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学郑学之争

郑玄是东汉末年最著名的经学家，兼通今文经、古文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且弟子众多，其所开创的经学学派被誉为“郑学”。三国时期，有不少的经学家纷纷与之立异，以此来突出自己的经学观点，比如前面讲到的尹默、李譔、虞翻等。虞翻曾言：“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虞翻与孔融关系密切，他写出《易注》后出示给孔融，孔融大为夸赞，可见孔融也不满意郑学，孔融在《与诸卿书》中说：“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颜氏家训·勉学篇》载：“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由此可知，王粲也反对郑玄的经学观。

在反郑学的阵营中，最不遗余力反郑学，且经学颇有成就者是王肃，他的经学观念被称为“王学”。王肃出身于经学世家，其父王朗以通经入仕，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王朗早年师从太尉杨赐，因通晓经籍，被拜为郎中，建安元年王朗率军抵御孙策时被擒，后被曹操征辟，曹魏建立后，王朗任司空，曹叡时任司徒，其位列三公，被封为兰陵侯，太和二年(228)去世后，由其子王肃袭爵。关于王朗的经学著作，《三国志》本传中载：“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

王肃十八岁时跟随宋忠学习《太玄》，在政治观念上，王肃依附于司马氏，其女王元姬嫁给了司马昭，故其能以国丈身份来推行自己的经学思想。但是正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后世认为王肃作注的《孔子家语》是一部伪书，认为王学初期势力难与郑学抗衡，于是王肃就伪造古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王肃伪造《孔子家语》的说法一直广为流传。何孟春认为《孔子家语》的孔安国序疑为王肃伪作，清儒多袭此说。崔述认为，即使《孔子家语》之序为王肃伪造，也未必是王肃亲自所为，有可能是王肃之徒所作，而后托名于王肃。

但是，《汉书·艺文志》载“《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却说“非今所有《家语》也”。可见，原本的《孔子家语》已失传，今日所见者乃是十卷本，计四十四篇，王肃注。王注本被称为“今本《孔子家语》”。今本《孔子家语》有孔子第二十四世孙孔安国所写后序，其中称：“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

按此说法，《论语》和《孔子家语》都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言行，后世弟子将这些言行辑出《论语》一书，剩余的部分就汇成了《孔子家语》。但是，《论语》流传甚广，在王肃之前，却没有人听说过还有一部《孔子家语》，这部书是怎么来的呢？孔安国在后序中又讲到传抄下来的《孔子家语》后来流传到了荀子那里，而后被荀子带入秦国，献给了秦昭王，秦始皇时李斯焚书，因《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刘邦灭秦后得到该书，吕后专权时为其所得，后诸吕被诛，《孔子家语》流散出来。

既然《孔子家语》流传甚稀，王肃又是如何得到该书的呢？按他为该书所写序言中的说法，他是从孔子的二十二世孙孔猛手中得到的该书，而孔猛是他的弟子。王肃发现《孔子家语》中所谈到的孔子思想与自己的观点有“重规叠矩”处，所以要为此书作注。

而后王肃以《孔子家语》为利器，来驳斥郑玄的观点，同时又写了篇《圣证论》，多处引用《孔子家语》中的所言，以驳斥郑玄，由此使得人们开始怀疑今本《孔子家语》很可能是王肃伪造的。《通典》卷九十一引司马昭言：“《家语》之言，固所未信。”

正式提出今本《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者，乃是宋代的王柏，其在《家语考》中称：“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自此之后，有很多人采用此说，以证后世流传的《孔子家语》为王肃伪造。清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持这种观点。清代多位学者通过各种角度考证，来证明今本《孔子家语》之伪，比如，范家相撰有《家语证讹》、孙志祖撰有《家语疏证》。

但也有人认为此书不伪。比如朱熹说：“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清代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认为，《孔子家语》渊源有自，非王肃伪作。但这些说法一直不占主流，直到近些年出土了新文献，学界才对这种观念有所更正。比如，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汉简、安徽阜阳的汉墓简牍，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的陆续公布，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考量今本《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因为有可能今本《孔子家语》中的文献与《左传》《国语》《说苑》等书所用史源相同。

王肃的国丈身份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帮助，他得到了司马氏的扶持。当年高贵乡公曹髦在政治上不甘沦为司马氏的傀儡，甘露元年(256)，曹髦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经书，他当然知道王肃在政治上与司马氏为一体，因此在经学论辩时有意用郑学观点来驳难王肃的观点。当时朝中不少博士都依附于司马氏，他们以王肃经学观念来驳斥郑学观念。在探讨到《尚书》时，曹髦问众博士：“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三国志·魏书》）

曹髦直接点出郑玄与王肃在解释上的不同，问众人孰是孰非，博士庾峻回答说：“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庾峻回答得很婉转，他说前儒在解经观点上均有差异，以他本人的学识，不敢定谁对谁错，但是他引用了《洪范》中的所言，如果请三个人算卦的话，应当相信其中相同的两人，以往贾逵、马融和王肃所解的这句话相同，以此来论，王肃所解应当高于郑玄。

曹髦听完庾峻的话后反驳说：“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庾峻只好说：“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转天，曹髦仍然举出王肃的话来问庾峻，两人还是一番对答，庾峻不敢力争，只好回答说：“非臣愚见所能逮及。”

