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十世纪中叶的上海三阳路。
三阳路位于闸北区和虹口区交界处，新政府几乎在上海解放的同时把它更名为中山北路虹口区段。但老上海们依然把它叫作三阳路，并延续性地叫了许多年。
那时的三阳路是条最不起眼的小街，满地铺着碗口大的黑黄掺杂的石块，说不定还是上海开埠前的遗物。如今被踩得溜光水滑，走在上面如同走在干涸的河床上。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外来移民，万般无奈中背井离乡来上海讨生活的。他们或卖苦力或做小生意，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了忙碌。于是街道两旁摆满各种各样的青菜筐和早点摊，人们操着绍兴话、江北话、两广话和不知道哪个地方的话，最多的当然还是上海话，进行三分两分最多几毛钱的交易。也有卖花的年轻女子，身穿滚着花边的斜襟衫儿，托着精致的小竹篮儿，边走边用糯得骨头发软的吴语轻声慢叫：“茉莉——花，茉莉——花。”
女人走过的地方，便飘散着十分好闻的花香。
正宗的上海人，是瞧不起这片由毛竹木棒和稻草绳索搭建起来的棚户区的，把住在这里的人称作“乡下人”。乡下人即便学会了上海话，也还照样被视为“洋泾浜”。但洋泾浜的人们却在经年历久中渐渐淡忘了自己的出处，把自己当作了上海人，并依样学样把后来的外乡人称作“洋泾浜”。
早市渐渐散去，沿街的店铺清晰起来。铁匠铺、裁缝铺、药铺、小百货、老酒店、小笼蒸包大饼油条，一应俱全，顶头靠着大马路的地方有着一家烟纸店。
烟纸店是这条街上最为显赫的店面，不仅有着用长条木板镶排起来的门头，而且老板干过早年间的大世界保安队长，一个有名的山东武师，被人称作“端木师傅”。大世界的老板黄金荣在新政府即将成立之时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保安队长端木路也不再全副武装去那个超级游乐场上班。不过回家后的端木路并不在烟纸店里坐台，他自有他的好去处，他的好去处谁也不告诉。老板娘苏桂英是个精明强干的安徽女人，店中的生意主要由她打理。她不识字，却能双手把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直响，说起话来也如同她的算盘珠子一样脆响连连。
十月里的某天清晨，烟纸店的前厅不知何故不见了老板娘，只有她的两个女儿在进进出出。大女儿唤端木兰，二女儿唤端木卉。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长着和母亲一样圆圆的眼睛清瘦的瓜子脸，看去像两只精美的猫科动物。她们穿戴得并不整齐，头发梳得也不光亮，还有着满脸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之色。此时一齐走到门口，开始相互配合着摘门板。那些长长窄窄的门板对于她们这个年龄的女童来说相当沉重，摘得自然有些吃力。但终于摘完了，接下来大兰生炉子，二卉扫地，各司其职，显得很是训练有素。这时内房的布帘掀动，露出一颗小男孩的脑袋，接着他两臂前展，从门帘那儿往外翻跟头，娴熟的跟头带着风声，像个快速滚动的车轮，一直滚到大门口。烟纸店五岁的小公子端木宝别的事情一概滑头滑脑，唯独跟头翻得认真。家传嘛，将来是要像他爷老子一样成为武术大师的。翻到门口人还未站直，便伸手扯了一下二卉的小辫，扯得二卉“哎哟”一声弯了腰。那也不是个能吃亏的主，抡起手中的扫帚就打。却哪里打得着，少爷早飞到门外去了。落脚处又顺手往蹲在炉子跟前的大兰头上“梆梆”两击，赏了她两个“毛栗子”，算作问候“早上好”，然后撒腿就跑。跑开一段路又回身倒退着走，得意扬扬地瞧着吃了亏的姐姐们，像占了多大的便宜。大兰头都没抬，从弟弟学会屈着手指在别人头上乱敲她就开始挨上了。妈妈说：敲一下怕什么，又敲不死。是敲不死，哪怕“梆梆梆梆”地连环敲。她正往炉火上夹煤球，那是需要专心致志的。二卉可不依那一套，我好好的脑袋凭什么让你随便敲？但追出几步也就不追了，追上也不能打，打了妈会加倍还给她。只是望着那张调皮的鬼脸高声骂：“龟孙王八蛋！”——阿爸会这样骂人，骂最惹他生气的人。但并没有这样骂过自己的子女。二卉不知道“龟孙王八蛋”是什么意思，只是这样叫骂一声似乎比上海人口中的“小赤佬”解气。
