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要説三個問題，一是寫作目的，二是我的做法，三是編寫體例。

一、寫作目的

本書是我學習西周青銅器銘文的副産品，起初并没有寫書計劃，後來在學習過程中逐漸萌生了寫一本小書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是，我數十年來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爲漢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性文化，基礎性文化。古漢字是漢字文化的源頭，其中的甲骨文和金文更是開創了中華文明新時代的最初記憶，是遠古文化的化石，而用它們記録的文辭則是中華古老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我中華祖先留給子孫後代和世界人民的寶貴遺産。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録》。這是甲骨文應該得到的禮遇，是中華文化和中華兒女的驕傲，同時更提醒我們應該肩負起普及古漢字教育的責任。

二是，有感於古文字研究現狀。1997年，我參加全國高校漢字學高級研討班學習，有幸聆聽周有光、啓功、裘錫圭、李學勤、高明、趙誠、何九盈、王寧、鄒曉麗、蘇培成等一流學者多輪次的學術報告。日前我再次翻檢當時筆記，感到二十年前他們提出的學術難題，至今依然存在，古文字研究領域尚待開發和深度挖掘者正多。單就甲骨文識字而言，至少有超過總數二分之一、接近三分之二，即將近三千個字，至今仍然不能準確識别，而一些已有的結論也未必是最後的結論。存世的一萬八千多篇青銅器銘文雖已初步識讀，但深藏器中、文中的文化秘密遠未揭明。這一方面是因爲古文字文獻研究確實具有頂尖級的難度，有能力參與其事的人本來有限，同時因爲古文字著作大多是鴻篇巨制，其結論又往往各執一詞，客觀上也削弱了學科的吸引力和學科知識的傳播力，影響了研究隊伍的壯大。可喜的是，近些年來，由於國家高度重視挖掘傳統經典文化，古文字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大批專業研究者迅速開往這塊文化寶地，出現了一批傑出的學者和大量研究成果，古文字學居然魚躍翻身，成爲“顯學”，令人深受鼓舞。

第三，我雖然不在古文字專業的“圈子”裏面，但從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專業來看，古文字研究也應該看成是與本專業關係密切的一種基礎性研究，很希望看到古文字學那邊撥雲見日的一片天地，因而就不免常常想：古文字學的出路在哪裏？這就自然想起我國乒乓球與足球的盛衰兩重天，究其原因，應該與群衆基礎大有關係。一個行業要想全面突破，必賴總體水平的提升，所以我覺得，適當普及古文字教育可能是一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出路，但一些“戲説”或“演義”式的普及性讀物又不免令人心生憂慮，因而想到做一件專業學者不想或没有精力去做的事，而對於傳統語言文字學工作者來説，也是一件題内之事，於是就不揣淺陋，决定寫這本小書。希望通過這本小書，讓讀者看到以甲骨文、金文爲主體的一批古漢字的真實面目，并通過本書簡短的解説，瞭解深藏其中的文化秘密，感受鮮活的造字智慧和文明記憶。更希望這本小書能够給古文字初學者起個激發興趣乃至領到門口的作用。有興趣就很容易走到大門口，走到大門口就很可能又想進去一看究竟。時間一長，説不定後面就會出現一個長長的隊伍，而其中的一些人或許又會成爲古文字研究的後備軍。如果真是這樣，那也算是對古文字學科作了一點微薄的貢獻，就像戰時後方推小車送軍糧的民工一樣，我也會自感歡欣。

二、我的做法

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讀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給我的一個强烈印象是“構形不明”，作者在大量詞條下一開始就寫這四個字，而《前言》裏又這樣説：

本書開始編寫於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夏完稿。在這八年之間，有不少問題曾先後向于省吾、唐蘭、張政烺等先生請教過，也和姚孝遂、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討論過，從而使得一些麻煩的問題得以比較妥當地解决。尤其是于省吾先生……對本書原稿進行審讀，并提出了許多相當中肯的意見。……本書完成之後，承劉宗漢同志審讀一過，提了不少寶貴意見。

