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及研究发展
一、理论研究与发展
(一)国际理论研究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定义和理解,企业、非政府组织(NGO)和政府经常是不一样的。作为代表人物,谢尔顿(Sheldon)于1924年明确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1]彭罗斯(Penrose)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提出,企业是人力资产和人际关系的集合。[2]卡罗尔(Carroll)把社会责任的范围从传统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拓展到了道德和慈善责任。[3]总体上,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张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公司的利润,而批评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偏离了公司的经济角色。
然而,既有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中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企业社会责任也会因经济发展模式而有不同的模式或流派。例如,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股价的相关性,学者们就得出了非常差异化的结论。莫斯科维茨(Moskowitz, 1972)在对14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为期半年的观察后,发现企业股价的上涨水平高于同期大盘的上涨水平,由此他认为具有良好社会表现的企业是好的投资选择。[4]万斯(Vance, 1975)也对同一批企业展开了长达3年的追踪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降低了股票价值。[5]此外,罗曼(Roman)、海伊博(Hayibor)、阿格尔(Agle, 1999)对格里芬(Griffin)和马洪(Mahon, 1997)选取的51篇和新增10篇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报告再次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研究报告数量一致(33篇),负相关(19篇)和无相关关系(9篇)与原来差异较大。[6]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学者们也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希尔曼和凯姆(Hillman, Keim, 2001)提出了倒“U”型关系,即企业在刚开始承担社会责任时会抑制企业价值,随着社会责任承担的推进,企业价值不断上升,达到某一阈值后,又会反转向下。[7]巴塔查里亚和森(Bhattacharya, Sen, 2004)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果,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U”型关系,但该阶段主要的研究结论仍以正相关关系为主。[8]
伴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日益兴起。20世纪60年代以来,股东至上主义的原则和理念受到了挑战。企业社会责任引发了企业界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唯一的主人,企业有责任将股东的利益和要求置于首位。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除了股东,政府机构、债权人、贸易伙伴、贸易团体、社区、相关团体、未来的雇员、未来的消费者、公众甚至竞争者的利益也应该被考虑。越来越多的研究声称,利益相关者驱动的管理不仅将改善社会,而且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雇员、消费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受到关注,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包括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著称的美国。当然,无论是股东至上理论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都是与各个国家的国情、企情及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从全球来看,既存在英美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存在法德这样的莱茵模式,还存在韩日这样的东亚模式。总体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推动了企业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的差异性,也是各国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多样性的体现。
从发展演变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捐赠者(Donators)、逃避者(Avoiders)和创造者(Creators)等几个阶段。作为第一代的企业社会责任,捐赠者想要回报社会,通过捐赠补偿社会;作为第二代的企业社会责任,逃避者是为了减少公司活动的负面影响;作为第三代的企业社会责任,创造者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投资,而不是开支。
近年来,创造共享价值的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为代表性研究,波特和卡瑞默(Porter&Kramer)关于“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的定义提出,通过提升企业的竞争地位来创造共享价值,同时推动企业所在的社会进步。[9]按照这种解释,公司(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不是零和关系,而是正和关系,如表1-1所示。
表1-1 从“企业社会责任”向“创造共享价值”的转变

来源:Porter&Kram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1.
