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1998年前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我主持社会学系委任委员会的工作，负责这1年聘请1位城市社会学专家的任务。在阅读该领域的文献时，我激发起对于社会学理论空间干预的思考。于是我开始撰写并整理了几个章节。这些章节是最终成为1本书的基础。1年里，我和同事伊万·戴维斯谈到合作开展一个研究项目来阐明这些兴趣的前景。他正在研究与世界城市文化相关的问题。他和我一样，也认为至少在社会学上，需要对文化和城市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在准备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专业合作研究项目竞标申请书时，我创建了一系列文档，并最终获得撰写这本书的资助。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说明申请过程及官方要求和这本书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写申请书的经验，以及面对文献和研究的经验以不可估量的方式回馈了这本书。城市文化项目执行委员会不仅正式“反馈”或回应章节的问题，而且采取持续对话的形式与我交流。我的不当想法通过我们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得到修正。在这里，我提到苏珊·贝内特、基兰·邦纳、让-弗朗索瓦·科特、珍妮·马尔切索、格雷格·尼尔森和威尔·斯特劳。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和我本人（我的抱负、愿望、好奇心、议题），甚至在反对中我仍然能听到清晰而自主的声音。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力量，促使我常常重新思考和表述不言而喻的知识习惯，以及那些通常被支配的心照不宣的教条。当然，完全免责是不可能的。我必须提到这套丛书编辑的鼓励和批判性回应。基兰·邦纳总是因为他的诠释严谨和智慧慷慨而受到重视，因为他有耐心和勇气处理表面上容易处理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问题—解决的情境。他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应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形式的反思性挑战，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他的分析技巧，威尔·斯特劳向我表明，文化研究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其方法就是对流行文化分析中已经僵化的区分用法提出问题。

尽管我们处理这一现象的做法各不相同，但是本书的“致命策略”就是围绕集体生活中失去超越性的问题揭示不可简化的模糊性。本书被这种多样性所滋养，不仅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跨学科组合，而且接近于同事之间活生生的辩证法。我的目的是要围绕作为主题和资源的超越性终结问题兑现研究的主动性（因此，作为一个“终结”，它本身就是研究的开始），这要求我以对话的方式加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后结构主义、历史、艺术）学科、风格和趋势之中。它们是在机械复制时代揭露形式概念模糊性的策略的一部分，表明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持续存在的，即使在争论中也是如此。在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的鼓励下，城市文化项目的知识多样性，作为其跨学科任务的一种生动转化，不仅增强了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对该项目的协作，而且已经关键性地融入本书及其方法的构成中。我试图把各种明显的分离性话语联系起来，作为加剧根本模糊性策略的一部分，这种模糊性是在空间和时间、共同情境、普遍主义、场景、夜生活、建成环境和当下的表现中被揭示出来的。艺术、历史、时间和场所、社区、社会阶层和本质主义等概念既是理论化的终点，也是其开端，因为干预的空间（对反思或鲍德里亚所称的激进性而言的空间）在本书中充当案例研究或探究的机会—— 在显而易见的社会实践和解决问题的举措中，总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称之为“夜幕下不可知的黑洞”中的顽固问题。在本书中，我要做的是把这个“黑洞（黑暗整体）[black （w）hole]”的问题看作城市日常生活集体化一个可观察的焦点，看作把具体案例研究阐述为问题—解决情境的机会。

我在如下会议上提交了本书的一些部分或片段，在隆德大学举办的国际社会学会议，由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思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威尔士大学举办的理论研讨会，麦吉尔大学的夜间与城市会议，以及在柏林洪堡大学为罗尔夫·林德纳的学生举办的会议。我的大部分写作是在班戈的威尔士大学进行的，社会科学系主任霍华德·戴维斯尽一切可能让我过得轻松愉快。在准备书稿时，阿格尼丝·姆罗茨帮了我很大的忙，把我从一些技术灾难中拯救出来。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心中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精神。我的同事吉姆·波特是一个坚定的朋友。许多来自约克大学不同研究生课程班的学生在课堂、小组和日常工作中，以至关重要的方式与我合作，总是用他们的想法、研究和智力激励我，宽容地对待我。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以及具体的工作和批判性的回应丰富了我的写作内容。我特别提到默文·霍根、赛义德·海达利、萨拉·利纳马、斯蒂夫·卡鲁宾诺娃、塔拉·米尔布兰特、彼埃尔·欧莱特、梅瑞狄斯·里斯克和珍妮·伯曼。我要特别感谢保罗·摩尔。乔玄昆为提高我的技术和视觉素养出力。卡尔加里大学、康考迪亚大学、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和滑铁卢大学的圣哲罗姆大学的学生们在会议和讲习班上宣读论文，常常使我感到兴奋和受到启发。我把他们所有人列出来形成了一个邮件讨论组。约克大学的尼克·罗杰斯写了一系列有帮助的、批判性的评论，回应我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所做的演讲。我的女儿贝丝经常与我讨论这项工作的哲学立场所具有的重要性，她的阐述表现出明显和非常直接的对于顺从的矫正方法，因为这种顺从不断诱惑理论化。埃尔克·格伦泽整个行程都和我在一起，对所有章节都做出了积极回应，当语言不顺畅时总是参与讨论和帮助我，和我一起克服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出现的精神波动。她总是在关键时刻参与进来，让书稿恢复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