小公子端木宝是个经常受到三阳路居民集体声讨的顽劣小子，他会把尿撒在门外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青菜摊上，会往邻居家低矮的窗户里扔石子，还会钻到卖花女子的身后，捏一把人家的大腿，被人家“小流氓、小赤佬”追着大骂一通。向他姆妈告状是没有用的，哪怕他把尿尿在锅里，他的姆妈也会说童子尿好东西。问他为什么要捏人家的大腿，他嬉笑说伊拉爷就是这样捏女人的，伊拉爷捏得，他就捏得。五岁的小男孩肯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好玩，就像跟着爷翻跟头一样。也没有人认真敢把他怎么样，骂几声赶跑就是了。伊拉爷是武师，打起架来吓死人的。
不过，武师端木路在这条街上除了打自己的老婆，还真的没有随便打过别人。只有一次让大家见识了：三阳路与另一条大马路的交汇处有家救火队，负责虹口区的消防。一个小孩在门口拉了屎，被救火队员踢了一脚，踢得哇哇大哭。恰巧端木师傅经过，便上前阻拦。话不投机动了手，十几个救火队员被打得鼻青脸肿东倒西歪，全灰溜溜逃进了大门里。救火队那是群什么人哪，年轻力壮如狼似虎，路人见着都要躲着走。一时整条街都响起了叫好声，端木师傅掸掸衣袖捋捋头发，抱拳向大家致意，一副很潇洒很江湖的派头。所以无论他的儿子多么顽劣，三阳路上的人还是隐忍着不拿棒头敲他，忌惮着他的爷。
上海的十月依然炎热，烟纸店里有个绿头苍蝇在嗡嗡地飞，讨厌程度不亚于日本人的飞机。突然内室爆发出一阵婴儿的啼声，啼声异乎寻常地响亮，简直穿遏行云传遍半条三阳路。引得行人们驻足观望，有位挑着菜担的人肯定地说：“端木师母又生小人儿了。”
小人儿出生的前几天，一位伟人站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用浓重而激昂的湘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上海这个呱呱坠地的小人儿自然不懂得与共和国同龄的伟大意义，也毫不知晓自己在烟纸店中的地位，只顾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好像刚出娘胎就能和爷老子一样喊号打拳似的。接生婆从来没接过这么不老实的婴孩，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了下去，“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吓得老太婆扑下去捡抱，口中念了无数个“罪过、罪过”。
还好，哪儿都没有摔伤。
不过是个女孩。
产妇苏桂英确认是个女儿之后，脸上顿显厌恶之色，自然不再追究摔婴之过。只是摆摆手让人包起来扔在脚边，翻过身去自顾休息不再理睬。
这一天大兰和二卉里里外外格外忙乱，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母亲和弟弟。谁都没有走过去看一眼小妹妹，好像那是个扔在角落里的旧包袱。
端木路直到第二天下午才从外面回来。这次去的是一个叫作金锦绣的女人那儿，长三堂子从良的姑娘。名字便起得非同一般，人也真格地貌美如花温柔如水。可还没等到玩够，人家的丈夫突然从外地回来了，他只好由后门开溜，溜得甚是不爽。端木路纵横上海滩三十年，哪里受过这等憋屈？所以直到踏进自己的家门还在低勾着脑袋生闷气。只能生闷气，解放了，没有红灯区长三堂子之类了，想玩也玩不痛快了。如此一来，便没有及时发现正有个男人从内室撩帘子出来，两人不偏不倚撞了个满怀。男人抱着一个包袱走得慌张，突然撞上端木师傅更加慌张，夺路欲逃哪里还逃得掉！端木师傅是何等样人？端木师傅自己尽可以满世界拈花惹草，却绝不会允许卧室里有个把陌生男人。一声高喝“哪里跑”，同时夺下了包袱。包袱抓到手里却听得一声啼哭，包着的竟是个婴儿！
