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2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安·莫里斯（Ann Morris）感到了第一次宫缩。[1]她丈夫道格（Doug）领着她走出他们在辛辛那提的小公寓，公寓里已经摆好了崭新的婴儿床和成堆的手缝婴儿被。夫妇俩坐进他们新买的雪佛兰轿车——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道格放弃了他心爱的克尔维特跑车——在安静黑暗的街上开了五分钟，来到犹太医院（Jewish Hospital）。

在产房里，安疼得越来越厉害，宫缩一直持续到次日。安和道格于一年前结婚，31岁的她生头胎稍显晚了些，不过她的分娩过程很顺利。安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农庄长大，摘烟草、杀鸡都干过，很能吃苦。除了晨吐现象外，她这次怀孕没怎么难受。针对晨吐，她的医生给了她装在一个小白药瓶里的维生素。吃过药后，她的恶心感减轻了。

宝宝出生后，安在医院醒来时，看到道格沉着脸走进房间。他告诉安，他们生了个女孩，但孩子既没有手臂，也没有腿，恐怕活不长。小两口原来拟了一个宝宝名字的单子，可是现在他们原来的首选“盖尔·伊丽莎白”（Gale Elizabeth）怎么看怎么不对。[2]事实上，整个单子看来都不合适。他俩赶紧再想名字，最后决定用“卡罗琳·琼”（Carolyn Jean）。

安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沉睡期间，医院安排把她生下的女孩送入了寄养系统，并劝道格和安不要见孩子。道格回到家，把他拍摄的安兴高采烈准备迎接宝宝到来的照片尽数毁掉。与此同时，安孤身一人待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接触不到其他新妈妈。给她接生的医生终于来看她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安有没有去加拿大买过沙利度胺？

安是一周前在《生活》（Life）杂志上第一次了解到沙利度胺这种药的。杂志上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留下一连串心碎的药》。文章配有好几页照片，照片上是一些在欧洲降生的没有手臂的婴儿。看到发生在德国的这场悲剧，安不寒而栗，但她觉得那和自己没有关系。她从没出过国。所以她告诉医生自己绝对没有去加拿大买过这种药，然后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无论是FDA，还是俄亥俄州或者辛辛那提市的卫生当局都从未联系过安。犹太医院没有一名医生或护士告诉她，过去的一年中，在这家医院至少出生了4名有同样畸形的婴儿。这种叫作“海豹肢症”的新生儿畸形十分罕见，大部分医生一例都没见过。没有人告诉安，离她家仅15分钟车程的辛辛那提市和睦东路110号是威廉·S.梅瑞尔公司（William S.Merrell Company）的总部，这家公司给全国各地的1 200多名医生，包括200名产科医生送去了数百万片沙利度胺“样品”。3年的时间里，这些颜色、剂量各不相同，没有恰当标签的药片被随意用来给病人治疗各种病症，从失眠、头痛到孕妇的晨吐。

那个叫卡罗琳·琼的婴儿活了下来。在福利院待了近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了家。尽管没人看好她的未来，但她却茁壮成长起来，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和4个孩子的母亲。这么多年来，每当有人问起是什么造成了她女儿的畸形时，安都回答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1962年7月，一种被宣传为“自有水以来最安全”[3]的安眠药被揭露出在全世界造成了1万多名婴儿死亡或畸形，成为医学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4]。

报纸上充斥着让人触目惊心的无腿无臂婴儿的照片。从政者对制药公司发出警告。所有药片都受到怀疑。在婴儿潮的高峰时期，将为人母的喜悦变成了恐惧担忧。不幸服用过沙利度胺的妇女被说成是任性的瘾君子，虽然她们很多人只吃过一片沙利度胺，而且是医生给她们吃的。成千上万的父母只能靠自己照顾身有前所未见的严重残疾的孩子。医生帮不了任何忙，因为他们对这种残疾一无所知。

那么问题来了：谁本应保护世界避免这场灾难？有什么机构性保障措施本应对它防患于未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化学成就无法避免的一场事故吗？还是疏忽或者贪婪所致的蓄意无视造成了上万名婴儿的残疾？

随着政府机构和法院对这场灾难展开紧急调查，一个险恶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发明沙利度胺的公司是一家由纳粹分子创办的德国制药公司。据悉，它对医生威胁恫吓，还隐匿相关文件。这家公司连续 4年在世界各地出售沙利度胺或发放相关许可。它大肆宣传这种药物完全无毒，对包括儿童和孕妇在内的所有人都非常安全，作为依据的数据却少得可怜。将近50个国家的孕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这种有毒的镇静剂。她们生出的残疾婴儿震惊社会，重创公众对战后繁荣兴旺的制药业的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药公司因制造抗生素和抗疟疾药物而兴旺起来。自那以后，制药业发展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到1960年，制药成为美国最赚钱的产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号称能减轻各种疼痛、痛苦和忧虑的药片。沙利度胺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许诺。它被宣传为一种没有风险的万灵药——不会上瘾，没有副作用，没有过量的危险。它看起来简直是药物世界中的不沉之舟。然而，无论是获得该药专利的化学家，为该药开处方的医生，还是出售该药的公司，谁都不知道它在人体内是如何起作用的。相关的研究粗劣马虎，关于该药安全性的断言轻率鲁莽。待到世界各地已有数百万人服用了沙利度胺，该药造成的伤害大白于天下时，公众不禁发问：是什么驱动了各种灵药的发明？是健康还是利润？如果出了大乱子，谁来负责？