由此可见，此时的经学争论已然超出了学术范畴，体现出的是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嘉平六年(254)大将军司马师废黜齐王曹芳后，拥立曹髦为帝，年号正元。《汉晋春秋》载，魏帝曹髦在位时，大将军司马昭专权，图谋篡夺帝位，曹髦用“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来形容其野心，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本自此。甘露五年(260)，曹髦亲自讨伐司马昭，为太子舍人成济所弑，年仅十九岁。

此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兵灭掉蜀汉，受封晋公，转年晋爵晋王。咸熙二年(265)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封司马昭为皇帝，谥号文帝。自此之后，王学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大行于西晋之初。

关于王肃的经学观，《隋书·经籍志》中先谈到了东汉末年时的社会风气：“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那时只有孔安国、贾逵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以纬书来解经是篡乱经典，他们凭借鲁壁所出遗书以及河间献王所献之古文经，来推广古学。但经过他们的努力，古文经学仍未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

古人将谶纬之书称为“纬书”，乃是与经书相对而言。纬书在东汉时成为显学，郑玄解经时不仅会用到纬书，还专门撰有《易纬注》《尚书纬注》《诗纬注》《礼纬注》等。王肃力排谶纬，故不遗余力地批判郑学，写出了《尚书驳议》《毛诗义驳》《毛诗问难》《毛诗奏事》，以此难郑，同时借《孔子家语》来驳斥郑玄，他在《家语》序中仿孟子句式自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因为“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

在王肃看来，那时的儒学界思想混乱，他要挺身而出，捍卫纯正的孔子思想，如果不这么做，他将是孔门罪人。其所指乃是称郑玄之学扰乱了儒门正传。他要挽狂澜于既倒，使纯正的儒学发扬光大，面对“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的局面，他要奋起攻击之，经过其不懈努力，再加上皇权的支持，王肃果然达到了目的。

关于王肃的经学观，《隋书·经籍志》中称其推引古学，使得古文经学稍明，那么王肃确实持古文经学观吗？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郑玄乃东汉经学之集大成者，但凡谈及经学必提到郑玄，然在其之后经学渐渐少有人问津，到魏晋时，王肃出，使得郑学衰落下来。

皮锡瑞同时指出，王肃喜好贾逵、马融之学，最不喜郑学。其实王肃在年轻时学的正是郑学，王肃在《孔子家语序》中称：“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只是他后来读书渐广，发现了郑玄解经的问题：“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

那么，王肃的经学观究竟是怎样的呢？皮锡瑞也有此问：“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难道是王肃因为喜好古文而郑玄兼容今古文，而令其起而攻之吗？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皮锡瑞举出了王肃父亲王朗拜杨赐为师，而杨赐家传欧阳《尚书》之事，洪亮吉在《传经表》中将王肃列为伏生的第十七传弟子，伏生为今文经学家，因此王肃也曾学习今文经学。如此说来，王肃是攻击郑玄今古文经学杂糅，而称自己所传是古文经学。

但是，王肃的经学观并不纯正，皮锡瑞说他：“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可见他在攻击郑玄时，使用的办法就是凡是对方说的就都是错的。这就是为了反驳而反驳。故高明在为李振兴所撰《王肃之经学》的序言中称：“是其学本自郑氏入，而又操戈以攻郑氏。”这种做法使得支持郑学的人大为不满，又反过来群起而攻之，于是就有了王学、郑学之争。

因为王肃跟晋皇室的特殊关系，使得王学得以推广，高明在序中称：“晋承魏阼，以王氏为椒房之亲，对肃学尤为崇重。晋初郊庙之礼，悉用肃说；而孔晁之于《书》《礼》，孙毓之于《诗》，咸党王氏，推波助澜，其势益张，王学至是，几夺郑学之席矣。”

虽然出现了门派之争，但王肃对经学也确实有贡献，李振兴在其专著中称“王氏之学，广矣、大矣”，这是就王肃的经学成就而言，因为他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左传》《论语》《孝经》。王肃的注经方式具有其独特性，张岂之在其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中提出：“（王肃）在经学衰微时代，引进了道家思想，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建立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雏形。”

张岂之在这里用了“雏形”二字，以此说明王肃开创了以道解经的先河，只是在他那里还没有形成一种思潮。对于王肃的解经方式，何晏在《论语集解》中概括说：“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可见“义说”乃是王肃解经的主要方式之一。

“义说”也称“义解”。两汉经学大多注重字句训诂，王肃虽然在注经时也会重视训诂，但已经开始以阐述思想的方式来做相应的解读。为何会出现这种解经方式？这当然与汉末以来的烦琐的章句解经令人生厌有直接关系。徐幹《中论·治学》中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

在徐幹看来，那时的儒生大多把精力用在了考证字句方面，以此来炫博，这是一种鄙儒，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读懂圣人的微言大义。而王肃属于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一边重视训诂，一边探求文字背后所包含的思想，因此，王肃的解经方式是从两汉的“训解”向魏晋的“义解”在做过渡，此乃魏晋经学最主要特点。所以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在《中国经学史》中认为，王肃对解经之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三国时代，大体不过是追随前、后汉诸儒的，学问虽少，但经学不能说是全衰。特别如王肃、何晏、王弼那样的例外，在某种意味上是不为两汉所囚的，宁说对于六朝以后的学问思想界开一新方向的人物。”

皮锡瑞则在《经学历史》中说：“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皮锡瑞对刘歆、王肃的大力抨击，恰好说明了这两个人物是经学历史上的两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