端木路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这种事情在烟纸店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大兰一岁时是他冲进别人家里抢回来的，二卉两岁时是他追出二里多路，从一个国民党军官手中讨要回来的，这个小婴孩肯定是他的三女儿！
端木路越发怒气上升，厉声喝叫：
“好大的胆子，敢抱走我的孩子！”
“我，我……”
男人吓得委顿下去，望着端木师傅的拳头全身哆嗦，两手缩在胸前俘虏一样不敢稍有动弹。
“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拉黄包车的。我俩没孩子，老板娘……早就和我们讲好，生个儿子她自己要，生个女儿……生个女儿让我们抱走。”
男人结结巴巴，不知吓的还是本就结巴，但总算把话讲得明白。男人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人，女人更是瘫软在地，眼泪鼻涕直流，咧动着嘴巴哭都不敢出声。
“滚！”
两人急忙站起，滚了一下却又迟疑地站住。
“还有，还有……”
两人的眼睛向桌上斜去，桌上摆放着大包小包花花绿绿一堆。
“拿上滚！”
男人和女人一齐冲上去抓东西，抓完东西又忧恐地瞅着里屋，似乎还不肯就走。
“端木师傅，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
他们嗫嚅着，又瞅向里屋。
端木路顿脚朝里屋吼：“把人家的钱拿出来！”
这事他心中也相当明白，三块大洋就能换走一个女儿，真想把里面那个女人拖出来狠揍一顿。
里屋没有动静，一阵好煎熬的时光。又过了片刻，才布帘稍动，甩出来一沓钞票，也甩出来一声高骂：
“侬死在外面好了，回的什么家？侬没有家！”
女婴起名端木槿。她们的阿爸爱花，姐妹们的名字便都与花有关。但家中并没有人唤她大名，甚至不太清楚她有没有大名，只管叫她“三丫头”。
三丫头长到两岁时，又有了个弟弟叫端木小弟。她夹在哥哥和弟弟中间，没吃着妈妈几口奶。妈妈的奶水是儿子们的专供品，她是女孩，没有份儿。
端木路无论如何要返回原籍老家了，他的老家在鲁西，是个盛产绿林响马匮乏金银细软的地方。他一辈子花钱如流水并非看重钱财之人，只是新上海的管理政策让他吃不消。四马路上不再有红灯高挂，黄金荣也没有再转回大世界。不但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逍遥痛快自在，甚至在自己家中也越来越不顺心。苏桂英成了他要命的枷锁，常常高喊着“打倒流氓阿飞”吵闹不休。打架成为家常便饭，把她打狠了她就去派出所报警。她的嘴巴特别会讲，能把三分讲成五分七成讲成十成，而派出所基本上倾向于她，对端木路多次进行批评教育甚至严厉警告，说打人犯法，打重了要关进去的。新政府成了苏桂英的无敌盾牌，端木路倒落了个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十分愤懑，自己是个好人哪，不杀人不放火不抽不赌不为非作歹，无非就是有个把爱好。谁没有点小心思呢，纯属个人问题，碍着谁了？
于是他想起了家乡，家乡的平原上有着条条大道，他要走哪条走哪条，决计没有人管的，他渴望自由。
夫妻间的谈判又一次进行到深夜。苏桂英抱着小儿子斜坐在床沿上，对面椅子里是她的丈夫。一张古色古香油漆得十分考究的大床占据了半个房间，那是当年新婚宴尔的物证，现在上面横七竖八躺满熟睡的孩子。房顶吊着一只度数不大的铁皮罩子电灯，明明暗暗照着上海这家人。
“你可以走，但必须带上一个小人儿。”
苏桂英说这句话的时候咬牙切齿，同时抬起一只脚把三女儿蹬到一旁，腾出一块最好的地方放下手中的小儿子。她知道再也留不住这个男人了，但也不能让这些孩子们从此没有了亲爷，更不能让这个男人痛痛快快地走。
端木路自顾低眉沉思，并没有去看床上的任何一个孩子。一个不带肯定走不脱，带只能带女儿，儿子是苏桂英心尖上的宝。
