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40年，28岁的弗里蒙特·埃利斯·凯尔西来到盖林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任药理学教师和研究员。这位人称“凯尔斯”的生物化学家身材魁梧，有6英尺高，是个带点野性的科学奇才。上高中时，他经常旷课是出了名的。上大学后，他神秘地消失了两年，去“北方某个地方”管理一个乐队。[1]

凯尔斯爱玩爱闹，无忧无虑，人未到声先至。他是个心直口快的理想主义者，讨厌惺惺作态或虚伪装腔。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水平很高的砌砖工。他母亲在克瑞斯基百货商店的冷饮部工作，还为教堂婚礼提供饮食服务。有些人嫌她“粗鲁”，别的人却赞她“自信”。这位直来直去、快乐开心的女人塑造了埃利斯对异性的期望。他喜欢强大的女人。

好在弗朗西丝还在盖林的实验室做研究助理。她来到这里之后的4年里，药理系来了许多新学生和新研究人员。然而，弗朗西丝依旧是唯一的女性。她长时间坐在实验室的凳子上工作，但下班后会去大学操场打曲棍球。夜间，她在宿舍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部头著作：《阿拉伯沙漠旅行记》《人和国家》《英国文明史》《智慧七柱》《伍德罗·威尔逊：生平和通信》。一贯条理分明的她记有详细的读书日志。傍晚，她高高兴兴地去看戏。

在实验室里，弗朗西丝和凯尔斯一起做实验，一干就是好几天。说话大嗓门、笑起来讨人喜欢的凯尔斯很快就被这个直率坦诚的26岁姑娘迷住了。她整天坐在显微镜前工作，栗色的头发只用扁平的发卡夹着。几个月后，凯尔斯鼓足勇气邀请这位难以捉摸的“奥尔德姆博士”去芝加哥歌剧院看戏。弗朗西丝正看得津津有味时突然看了下表，说要出去一趟。过了一会儿，她神秘地抱着鼓鼓囊囊的手提包回来了，若无其事地告诉凯尔斯她刚刚尿在了一个罐子里，准备在药理系的一次实验中用。热情直率的凯尔斯听后泰然自若，做出了一个预示着他对弗朗西丝忠诚一生的姿态：那一整晚，他都替弗朗西丝拿着那罐尿液。

“二战”期间，芝加哥的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了数以十亿计的军火弹药，整个城市因战争而得到重塑。珍珠港事件后，盖林的实验室转向了政府工作。盖林应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之请，负责主持一个毒素实验室，专门研究化学战制剂。这个项目属于最高机密，安置在57街和58街之间的几座小楼里。60名研究人员在那里对2 000多种化学物质做出评估。弗朗西丝因为是女性，被禁止参与研究。

然而，她被接纳入了另一个战时项目——寻找一种新的抗疟药物。随着在海外作战的大批士兵因患疟疾而倒下，治疗疟疾的传统药物奎宁的供应直线下降。美国政府要求制药公司、化学家和药剂师尽力寻找任何潜在的替代药物。很快，盖林的实验室就收到了好几千个“小瓶”。[2]就连在自家地下室和后院捣鼓的业余人士也送来了候选材料，如泡在牛奶里的干鱼。一名兽医送来了一个装满奇怪深色液体的墨水瓶，声称他已经成功测试了这东西的有效性，先是在他的秘书身上，然后是在他的牲畜身上。

盖林的实验室先把这些化学品喂给鸡鸭，然后把其中看起来有潜力的化学品喂给大鼠、狗和猴子。弗朗西丝喜欢这样的研究，因为可以从中探究药物的代谢过程。一项研究尤其吸引住了她：在测试兔子的肝脏如何分解奎宁时，她和埃利斯发现怀孕的母兔难以分解奎宁，兔子的胚胎更是完全不能代谢这种药物。胚胎学仍然是个年轻的学科，10年后才通过超声波测知了人类胎儿的发育过程。但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已经确知胚胎是与母体分开的独立生命。弗朗西丝和埃利斯在芝加哥做的奎宁实验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表明因为胚胎的酶系统尚未发育完全，所以胚胎对药物的反应可能与母体很不一样。没有公开恋爱关系的弗朗西丝和埃利斯合作撰写了实验室的这篇重要论文。