企业社会责任与市场经济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研究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股东总是被置于优先的位置,消费者其次,雇员最后;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前的日本,则完全相反。历史上,日本的发展主义一度定义私人企业的财产权为“伴随着责任的有限支配权”。这意味着,“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不再视私人股东的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服务于国家全体公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10]
在德国,1949年《宪法》规定德国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一切以市场为最终总则,但发挥市场竞争的好处。除了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在寻找共识和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非市场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德国共同决定机制)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在2000人以上的德国大公司,雇员和工会代表的投票权达到了50%;在500人以上的小公司,雇员和工会代表的投票权达到了1/3。即使在美国,也出现了对于利益相关者的重视。除了理论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动向。从1980年至今,美国已有29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为股东服务。[11]
利益相关者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出现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讨论中。2019年8月19日,包括贝索斯(Bezos)、库克(Cook)等在内的近200名美国顶尖企业CEO齐聚商业圆桌会议,就企业的运营宗旨发表声明认为,企业有责任超越股东价值,考虑职工、消费者和社会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一切为了股东,即将股东利益作为企业的最重要目标。大企业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引发了斯蒂格利茨(Stiglitz)、斯宾塞(Spence)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新一轮就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他们对于企业家们的表态表达了审慎的欢迎。
事实上,早在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提出了“全球协议”,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该协议号召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等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2000年7月,“全球契约”论坛第一次高级别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50多家著名跨国公司的代表承诺,在建立全球化市场的同时,要以“全球契约”为框架,改善工人工作环境、提高环保水平。“全球契约”行动计划已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代表、200多家著名大公司参与。2002年,联合国正式推出《联合国全球协约》。协约共有九条原则,联合国要求公司对待其员工和供货商时都应尊重其规定的九条原则。
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率先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2017年,呼应G20领导人宣言,OECD再次修订发布《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提出了“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理念,呼吁政府制定相关的引导政策,推动“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落实。
(二)中国理论研究
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企业办社会”。当时的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是比较狭义的,主要是指政府和员工;但履责的范畴却又是泛化的和无限的,既要无条件地执行政府的计划指令,同时又要为员工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无限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市场化改革使企业逐步向独立经济主体转变,同时出现了企业片面强调经济责任,忽视社会、环境影响的倾向,污染环境、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拖欠工资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段时期,政府通过确立相关法律明确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形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法律环境。在制定与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虽然还未出现“社会责任”一词,但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范已隐约体现。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均反映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主要包括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劳动者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对国家的责任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下,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这段时期的研究,基本是以介绍国外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主,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国有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议题,也就被更多地关注和研究。
伴随着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日益丰富起来。中国学术界开始从劳动关系、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国际化经营、企业自身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等多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各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和介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既包括利益相关者、企业价值、社会资本在内的西方理论,也包括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内的介绍和讨论,还包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分析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不断发展的私营企业;既涉及不同产业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涉及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角色讨论。
可以说,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修订内容,标志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入新的阶段。2006年之前,很多研究侧重介绍和阐释国外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2006年之后,更多的研究开始侧重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在中国落地,如何更加具有操作性,并对中国企业进行评价,通过实证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优劣。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新规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新的社会共识。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理论研究,提出和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体系和模型,从不同维度推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对我们做好当下的工作仍然很有启发。这些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既有规范研究也有实证研究,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有影响的中文学术刊物上。早在1996年,崔之元就在《经济研究》撰文介绍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向和变化,即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已有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的一部分。[12]李伟阳、肖红军(2009)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的观点进行了严肃批判,提出了企业是以履责意愿为动力,通过构建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最大化地创造社会福利。[13]黄群慧、彭华岗、钟宏武、张蒽(2009)根据“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和利益相关方理论(Stakeholders Theory)等经典理论构建出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社会责任相关文件和世界500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形成分行业的评价指标体系。[14]