在科研潦草疏略、公司冷漠无情的故事后面，还有一个扣人心弦、令人振奋的故事，一个静悄悄的英雄的故事。全球各地少数几名医生、父母和记者经过整整一年的艰苦努力，发现沙利度胺会导致新生儿畸形，他们中有人自己的孩子就深受其害。他们集体拉响了警报，迫使拒不承认沙利度胺存在危险的制药公司召回了该药。这个由热心公民组成的松散团体做到了任何政府机构或卫生当局都没有做的事：他们揭露并终止了20世纪最大的药物丑闻。

在第一次看到关于这些人非凡事迹的记录时，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了对这些逆行者的敬意。一名德国儿科医生力图摆脱自己父亲曾是纳粹分子的耻辱，冒着事业被毁的风险与强大的制药公司斗争。一名年轻的德国律师为了给自己没有四肢的儿子讨回公道，发动了德国自纽伦堡审判以来最大的刑事审判。[5]一名曾经盲目自信的澳大利亚产科医生在得知他给孕妇病人开的药造成了她们宝宝的残疾后深感震惊和痛心，在停车场的一个小屋里临时搭建起自己的动物实验室来证明沙利度胺的危险。

但本书将主要聚焦于沙利度胺在美国相对不为人知的故事。世界上仅有美国在沙利度胺最初在其他国家销售时拒绝允许其进入市场。[6]对沙利度胺的斗争中也有美国勇士的身影：驻德国的年轻美国记者埃莉诺·卡马特奋力推动国际媒体就这种药的危险发出报道；失聪的儿童心脏外科女医生海伦·陶西格专程飞到德国去收集证据；FDA官员芭芭拉·莫尔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吹哨人，她冒着被解职的危险努力推动FDA的改革；莫顿·明茨自己有一个残疾的孩子，他成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不久后率先报道了关于沙利度胺的可怕新闻；不守常规的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埃斯特斯·基福弗利用沙利度胺事件迫使美国国会对制药业进行彻底改造。不过这部传奇中的头号英雄是弗朗西丝·凯尔西，她是世界上唯一在沙利度胺的科学资料中看出了危险的医生。

身为FDA的医学审查官，凯尔西凭一己之力把沙利度胺拒于美国市场之外。这场官僚斗争耗费了她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此事，这名有两个孩子的娴静已婚妇女在1962年站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美国的英雄。约翰·F.肯尼迪总统为她颁发了奖章。她的照片登上了《生活》杂志。在世界各国的所有安全保障全部失败的时候，弗朗西丝·凯尔西固守本心的坚定激起了强烈的赞佩。人们钦慕她的事迹，反而忽略了沙利度胺在美国的故事中一个令人不安的脚注，那就是这种药曾经在美国广泛流传过。在等待FDA批准期间，威廉·S.梅瑞尔公司开展了临床试验，试验的面铺得极广，管理却很松散，FDA最后甚至要求司法部对该公司提出刑事指控。

撰写本书期间，我对全球各地的受害者、科学家、律师、医生和记者进行了283次采访，还查阅了公共和私人档案，到访过不同的法院。我研究了数千份几十年前的文件，采访了许多过去从未说起自己参与过这些事件的人。从来没有人写过弗朗西丝·凯尔西的生平。在过去的叙述中，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很多其他女性也不出意料地被忽视了。我的研究挖掘出了尘封60多年的重要信息：庭审笔录表明，威廉·S.梅瑞尔公司对FDA隐瞒了动物毒性数据。至少在梅瑞尔要求医生们停用沙利度胺的一年前，不少为梅瑞尔试验该药的产科医生其实就已经观察到了婴儿的先天畸形现象。最重要的是，FDA开展了一项调查，其中一些细节令人震惊：沙利度胺的危险见诸头条新闻几个月后，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还在药柜里囤着1 000片沙利度胺；正式的“试药”医生找不到使用了这种药物的病人记录；医生伪造病历，抹去给病人服用沙利度胺的所有记录。医生彼此间转交成批的沙利度胺药片。大量沙利度胺药片被送给了慈善机构。沙利度胺被召回一年后，一批沙利度胺神秘地从一所美国教堂运到了中国台湾的一个布道所。这还不算，另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几年前就曾秘密开展过沙利度胺试验，据说隐瞒了这种药有致畸效果的证据。事实很清楚，服用过沙利度胺的美国孕妇大多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她们生下海豹肢宝宝后，没有一名医生承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由于这种实际上的掩盖，美国幸免于沙利度胺之祸这一虚假叙事被举国传颂，成了FDA的光辉业绩。事实是，数十名因公司贪婪、医学无能和普遍撒谎而遭到伤害的人近 60年后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讲的就是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