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三大战略：应对文明冲突的中国历史经验

在人类国家历史上，中国是唯一全程走来的文明大国。

在人类文明冲突历史上，中国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大国文明。

当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文明”——亨廷顿单独列出的囊括了全部西方世界的一个文明板块——剥去了一切道义迷彩外包装，而将未来的国家关系回归于全面性本质性的文明冲突，使人类各个民族以国家文明为历史平台的生存方式竞争进入全方位冲突时，中国民族群是淡定从容的，是没有丝毫生疏感的。因为，对于只有二百余年历史的美国文明，及只有千余年历史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冲突是一种颇有新意而又方便“寻敌”，同时又非常适合资本主义文明主动攻击性的国家关系状态。但是，对于历经五千余年沧桑变幻的中国，文明冲突只是镌刻在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历史中的纷繁复杂甘苦难辨的深刻年轮而已。

由于地球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距离相对遥远。在农耕经济及冷兵器时代粗朴的交通条件下，中国与西方欧洲文明的核心生长点——地中海文明，中间横亘着广袤的西亚（中东）地区及中亚大沙漠与南亚次大陆地区。因此，在世界近代史之前，中国与欧洲早期的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没有直接发生文明冲突的历史条件；到欧洲中世纪时期，同样由于山重水复的西亚、中亚、南亚的阻隔，欧洲的“十字军”也无法越过这些广袤阻隔而直接冲击到遥远的东方中国。因此，直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群崛起，东方中国对于欧洲西方世界，已然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对于后起的美国，中国则更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存在。同理，“西方文明”世界对于中国，也是一片朦胧的存在。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太平长河中走来的。

在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之前，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热点区域，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群数量分布为历史基础形成的。当时的国家集中区域是三个：其一，是早期国家群最集中的西亚（中东）地区，在世界轴心时代（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来临之前，这一地区曾经有12个早期国家（当时的世界国家总数是15个），是世界早期国家文明冲突最激烈的地区。

其二，是欧洲西部的地中海区域，先后有古希腊联邦、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三个国家存在；整个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后，欧洲地区的国家数量大为增长；因此，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同样也是国家文明冲突激烈化的地域。

其三，是亚洲的东北亚地区及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古老的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为大国文明形态，在公元10世纪已经增长到数10个国家，也是国家文明冲突激烈化的地域。

总体上说，在世界古典文明时代，这三个地区的文明冲突，在加入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力量因素之后，呈现为三种历史形式的文明冲突：其一，本地区内各国之间因文明差异（主要是宗教形态不同）而引发的文明冲突。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长达百余年的“宗教战争”，西亚地区的波斯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长期战争冲突，都是地区文明冲突的典型。

其二，两大地域之间的国家文明冲突。其历史典型，是从公元前300余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始，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十字军东征”的千余年里，欧洲文明与西亚文明的长期性剧烈对冲。

其三，地区国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世界游牧民族文明对冲夹杂在一起的全方位、长期性文明冲突。这一类型的文明冲突的典型，正是中国文明在1840年之前走过的漫长的文明冲突的历史道路。若再将184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对中国文明的原罪战争连续计入，则中国文明所经受的历史性冲击，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堪称最为深重、最为长期、最为残酷，所经历的冲突方式又最为丰富多元的全方位文明冲击。

在如此浴血奋争中走过来的文明中国，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唯其如此，中国所积累的文明冲突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人类在未来高科学技术时期的文明冲突，及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的历史陷阱，都具有深刻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在竞争融合中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灯塔。其中，中国文明在与游牧民族文明对冲的千余年里锤炼出的三大战略应对，是中国文明永远的骄傲。

在人类冷兵器时代，世界游牧民族力量拥有的以集群骑兵为主力的快速打击能力，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单向地说，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族群开始逐渐聚合，并逐步形成，不断滚大，且阶段性地形成有分、有合、有政权的军事集团。大约从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世界游牧力量主要聚合在东北亚地区，对中国文明造成了长时期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世界性强力黑潮的冲击下，中国文明开始了从春秋战国时代直到三国魏晋时期的对匈奴“胡患”长达千余年的文明对冲历史。

