政府正式立为法定的官学。到了元代，理学才正式成为官学，这是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宋金南北对峙时代，理学在北方已有传播，《金史·隐逸传》载杜时升“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又载高仲振“尤深《易》、《皇极经世》学”。曹子谦《送梁仲文》诗中说：“濂溪回北流，伊洛开洪沅。学者有适从，披云见青天。我生虽多难，闻道早有缘。”此外，从王若虚《论语辨惑》评论朱熹、张等人的注释、见解，可知南宋理学家的著作至迟在金末也已流入北方。但金代理学传播影响不大，因此元代理学盛行还是直接承受由南方进入北方的宋代理学家的传播，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赵复，前人甚至有“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的说法（《元史·赵复传》）。

金亡后次年（1235），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率军伐宋，这时正是耶律楚材受重用时期，随军出征的杨惟中、姚枢奉命物色儒、道、释、医、卜人物，蒙古王朝军队攻下德安（今属湖北）后，姚枢在被俘儒生中发现赵复，善加爱护，携之北归，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颐祠），并建太极书院，请赵复讲授程、朱之学，学子一百多人。赵复的师承关系不明，元代北方理学家因得他传授，大抵说他得朱门之传。窝阔台去世那年，姚枢辞去燕京行台郎中，携家到辉州（今属河南），刊经传学，将所得程、朱著作授予许衡、郝经和刘因。姚、许、郝后来成为忽必烈儒士幕僚集团中人。与姚、许朝暮讲习的还有隐于大名（今属河北）的窦默，他于金亡前夕曾南走孝感（今属湖北），孝感令谢宪之授以伊、洛性理之书。窦默北归时间大致和赵复北上时间相近，后来他也成为忽必烈智囊团中人物。忽必烈即位后，至元年间，许衡两任国子祭酒，忽必烈还亲自选择蒙古子弟入学受教。袁桷《清容居士集·送朱君美序》中说：“许文正公（指许衡）定学制，悉取资朱文正公”。《元史·吴澄传》载：“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这是朱学成为官学的先声。许衡之后，他的弟子耶律有尚嗣领学事，在至元末年和大德年间三任国子祭酒，一遵许衡之旧。到了仁宗初年，正式举行科举，“明经”、“经疑”和“经义”考试都规定用朱熹注，[4]著名作家、理学家虞集说：“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共学，而讲诵接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道园学古录·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又说：“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道园学古录·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这就使程朱理学成为元代官方学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5]，确立了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元代定程朱理学为一尊，相似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影响十分深远。

元代影响较大的理学流派主要有三个，一是北方学派，在程朱理学定为官学的过程中，北方理学家，尤其是许衡最有功绩，因此后代一些理学家对他十分推崇，甚至说他是“朱子后一人”。南方理学影响较大的有两个流派——江右学派和金华学派。江右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澄，他曾四次入京任职，但任职时间不长，他和许衡并称为“南吴北许”。他的老师是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直承朱门，和许衡相比，他是正学真传，但北方理学家攻击他治学不尊“朱子本意”，而是“陆氏之学”。他对《仪礼》经、传的纂疏很有贡献，但就总的影响来说，他的地位次于许衡。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金履祥、许谦。金华地区在南宋有“小邹鲁”之称，这个学派一直被认为是理学正宗。金履祥、许谦都不仕元朝，但他们讲学的影响极大，许谦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许白云先生文集·行实》），因此当时人把许谦和许衡称作“南北二许”。金、许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出仕元朝，并任高官，这也是金华学派声势壮大的原因之一。

元王朝统治者从接受儒学到独尊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忽必烈未即帝位之前，就承认三纲五常是“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举起拳头对臣下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元史·李孟传》）元代理学家也适应着统治者的需要，有所变通，如果说赵复持着传道而不出仕的态度，在讲学时坚持理学的基本原则，鄙薄事功，强调修身，甚至坚持夷夏之别，那么到了许衡那里，除了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又添增了治生的内容，他强调“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者，农工商贾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这显然是适应着当时元王朝立国安民的需要。吴澄讲学，着重讲三纲二纪，五常之道，不再讲“尊王攘夷”。许谦虽不出仕，但他已承认元王朝是“天”朝，元兵是“官军”，也和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谨于华夷之辨”不同了。

