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张海老婆又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男子。苏桂英朝男子上上下下地打量，像打量新进的货物。男子三十岁左右，还算年轻，个子高高，五官也端正。只是神态紧张，坐在那里努力地往脸上堆着笑，两只手动来动去不知往哪儿摆放，很羞涩很拘谨的样子。

张海老婆得意地朝老板娘摆动着手势，像展示一件物品。

“人带来了，侬看看勿错吧，我讲勿错就勿错。”

此时的苏桂英一反平日里对客人谄笑讨好的模样，摆出一副真正的老板架势，严肃认真且直截了当。

“侬做啥个工作？”

“我在酒店里做厨师，阿姨。”

“刀工啊还是火工？”

“刀工，阿姨。”

“工作几年了？”

“八年了，阿姨。”

“一个月拿多少工钿？”

“三十五块，阿姨。”

男人小心地回答着，每句都毕恭毕敬地叫一声“阿姨”。

“也算可以。”老板娘又问，“家里还有啥人？”

“爷娘，还有两个妹妹。”说完，男人又赶快补充，“哦，他们不用我的钞票，我爸爸妈妈都有工作。”

“房子有没有？”

“房子有的，三十四个平方，可以隔开来的，阿姨。”

张海老婆插话说：“三十四个平方蛮大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女儿早晚要出嫁的。怎么样，让他们见见面？”

老板娘似乎比较满意，这一阵阿姨也叫得她飘飘然。平时都是她恭维别人，难得享受别人的恭维，她点了点头。

大人们在烟纸店里进行这番交谈的时候，端木槿正在马路上追逐纱团。纱团是从一辆大卡车上掉落下来的，飘飘扬扬好几个，每个都有篮球那么大。卡车上拉着满满的五颜六色的棉纱，属某个纱厂的废品。那时的卡车没有任何遮盖措施，拿几根绳子随便一拦。小件物什拦不住，便一路飞洒。中山北路上经常有这种类似洒水车似的废品车，特别是花圈。附近有座火葬场，从火葬场开回的车斗里放着许多花圈。那时的花圈一次性使用，没有回收一说，硕大的花朵便一路飘洒，像天女散花。这让端木槿好生心疼，多好的纸张多美丽的颜色，都是上好的皱纸做成的，鲜艳得像真花。在鲁西别说使用，看都看不到，可是中山北路的马路边上却飘飞着一堆又一堆，成为环卫工人很大的负担。母亲会让端木槿去捡，捡回来一片片展开叠好，上马桶用。这也是端木槿不太情愿干的事情之一，好看归好看，但从火葬场拉回来的，用它揩屁股会想起那些直挺挺硬邦邦的死人。柜台的玻璃橱子里有着一摞摞整齐的黄纸，上海人叫“草纸”，清水把这种用途的纸叫“擦腚纸”。但烟纸店的人很少用它，基本上都用捡来的花圈纸。这让端木槿想起课本上的“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编凉席的睡光床”。卖草纸的却连草纸都用不上，她不明白新社会也有这种逻辑。但如果花圈纸真的还有用途，就应该拾金不昧，哪怕送到废品站，也能为国家节省资源。发扬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嘛，在清水的大街小巷里，破鞋底破鞋帮都有人吆喝着回收呢。

这种优秀少年队员应该有的思想品质在特殊情况下倒被她自己破坏了，比如眼下去追逐纱团。

她急需一根腰带。她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腰带，从小到大全是系布条，裁缝店里讨来的。但真正的好布条裁缝店不会送人，可以另做他用。现在腰间的这根布条已经系了两年，由粗变细由细变断，每断一次就打一个结，每打一个结就想起“结绳记事”这个词语。而今它已经不是布条而是蒜辫了，多一个结也打不上，使劲喘气都不敢，打喷嚏的时候先两手把腰掐住，免得当众出丑。所以看到那些个飘然而飞的纱团时她眼前一亮，腰带有了！

南泥湾精神能让人产生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纱团极轻，气球一样连滚带飘。眼看就要扑到手，却又飘飘地飞走了。马路上有着许多的风，一辆黄鱼车就能带动纱团滚上几滚。但她是谁呀，从小练武身手敏捷的端木槿啊，在车水马龙中兔起鹘落逮住了一个。接下来连续作战在大约五十米长的战线上扑住了四个，喜滋滋地抱在怀里像抱回了传说中的彩球。回家的时候正赶上张海老婆领着那个男人出门，男人坚持着他的固有礼貌，站在门口连说“阿姨再会，阿姨再会”，走了好远还要回头“再会再会”。

