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8世纪的战争——马尔博罗公爵与腓特烈大帝
1701—1713年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因其双重性而引人注目。从政策角度看，这场战争的目标虽然有限，却对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要么巩固其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要么使其面临彻底的崩溃。从战略角度看，这场战争主要涉及一系列徒劳无功的直接战术，以及近乎无效的间接行动。然而，也有一些卓越的间接战术，特别是马尔博罗公爵的策略，对战争的走向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场战争中，奥地利、英国、德意志的几个邦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组成了反法联盟，而路易十四的主要支持者则有西班牙和巴伐利亚（最初还有萨伏依）。
当其他军队仍在准备时，战争在意大利北部就已经打响。奥地利人在欧根亲王的带领下在蒂罗尔集结，大张旗鼓地准备直接进攻。卡蒂纳将军指挥的法军在里沃利山口阻截了他们。然而，欧根亲王秘密侦察到了一条险峻的道路，这条路可以让他们穿过无人防守的山区，然后迂回到东部的平原。随后，欧根亲王通过各种方式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一再欺骗了他的敌人，诱使他们在基亚里发动进攻并一败涂地，牢牢确立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
通过使用间接路线和设诱饵诱惑敌人，欧根亲王不仅在与被誉为不可战胜的“路易大帝”的军队的早期战斗中提振了反法联军的士气，而且对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势力造成了重大打击。这一战绩迅速促使一贯见风使舵的萨伏伊公爵改变了阵营。
1702年，主要的战斗开始了。法国在佛兰德斯地区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并沿着安特卫普至默兹河上的休伊，布设了一条长达60英里的防线，用以保障后方的安全。荷兰人本能地倾向于坚守防御，但马尔博罗公爵的策略却与众不同。他没有用直接进攻（攻击布夫莱指挥的法军，然后进军莱茵河）来替代消极防守，而是选择从堡垒中迅速出击，直指布拉班特防线和法军的撤退路线。布夫莱立即感受到压力，仓皇撤退，法军也因连续急行军而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濒临崩溃。遗憾的是，就在马尔博罗准备彻底击溃法军之际，荷兰代表们因认为入侵威胁已经解除而满足现状，不愿继续作战。在这一年，尽管布夫莱两次陷入马尔博罗设下的陷阱，但每次都因荷兰人的犹豫不决而得以幸免。
第二年，为了夺取安特卫普并穿过布拉班特防线，马尔博罗策划了一次巧妙的迂回行军。他从马斯特里赫特直接向西走，并诱使维勒鲁瓦手下的法国主力部队来到防线的南端。接下来，科霍恩带领的一支荷兰部队将在舰队的协助下攻打奥斯坦德，而斯帕尔手下的另一支荷兰部队则从西北向安特卫普进发——这些沿海岸的动作旨在转移安特卫普的法国指挥官的注意力，分散部分在防线北端的敌军力量。四天后，奥普丹将率领第三支荷兰部队从东北部向法军发起袭击，同时马尔博罗将甩开维勒鲁瓦，向北与其他部队会合，共同攻占安特卫普。
行动的第一阶段很顺利，马尔博罗的威胁诱使维勒鲁瓦的军队向南朝默兹河行进。然而，科霍姆没有按计划攻击奥斯坦德，反而与斯帕尔一起在安特卫普附近行动，未能有效地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同时，由于面临危险，奥普丹不得不提前行动。此外，马尔博罗开始北上时，也没能成功地甩掉维勒鲁瓦。实际上，维勒鲁瓦甚至抢先一步，派遣布夫莱率领30个骑兵中队和3000名掷弹兵全速前进。这支机动部队在24小时内走了将近40英里，在7月1日同安特卫普守军夹击奥普丹。奥普丹的部队猝不及防，死伤惨重。马尔博罗引以为豪的“伟大设计”被彻底破坏了。
失利之后，马尔博罗提议直接攻击安特卫普以南的防线。但荷兰的指挥官们否决了他的提案，理由很充分：正面攻击由一支和自己兵力相当的军队所把守的防御阵地，胜算几乎为零。马尔博罗当然有着出色的谋略，但他在失望的时候，有时会变得像个莽撞的赌徒。英国历史作家们常常因为他的功绩和个人魅力而对荷兰人持有偏见；然而，荷兰人的处境要比马尔博罗更为危险——他们的国家正受到威胁，因此他们不能将战斗看作是一场迷人的游戏或伟大的冒险。就像两个世纪后的海军元帅约翰·杰利科一样，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有遭遇决定性失败的风险，则不宜轻率地进行战斗，否则他们“可能会在一下午就输掉这场战争”。
由于荷兰将领一致反对，马尔博罗放弃了进攻安特卫普区域的想法，转而向默兹河前进，围攻休伊。8月底，他在休伊再次敦促各方共同攻击防线，这次的理由稍微合理一些——南部地区更容易被击破，但他仍未能说服荷兰人。