但这项研究还是不能让弗朗西丝得偿所愿，参与战争行动。她仍被禁止加入毒素实验室。气恼之下，她写信给儿时的一个朋友罗杰·斯塔尼尔（Roger Stanier），问自己有没有可能去罗杰所属的加拿大毒气战研究项目工作。“我觉得女人的机会不大，”罗杰坦率地告诉她，“加拿大人对女科学家偏见极深，就连居里夫人也绝对斗不过实验室。”[3]

此时，罗杰已经和弗朗西丝通了好几个月的信。最后，对弗朗西丝与埃利斯的关系一无所知的罗杰在信中向弗朗西丝求婚。“我非常喜欢你，”他在1943年7月写道，“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能处得很好。”[4]

连续好几个星期，弗朗西丝在实验室工作时都心不在焉、情绪低落，同事们都不明所以，埃利斯尤其如此。弗朗西丝夏天回加拿大休年假时，凯尔西鸿雁频传，情意绵绵，还有点着急。他感觉到了弗朗西丝的生活中还有一个男人。弗朗西丝回到芝加哥后，凯尔西也向她求婚了。弗朗西丝立即就接受了，他们实验室的同事们惊讶之余大为欣喜。

1943年12月一个细雨蒙蒙的星期一，弗朗西丝·凯瑟琳·奥尔德姆和弗里蒙特·埃利斯·凯尔西在芝加哥的救赎主教堂举行了婚礼。盖林在他的豪宅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埃利斯的母亲和弗朗西丝的妹妹及双亲都应邀参加。小两口很快在南马里兰大道上找到了房子。他们和大学的几名同事共同拥有一艘39英尺长的斜桁双桅帆船，名叫“猫头鹰号”。弗朗西丝特别喜欢驾船出游。这对新婚夫妇现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也一起扬帆出航。

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政府也在加紧推进抗疟项目。盖林的团队最终接到指示，要他们在人身上测试奎宁的替代品。问题是，用什么人？

1944年时，为药品试验招募受试者还没有固定的规矩。不过，可控条件下的试验会比较理想，因此政府觉得监狱或许比较适合。于是政府和芝加哥大学签了合同，让其去附近位于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的斯泰德维尔监狱招募犯人。[5]第一次要招200名犯人帮助战争努力，结果有487人自愿报名参加。[6]这些犯人不仅是研究对象（先让他们被蚊子叮咬感染疟疾，然后再给他们用药），还在实验室工作并报告工作结果。

盖林不准弗朗西丝进入监狱，但埃利斯提出抗议，亲自开车送她去监狱。弗朗西丝终于感到了她期盼已久的兴奋，特别是当她见到臭名昭著的利奥波德（Leopold）和洛布（Loeb）杀人双凶之一内森·利奥波德（Nathan Leopold）的时候。[7]自愿报名当受试者的利奥波德非常勤奋，令弗朗西丝印象深刻。他为不会讲英语的犯人组织上课，还管理着监狱的实验室。

然而，弗朗西丝的父亲在1944年夏天生病了，她只得中途停止在斯泰德维尔的工作，回加拿大住了几个月（埃利斯把自己的假期转给了她），其间饱受相思之苦的埃利斯每日一信：

我忘了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我非常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我太爱你了……E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感觉如此空虚或孤独——毕竟我30年来自己也过得很好。[8]

弗朗西丝的回信稀松多了，也没那么热情洋溢。凯尔斯抱怨说，自己经常打开信箱却看到里面空空如也。迫切想生育孩子的凯尔斯盼着弗朗西丝回来。“别忘了我们今年冬天必须订购的幼崽。”他委婉地催促她。[9]弗朗西丝10月份回来后，夫妇俩开玩笑地使用暗语来追踪她的排卵期，但她一直没能怀孕。

还发生了一件更让他们沮丧的事情：刚被晋升为药理学副教授的弗朗西丝必须放弃她的这个职位。因为战争，药理学成了热门。大批军人复员回家找工作期间，芝加哥大学援引一条过去的反裙带关系的规定，禁止夫妻二人在同一个系工作。尽管弗朗西丝和凯尔斯已经结婚3年，现在他们两人中也必须有一个人退出。弗朗西丝深知，作为一名女性，自己需要具备比埃利斯更多的资历，将来才能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于是她告别工作了近10年的盖林实验室，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习。学位读到一半时，33岁的弗朗西丝在芝加哥产科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苏珊。毕业前，她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取名克里斯蒂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