“那就带上兰儿吧。”他抬起头平静地说，神情有着善人一般的大度。他在待人接物的时候都是这种神情，哪怕心中怒潮翻滚也能做到脸上波澜不惊，这是几十年江湖才能够具有的深厚修炼。
“想得美，家里全靠大兰做事呢。”
苏桂英叫起来，她长得本不难看，尖尖的脸型大大的眼，标准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是再好的东西一旦用旧了用厌了，就成了狗屎。何况她不懂江湖套路，发起狠来的时候，脸上的肌肉会丝丝横斜过来，情绪百分之二百地膨胀在整个脸部。丈夫不愿再看这张脸，掉转脸低声表示妥协。
“那就带卉儿。”
“二卉也不能带，带三丫头！”
苏桂英斜转身去，抓住三丫头的一条腿拖动了半尺。小槿儿被弄醒了，想哭，但没有哭出声，只是撇了撇嘴，接着又睡去了。类似的事情发生得太多，这个女孩似乎生来就皮实。
端木路一下离开凳子，站起身低叫：“槿儿才三岁，我怎么带？”
“你怎么不能带？她会吃饭会走路不用吃奶，不能带你就不能走！”
苏桂英也站了起来，这个泼悍的女人，常常被丈夫抓住头发从马路这边拖到马路那边，一路拳打脚踢。只要打不死，就还会接着闹。端木路担心自己哪天真的把她打死了，打死了就不只是被派出所批评教育的问题，那是要偿命的，共产党在这方面执行得相当严格。
这也是他决心要走的重要原因之一。
“好吧，我带槿儿走！”
他咬了咬牙，回转头去定睛看着小槿儿。心中明白，从此上海一家人只有这个三丫头属于他了。
端木路终于把大猫似的端木槿带进了鲁西地区清水县凤鸣镇一处古老的宅院里。
这是座典型的鲁西宅院，坐落在胡同的第一家，墙外便是大街。一溜四间堂屋，平顶，土墙，东是厢房西是厨房，还有两间南屋堆放杂物。南屋原来用作开吊炉烧饼店的，所以对外大街也有两扇木门。端木氏祖上做面饭生意，如今没有人继承产业，那两扇门也就关闭了。院子里生长着两棵椿树和一棵榆树，三片树荫铺展开来罩住了所有房顶，便生出了许多的清凉。现在这里居住着祖孙四代：老爹老娘、媳妇冯氏、儿子端木振和儿子的媳妇祝氏，以及祝氏的两个女儿。另外还有冯氏两个没出阁的闺女——二妮和三妮。鲁西的女孩都没有大名，按着排序叫“妮”。端木路在自家大门底下重重咳嗽了一声，那是告知家中人他回来了。鲁西年长男子夏日里回家都必须这样咳嗽一声，以告知女人们整理衣衫。端木路在这个家中已经应上了爷爷，无论十里洋场上可以多么放荡不羁，回到家来还必须依循家乡的规矩。咳嗽完了，又驻足稍停了一下，才抬步往里走。顿时，各扇房门相继打开，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争相奔拥到院子里。凤鸣镇在外边混事的不多，混好的更不多，端木路是他们的骄傲。每次都能带来许多大上海的稀罕物，足以让全家喜笑颜开。可是这次的稀罕物却是个被抱在怀里的小妮儿，小妮儿的胳膊紧紧搂着端木路的脖子，好像那是她一个人的爹。
“这是谁？”
冯氏狐疑地问，她有种不好的预感，知夫莫如妻。
“这也是咱家的闺女，上海最小的闺女，叫槿儿。”
端木路解释，尽量把语气放到无所谓的平静。
一旦明白了这个小妮儿是谁，院子里的人顿时红了眼，个个口鼻中都发出了“咻咻”的低吼，像瞧见了日本鬼子进村。端木路感到气氛不对，忙把小妮儿放到地上，表现出一副更加无所谓的样子。但这个动作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家人们很快化愤怒为行动。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儿媳祝氏，她把两只又细又长的秫秸篾子眼往上一吊，“呸”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拽着两闺女回了屋。她的男人端木振也赶紧跟着回屋。跟得太紧了，在门槛那儿踩着了老婆的鞋后跟，祝氏回头一声大骂：
“抢孝帽子啊，小杂种！”
谁都知道“小杂种”是骂谁，只有小杂种自己不知道，还好奇地张着两只滴溜溜的大眼睛瞧望他们。