马尔博罗对荷兰人的态度逐渐转为强烈的厌恶，因此，当神圣罗马帝国的使节瓦提斯洛催促他将军队转移到多瑙河时，他迅速接受了这一提议。在这两个因素和马尔博罗广阔的战略眼光的共同作用下，1704年，历史上最卓越的间接路线之一就此诞生。
那时，马尔博罗主要的敌人包括以下几支部队：维勒鲁瓦率军驻扎在佛兰德斯；塔拉尔的军队在莱茵河上游，介于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之间，此外还有少数联络部队；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尔森领导的巴伐利亚—法国联军位于乌尔姆和多瑙河附近，正从巴伐利亚向维也纳方向发起猛烈进攻。马尔博罗计划将他手下的英军从默兹河转移到多瑙河，然后果断地打击法军最弱的盟友巴伐利亚人。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马尔博罗远离自己的基地和北方直接利益的行为都是十分大胆的，尤其是在那个所有人都很谨慎的时代里，他的行为就更显得出人意料了。但正因为他的行动变化无常——在每个阶段都威胁到不同的目标，使敌人难以捉摸他的真实意图——他才能打乱敌军的部署，保证自身的安全。
当他向南到达莱茵河时，他表现出的迹象是沿着摩泽尔河进入法国。等到他经过科布伦茨时，他又开始在菲利普斯堡大张旗鼓地假装要搭桥渡过莱茵河，让敌人越发觉得他想要袭击在阿尔萨斯的法军。但是，当他到达曼海姆附近时，他忽然下令让原本向西南行军的队伍转向东南，随即消失在内卡河谷附近林木繁茂的山丘里，并在那里穿过莱茵河—多瑙河的三角形区域，向乌尔姆前进。虽然他的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十英里，时长达到六个星期），但由于敌人也看不懂他的行军意图，他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在大黑彭赫，马尔博罗与欧根亲王和巴登侯爵会合，他带领巴登侯爵的部队前进，欧根亲王则返回阻止（至少是拖住）莱茵河上的法国军队继续行进——此时维勒鲁瓦正从佛兰德斯尾随马尔博罗而来，只比马尔博罗略晚一些。[5]
对法国来说，马尔博罗此时已经处于法国—巴伐利亚盟军的后方；但对巴伐利亚来说，马尔博罗还是在该国的前面。这种复杂的地理因素，加上其他条件，阻碍了他发挥战略优势。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军队组织十分僵化，这使得战略上的迂回行动难以实施。一名将军可以把敌人引到水边，但不能强迫敌人喝水——他不能强迫敌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战斗。此外，马尔博罗还有一个特殊的障碍：他不得不与谨慎的巴登侯爵分享指挥权。
在多瑙河上，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尔森将军的联军占据了迪林根的堡垒。迪林根位于乌尔姆东面、多瑙沃特西面，与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几乎相同。一旦塔拉尔元帅的军队从莱茵河向东行，那么想要从乌尔姆进入巴伐利亚就很危险。因此，马尔博罗决定必须在多瑙沃特渡河，他的新交通补给线到此自然终结——为了保障安全，这条交通线已经改成了经过纽伦堡的东向路线。一旦占据了多瑙沃特，他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巴伐利亚，并在多瑙河的任何一侧进行行军。
不幸的是，他的侧翼在通过迪林根的敌军阵地时过于显眼且行进缓慢，巴伐利亚选帝侯得知此事后便派出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去保卫多瑙沃特。虽然马尔博罗在行军的最后阶段加快了速度，但当他7月2日到达时，敌人已经扩建了舍伦堡的防御工事，以掩护多瑙沃特的山丘。
马尔博罗没有给敌人完成防御的时间，而是在当天晚上就发动了进攻。第一次攻击以失败告终，死伤惨重，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力。直到盟军的主力部队到达，人数达到敌军的四倍以上，形势才开始倾向他们。然而，即使在人数上占据优势，马尔博罗也并没有选择正面交锋，而是通过攻击敌军的侧翼来取得胜利，找到并突破了防线中的弱点。马尔博罗在一封信中承认，攻占多瑙沃特的代价“有些惨重”。那些批评他战术的人普遍认为，这场决定性的行动应归功于巴登侯爵。
敌军主力现在撤到了奥格斯堡。马尔博罗乘胜追击，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境内，烧毁了数百个村庄和所有的庄稼，迫使巴伐利亚选帝侯在不利条件下做出讲和还是继续战斗的选择。尽管马尔博罗本人对这种残酷的手段感到羞愧，但在那个时代，统治者更关心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人民的死活，因此这一行为没能对选帝侯产生直接影响。而塔拉尔元帅也得到了宝贵的时间，8月5日，他的部队沿莱茵河航行到了奥格斯堡。