纱团捡回来才知道为什么这么轻，是一种没有合股的纱坯，被爆花机爆过似的膨松。五颜六色看上去很美丽，但纱丝比头发还细，每根不过两三尺，用“一团乱麻”形容再恰切不过。不知道是怎样混合而成的，但必须把乱麻一根根整理出来连结成线再合股成绳。她坐在阁楼上，用指甲盖把一根根或长或短的纱丝解放出来，分开五色绕成松软的球，然后十几个球合在一起，逐遍加粗，最后才把很多根纱缕辫辫子一样辫在一起。她快乐地做着这件事情，全神贯注，女孩儿嘛，都喜欢色彩和柔软。这项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了三天，没有丢弃一根纱，好容易捡来的，多一根就多一分力量。最后使劲扯扯，结实着呢，拉地排车当绊带都没问题。她十分满意自己的作品，扁平的辫子形状，如果还在学校，可以直接当作彩带勒在头上表演节目了。嘻嘻，手巧着呢。

这时，楼下发生了愈来愈激烈的争吵，是母亲和二姐。

“人家同意侬为啥不同意？侬是资本家大小姐吗？”

——她的母亲。

“人家同意我为啥就得同意？人家是人我也是人！”

——她的二姐。

其实两人的吵架早就开始了，现在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人家有工作有钞票，侬有啥资格？”

“你就知道钞票钞票，你从来没有想过女儿们的幸福！”

端木卉带出了哭声。

“没有钞票你们去喝西北风？你们是吃大米白饭长大的不是喝自来水长大的，没有钞票自来水也喝不到一口！”

苏桂英两手掐腰，嘴角泛出了两朵白色的泡沫。

“你把大姐逼走了，又来逼我，你是不是我们的亲妈？天下没有你这样的亲妈！”

端木卉的手直直地指向了她的妈。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给你们找一个太平享福的地方，如果你有本领，为什么不去自己挣钞票？”

一阵搪瓷面盆与柜台的撞击声，苏桂英摔的，如战鼓咚咚。端木槿不得不下了楼，眼睁睁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现在是新社会不能卖人，你晓不晓得你在犯法？”

“我又没有卖你，你都二十一岁了，十八岁就能结婚，国家婚姻法允许的，你以为我是文盲？”

苏桂英现在真的不是文盲了，解放后政府成立扫盲速成班，跟着学了一阵，已经达到能够看报纸的水平。

“可我不愿意，我一辈子不嫁人也不嫁个瘌痢头！”

端木卉满面泪水，愤怒得似要拼命。

端木槿猛然想起张海老婆带来的那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簇新的蓝帽子。上海人是不戴帽子的，除非工厂里的鸭舌帽。怪不得又有工钿又有房，相貌也不错的一个人，对破烟纸店的老板娘还那么恭敬。

“瘌痢头怎么啦？癞痢头不影响领工资不影响生孩子。你瞧瞧咱们这个家，你还想嫁个摩登小开吗？再说，只有一点儿秃顶，又不是没有一根头发。”

老板娘极力为癞痢头辩护。

“这个家都是被你害的，你从来没有把女儿当过人，只有两个儿子才是你的心肝宝贝！”

端木宝下班回来了，刚好听见二姐最后一句话。

“儿子怎么啦？儿子又没抢你的饭碗。”端木宝不高兴了，“你读书还读到初中呢，我小学毕业就做工去了，我哪点儿比你好？”

母亲苏桂英终于大哭起来，“造孽啊，生了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难为人啊，你们为什么不去山东找你们阿爸？你们要气死我啊……”

端木卉一句不让：“是你们欺侮我们，你气走了阿爸，又要卖女儿供养你的儿子，我们也是人，我们就只能被你卖吗？”

端木宝发怒了：“侬不要瞎讲八讲，再瞎讲八讲小心我打侬！”

“你打，你打，你肚皮最大，吃得最多，这个家都被你吃光了！”

端木宝虽然不像小时候那样蛮横霸道，但生了气还是会用拳头说话的，一拳就打过去了。端木卉出手还击，烟纸店里顿时硝烟弥漫，柜台都被打移位了，端木卉终于号啕了。

“侬是晚爷啊，要侬来打我，侬妈妈逼我，侬打我，这个家就是地狱，我不要待了……”

战败的端木卉掩面而去，消失在马路的滚滚尘埃里。

端木槿拿着五彩的腰带呆呆地站在角落，这里没有她说话的份儿。而且，即便出手帮助二姐，也没有多大的胜算，霸王端木宝实在太强大了。

端木槿在烟纸店里越发待不住，白天也百无聊赖地四处游荡，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尽管二姐拿煤油浇过她的头，但她还是倾向二姐的，因为都是被烟纸店卖过的女儿。当这件事被二姐再一次证实之后，她情感的小船驶离这个家更远了，远得不属于一个航道。她不知道126号里还有多少她不知道的事情，只知道这个家是片三年不曾下雨的土地，龟裂得五叉八瓣，谁和谁都连不到一起。大姐走了，二姐也走了，她倒回来了，她干吗来了？她不知道。