一部簡明讀本，八年研究功夫，一流學者參與討論，結果還是無數個“構形不明”，這可能是古文字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因爲研究古文字必須從甲骨文字形分析開始，而甲骨文衹是在一百多年前才被發現，才開始研究。考察它的構形意義，必須從當時的語言事實和社會事實出發，必須結合更遠更寬闊的文化背景加以考察，而這些相關信息大多湮没無聞，可資參照對比的文獻資料極爲有限，所以甲骨文研究困難重重實是在所難免。所幸甲骨文研究已經積累了一百多年的成果，特别是近數十年來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許多結論已接近統一。但如前所説，疑難問題還有很多。

於是我要説到我的想法和做法。我的一個基本想法是，構形不能簡單地認爲就是“象”的什麽形，“會”的什麽意等等——至少不能局限於這些研究，因爲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其原始字形查明它們與後世文字的淵源關係，并考察其在文獻中的意義。我們即使一時不能弄清其構形意義，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研究古文字的進程。這個時候，我想到兩位前輩學者，一位是馮友蘭先生，一位是沈從文先生。馮友蘭把自己的讀書方法概括爲十二個字：“精其選，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馮友蘭：《馮友蘭讀書與做人》，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頁）沈從文的古代文物研究，有人稱之爲“抒情考古學”，他研究的是物，但“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讀書》1984年第8期，第69頁）兩位前輩的做法對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值得我們學習，甚至也可以看成是我寫作本書的基本思路和出發點。所以，本書力求做到精其選、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在此基礎上，更力求引導讀者在古文字知識點以外尋求更爲廣闊的意義，就是在通過閲讀本書，借以瞭解一點古文字知識之外，更要通過這些知識點，能够看到活着的先民，看到先民的智慧和創造，看到先民的藝術愛美之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從而激發對祖國古典文化的感情和興趣，激發創新精神和創造思維。所以我想請讀者留意，全書固然是無數個具體知識點的連綴，但每個個案其實也昭示着一種現象，甚至暗含着一條規律。我視古漢字文化爲智慧的淵藪，因而也就認爲，學習古漢字文化不僅可以學到古漢字的具體知識，更要汲取深藏其中的智慧——總之是要留意“知識”以外的知識。

此外我還注意力求做到兩點。第一，我是想儘量化深奥爲平易，化繁雜爲簡明。第二是鼓勵存疑、質疑和探索。有人把未知世界畫成一個黑球，而已知部分不過是劃過其中的一條細細的白綫。就是説，誰能突破這根細細的白綫一點點，誰就是突破未知世界的功臣。這固然是説突破之難，但同時也等於是説人人可以挑戰不可能。前輩有言：“多聞闕疑，慎言其餘。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這是真正的學習態度。記得啓功先生常常告誡我們，説王國維先生回答别人的提問往往就是“弗曉得”、“弗的確”、“弗見得”三句話，啓功先生談到文物鑒賞時説：“凡有人肯定説自己‘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真正偉大的鑒賞家。”隔行如隔山，我是古文字這座大“山”之外的人。專業學者在那裏頻頻説“不明”，我敢説“明”嗎？所以我的態度是既有個人看法，又有存疑，文中的“可能”、“或是”、“因疑”一類説法就體現了這一點。

西瓜打開見真相，但我明確地説，還是要培養“隔皮猜瓜”的本領，不能衹想着“打開看看”。有人説古文字考釋主要靠猜，作者的意見是靠學問。學問是個無底洞，故本書鼓勵學習、研究、質疑、探秘，并鼓勵將此精神推廣至所有領域。我甚至想，有時候學習和研究的過程比得到結論可能更重要。

三、體例説明

本書選取了常用并便於初學的500個漢字爲例，每個字條依次爲以下内容：（1）分别列出甲骨文、金文、小篆（或含《説文》籀文、古文和異體）三體字形。（2）以早期常見字形爲基本依據，解釋每個漢字的構形意義和構形方法，説明其本義、引申義、假借義以及相關提示。必要時也説明在卜辭、銘文中的用法。（3）分别選列楚簡帛文、秦簡牘文常見或基本字形，意在説明漢字形體演變軌迹及其規律。楚簡帛文指楚系簡帛文字，秦簡牘文指秦系簡牘文字。其中第（2）部分是重點。