幸运的是，欧根比维勒鲁瓦更早出发，沿着一条大胆的路线与马尔博罗成功会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塔拉尔元帅带来的威胁。在此前的计划中，巴登侯爵应该在马尔博罗和欧根亲王部队的掩护下向多瑙河下游前进，围攻敌人控制的英戈尔施塔特要塞。9日，马尔博罗得到消息称敌军正联合起来向北边的多瑙河前进，似乎有意切断马尔博罗的交通线。但是，马尔博罗和欧根并未因此而动摇，继续让巴登侯爵向英戈尔施塔特行军，这令他们的兵力减少到5.6万人——而敌人不仅有6万人，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由于不喜欢巴登侯爵的谨慎，他们宁愿减少兵力也要让侯爵去其他地方；他们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军队质量优于敌人，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发起战斗。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这样的观点实际上过于自负了。
幸好，敌人也像他们一样自负。巴伐利亚选帝侯迫切渴望进攻，尽管他自己的大部分军队还没有到达。塔拉尔劝他先修筑防御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之后再行动，但选帝侯对这种谨慎的建议嗤之以鼻。塔拉尔讽刺道：“若非我相信殿下的人品，我会以为您是故意让国王的军队去冒险，而自己保留实力，坐山观虎斗。”最后两人还是妥协了，决定让法国军队在前往多瑙沃特的途中，先在内贝尔河后面的布伦海姆附近初步扎营。
第二天，也就是8月13日早上，反法盟军乘法军不备，沿多瑙河北岸突然发起了进攻：马尔博罗直接进攻多瑙河附近的法军右翼，而欧根亲王则向内陆一方进攻法军左翼——后者位于山河之间，几乎没有迂回的空间。因此，除了士气和军队质量，反法联军就只有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这一项优势了。
这一突袭确实破坏了法军两翼的平衡，迫使他们只能按照营地布置顺序而不是战斗顺序作战，这破坏了法军的原始布局，阵形中部明显缺少步兵。不过，这一劣势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开始暴露，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失误，这种劣势可能并不会有多大影响。
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反法盟军处于下风。马尔博罗的左翼对布伦海姆的进攻失败了，损失惨重，右翼对上格劳的进攻也失败了。欧根向右进攻法军也两次被击退。在马尔博罗的军队渡过内贝尔河时，他们还遭遇了法军骑兵的冲击，却无力进行有效反击——幸好，法军误解了塔拉尔的指令，出动的骑兵数目没有预计的那么多。随后，马尔森的骑兵对反法盟军暴露的侧翼发起了反击。在这关键时刻，欧根亲王迅速调动了部分骑兵前来支援马尔博罗，成功地阻断了敌军的反击行动。
尽管暂时摆脱了困境，但马尔博罗此时显然处于劣势。除非能继续前进，否则他将陷入一个糟糕的境地——他的后方是沼泽般的内贝尔河。然而，塔拉尔现在必须为他的误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马尔博罗的过河行动中并未进行有效的阻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策略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由于塔拉尔骑兵的反击没有击溃马尔博罗的核心部队，于是在随后的战斗间歇，马尔博罗的其他军队得以渡河。虽然塔拉尔总共有50个营的步兵对付马尔博罗的48个营，但他在战线中央只有9个营来对抗马尔博罗的23个营——这是因为最初的部署错误，而他也没能抓紧时间重新调整。最终，在马尔博罗的密集方阵和近距离炮火的攻击下，塔拉尔的步兵方阵被击溃。马尔博罗冲破了这个缺口，击败了挤在多瑙河附近的布伦海姆的法军步兵，使马尔森的侧翼暴露。虽然马尔森设法摆脱了欧根，并在损失较小的情况下撤退了，但塔拉尔的大部分军队被围困在多瑙河上，最终被迫投降。
在布伦海姆一战中，反法联军冒着巨大的风险，以沉重的代价获得了胜利。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战局能够扭转应归功于普通士兵的坚毅和法国统帅们的误判，而不是马尔博罗的策略。然而，反法联盟取得最终胜利让世界忽视了这场战斗是一场多么冒险的赌博。法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粉碎，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格局。
在法军撤退后，盟军紧随其后，在菲利普斯堡渡过了莱茵河。但是由于布伦海姆一役代价过于沉重，除马尔博罗外的其他人普遍不愿意再作战，战事因此逐渐平息。