关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也有不少论述。在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时期,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并不明确,“企业办社会”现象普遍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受到学术界新的关注。徐传谌、艾德洲(2010)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从宏观、微观、企业内部组织三个层面加以分类,强调了建立与完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性。[15]丁晓钦、陈昊(2015)基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认为,具有更多制度约束的国企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都优于民企,尤其在狭义社会责任方面。国企的社会责任优势决定了国企的创新发展对新常态下经济的稳定需求、优化供给、创新驱动、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6]
随着规范研究的讨论,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从不同层面和领域论证企业社会责任的效果和作用。例如,以上市公司、高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价值、财务绩效、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李正(2006)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看,企业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企业价值越低;但从长期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17]温素彬、方苑(2008)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和不同影响;研究表明,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18]李文茜、刘益(2017)基于419家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实证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进一步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提升其技术创新产出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效率;高新技术企业的广告投入强度能够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技术创新产出向企业竞争力的转化效率。[19]
受益于各种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尝试着建立了多种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为衡量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参照。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五维模型。李伟阳、肖红军等(2009)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五维分析框架:包括利益相关方纬度、责任内容纬度、指标功能纬度、组织层级纬度和作用属性纬度等。[20]二是“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黄群慧、彭华岗等(2009)根据“三重底线”和利益相关方理论等社会责任理论构建了“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包括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等。[21]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以“四位一体”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框架模型,连续十余年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进行排名评价。[22]
进入21世纪以后,受益于理论研究和各方面工作,企业社会责任加快了在中国落地的步伐。中国党和政府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专门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在如下几个方面提出倡议:①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③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④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⑥保障生产安全;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⑧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此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11家工业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关于倡导并推进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实质性的推动。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企业信息披露,也成为推动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重要内容。
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工业联合会等部门发布了更精细化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性文件,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日趋规范。2015年6月,《社会责任指南》(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36001—2015)和《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GB/T36002—2015)三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总体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西方理论,正式进入中国的时间仍然是非常短暂的,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需要从多个层面予以加强和推动。而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密切相关,需要同时加以关注和研究。
(三)韩国理论研究
第一阶段:1974~2000年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源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韩国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时期之后,企业传统的角色发生改变,韩国企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和社会价值的创造。韩国学界在世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动态,并且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在韩国进行制度推广的可行性。
韩国企业社会责任,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后期。在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韩国政府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推行工业化政策,全力推动企业的规模化发展。韩国企业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承担相应的纳税等责任,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了很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过工业经济的跨越发展,三星、现代、SK、LG、大宇等企业的规模迅速壮大,实现了集团化发展,在韩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引导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劳动者工作环境恶劣、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产生,韩国的很多企业开始萌发企业社会责任意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韩国的很多企业开始着手设立专门开展慈善工作的基金会,将部分企业利润回馈社会,增加民众的社会福利。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逐渐引入,韩国主要的大企业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民众的社会意识随之提高,消费者或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也逐步完善,进而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也日益强烈。这些大企业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普遍开展了以设立基金会、捐赠为主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此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受限于企业内部结构矛盾、政治目标、社会认知等因素,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还处在缺少战略眼光和计划性、难以体系化的初级阶段(金仁仙,2017)[23]。
这段时期,韩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韩国学界开始介绍国外学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和趋势的探讨,同时从法律制度的维度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措施和治理措施。韩国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于国家和社会、股东和员工以及企业自身存续发展的责任(Hichol Chung, 1974);企业从伦理和现实角度,不能仅仅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应该与社会相融合,有效地整合生产要素,生产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Kawamoto Ichiro, 1974)。此外,Hichol Chung和Kawamoto Ichiro基于日本学界修正传统资本主义理论的趋势以及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企业活动与社会密切相关、增加社会责任会计以及环境会计的观点,都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从制度上要求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第二阶段:2001~2007年