脑瓜里一团乱麻，比捡来的纱团还乱。

但是，十三岁的少女还是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一旦走出中山北路就会暂时忘掉一切。她本就是个快乐而爱动的少年，大上海又有着那么多好看好玩的地方。譬如看到一爿五光十色的绸布庄，看到一家琳琅满目的新华书店，或者一块摆放着外国模特的橱窗，都会让她流连忘返欣赏半天。

某天，游荡到苏州河上的上海大厦来了。上海大厦太伟大了，远远地就看到了。就像站在凤鸣中学远远地看到了水泊梁山，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楼顶高得挡住了太阳，端木槿一路连蹦带跳地蹿到了跟前，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高。可是跑到近前却发现反而看不到最高处了，于是又跑开去。跑开一段还是看不到，再跑开一段。终于看到了，二十四层，是不是中国的最高？大概是的。人站在那儿，感觉自己渺小得像只蚂蚁。不知哪来的风，刮得人几乎飘了起来，就像身处高山峡谷的气流之中。怪不得上海人把外地人叫作“乡下人”，仅凭这座摩天大楼就足以让他们傲视世界。敬爱的李印堂老师经常这样教导学生：建筑是科学的艺术，是土木工程、建筑设计、力学和美术的总和，所以建筑事业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并说过端木槿将来很适合做一名建筑设计师，她的创造性和美感都非常地好。因了这句话，她在遇到有关建筑问题的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从设计角度去进行考虑。而今面对如此宏伟的大楼，当然怎么看都看不够。突然又异想天开地想走进去，看看里面是如何地富丽堂皇。可是走到大门那儿根本不敢进，有人笔直地挺立站岗，面目严肃得和石墙一个模样，威严又气派。来自鲁西的小女孩终于胆怯起来，这儿不是清水的戏院，等不来看煞场戏的机会，也没见过这等阵势。便不敢稍做停留，多瞧一眼就像要偷人家东西会被逮住似的，只能快步开溜了。

那天，她还上了外白渡桥。外白渡桥真长啊，原以为要从高耸入云的穹形铁架子上走过去呢，走近了才明白道路就在铁架子里面，还平整得很。那么这个巨大的铁架子在上面罩着是起什么作用的呢？未来的工程建筑师皱着眉头半天没有想清楚，想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大概还需要再读十年以上的书。从外白渡桥看外滩是不错的角度，感觉就像看电影。那么多雄伟的延绵不断的高楼，呈一个大大的弧形拥抱着黄浦江。有哥特式的尖顶，有古希腊式的穹窿，有巴洛克式的廊柱，还有西班牙式的阳台，形形色色如同外国风光片。路上穿梭不断着各种各样的汽车，江面上游弋着各种各样的船只，有的像高楼，有的像鳄鱼，还有一只小船嗖嗖地从桥底几乎是一窜而过，激起哗哗的白浪。这才知道课本上的小船是如何“像箭一样钻进白洋淀里去了”，但那上面并没有人划桨呀，不知那是什么船。一切太新鲜太震撼太有魅力了，让山东来的小侉子就像去了一趟美国。呸呸，去美国干什么，那是反动的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于是她在心里把家乡又重新划归到上海来了，她不是鲁西人，她是上海人。上海是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上海人民是最值得骄傲的人民。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开始慢慢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还贪婪地看着两旁的景观。有轨电车和电影上一模一样，一车两节上面吊着小辫。不，应该说电影上和这儿一模一样，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拍出来。真是高楼大厦五光十色啊，多日的烦恼都忘在了脑后，饿着肚子也兴致勃勃。又是一家小饰品店，挂满了女孩子戴的插的摆的放的小物件，应有尽有美轮美奂，简直阿里巴巴进了宝库，两只眼睛不够使唤，只差高喊一句“芝麻开门”。看了半天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来，什么也买不起，虽然一只漂亮的发卡只需三分钱。又开始往回走，无意间扫了一眼马路对面，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母亲。母亲夹着一个小包袱在马路对面匆匆地走。她真的饿了，说不定母亲一高兴能给她买碗阳春面呢。阳春面叫得好听，其实就是北方的清汤面，上海最廉价的食品。刚要开口喊，来了一部电车，电车过去母亲不见了。她蹿过去找了两家店铺都没有找到，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工夫，走不远的。又是一家店，有着与众不同的黑色大门，门旁有个大大的“當”字，繁体。什么意思？似乎在哪里见过。但那阵顾不得多想，探头一瞧，里面有个带防护栏的柜台，柜台很高，人站在那里只能冒出脖子以上，她的母亲就高高地站在上面和人家说着什么。她高兴极了，先不去打扰，候在一旁等着。母亲从包袱里拿出一件好像很华丽的衣物，捧着衣物看了又看，一副极不舍的样子，然后从小窗口递进去。里边的人便两手高举着把衣物抖搂开来，是件五彩的丝织棉袄。