1705年，马尔博罗设计了一个入侵法国的计划，旨在避开佛兰德斯错综复杂的要塞网络。当欧根在意大利北部与法军交战时，荷兰人防守佛兰德斯，而反法联军的主力则在马尔博罗的带领下在蒂永维尔渡过摩泽尔河，巴登侯爵的军队也将渡过萨尔河。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预定的物资未能送达，运输工具短缺，增援部队远少于预期，而且巴登侯爵也不愿意配合——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出于嫉妒，但实际上，他有更合理的理由：他的伤口发炎了，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去世。
尽管这些成功的关键条件均已消失，马尔博罗仍然坚持他的计划，只是变更为一条更直接的路线。他向摩泽尔河前行，希望通过故意示弱引诱法军出战；但是维拉尔元帅没有上当，他只想等到马尔博罗的军队因食物短缺而更加虚弱时再动手。为了更快地消耗马尔博罗，维勒鲁瓦在佛兰德斯发动了进攻，使荷兰人紧急向马尔博罗求援。在双重压力下，马尔博罗不得不中断他的冒险计划。他很是沮丧，把巴登侯爵当成了他的替罪羊：他甚至给敌将维拉尔写了一封信，惋惜自己的撤退，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巴登侯爵的身上。
马尔博罗迅速返回佛兰德斯，有效地稳定了那里的局势。随着他的接近，维勒鲁瓦放弃了对列日的围攻，退入了布拉班特防线。而马尔博罗则绞尽脑汁，最终构思出一个突破防线的计划。首先，他佯攻默兹河附近一个设防薄弱的地区，把法军引向南方；然后他又突然折回，攻破了蒂勒蒙附近一个防御坚固但守卫薄弱的地区。然而，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向鲁汶进发并渡过迪莱河，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盟友比他的敌人更加相信他的佯攻，因此未能及时提供支援，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部队过于疲惫。尽管如此，著名的布拉班特防线最终不再能阻挡他的行动了。
几个星期后，马尔博罗构思了一个新策略，这显示出他的指挥能力正在提高。虽然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但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伟大的马尔博罗。他以前在佛兰德斯的迂回行动完全基于欺骗，因此要想成功，就必须行军足够快。然而由于兵士穿着荷兰木鞋，这难以实现。这一次，他尝试了一种新的间接路线，通过不断更换目标而迷惑敌人，从而更好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减少对行军速度的要求。
马尔博罗巧妙地避开了维勒鲁瓦在鲁汶附近的布防，转而向南进发，他的行军路线威胁到纳穆尔、沙勒罗瓦、蒙斯和阿特等多个要塞，使敌人难以判断他的真实目标。在途经热纳普时，他选择了一条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途经滑铁卢。在他的压力下，维勒鲁瓦被迫匆忙决定回援布鲁塞尔。然而，就在维勒鲁瓦准备行动的同时，马尔博罗借着夜色向东转向，出现在法军建立的新阵线上。由于马尔博罗分散了法军的注意力，这个防线并不坚固，只比行军的侧翼略强。但他到得太早了，在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谨慎的荷兰人再次反驳了他立即进攻的想法——他们认为，尽管敌人已经陷入混乱，但敌军在依斯克后方的阵地仍比布伦海姆要坚固。
在第二年的战役中，马尔博罗想出了一个范围更广的间接路线——翻越阿尔卑斯山与欧根会合。这样他就可能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并通过后方进入法国，将他的陆上路线与对土伦的两栖作战行动相结合，并配合彼得伯勒在西班牙的行动。而荷兰人也一改往日的谨慎，决定支持他的冒险。但由于维拉尔击败了巴登侯爵，维勒鲁瓦也在佛兰德斯继续推进，他的计划被挫败了。法国之所以会有这些大胆的举动，是因为路易十四相信全面发动进攻会让人觉得他非常强大，从而保证他以最有利的条件获得他所需并渴望的和平。
然而，事实证明，在马尔博罗所在的战场发动进攻对法国来说，虽然是一条捷径，却不是通往和平之路，而是通往失败的大道，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马尔博罗抓住了机会。在他看来，法国人原本占据上风，但由于他们不愿意安静地待在自己的阵线中，反而再次给了他扭转战局的机会。在拉米伊，他与法军交锋：法军呈凹字形布阵，马尔博罗则正好处于阵形的“弓弦”位置，于是他再次采取了间接路线战术。在攻击法军左翼后，他成功地引出了法军的预备队，然后巧妙地让自己的部队从左翼撤出，转移到另一边。此时丹麦骑兵已经在法军左翼撕开了一个缺口。在前后夹击下，法军崩溃了，马尔博罗乘胜追击，一举拿下了整个佛兰德斯地区和布拉班特防线。
同年，另一个间接路线战略终结了意大利境内的战争。起初，欧根不得不撤退至加尔达湖，然后进入了山区。他的盟友萨伏依公爵则被围困在都灵。为了前进，欧根没有与敌人作战，而是迂回绕过了敌人，远离自己的基地，穿过伦巴第进入皮埃蒙特，并在都灵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仗——虽然他的敌人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分布并不均衡。
