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下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在座有很多国内学者，例如杜润生先生和朱厚泽先生，还有高文斌先生，都是我的领导；其他有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我在他们面前是个学生辈。所以我诚惶诚恐，不知道我的发言能不能让领导和老师满意。
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么，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搞了一次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两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