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文献述评及研究方向

1.3.3.1　文献述评

经济走廊作为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在自身演进与外在环境诉求的“双重压力”下，通过不断地匹配与适应，形成了稳定的经济空间，经济要素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辐射效应得到释放，各参与方在建设过程中收获各自的地缘经济利益，并且相较于具有规范性制度的区域合作组织，经济走廊实施更加灵活、门槛更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耗时的谈判周期和其他政治因素的干扰，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通过对中国—中南半岛政治关系的回顾，不难发现，中国始终将中南半岛视为周边重要的战略次区域，旨在打造中国—中南半岛更为紧密的政治关系。但对于中南半岛而言，无论中国如何谦虚友好，它们都始终认为其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对象，因而借由域外大国介入的机会，中南半岛各国“巧妙”地游离其间——既与中国保持友好，又与域外大国互利互往，中国—中南半岛政治关系微妙且复杂。但这并不影响经济互利，因为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是行为体的本质特征，而且大量的事实证明，经济相互依赖往往是和平的源泉。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合作进程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停滞不前，相反地，它们或许还会极力促成经济合作和经济互利来促进双方政治关系的升温。在过去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合作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均表现出了较强的活力，促进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但这些合作制度近年来也渐显疲态，对各国经济增长越发缺乏推动力。具体而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特别是在合作主导权方面，亚行日益显现出推动能力与意愿的不足，另外，虽然次区域合作各国均制定了适合本国的发展战略，但高层往来与对话机制的缺乏使得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发展战略未能实现良好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降关税促贸易、促收益”的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减趋势，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合作需要拓展新的空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潜力在于“泛”，难点也在于“泛”，因为其实质是一个涉及多个相互关联、差异性大、利益诉求不同的决策个体从冲突竞争走向协调合作的博弈过程，如何选择利益交汇且容易开展的合作项目是考验合作各方的一大难题，而且合作机制欠缺也制约着泛北合作的深入开展。澜湄合作是中国首次在中南半岛寻求更多国际合作倡导权、国际话语权的尝试，是一个高阶的次区域主义以及区域合作的“中国方案”，然而要实现更高阶的目标就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代价。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关系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对称依存”，这就使得中南半岛国家对中国存在忧惧情绪，进而导致的信任危机就成为澜湄合作的障碍。此外，如何面对该地区的机制重叠也是摆在澜湄合作面前的重要任务。

显然，对于中国与中南半岛进一步深化经济关系的现实需求，以往的合作机制已难以满足，因而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就不失为一种新的选择，其原因在于：在该地区以往的合作机制中，每一种形式似乎都有特定的目标指向性，如中国—东盟自贸区旨在取消成员国内部的关税壁垒，泛北合作注重发展海洋经济，因水而生的澜湄合作更多地关注水资源开发和跨流域治理。相比之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更注重全面性，处于“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它肩负起更多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关系升级版探索与建设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谓其为该地区以往所有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而经济走廊本身就是一个蕴含诸多系统的大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都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整体联动的，这意味着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中，既有传统的软硬件连通，又有贸易投资便利化，还有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需求。可以这么说，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一种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它以设施连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重心，以实现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正因如此，它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南半岛更直接有效地“无缝”对接，引领双方的经济关系更上一层楼。

1.3.3.2　研究方向

虽然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提议由来已久，但早前它更多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概念，当时各国并没有专门就其建设达成框架性协议，甚至连概念性的文件都未曾颁布。在“南新走廊”提出后，中国与中南半岛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泛北合作等机制平台，着手通道建设并进行贸易投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才使得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任务正式明确，中国与中南半岛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上起步良好。但总的来看，该走廊的建设缺乏高效的组织领导，各国仍未就其建设专门达成原则性、框架性的协议，缺少具体的合作规划、内容及议程，即便是在中国国内，广西和云南对其建设也有不同的表述或不同的侧重，建设进展较为缓慢。作为一项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亟须务实高效的推进机制。同时，郎平（2012）分析并证明了“大国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中的至关重要性［90］，刘稚和黄德凯（2018）研究发现“关键大国”角色缺失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91］，鉴于此，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也需要有能力的主体予以主导推进。此外，在六大经济走廊面世后，学界就其建设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统筹协调，既要在整体上进行协调，又要兼顾各走廊特点‘因廊施策’”，但就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而言，其建设进程缓慢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因廊施策”的缺位，纵观与该走廊建设相关的文献，“因廊”研究鲜有涉及，因而“施策”就显得推动力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本书拟在前期基础性研究和宏观解读的基础上，结合经济走廊的固有属性与演变规律，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功能定位及其自身特点进行界定，再根据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所处区域的现实情况、沿线国家合作需求、国别潜力等微观层面的因素，寻找并论证检验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进行地缘深度整合以谋求持续经济互利的潜力需求，并对中国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进行实证分析，为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因廊施策”，最终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向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