现在战事已经推进至法国的南北边界。然而，在1707年，反法盟军之间产生了分歧，给了法国集结军队的机会，以便在第二年集中主力对抗马尔博罗。马尔博罗在佛兰德斯的战事受到牵制，而面对的法军人数也远超他的部队，于是他决定再进行一次多瑙河行动以扭转战局，欧根亲王也从莱茵河前来会合。法军这边，指挥官是以精明强干著称的旺多姆，他们抵达得比欧根亲王更早。面对这一直接威胁，马尔博罗退回了鲁汶，此时旺多姆却突然转向西方，轻松夺回根特、布鲁日和斯海尔德以西的所有佛兰德斯地区。面临威胁的马尔博罗没有选择就地发动反击，而是大胆地向西南推进，插到了旺多姆和法国边境之间。在奥德纳尔德，他先是获得了战略优势，随后又通过战术优势巩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如果不被他人掣肘，马尔博罗可能会迅速向巴黎推进，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但他没能实现这样的计划。当年冬天，路易十四在不利形势下被迫寻求和谈，并表示可以满足反法联军的要求，反法联军却拒绝了——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彻底打败法国，羞辱路易十四。从大战略层面看，这实在是一个失败和愚蠢的行为。马尔博罗虽然清楚路易十四的提议对他们非常有利，但他也是个热衷战争的人。
1709年，战事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尔博罗现在的计划是用间接的军事路线来实现一个关键的政治目标：他打算绕过敌人的所有部队和堡垒，直接向巴黎进发。但欧根反对这一计划——这过于大胆了。因此马尔博罗不得不修改计划，避免直接攻击杜埃和贝蒂讷之间的牢固边境防线，而是决定攻占图尔奈和蒙斯这两个侧翼堡垒，以便沿着设防区以东的路线向法国前进。
马尔博罗又一次成功地欺骗了敌人。他先是做出要直接攻击法国边境防线的样子，迫使法军调走图尔奈的大部分守军来加固防线，然后迅速围攻图尔奈。虽然图尔奈守军顽强抵抗，足足耗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但对拉巴西防线的威胁使他得以扑向蒙斯，并迅速占领该地——不过法国人的迅速行动使他没能进一步推行自己的计划。在法国人的抵抗下，马尔博罗再一次采用了直接路线，且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他的策略比前文所述的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之前的策略还不明智。
在马尔普拉凯的战役中，马尔博罗最终击败了法军，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输掉马尔普拉凯战役的维拉尔还在给路易十四的信中评价道：“如果上帝再让我们打一次这样的败仗，陛下的敌人就将被彻底消灭。”事实证明，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反法联军虽然赢得了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却彻底失去了赢得整场战争的希望。
1710年，战事陷入了僵局。法国打造了一条从瓦朗谢讷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最强防线”，将马尔博罗阻挡在外。同时，马尔博罗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政敌的动摇。不珍惜幸运女神恩赐的人遭到了惩罚。1711年，迫于政治形势，欧根亲王被调到了其他地方，马尔博罗只能孤军对抗比他强大得多的敌人。他的军力弱小，再也无力实现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但他至少可以使用拿手招数冲破“最强防线”，打破法国人的吹嘘。这次，马尔博罗再次采用了难以捉摸的间接路线——他不停地欺骗敌军，通过多次反复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直到自己无须作战就能穿过防线。然而，两个月后，他被召回国内，遭受羞辱并流亡国外；而已经厌倦战争的英国也于1712年退出反法联军，独自与法国讲和。
现在，只剩下欧根率领的奥地利—荷兰联军了，虽然他们还在坚持战斗，但士兵已经疲惫不堪。1712年，维拉尔采取了一种复合战略，其欺骗性、隐秘性和速度都不亚于马尔博罗的策略，结果在德南轻松击败了反法盟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使反法联盟土崩瓦解，使路易十四得以获得比马尔普拉凯战役后更为有利的和平条件。可见，直接路线即使能够取胜，产生的代价也往往是难以承受的，会使间接路线所获得的总体优势毁于一旦。而法国之所以能夺取战争的胜利，也还是要归功于间接路线。