端木路脸色极是难看，却又无可奈何——身为江湖上一条好汉，不能和儿媳妇吵架，吵架也吵不过这个细眼薄唇的小娘儿们。老家讲孔孟之道，行忠孝之礼，不像上海滩谁也不认识谁可以乱马交枪不讲礼仪。冯氏也学着儿媳的模样，“哼”的一声拉着自己的女儿们走开。冯氏的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妮也即将被婆家抬走。三妮端木春只有十岁，被娘牵着不得不走，却又忍不住回头。她还没有看够，觉得这个小妹妹长得很俊。那两只圆圆的小眼睛晶亮晶亮，亮得像透明的琉璃球。在后来的岁月里，邻居们为了区分两个三妮，一个叫作了“大三妮”，一个叫作了“小三妮”。有时还会带着某种意味加上“上海”二字，成了“上海小三妮”。
后来的上海小三妮也不叫“阿爸”了，改口叫爹。鲁西人叫爹，或叫“大大”，尽管那时的她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爹、什么是大大。
初到凤鸣镇的那天，最后从屋里走出来的是爷爷和奶奶。夕阳中的爷爷奶奶很慈祥，风微微吹拂着他们满头的白发，满脸褶皱变成盛开的千丝菊花。他们没有埋怨儿子，反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儿子说不再走了，和上海断了，他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至于带回来的孙女，上海的和凤鸣的一般近远，都是端木家的骨血。奶奶把孩子揽在怀里，不住声地叫着“乖儿、乖儿”。摸呀摸呀，从袖筒里摸出一枚驴粪蛋子似的老来轻果子，放到孙女的小手掌上，又托着她的手送到小嘴边。可惜这情景长大以后的端木槿记不得了，只记得奶奶坐在纺车里张开胳膊拉一根长长的棉线。
不过，男人回来了，冯氏还是高兴的。天底下男人再多，都不是她的男人，只有端木路才能进她的房上她的床。一日夫妻百日恩，她十五岁进端木家的门，每天给还穿开裆裤的小女婿穿衣戴帽洗脚丫，半是媳妇半是娘，心里疼他着呢。这时她气得坐在床上掉眼泪，想着这个男人恨着这个男人，却又万分担心他别一生气再走掉了，一走又得好几年才能回来。挨了好大一会儿，极想出去看看又怕被儿媳瞧见。那个小媳妇厉害着呢，眼角尖刀似的，一扫就能扫到人骨头里。正在坐卧不安，门口一暗，倒是男人进来了，手里牵着那个小妮儿。
“小槿，这是你大妈，叫大妈。”
端木路蹲下去对槿儿说，很是和颜悦色。他的和颜悦色，自然一半对孩子一半对冯氏。冯氏再笨这事儿还是相当有感知的，心中顿然生出一丝温热，只是此时不便表现出来。于是两人都眼巴巴地瞧着小槿儿，好像那是个重要机关，机关一开，大山就开了。两人的担心其实纯属多余，小槿儿把最后一点老来轻咽进喉咙，便睁着两只晶亮晶亮的圆眼睛，望着冯氏清清脆脆叫了一声：
“大妈！”
尽管这声“大妈”是用上海话叫的，冯氏倒也听得明白，顿时眉开眼笑。大妈是什么？大妈就是比她亲妈还大的妈。凤鸣镇上有钱人家娶三妻四妾不稀罕，她并不十分怨恨丈夫娶二房，而是怨恨丈夫不回家。如今丈夫回来了，虽然带个小杂种，但小杂种管她叫“大妈”。她依然是端木院里稳稳妥妥毋庸置疑的正宫大婆，有这点就够了。
冯氏咧着嘴乐了半晌，咯噔咯噔地颠着木头底子小脚和面擀面条去了。滚蛋丸子接风面，她是个心眼儿不多极容易满足的乡间女人。
上海小三妮就这样在端木老宅里住了下来。
爷爷奶奶在儿孙回家后不久，双双去世，他们是含笑九泉的，因为儿子回来了。他们并不太牵挂上海来的小孙女，一辈子不管两辈子事，儿孙那么多，想管也管不过来。
端木路没有传承祖上的面饭生意，他一身好武艺，天地任我行，四海皆是家，吊炉烧饼那点儿脚踩的地方怎圈得住他？于是向自己的师父讨要了一张药方，游走江湖打拳卖膏药去了。
而他带回来的小三妮也就像只瘸腿小鸭子掉进老鸹群里去了。
上海小三妮虽然只有萝卜头那么一点儿大，却不是受气包，谁惹了她就吱吱地叫，活脱一个奓刺儿的小刺猬。哭叫声还那么响亮，吹洋号似的，隔着两条胡同都能听得到。但叫声响亮有什么用？奓刺儿有什么用？在这个祖居的宅院里，她是入侵者，谁不啄上几口谁就是汉奸卖国贼。最奋勇当先者自然还属她的祝氏嫂嫂。削肩溜胯的祝氏有着一张长长的蜡黄脸和两颗稀稀的大门牙，高兴时脸有一尺二，不高兴时脸有二尺三。除了丈夫和女儿谁都没见过她的笑模样，斜楞着眼角撇拉着嘴角像极了举在空中的纸扎人。凤鸣镇上的人背后叫她“吊死鬼”，吊死鬼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力拍打着大簸箕，边簸粮食边怪声怪气地说唱：“小姑子多，野雀子窝，咔嚓咔嚓死几个！”
