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体范式的定义与呈现层面

范式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术语，源于古希腊词语paradeigma，“在英语翻译中，我们的paradigm一词的前身通常认为是‘例子’（exemple）。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意谓似乎更接近于‘范例’（exemplar），一种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13]。paradigm一词用于描述“被遵循或被模仿的标准模型”[14]。库恩则将范式理论应用于科学、哲学学科之中，“‘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15]。范式即为最标准、最具指导性、被遵循、被模仿的例子和模板。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进一步界定了“范式”的两类用法：综合的用法和局部的用法。综合的用法聚焦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范式是研究者共有的哲学观，是确定研究问题特点和方法的基础，也是研究的标准与尺度。局部的用法则是指各种类型的“范例”，各种类型的“范例”共同构成了“范式”。以中国现代散文诗剧为例，“中国现代散文诗剧的文体范式”相当于“科学共同体”，是由各种类型的“范例”——文体范式的呈现层面所构成。因此，只有明确文体范式的呈现层面（研究范围）包含哪些方面，才能实现对中国现代散文诗剧地全面剖析和考察，“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16]。也只有明确了散文诗剧文体范式的呈现层面——构成要素，才能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钩沉与整理，提炼和概括其艺术特征和创作特点，进而推进中国现代散文诗剧研究理论的建构，勾勒中国现代散文诗剧的脉络流变，最终构建中国现代散文诗剧的全貌。

在公元100年前后，西方就出现了集中探讨文体问题的德米特里厄斯的著作《论文体》。而我国，早在《尚书·毕命》中，就提出了“正贵有恒，辞尚体要”这一重要命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他的著作《文心雕龙》中对文体作出了详细著述，“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17]。“宜正体制”即为正确地树立文章的整体规范（文体范式），如何规范文体，需要以“情志”（思想感情）作为文章的“神明”（主题思想）；需要用“事义”（事料、理据）撑起文章的“骨髓”（结构）；需要用“辞采”（语言辞藻）来展现文章的“肌肤”（外在的表现形式）；需要用“宫商”（音律、声律）以增强文章的“声气”（韵调、气息）。刘勰认为文体的构成要素为情志、事义、辞采、宫商，“这四者构成文体基本的组织结构”[18]。法国学者沙尔·巴依、德国学者斯皮泽均以语言作为文体研究的突破口，文学文体学即为语言学与文学的结合，它研究“语言在文学中的运用情况，它以语言学的方法为工具，对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语篇进行描述和解释”[19]。

狭义上的文体专指文学文体。需要强调的是，文体与体裁、风格是不同级别的概念，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易被混为一谈。申丹认为文体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20]文体包含体裁和风格，文体是“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独特的个性特征、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结构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文体是一个系统。从呈现层面看，文体是指文体独特的话语秩序、话语规范、话语特征等”[21]。体裁是文体的呈现层面之一，也是文体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体裁就是文学的类型，进一步说是指不同文学类型的体式规范……是由某种类型作品的基本要素的特殊结合而构成的”[22]。而风格的形成是某种文体完全成熟的标志，也是文体的最高体现，“独特风格就成了艺术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也就是说，它达到这样的水准，可以等同于人的最高努力”[23]。作家将其语体品格发挥到一种稳定的极致，就形成了个人独到的风格。

文体的呈现层面——构成要素包括语言、体裁、结构、艺术表现手法、文体风格五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散文诗剧文体范式的研究阐释也应从这五个方面入手，剖析论述中国现代散文诗剧的语言范式、体裁范式、结构范式、艺术表现范式与文体风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