尽管联军没有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阻止路易十四将法国与西班牙结成联盟，但英国在战争中得到了许多领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尔博罗的视野超出了他的战场范围。作为一种军事干扰和政治资产，他把在地中海的远程行动与他在佛兰德斯的行动结合了起来。1702年和1703年的远征使葡萄牙和萨伏依不再帮助法国，并为夺取更有价值的西班牙铺平了道路。1704年的行动占领了直布罗陀。然后，在西班牙的彼得伯勒，他出色地完成了分散敌军注意力的任务，1708年的另一次远征则夺取了梅诺卡岛。尽管后来在西班牙的行动没能带来理想的结果，但在战争结束时，英国成功占领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这两个通往地中海的要地，还夺得了北大西洋上的新斯科舍和纽芬兰。
腓特烈大帝的战争
1740—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也没有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争的一个有趣的侧面是：在当时最厉害的军事强国法国，人们在骂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样一句话：“你愚蠢的程度简直与和平一样。”腓特烈大帝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获利者。他早早地拿下了西里西亚，然后退出战争。虽然他后来重新参战，冒了巨大的风险，但除了作为胜利者的荣誉，他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当然，这场战争确实确立了普鲁士的大国地位。
1742年的《布雷斯劳和约》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这一事件的经过值得注意。在这年年初，普鲁士的前景似乎不容乐观。普法两国本来已经做好联合攻击奥地利主力部队的准备，但法军很快就停了下来。腓特烈大帝也没有继续向西与他的盟友会合，而是突然转向南方，直指维也纳。尽管他的先锋部队到达了敌方的首都，但他很快就撤退了——因为敌军正在切断他与后方基地的联系。
后世常常对腓特烈大帝的这一举动提出批评，认为这只能算是一次轻率的示威；但结合后来产生的影响来看，这样的批评并不合理。腓特烈的迅速撤退更像是“溃不成军”，这让奥地利人以为有机可乘，一路追到了遥远的西里西亚。在查图西茨附近，腓特烈突然反转战局，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三个星期后，奥地利就与腓特烈单独达成了和议，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
这次事件并不能让我们得出什么强有力的结论，但有一点是重要的：通过在战场上采用间接路线战略，腓特烈大帝实现了让对手割地求和的结果——尽管腓特烈只是去维也纳附近出现了一下，后来也只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战术胜利而已。与腓特烈大帝后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这次的战果显得不值一提。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而18世纪中期的其他大型战争也是一样，从欧洲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那时只有英国能够在战争中取得结果，并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作为间接参与者，不仅做出了贡献，还获得了巨大利益。当欧洲的军队因直接行动而使自己和他们的国家筋疲力尽时，英国派出的小分遣队却成了举足轻重的势力，足以改变战争局势。此外，当普鲁士濒临战败之际，他们宁愿接受暂时的和平，也不愿屈辱投降；但在这关键时刻，法国在殖民地上的失败影响了其对普鲁士的进攻，而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去世使俄国放弃了对普鲁士的致命一击。命运对腓特烈大帝是如此仁慈，因为到了1762年的时候，虽然他取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但他已经耗尽了所有资源，再也无力抵抗。
在欧洲各国之间的一系列战役中，英国占领魁北克的战役是唯一一次在军事和政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最短暂的，而且发生在一个次要战场上。得益于在海上使用间接路线大战略，英国占领了魁北克，并推翻了法国在加拿大的统治。因此，战役的实际军事进程也是由间接路线战略决定的。这一结果具有更深远的启示性，因为英国是在直接进攻蒙特伦西遭遇重创、士气低落后，才采取了这一冒险的间接行动。
为了不让大家误解英国统帅沃尔夫，在此必须指出，沃尔夫曾尝试各种引诱敌军的行动，如轰炸魁北克以及在莱维斯角和蒙特伦西瀑布附近故意暴露孤立的分遣队，但都未能诱使法国人从他们坚固的阵地中出来，无奈之下他才放手一搏采取了直接进攻的策略。对比他的这些失败与他最后冒险在魁北克登陆袭击法国后方并取得胜利的行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只引诱敌人出兵是不够的，必须将其全部拉出阵地才行。从沃尔夫失败的佯攻中也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只是掩盖自己的行踪并不够，必须令敌人感到迷惑才行。“迷惑”意味着不仅要在思想上欺骗敌人，还要限制敌人反击的自由和阻碍敌人的兵力集结。