理学包括哲学和伦理纲常两大部分，理学家用他们的哲学义理论证伦理纲常，以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当成吉思汗的军队南进的时候，蒙古社会虽已确立了奴隶制国家，但刚刚脱离氏族社会不久，社会形态的不同，在思想道德观念上必然有差异。《元史·孝友传》中所说的“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宦者传》中说的“元之初兴，非能有鉴于古者”。这些记载虽有贬意，但实际上却正是说明了这种差异。中原地区原有的一整套纲常观念和道德规范曾受到冲击就与此有关。此种情况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对一向信奉封建纲常伦理的中原社会来说，产生了剧烈的思想震动，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钳制和禁锢作用却也减弱，变得较为松弛。从窝阔台到忽必烈，他们最初着重接受儒家的政治学说，即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相对地说，在伦理道德思想方面控制不严。到了仁宗时代实行科举，理学定为官学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封建王朝大力提倡封建道德，规定每年访求烈女节妇，由朝廷予以旌表，还注意旌表孝子。文宗时期也竭力提倡纲常节孝，上至公主，下至民妇，都予表彰，至顺元年七月就旌表了七个守节乃至夫死自缢殉葬的节妇。在前一年即天历二年，文宗提出封号旌表早寡守节的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实际上是有悖蒙古风俗的。因此，到了惠宗至正年间，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甚至建言改革蒙古贵族的婚姻习惯，“绳以礼法”，经筵检讨陈基还通过一位御史建议改革宫廷的“并后”制（元代皇帝有第一皇后、第二皇后），实际是要按封建传统的嫡庶名分来改变“并后”制，这些建议虽都不被采纳，但它们的提出也正是元末最高统治集团竭力提倡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映。

元王朝尊崇程朱理学，也就是尊崇儒学传统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御众地位，实质上又是维护封建秩序，这就使汉族地主阶级以及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人物，还有大量的儒士，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得到认同，民族隔阂退到了次要地位，这种认同也使元代儒士问题在前后表现出不同特征，如果说早期是儒士们对无边无岸的黑暗现实的恐慌和幻灭，后来就逐渐变为对不均不平的怨恨和愤慨。可以说，元王朝尊奉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使它巩固了统治地位。到了元末，当各种反元的武装力量纷纷集结、起义时，在曾经出现众多宋代“遗民诗人”的东南地区，儒士逐渐分化，尤其在张士诚和朱元璋在江南先后称王，形成东西二吴王对峙的局面下，这种分化更趋急剧，这时候忠于元王朝的文人、作家数量也相当多，他们所写诗歌表现出来的忠贞感情，也很强烈。元亡以后，也有不少“遗民诗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两度奏起了遗民哀曲，著名的宋遗民郑思肖在延年间去世，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就出现了元遗民，其中还出现了“谢翱式”的人物（详见第二十三章）。这也是元王朝巩固了统治并且获得了“正统”地位后产生的认同现象的一种表现。

元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对文学必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影响又是有限的。首先，程、朱理学关于否定文学辞章的极端言论[6]，并不支配着元代文坛，而且在实际上被扬弃，文学继续在发展，正如忽必烈曾说“课赋写诗”无用，但元代还是产生了大量诗歌一样。其次，在各类文学形式中，受影响的程度也不同，散文领域受理学影响最大，由于程、朱著作被定为科举试士程式，相应地也就强调经术为先，词章次之[7]。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散文的基本特点，即讲求经世致用。在道与文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上，元人更强调道文合一，也就是理学与文章合一。元初刘将孙说“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他还说：“将义理融为文章，而学问措之事业。”元末戴良也说：“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代。”这种文道融一实际又是服从理学的观点有很大代表性。此外，由于南方金华学派中不少人既讲理学，又擅文章，这又助长了文道合一的主张。明人编《元史》，不列文苑传，不分经艺文章，所谓“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虽是反映了修史者宋濂等人的观点，但同时也是元代散文重经世致用和强调文道合一特点的一种反映。元代散文文风前后有变化，早期有追求古奥之风，后趋向平实，受科举重经术不重词章的影响，大致在延年间开始，文风更趋平易，著名文章家黄溍为蒲道源《闲居丛稿》写的序文中表达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序中说蒲道源“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不假锻炼]琢，而光辉自不可掩”，实际上是说以平易文风来写台阁之文。这正符合性理之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文章尽去“虚饰”的主张（见《通书》）。因此元代散文同宋文的联系更为紧密，宋文就是随着理学影响的扩大而愈趋平易的。

在诗歌领域，情况显得不同，一般认为宋诗发展中出现的“以文为诗”、“言理而不言情”的倾向是受理学影响的结果，元人却一反宋诗的这种倾向，学唐诗成风，到了后期，学李贺、李商隐的风气大盛，宫词香奁，也迭见不鲜，以至后人把“丽”“纤弱”和元诗等同起来，看作是元诗的同义语。这种现象无疑是与程、朱理学的文学观点背道而驰的。只是在诗歌理论的说明上，元人大抵没有违反正统儒学的教化观点，到了元末杨维祯提出“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强调作家的个性，才使元代诗论出现新鲜气息。

出于传统的文学偏见，杂剧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被视为“小道”，也为理学家鄙视和排斥，钟嗣成为杂剧作家写传，申明“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余有得罪圣门者”，即为明证[8]。杂剧内容中出现的对历代封建帝王的大胆批判、对社会黑暗的愤怒揭露和对封建礼教的勇敢反抗精神都说明它冲破了正统儒学的文学观点，在文学分裂为“雅”“俗”两个世界以后，它是属于后一个世界的。这两个世界在对立中又互相渗透。同样，理学排斥杂剧却又影响杂剧，后期杂剧中较多出现宣扬忠孝节义的作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元王朝把理学正式定为官学，并大力提倡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现象恰又说明元代理学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