四奶奶说，祝氏刚过门的时候可不是这模样，轻来轻去细声细语，走路都没一个脚底花儿。老人们还都奇怪人家咋就调教出这么个精细闺女呢。可是没过俩月就变模样了，别说傻了吧唧的冯氏，就连爷爷奶奶都惧她三分。只有端木振越来越觉得媳妇好，上有老下有小，有了这个好媳妇他什么心都不用操了。
每当端木振媳妇骂院子的时候，冯氏和她的女儿们皆悄悄溜回自己房中，大气不敢喘一声。这阵子祝氏骂得越发高涨，亲小姑已经多得应该“咔嚓”几个了，哪还容得下野小姑？恨不得直接掐断那根细细的小脖颈！不过小三妮实在太小了，说是三岁，看上去不过两岁多一点点儿，小得连狗狗们都不好意思咬她。祝氏再不济也比狗狗们懂点儿事，还真没有亲手怎么着。但她的俩闺女却绝对该出手时就出手，门前的小胡同就是她们施展本领的好地方。这天姐妹俩觉得又该干点什么了，相互一笑跑出门去，然后在胡同口一边一个贴墙站着，满脸藏着笑，好像马上就要逮到一只活生生的小兔子。
不一会儿，槿儿跑来了，刚转进胡同，脚底下一绊，便狠狠摔倒下去，接着背上按上了四只手。
“说，干什么去了？”
小槿儿想挣扎，哪里动弹得了。
“坏人……坏人……”
小槿儿只会骂坏人，她的姆妈经常骂阿爸是坏人。
“你才是坏人，你是坏人加坏种，你妈是大坏种，你是小坏种，你们上海一窝子都是坏种！”
二姐妹大怒，她们也常听自己的娘骂“上海一窝子坏种”，这是娘儿几个一辈子对上海的定论。
“喊俺两个姑奶奶，喊姑奶奶就饶了你！”
她们不知道这种喊法纯属乱套，只知道当姑奶奶很神气。小三妮被按得半边脸贴在地上，挤得变了形，却不肯说软话。
“不许打我！”
“就打你，这是俺的家，不许你进去！”
大妮二妮的拳头一齐擂了下去。虽然她们只比槿儿大一点点儿，但两个人哪，又都很壮实，没几下就把小三妮打得嗷嗷哭叫了。姐妹俩听到哭声感到很有成就，越发打得起劲。二妮干脆骑了上去，骑马一样前抽后打。最后两人换了个玩法儿，站起来一边一个踏住俘虏的屁股，一蹬一蹬像打拍子，快乐地唱起歌来。
“上海小三妮，打你的小腚锤……”
趴在地下的小三妮发出凄厉的哭叫。
几步外的大门紧紧关闭着，祝氏和冯氏笑嘻嘻地站在门里听。听了一阵转身走开，一边走一边高声问答。
“娘，咱们晚上吃什么？”
“拌疙瘩，你烧锅我拌面。”冯氏高声回答，又加上一些补充，“切点葱花，放上香油。喝咸的，咸的好喝。”
那一刻婆媳俩空前和谐。
胡同底的一扇门“吱呀”一声开了，四奶奶拄着拐棍一歪一歪从里面走出来。四奶奶是端木路的婶娘，属这个家族的最长一辈。她的腿年轻时候就瘸了，枣木拐棍弯弯巴巴却很光滑，抡起它来谁都能打，佘太君的龙头拐杖似的。但四奶奶很少行使这项权力，拐棍只是用来走路和吓唬晚辈。四奶奶走得很急，相当于在奔跑，因为她又听见了小三妮不成腔的哭叫。但她奔跑的速度太慢了，赶不上绵羊散步，跑到近前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两姐妹躲在胡同外挤眉弄眼，根本不惧怕这个瘸腿的老奶奶。四奶奶扶起地上的小三妮，怜惜地给她擦眼泪，拍打她满身的泥土，然后拉着她的小胳膊走到大门口，提起棍子敲门板，敲得震天响。
“小孩子打架打成这样，大人也不出来管管，都聋了吗？好歹她也是端木家的种，就不怕人家笑话？”
可是门没有开，里面的人该挖面的挖面，该抱柴的抱柴，脖子一拧一拧腚一扭一扭各干各的，没工夫搭理，忙着呢。小三妮抽抽搭搭，脸像花瓜，嘴里却还在嘟嘟囔囔地骂：
“坏人……坏人……”
“别骂了，再骂更挨揍。你这个小妮子，来这里干啥呀，这里能是你来的地方吗？赶紧走吧，到上海找你亲妈去吧。”
四奶奶边叨叨边用小棍捣地，泥地上被捣出一片圆圆的小窝。
不久之后，小三妮被她爹端木路放在自行车上从凤鸣镇带走了。
不过对于那栋老宅，端木槿还是有着一份温馨记忆的：大三妮姐姐端木春就从来不欺侮她，还会牵着她的手带她出去玩，甚至骄傲地向同学炫耀：