从表面上看，沃尔夫的最后一次行动似乎像是赌徒的最后一搏，幸运的是他赢了。在许多习惯于只从武装力量角度研究军事史的人看来，法国军队虽然慌张失措，但似乎并不至于完全崩溃，因此有很多研究论文指出法国人当初应采取何种行动以改善他们的处境。其实，魁北克战役是一次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战役，它说明了令敌军统帅的心理和意志受到影响远比令敌军的物质失衡更容易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占普通军事史书十分之九篇幅的地理和数量统计都没有它们重要。
尽管“七年战争”中有许多战术上的胜利，但这些胜利都不具有决定性，这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腓特烈的敌人势力庞大，但他的智谋和优势似乎足以抵消敌人的数目优势，因此这种解释并不全面。这需要深入研究。
腓特烈与马尔博罗不同，他更像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他们并不受严格的战略家责任和限制的约束，可以将战术和战略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而且，作为国王，他与他的军队有着永久的联系，可以根据他选择的目标来选择行动方式。在战场上，他的堡垒相对稀少也是一个优势。
在面对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时，腓特烈只有英国一个盟友，但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到中期，他的可用兵力一直都多于对手。此外，他还有两大优势：一是战术手段优于他的任何敌人，二是占据中心位置。
这些优势使他能够实行通常所说的“内线”战略，即从中心点出发，在打击一支队伍后迅速回收，然后利用距离优势在敌军能够相互支援之前，集中力量打击另一支部队。
从表面上看，似乎敌军相互之间相隔越远，腓特烈就越容易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时间、空间和数量上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还要考虑士气因素。当敌军很分散时，每一支都自成一体，外部的压力会使他们更牢固。而当敌军彼此距离很近时，他们往往会融合在一起，“成为彼此的一员”，在心理、士气和物质上相互依赖。指挥官们的思想相互影响，彼此的士气也相互影响，甚至每一支部队的行动都很容易阻碍或破坏其他部队的行动。因此，如果行动时间和空间更少，那么打击相互影响的敌军就更快也更容易使他们失衡。此外，当敌军距离非常近时，只要假装接近其中一支部队，然后突然转向，就可以出其不意地袭击另一支敌军。相反，当军队很分散时，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应对或回避占有中心优势的军队的第二次打击。
马尔博罗在向多瑙河进军时使用的“内线”战略实际上就是间接路线的一种。不过，虽然从敌军整体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间接路线，但对于具体的目标部队来说，并非如此。除非敌军毫不知情，否则，这一行动还需要再次使用针对目标本身的间接路线才能成功。
腓特烈一直利用他的中心位置集中力量对付一小部分敌人，同时在战术上不断采用间接路线。因此，他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是他在战术上的间接路线是几何性的而非心理上的，不如西庇阿惯用的战术那样巧妙和出人意料。而且，尽管这些战术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这些路线是狭隘的，敌人可能因为头脑僵化或阵形混乱而无法应对接下来的袭击，但袭击本身并不出人意料。
1756年8月底，腓特烈大帝主动发起战争，率军入侵萨克森，企图先发制人，阻挠联军的行动。由于他的行动做到了出敌不意，他获利颇丰，在进入德累斯顿时几乎没有遇到阻碍。当奥地利军队姗姗来迟时，腓特烈越过易北河，在利特梅里茨附近的罗布西茨迎战并击败了他们，从而保住了萨克森。次年4月，他翻山越岭进入波西米亚，向布拉格进军。在布拉格，他发现奥地利军队在河后高地上的一个坚固阵地扎营。起初，他采取迂回战术，留下小部队监视敌军，主力则在夜间越过河流上游，直击敌军右翼。不过，由于他在后半段将间接路线变为了直接进攻，奥军有时间调整自己的战线，普军因此变成了正面攻击，死伤惨重。直到绕道而行的普鲁士元帅齐滕率骑兵突然抵达，整个战役的局势才被扭转，奥地利人被迫撤退。