自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社会责任受到韩国政府、社会及学术界的重视,日益在学界成为重要研究议题。2000年之后,韩国国内经历亚洲金融危机,政府职能减少,大型企业作用扩张;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更加注重有利于赢取信任和增强竞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社会各界进一步关注企业是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韩国学界积极参与的企业社会责任讨论越来越多。韩国学界已经不仅仅学习和借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而且还探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自身、社会等创造的诸多价值,进而从政策环境、行业标准等维度探讨企业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在此阶段的研究中,学术界广泛探讨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相较于传统企业战略,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把社会问题的解决纳入企业战略范畴(金仁仙,2017)[24]。鼓励企业不要被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而应该从战略层面考虑主动从社会问题中寻找市场价值,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进而实现社会价值创新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
第一,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进一步着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意义。主要观点是,随着社会认知的提升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将成为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经营战略。有关研究证明,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中能够获得诸多价值。比如,影响消费者积极评价(Jiho Choi等,2007)、促进企业形象的改善(Yunyoung Kim, 2004;Wonmoo Huh等,2007)、提升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预期(Kwanhoon Kwak, 2007)等。此阶段的研究逐渐展现,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能够提升组织的市场竞争力,并呼吁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履行社会责任,迎接新时代背景下的机遇和挑战。
从宏观角度,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从资本市场的预期、区域社会的态度、对外贸易的发展层面为企业带来正相关的影响。首先,在资本市场上部分大型机构投资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作为评判企业未来价值的重要标准,从而影响着其他个人投资者对该企业的市场预期(Kwanhoon Kwak, 2007)。Hyunmi Bae(2007)以韩国国内对社会公益活动投入金额最多的前十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显示企业经济型社会公益活动会对产品购买需求及认知度产生正面影响,并且企业的社会文化支持型责任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消费者对企业信誉的正面评价。Sangmin Lee(2006)基于美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小股东行为的关联分析,推导股东行为主义是传导社会对于企业态度的关键,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有助于提升股东的支持率,韩国未来的资本市场类似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将为企业创造价值。其次,在区域社会中,企业以社会贡献活动为主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于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区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受到区域社会各方的关注(Sangseok Lee等,2007)。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履行具有改善企业形象、追求自身长期利益以及强化对区域社会的链接等效果,被认为是企业战略经营中的重要环节。最后,在对外贸易中,韩国作为出口增长型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对于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极其高,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于环保型产品的重视度日益增长,环保型经营对韩国企业而言关乎生死存亡,有助于其在跨国贸易中形成良好的声誉,树立品牌形象(Kihoon Lee, 2004)。
从微观角度,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消费者对于企业形成正面认知(Wonmoo Huh等,2007),并且随着消费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进一步提升,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愈加成为消费者选择产品的重要标准。Yoon Kak和Sanghee Suh(2003)分析韩国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与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影响的相关性,显示社会公益活动比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产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通过广告宣传手段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影响力将变得更大。在此基础上,Hyunmi Bae等(2007)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性。
第二,从企业的内部以及外部角度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路径。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从企业内部认知角度,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认识阶段模型,根据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程度将其分为消极认识、被动接纳、自发管理、成长战略四大类。第一阶段的消极认识,指企业除了正常经营活动以外不履行任何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行为不会对企业创收产生任何帮助;第二阶段的被动接纳,指由于顾客、政府等相关部门的要求使得企业履行部分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不会对企业产生任何积极作用;第三阶段的自发管理,指企业已认识到社会责任会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提升企业形象,企业开始有计划地履行社会责任;第四阶段的成长战略,指企业认识到社会责任活动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使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战略相互结合,形成完善的社会责任体制。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阶段越高,越会组织更加有效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金仁仙,2017)[25]。
从外部层面,社会认知、政府支持、人才培养是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的重要环境因素(Sangmin Lee, 2002;Kihoon Lee, 2004)。首先,借鉴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较为领先的欧美以及日本的经验,当时韩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认知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由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主要集中在全面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期准备上,旨在提升社会认知度(Byounghoon Lee, 2007)。尤其是学术界对国际上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在韩国的应用表示了高度重视,强调其为韩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参考的指南性标准以及社会责任融入组织实践的指导原则。《社会责任指南》有助于促进韩国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正面认知,通过企业追求利润以及创造就业的行动展示经营的利他性,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经营(Changho Kim, 2007)。其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相比,韩国企业外部制度支持环境仍未完善,政府的制度支持是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韩国政府可从相关专业知识的教育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业评估标准的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定和认证、企业的行为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投资(SRI)的引入等来完善促进措施(Byounghoon Lee, 2007)。韩国政府还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化发展着手,比如发布企业环境保护政策、在劳动法中引入国际劳动者权利保护标准等完善促进措施(Injae Kim, 2005)。最后,学界人才的输送、研究成果的正外部性,对于韩国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Kihoon Lee, 2004)。比如,培养专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紧跟国外关于环保型经营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企业提供借鉴等。