就每個字條的閲讀點而言，主要想嘗試解决四個基本問題：（1）使讀者知道，作爲孤立的字，要學會通過構形分析，解决識字的難題。（2）使讀者知道，文字作爲文獻中的詞存在的時候，要懂得它在具體語境中的實際意義即詞義，進而認識詞義演變規律，解决閲讀古文字文獻中的釋詞難題。（3）使讀者看到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的演變軌迹，逐步認識漢字演變的基本規律，并借以解决書寫的難題。（4）使讀者深入到古文字内部，瞭解其中暗含着的文化以及造字、用字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智慧和創造精神，解决認識文化和文化精神的難題。每條的解説多有暗含語言文字發展變化規律的提示，這可能是其中最需要領會的重點。在解説的過程中，勢必會涉及500例以外的其他字。因此，本書所列字頭雖然以500爲限，但實際要解釋的字遠比500例多得多，比如“道”字條，就連帶解釋了“九”“肘”“寸”“守”等多個相關字形。

對以上兩段話還要作兩點説明。一個是，本書的重點是識字，比如解釋甲骨文，主要是分析字形結構和構形方式。這首先是基於本書編寫的宗旨是普及古文字知識，因爲識字是關鍵一步。其次是因爲，我們把甲骨文與卜辭看成兩個概念（金文與銘文的關係也是如此），解釋甲骨文一般是説字義，主要是説構形意義，大致例同《説文解字》，而用在卜辭的具體語言環境裏則是詞義。二者有些密切相關，甚至完全一致，有些則毫不相干。比如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解釋人名150個，卜官私名126個，方國名120個，地名262個（雙音詞不計），以上都是記音字，記音字的字形與詞義無關。又如東、南、西、北、風、雨、雲、日等詞在卜辭裏一般都是用作祭祀對象，指自然神；河、岳、土、木、季、毓（育）、巫、兮等詞都是用作祭祀對象，指某一神名或先祖名。用作祭祀對象的詞與用作一般意義的詞，它們的意義往往也有較大差别。趙書在“動詞類”一節裏説，這裏所説的動詞不包括作爲祭祀用語的動詞，“因爲祭祀是商代的一件大事，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本書説的“本義”，雖然也要結合卜辭、銘文及其他古文獻用例考察，但主要還是通過字形分析，探討其構形意義。這裏還要强調，字或詞的本義問題極其複雜。字的本義通常應該就是作爲造字對象的詞在當時的常用意義或基本意義。但要注意以下兩種情况：首先，字形表示的意義（即構形意義）往往比字的本義要狹窄，所以，不能簡單地把構形意義看成是字或詞的本義。其次，造字往往可能是在這個詞出現以後，所以，它所表示的詞義并不等同於這個詞的原始意義，至於借用某一字形、字音表示的假借義更與本義毫無關係。本書關於本義的解説主要根據作者的思考，并結合學術界通行的説法提出意見，僅供讀者參考。

第二點説明是，上述五種古文字字形的排列次序不完全體現歷史先後關係。甲骨文盛行於商代後期，金文盛行於西周至春秋時期。一般而言，甲骨文要略早於金文，但也有許多金文産生在商代，具體年代甚至要早於甲骨文。甲骨文與金文的關係主要體現在甲骨文屬俗體，而金文屬正體，它們是我們認識古文字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兩種書體，也是本書解説的重點。楚簡帛文先於小篆，秦簡牘文與小篆時代接近。問題的關鍵是，楚簡帛文雖然以篆勢爲主，但已經大踏步邁向解散篆體的嶄新道路，而秦簡牘文則更以隸勢爲主。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其俗體演變爲隸書，其正體演變爲小篆，并最終作爲規範性文字通行於秦代。爲了便於解説，本書把小篆作爲篆書系統的終結，而把楚簡帛文和秦簡牘文排在另一個系統中，放到小篆之後。又，《説文》收籀文215個，收古文500多個。一般認爲，籀文是指通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西方秦國文字，體現了繼承西周文字的“正統”風貌。古文則是指通行於戰國時代東方六國的文字，多帶有俗體的特點。因爲小篆主要體現爲“簡體”的古籀，故學術界或把籀文和古文稱爲大篆，并認爲籀文是大篆的代表。這是狹義的大篆，而廣義的大篆則指小篆以前的所有古文字。爲了讓讀者也能認識到古文字裏的這個環節，本書也收録少量籀文和古文，排在金文之後、小篆之前。總之，字形的排列順序是由篆而隸（含篆勢爲主而帶有隸意的楚簡帛文），即以甲骨文、金文、小篆爲一段，排在前。相關解釋完成以後，最後列出楚簡帛文、秦簡牘文，對它們一般不作字形分析。如前所説，主要是讓讀者體會解散篆體的書寫給字體演變帶來的影響，更好地認識字形演變的成因和規律。