“这是我妹妹，你们看长得俊不？”
端木槿开始跟着爹爹在鲁西平原上跑江湖卖膏药。
端木槿喜欢打拳卖艺一词，虽有讨饭叫花之嫌，却不乏英武豪侠之气。那时人们把干这一行的叫作“跑马卖解”。鲁西人自古喜好习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然怎会出现黄巢起义、梁山好汉、白莲教造反和红灯照一众英雄呢？端木路父女如果赶上那些个朝代，肯定也投奔梁山入伙绿林去了。但现在不兴那些了，只能学病大虫薛永使枪棒卖药混饭吃，新中国初期这行当在鲁西平原上比比皆是。爷儿俩有一辆刚打完滚儿的灰驴似的破洋车子，车把上挂两只破马扎子，大梁两侧绑刀枪把子，后座垂放一只布褡子，褡裢之上是药箱子。一旦行动起来，金木相撞，关节齐鸣，长长的撑棚竹竿拖在后面，猛力摇摆啪啪作响，极似奔马在甩尾扬鞭，自有一种威武之气。端木槿就像只小小的猴蜷缩在高高的药箱之上，上午赶集，下午串乡，晚上住在路边客栈或病人家里。武师端木路从此被人称为“先生”，先生的闺女被叫作“卖膏药的小闺女”。
端木路在乡间给人看病的时候，端木槿便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那些孩子不知道她是“上海小三妮”，也就没有人会因此揍她。她又很大方，经常把爹买给她的糖疙瘩分给大家。有时只有一块，就轮流着舔。由一个人拿着，你舔一下我舔一下，舔一下吧嗒几下嘴，舔的舔吧嗒的吧嗒，一片欢乐景象。当然主要还是爬树赛跑扔石子，也杀羊羔捉迷藏，常常玩得忘了回家。便会有几个老娘儿们站在不同的地方此起彼伏地扯着嗓子高喊：
“小二小三，回家吃饭了！”
小二小三们一旦听到，便会欢快地嚷一声“回家喽——”，拔脚朝着各自的大门奔，带动得狗儿们也一路狂奔。
小槿儿也会高嚷一声“回家喽”，拔脚朝自行车奔。奔跑是孩子的天性，跑起来的感觉很兴奋。自行车就是她的家，她回家的感觉也很兴奋。
自行车毕竟没有真正的家舒服，特别是冬季的深夜更不好熬。为了能赶上远路的集会，头天夜里便必须动身。上海小三妮坐在车后座上如同坐在一个巨大的风箱里，八面都是风，很快感到了冷。冷是从脚指头开始的，大水漫灌一样从脚脖漫到了膝盖又从膝盖漫延到全身。“爹，我冷。”她哭了起来，感觉脚指头没有了，手指头没有了，耳朵鼻子都没有了，全被一只看不见的狸猫咬掉了。爹在前面说：“靠紧我。”她就使劲靠靠，其实一点儿没有靠动，早就靠得很紧了，几近僵硬的她没有能力再紧上加紧。夜是那样地黑，一颗星星没有，黑得就像人在地底下行走。风就像传说中的怪鸟一样掠过鲁西平原，所有的树梢都在怪鸟的翅膀下起伏不定，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浪。破洋车子便成了风浪中的小船，载着紧缩在一起的爷儿俩漂漂荡荡。爷儿俩用粗布包袱裹着头，但顶不了大用，就是裹了老羊皮也挡不住十二月里的寒风。端木路使劲地蹬着车轮，链条累得咔啪咔啪直响，让人担心链子会断下来。端木槿本就瘦弱的骨架更加瘦弱，但她能够做到很快就不哭了，没有人娇惯她，哼唧几声表示表示意思就行了。这也是她爹端木路喜欢她的主要原因，小小年纪很有骨气。但困意袭来了，这是比寒冷更加严重的问题，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打盹掉下车去。但还是会打盹，无论内心怎样挣扎，都挡不住瞌睡的控制。打一下盹睁一下眼，睁眼闭眼都是一样地黑，黑暗让人更加地困。有天夜里，她又像个冬瓜一样从车上滚了下去。冻透了的地面如石头一样坚硬，小三妮晕过去了。
端木路紧急停车，惊恐万状地摸着了女儿，呼叫着抱在怀里。
“妮啊，妮啊，你醒醒，你醒醒……你别吓唬爹……”
这个半辈子走南闯北不惧凶险的男人肝胆俱裂，饱经风霜的脸上簌簌滚下两行豪杰的眼泪。