在此阶段,学术界开始将探索方向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认为韩国企业已经从被动消极地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转为自发性地承担社会责任,未来应该进一步发展为战略性经营策略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为此,韩国学者从企业的内部认知以及外部生态环境探讨如何促进韩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之后,由于韩国政府对于以民间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化推动以及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激化,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实践逐渐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要素,韩国国内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迎来爆发式增加。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缓解贫富两极分化、就业难和社会服务不足等矛盾,从制度化建设角度推动民间力量创造社会价值。利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型企业、社会合作社等社会经济主体受到关注,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更为可持续的方式。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环境变化和竞争的激化中,韩国代表性企业已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作为企业国际化进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积极拓展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渠道,并积极开展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此背景下,学术界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呈现三大趋势:其一是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更为创新化提供建议,结合韩国社会经济受到制度化推进蓬勃发展的现状,探索实现资源良性循环的企业社会责任路径;其二是认为韩国企业已超越过去在本国范围内提及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及实践,需要进一步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化的路径;其三是基于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特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韩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中创造的社会价值。
第一,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韩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能够实现创新化。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中与社会经济具备相似的社会性目标,两者的合作实现了相互促进。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效率和稳定性,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提供了新的方向(Kyunmok Kim和Dongwan Ko, 2011)。比如,委托或者联合社会经济模式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提高资本利用率,运用更少的资金更加高效地创造社会价值,提高企业声誉,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以及寻求新的商机来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为社会经济提供生存发展的土壤,长远来看,将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进一步增长(Sunghee Jang, 2014)。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融入社会经济的核心理念的主要优势在于:①社会经济为企业提供捐赠等单纯慈善活动之外的多样选择,有助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战略化经营的需求。商业模式的创新使得韩国不断积累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借此,韩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可采用委托或者建立伙伴合作的模式;同时,结合社会目标和商业手段,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式的多样化(Youngwha Kee, 2017)。②社会经济为更多企业社会责任参与主体提供了实践思路,同时提升社会责任活动的专业性,扩大了其影响范围。由于大型企业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接轨程度高等原因,韩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过去是大型企业,其社会责任活动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大、综合性强。近年来,韩国中小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规模有限、经验不足,导致活动的影响力有限。社会经济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打破现有困境的路径,有助于其展开具有针对性、更为高效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Youngki Kang, 2012)。
第二,基于实证分析,建议韩国跨国企业提升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发展阶段。随着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不断增加,全球化企业对于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胜利,海外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中的战略地位也不断上升。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onization, 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24个国际组织参与制定有关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ISO 26000(2010),学者们呼吁企业应该对海外企业社会责任做出积极的响应(金仁仙,2017)。Areum Choi和Jeehyum Koo(2016)研究发现,基于外贸环境变化以及国际市场的要求,韩国企业意识到通过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持续成长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课题。他们还指出,国际化程度越高、国际化业务比重越高的韩国企业,越是积极实践社会责任活动,尤其是在环保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社会责任活动。Inhye Heo(2012)研究发现,韩国主要跨国企业已经在中国、印度、越南等主要市场,结合当地独特的文化、政治特征,探索行之有效的本土化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旨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促进当地区域社会的发展。
韩国企业在全球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形成了以下的特点:①主要基于企业总部的方针承担法律、伦理、利益相关者等社会责任,在总部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战略框架下进行具体的实践;②根据当地政府的关注领域展开活动,比如环保等;③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中,主要在总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当地官方网站公开(Byunggyun Kim和Minkyo Seo, 2012)。虽然现阶段韩国企业已经具备自发履行海外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但是距离成长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Byunggyun Kim和Minkyo Seo, 2012)。为了更好地履行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活动,Inhye Heo(2012)等建议:首先,积极了解当地市场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需求;其次,积极反映所在区域居民代表、韩国总部、参与活动的员工等企业社会活动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最后,基于长期性、可持续性原则,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第三,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逐步具体化,企业社会价值的研究增多。该阶段的研究内容,涉及企业社会价值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企业社会价值应用案例等实证研究。企业社会价值的衡量,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公众清晰明确地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价值,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于企业的正面认知,提升消费者的客户忠诚度(Yoon Kak和Jiyoung Ryu, 2014);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内部基于现有社会责任活动的评估结果,改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内容和方式,采取社会价值更高的社会型企业活动(Jonghyuk Lim和Dalyoung Jeon, 2018)。比如,在企业社会价值的评估中,消费者参与型社会责任活动的社会价值高于企业主导型社会责任活动的社会价值(Kwak Yoon, 2014)。此外,Soohyun Kim和Enjung Choi(2014)指出,企业社会价值的测量项目大多数与现有企业社会责任中所包含的内容没有显著差异,为了使企业社会价值的理论框架更为独立发展,在现有基础上有必要开发更具体、更清晰的企业社会价值测量方法,进一步明确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创造共享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概念,给不同概念中的案例建立测量和评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