此后对布拉格的围攻也没能成功，道恩率领了一支新的奥地利军队前来支援。当道恩接近的消息传来时，腓特烈从围城的军队中抽出了尽可能多的士兵前往迎战。6月18日，他在科林遇到了道恩，他发现敌人不仅有着坚固的阵地，兵力还几乎是他的两倍。他试图越过敌人右翼，但由于迂回的空间太过狭窄，他的纵队在敌人轻兵部队的火力攻击下偏离了原定路线，进行了一次脱节的正面进攻，结果惨败。腓特烈只好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撤离波西米亚。
与此同时，俄国入侵东普鲁士，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汉诺威，而希尔德堡豪森率领的联军威胁要从西面进军柏林。为了阻止两军会合，腓特烈急忙穿过莱比锡赶回来，成功地阻止了威胁。然而，接着西里西亚又面临新的危机，他不得不再次出征处理。此时一支奥地利突袭部队趁他离开进入并洗劫了柏林。等到这支部队被赶走，希尔德堡豪森又开始前进，腓特烈不得不再次调转方向去阻止他。
在随后的罗斯巴赫战役中，兵力是腓特烈的两倍的联军试图模仿腓特烈的特色迂回策略与他作战。由于迂回空间过于狭窄，腓特烈获得了充足的信息，而联军又错误地以为腓特烈将要撤退，这导致他们分散了自己的阵形，以便追击并俘获腓特烈。结果，当腓特烈发起反击时，普军正好对着联军的远侧翼，在普军的攻击下，联军大乱。可以说，正是拜敌人的拙劣所赐，腓特烈恰好可以使用一种真正间接、出其不意的方法，而不再是从前那种只有机动性的间接战术。罗斯巴赫战役堪称是腓特烈戎马生涯中所取得的最经济的胜利：他只损失了500人，就击败了总共64000人的敌军，并使敌方伤亡7700人。
但是，腓特烈在之前的战斗中消耗了太多力量，却没能得到多少好处。在布拉格和科林未能击溃的奥地利人还需要他去对付，虽然他在洛伊滕战役中用他标志性的斜线式战法——一种意图明显但执行效果出色的间接路线——赢得了胜利，但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758年，战争继续，普鲁士的局势越发严峻。腓特烈开始尝试用真正的间接路线攻击奥军，他从奥军正面经过，然后绕过他们的侧翼，到达敌人后方20英里的奥尔米茨。即使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补给车队，他也没有后退，而是继续穿过波西米亚，绕过奥地利后方，直抵其在柯尼格雷茨的坚固基地。
不过，腓特烈还是要为布拉格和科林的失利继续付出代价。当俄军在波森重新集结后，他们再次向柏林进发。腓特烈不得不放弃波西米亚战役，返回北方去阻止俄国人。在曹恩道夫，普军虽然取胜，但那实际上是布拉格战役的重演——他又一次绕过俄军的强大阵地，从俄军东侧绕到背后，准备袭击敌人的后方；而俄军也如之前的奥军一样有时间调转阵线，以自己的正面迎击普军的进攻。这次，腓特烈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他颇有智谋的骑兵指挥官塞德利茨穿过了号称无法通过的地区，对俄军的新侧翼进行了迂回攻击。他的行动出乎意料，是一种真正的间接路线。最后，虽然腓特烈的损失比俄国人要少，但在资源上，他的损失反而更重。
随着军力的不断损失，腓特烈不得不放任俄国人退回去休养生息，他需要全力与霍克齐的奥地利人作战。但在霍克齐，他不仅进一步损失了军力，还输掉了战役，因为他单方面认为他的奥地利老对手道恩永远不会主动出击。可以说，腓特烈遭受到了双重打击。若不是齐滕的骑兵借着夜色掩护为他打开一条撤退通道，他可能会全军覆没。
到1759年，接连不断的战争让腓特烈的力量不断变弱。
在库勒斯道夫，他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失败，打败他的是俄国人。在马克森他又败于道恩之手——同样是由于过分自信。从此以后，他只能被动地抵抗敌人。
但是，当普鲁士日薄西山时，加拿大的英军却阳光明媚。沃尔夫的表现令英国敢于向德意志派遣军队，并在明登战役击败法军，减轻了腓特烈的压力。
到1760年，腓特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虚弱。他不得不用诡计去延误俄国人的行动：他故意让俄国人截获一份密件，内容是“奥地利人已经被彻底打败了，下一个是俄国人，按我们商量好的进行”。这个策略短暂地迫使俄军撤退，但随后在托尔高击败奥地利人对腓特烈来说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他的损失过于严重，导致自己的军队瘫痪，总共只剩下六万人。他不能再冒险战斗，甚至被困在西里西亚，与普鲁士隔绝。
幸好，奥地利人还是一如既往地谨慎，而俄国的后勤也出现了严重危机。随后，“奇迹”出现了，俄国女皇驾崩，继任者不仅向往和平，甚至还想支援腓特烈。奥地利和法国虽然继续作战，但在几个月后，法国被殖民地问题搅得焦头烂额，奥地利也筋疲力尽，很快，和平就到来了。“七年战争”使所有参战国都筋疲力尽，除英国之外，所有国家都遭到了削弱。
从腓特烈的战役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他的间接路线太过直接了。换句话说，他把间接路线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机动迂回作战方式，而没有注意使机动性与出其不意相结合。因此，尽管他足智多谋，最终还是让自己实力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