中国文明以厚重精细的农耕经济为根基，以严整的国家组织力量为主导，以深邃的战争文明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直接打击手段，辅以持之以恒的国家层面与民间层面的长期融合国策；历经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战国时代的常态对峙与局部反击、秦帝国时期的大规模反击、西汉中期的大规模反击、东汉时期的连续反击，与三国时期曹魏集团持续对峙，加之长期对匈奴势力的融合与分化国策，终于取得了这场“文明对冲”的巨大胜利。其时形成的历史格局是，将同时聚合了欧洲东部大多数游牧力量的“匈奴集群”，有效分化为南北两大集群；南匈奴集群全部归化中国文明，北匈奴集群大为衰落并迁徙东部欧洲。至此，与中国文明对冲千余年的匈奴集群宣告历史性失败，大为衰弱的北匈奴集群大规模向西方席卷而去，成为蹂躏西方世界的“上帝之鞭”。

虽然如此，这仍然只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篇章而已。

在之前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减少过各种规模的文明冲突。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代差”性热兵器为原罪战争手段，中国才陷入了将近两百年的水深火热的历史灾难。两百余年之后，中国文明浴血重生，又以无可遏制的趋势重新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

认真审视中国在漫长的文明冲突中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我们应对文明冲突的最为根本的经验，主要是长期恒定的三大战略——

其一，强韧而又持之以恒的良性共赢的文明融合战略。

能够超越政权形态的兴亡，而一贯秉持文明融合国策，来自中国文明内在结构中伟大而深厚的道义根基。中国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以“自强自立”为本位的偏向于内在完善的文明形态。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大同”社会的高远目标。在此后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诉诸战争的大规模文明对冲，从来都是被动迎击一波又一波冲击浪潮。这种漫长而稳定的文明生存姿态，在历史上酿成了历久弥香的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亲和而智慧，朴实而高贵，浩大而坚实，精美而厚重，真正的乐于容纳百川而自成汪洋大海。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移民群体，只要真正生活在中国之后，都很快化成了中国人，包括最难融化的古犹太人。其间答案，就在中国文明与生俱来的对“人类契约精神”的力行实践——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共存共荣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未来的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中，中国在继承文明融合传统之后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会弘扬出新的璀璨的历史光芒。

其二，以创新竞争为本位的自身壮大战略。

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具有“多元互撑”的天然合理性。其中的奋争创造精神，是中国文明最为宝贵的动力性价值体系。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特质，是天然排斥保守性的。这种创造性，非但表现在社会人文形态的文明架构创造力上，更为基础的方面是表现在生产力的不断推陈出新上。不要忘记，中国是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国家，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水准就已经是超越时代的，中国的冷兵器制造水准更是世界超一流的；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工艺技术的创新，在古典文明时代同样是领先世界的。这种以“大争之世”为本位的科学技术创新精神，成为文明冲突中保持强大国家实力的最深厚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生产力创新基础，秦汉时代对匈奴集群势力的远距离战略大反击，就是不可能的。

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战略国策，就要摒弃在后来历史上形成的漠视与遏制技术发展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就要与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大创造精神对接，摒弃依靠外部科学技术输入的“造不如买”的捷径理念，将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推向新时代的巅峰。

坚持这一优良的传统战略国策，有着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认知基础：要在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就要在重型战略武器系统的建设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就要大幅度超越中国自近代以来居于弱国地位而形成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否则，不足以应对极端化文明对冲的最残酷战争形态。只有在科学技术全面创新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重型化的远程战略武器系统的不断升级。只有通过坚持创新生产力的历史战略，将中国的战争实力推向世界超一流水准，才能为跨越大国文明对冲的历史陷阱做好实际准备。

其三，坚持统一文明本位而凝聚中国民族精神的战略。

详察中国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陷阱的历史道路，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历史经验，就是中国统一文明本位所生发所激扬的雄厚民族力量。举凡中国统一文明强固之时，都是中国文明大开放大融合的鼎盛时期；举凡中国处于分裂分治时段，都是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处于乏力的历史时期。因此，弘扬中国统一文明本位的强固传统，坚定彻底地反对一切分裂，是中国文明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历史陷阱的最为基础的战略法则。在未来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中，要持续强固统一文明本位的历史传统，就要将中国当代现实的政治文明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与中国统一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统一文明体制，进行大胆的无缝对接，借以实现中国文明在新时代的历史与现实的一体化融合，给中国当代政治文明输入强大的历史力量，在历史风暴中发展成为强大的新生文明形态。

三大战略传统在前，中国文明将“如日月之恒，不蹇不崩”。

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满怀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历史风暴。

孙皓晖

2021年1月1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