如此惊心动魄了几次，爷儿俩不得不万分小心了。稍有些发困，小槿儿就在后座上哼唧起来，不停地扭动身子，那是在提醒自己也提醒爹，千万别让她睡着了。她的爹立刻在前面和她高声说起话来，并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讲的自然都是剑客侠女行侠仗义的内容，还有神佛仙家降妖捉怪的故事。端木路很擅长这一手，江湖人嘛自然讲江湖，江湖上流传的故事都跌宕起伏神鬼莫测，一讲小槿儿就不困了。最爱听的就是红线盗盒和孙二娘开店，还有济公大战十八魔。讲到后来，爹开个头儿，女儿便会抢着往下讲，还捎带着动作：快刀一挥，坏蛋的脑袋没有了；手一拍头，万丈金光射出来了，于是坏人全完蛋好人全得胜。那就不再是爹讲给她听，而是她在讲给爹听了。
当爹的在前面摇头晃脑，听得十分受用。
夕阳西下时候，父女俩如果能在某一个荒村野店安顿下来，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找一块空地，父亲一招一式地教，女儿一招一式地学。初练拳路，后练器械。月光如水，如梦如幻，刀鞭相交，铿锵有声，常引来许多人围观。见有人欣赏，小槿儿练得更加起劲，还故意拿着大刀片去吓唬边上的小孩。那些小孩被吓得尖叫着嗷嗷后退，之后又更加好奇地靠拢过来，双方相互快乐地逗引着。当然喽，小槿儿吓唬孩子除了好玩之外，更重要的是想做孙二娘或红线女那样的女侠。她太崇拜英雄侠客了，杀富济贫，大义凛然，解危救急，气壮山河，做梦都梦见手使双刀和妖魔大战。所以习武还是很认真的。但习武也是很枯燥的，一个马步要扎半天。她实在太小了，加之天生没有耐性，只爱乱玩乱动，不能循规蹈矩。一阵动作下来，便想偷工减料，扫堂腿扫半圈，旋风脚打得像鸭子上架。稍不留神被父亲瞧见了，腚上便会不客气地挨上一白蜡杆。端木路将这个从上海带来的小女儿当作掌上明珠，但教起拳脚来绝不含糊，板着脸叉着腰凶得像恶神：“要练得汗珠子满地淌，踩上去咯咯吱吱地响！”于是小槿儿就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耳朵上，时刻去捕捉地上的“咯咯吱吱”。可惜直到上了学告别了武术生涯，也没有听到过一次那种传说中的令人无限神往的声音。
卖艺人最辉煌的时刻是打场子。
大白布棚在宽敞的地方撑起来了，红缨绿绸的刀枪把子在显眼的位置竖起来了，四外八方的老乡们也围满了。端木路抱拳一周，说些“初来乍到”之类的开场白，便让女儿上场。四岁的端木槿彩衣彩裤羊角辫，往黑压压的人群中一站，简直是只刚出壳的绒毛鸡，人们需踮起脚尖仔细寻找才能瞧得见。愈瞧不见兴致愈高，有时候甚至会引得人潮涌动。其实三四岁的小妮儿能会些什么呢？无非做几个基本的抻筋动作，人模人样地踢两趟腿，然后站在那儿让父亲往脖子两侧扎长枪。扎左向右歪头，扎右向左歪头，看似明晃晃的枪头很危险，其实动作是早规定好的，仅脖子里被枪缨子蹭得有些痒痒而已。这时的端木槿在人们眼中绝对是个小英雄，自我感觉也良好，好像真的成了英雄。但接下来往往不妙，只需端木路拿着膏药在场中一亮，好多人扭头就走，好像走慢了屁股上便会被烀上一贴似的。端木路急忙高叫：“别走别走，咱还接着练玩意儿，刀里加鞭，空手对打……”人们便又站住，但身子侧立目光不定，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端木路又让女儿上场，小槿儿早没了兴致，身子拧成麻花状。端木路无奈只好自己练，扎一套长枪耍一套绳鞭，练完又亮膏药。人群里喊：“要看那个小妮儿的！”人们对刀啊枪啊不稀罕，可对那个鸡蛋壳篓大的小妮儿挺稀罕。端木路只好牵羊似的把女儿牵到中间，附耳小声道：“乖儿，咱晌午的饭钱还没有哩。”小槿儿就哭了，哭得像又挨了大妮二妮的揍。哭着也就开练了，发狠地练，旋风脚打得啪啪响，恨不能把每个人都踢上几脚。那时候，不知毛衣为何物，再冷的天脱了棉袄就是单褂，一顿饭的工夫穿脱两次，冻得两碗胡辣汤暖和不过来。每当这时，人们反倒不急于散场了，有递冰糖葫芦的，有递热包子的，还有想摸摸她羊角辫的。她一概不理，包子再香也不接，冰糖葫芦再馋也不要。小嘴紧抿，心中充满了愤恨：不吃你们的，都是坏人！
端木路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这个小闺女长大了不是能混江湖的人，忒直耿，忒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