所選字形力求準確，一般都是原始字形。原始字形較多的則力求典型性和多樣性，但以基本字形爲主體，一般排在靠前的位置。特殊或偶見字形，一般排在較後的位置。甲骨文基本字形外的其他字形按形態或構形類型排序。金文的排序主要按時代、風格或構形類型。書中還酌情收録了一些春秋戰國時代的裝飾性文字，這是爲了讓讀者瞭解古人在文字造型上表現出來的驚人的藝術才華；爲求字形風格統一，裝飾性文字一般單獨置於最後。各類書體之中，金文字形選録最多，這是因爲金文數量原本極爲龐大，構形方式極爲多樣，需要挖掘的文化意藴極爲豐富；同時也因爲金文結構嚴謹，書法精美，是古漢字書法的經典樣本，對後世書法影響極大。我想，我們這樣做也完全符合廣大書法愛好者的熱切需要。需要説明的是，爲了讓讀者能清晰地看到古文字一路走來的軌迹，拙著選用了大量原始字形，這些字形都是從權威工具書裏複製的。有意深入研究的讀者，可以根據本書提供的書目自行查找。

本書以被解釋字作字頭，按音序排列。字頭用字一般選用能體現現代漢字常用意義的字，這樣做主要是爲了便於初學者檢索。如“無”雖然是古“舞”字，但本書仍以“無”作字頭。特殊一點的，如“行”字，既有xíng的讀音，又有háng的讀音，“臭”字，既有chòu的讀音，又有xiù的讀音，爲了體現古義，本書分别按háng和xiù的讀音排序，而不按xíng和chòu的常見讀音排序。有些還在字頭下加括號注明較古的隸定字形，如“愛”（）和“並”（竝）等。

本書强調學術性、知識性、普及性。力求博覽衆家、審慎取捨、間雜己見。考慮到本書的性質，行文中的引述部分一律從簡，也不注明出處，讀者通過本書所附《主要參考文獻》所提供的出處查閲有關原始文獻，可知具體考證的細節。叙述語言力求簡明科學，既有古文字學的相關術語，也避免過分學術化。

本書留待讀者思考或糾正的問題一定還有很多很多。王力先生在他的學術著作裏説他“一得之見存乎取捨之間”，而本書究竟有幾多“一得之見”尚屬未知。裘錫圭先生論甲骨文常常用“可能”説出他其實已是深思熟慮的結論，這應當是對某種不良學風的無言警示。所以，我要鄭重引用趙誠先生在《甲骨文簡明詞典·前言》裏的話作爲結語：

本書是吸收前輩和當代研契諸家的成果編寫而成的。本人的工作主要是加以選擇或作一些必要的補充。其間也有一點個人的研究所得，但那是極爲次要的。本書對於各詞的解説，有的基本上從一家之言；有的是綜合了各家的研究成果；有的又是在某些考釋的基礎上稍加補充；有的從某家之説但又并非是全部采用。依據詞典體例，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處。總起來説，本書的解釋有欠妥或荒謬之處，與研契諸家無關，其責任全在本書的選擇失誤或補充不當。

趙誠先生三十年前説的話就是我今天要説的。

本書主要參考文獻有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季旭昇《説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等。甲骨文、金文字形主要取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極少數金文字形取自陳斯鵬等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小篆字形采用北師大説文小篆字體。楚簡帛文和秦簡牘文字形主要取自國學大師網和相關文字編。上述著作或成果其實也大量吸取了前賢時哲的觀點。在此，我謹向有關作者、編者以及無數未曾署名的學者致謝，是他們的合力在推動着學術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