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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同学中，奈斯毕特最早成为纳博科夫的朋友，说不定也是他唯一的英国朋友。有了这个当地朋友的引导，纳博科夫才有幸进入剑桥大学的特有文化圈，也才有幸了解并且遵守剑桥本科生的那些不成文的规矩。本科生的这些禁忌不但繁复，而且让纳博科夫，也让今天的人觉得怪异。比方说：

禁忌之一。在任何情况下，见人都不握手，不点头，不问早安。碰见熟人，包括碰见教授的时候，咧嘴一笑，或者高喊一声就行了。

禁忌之二。无论天气有多冷，外出不得戴帽子，不得穿大衣——这一条其实不易遵守，原因是纳博科夫最不喜欢穿英格兰毛衣，他不穿大衣就得感冒。

禁忌之三。不得遵守学校制定的任何规矩，晚上有必要翻墙时就翻墙，绝不循规蹈矩。

新朋友奈斯毕特身上有一种颓劲儿，这叫纳博科夫很喜欢，但他很快就明白，除了在文学上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两人可以彼此欣赏之外，在政治上，自己永远不可能与这位朋友志同道合，更不必说在经常的辩论中说服他了。那个时代的剑桥大学，像奈斯毕特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有一大堆：费边社会主义、共产党、工党、女权主义、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使徒会、邪学社、裸体派等，这些人聚在一起时，总是进行无休无止的思想辩论。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以后，这些英国人全都对俄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注意到剑桥大学新到的几位俄国留学生，这些俄国学生是尾随父母来到西欧国家避难的青年。

有天下午，纳博科夫被一个左翼学生团体叫去做公开讲演，请他从白俄流亡人士的角度谈谈俄国革命，为当地的听众现身说法。这对纳博科夫来说，难度不小，因为他一直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讲话，也不喜欢卷入政治，更不必说做政治演讲和辩论，所幸的是，他有超人的记忆力。此刻，这个特长帮了他的忙：纳博科夫的父亲曾是沙俄时代的杜马议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论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言论，当时就在柏林主编一份他自己创办的俄国流亡人士的报纸。纳博科夫找来父亲的一篇时政论文，在主席台上用英文把它流利地背诵了一遍，大意是谴责列宁的一党专政，指责布尔什维克断送了俄国的民主前景——我们可以猜想，纳博科夫背诵完毕之后，定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当时的场面出乎他所料：这番背诵结束后，台下的听众马上举手提问，一个接着一个的尖锐问题，犹如万炮齐轰，不善言辞的纳博科夫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搪塞几句之后，仓皇逃跑。

过了不久，剑桥大学右翼学生的一个组织也开始向他靠拢，希望拉他参加右翼团体的活动，但纳博科夫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向他示好的原因很简单，纯粹为了反共，他对这个浅薄的理由是很不屑的。又过一段时间，他注意到，这个右翼团体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凑在一起的杂牌军，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其中既有老牌帝国主义的吹鼓手，有种族主义分子，还有来自俄罗斯的白俄流亡人士。对那些失去家国的俄国同胞，纳博科夫尤其感到失望，他们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一面为自家的房产地产被剥夺一事痛心疾首，一面却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反对克伦斯基，还是反对列宁。纳博科夫后来在自传里写道：

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始于1917年，但我的不满与财产之类的事情毫无关系。有些白俄移民“痛恨赤党”，因为赤党“偷走了”他们个人的钱财和地产，我对这种人的蔑视简直无以复加。多少年来，我思念我的故乡，因为我痛感自己逝去的童年永不复还，而不是在哀伤一大叠丢失了的钞票。

纳博科夫很失望地发现，这些右翼流亡人士狭隘自私、头脑混乱，如果与他们为伍，那将是一件可耻的事。为此，他不得不继续忍受奈斯毕特的列宁主义和他的烟斗。

事实上，纳博科夫的家族和沙俄时代所有的显赫世家都一样，在1917年的革命风暴来临之前，他们一直享受着贵族阶级的绝对特权。在孩童和少年时代，纳博科夫和他的弟妹们，多数时间都是在彼得堡郊外的魏拉公馆度过的，那里是孩子们的世外桃源，家中雇用了五十多个奴仆伺候他们的起居。纳博科夫从小陶醉于魏拉公馆周围的自然风光，他读书、下棋，到河边散步；高兴时，钻进浓密的杉树林里面，捕捉罕见的蝴蝶标本；稍后，他把自己心爱的姑娘带到那里去幽会。

魏拉公馆的平静生活是如此天经地义，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纳博科夫十九岁那一年，所有这一切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化为烟尘，他自己则一下子成为落难公子。在全家人颠沛流离、逃往外国的路途中，纳博科夫首次品尝到人生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