“五块钱！”里面的人高声喊。

母亲说：“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儿？做的时候十块雪白的银元呢。”

那人说：“五块已经不少了，如果不是老顾客，这些钱也没有。”

“这可是正宗的苏州织绣呀。”

“十年的丝绸不如草，你这衣服有十五年以上了吧？什么绣也不值钱了。”

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端木槿突然明白，这是当铺啊，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中写到过的。少年鲁迅奔波在当铺和药铺之间，为重病的父亲筹钱，每读到这段文字都十分心酸。这事情发生到他们家来了？可现在是新社会啊，新社会也有当铺？她不敢相信，但她的母亲就在高高的柜台前当着衣裳，也许是她最后一件值钱的衣裳。

母亲开始回转了，端木槿下意识地躲到一旁，似乎窥见了母亲一件不能让人知晓的坏事。其实不用躲，母亲只顾低头数钱根本不顾其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暂停了一下，把钱往最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掖放，动作笨拙得如乡间最贫穷的妇人。

母亲在门口消失了。

端木槿呆住了，突然觉得母亲是那么地可怜。母亲穿着不知几十年了的旧棉袄，盖着只有表没有里的破被子——来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看到的那床奇怪的棉絮，却把最好的衣服送进了当铺。她没有自己偷着吃也没有自己偷着穿，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儿女，可是儿女们却一个也不领情。

那天晚上，他们家终于吃上了真正的大米饭。端木家的两个儿子忙不迭地往嘴里扒拉，恨不得把碗也一块儿装进肚子。柜台上很快响起“咔叽咔叽”刮锅底的声音，好像还是没有吃饱。上海人和鲁西人一样，肚子都成了无底洞。唯有端木槿捧着碗难以下咽，嚼着米粒就像嚼着母亲的苏州织绣，嚼也嚼不动。

从此，端木槿再也没有兴趣去看上海大厦，也再不去登临外白渡桥，好像上海大厦和外白渡桥上都有着一个大大的“當”字，黑色，繁体。

端木卉回来了。

谁也不知道这几天端木卉去了哪里，没有人提及，好像这个家没有这个人。端木槿想，自己离家十年，这个家肯定也是这样没有人提及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端木卉进门朝谁都不打招呼，绷着一张脸没有任何表情直接上了阁楼，似乎是烟纸店里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她。很快又从楼上下来，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布包，大概是她全部的衣物。

“把我的粮票给我。”

她站在柜台前用冰冷的声音说，眼睛并不看向母亲。

柜台里的母亲抬头用眼白看了看她。

“什么粮票？”

“我的粮票。”

端木卉把眼睛转过来，一副讨债的模样。

“没有，这个家里没有你的东西。”

母亲把头掉开了。

“那是国家给我的粮票，不是你的！”

“连你都是我生的！”

“你生的我我也是国家公民，有吃饭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

“要吃就在126号里吃，跑到外面我概不负责。”

“我不要你负责，你也没有对我负过责。我不吃你的饭，只要属于我的粮票！”

端木卉声嘶力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又僵持了几分钟，苏桂英终于撩开衣襟，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珍贵的粮票纸，用很快的速度撕下一溜，重重拍到柜台上。

“喏，给侬。这个季度的，一两不少！”

粮票是按季度发放的，现在已经是第四季度，统共没有剩下几斤。

“工业券和其他证券暂时不要了，算送给你们，布票我要。”

端木卉抓过粮票继续说。

“今年的布票没有了，明年的还没有发。”

苏桂英没有好气地回答。

“明年我的东西都要交给我，我不要你们的，你们也不要占我的便宜！”

端木卉撂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板娘气得面孔发青。

“我怎么生了这么一群儿女，作孽呀，作孽！”

端木槿脸色通红，她也是母亲的儿女之一。她远不及二姐把事情想得那么深刻那么全面，但有个问题令她思忖：我虽然还没有获得公民的资格，但也是新中国的人啊，我吃饭的权利哪里去了？我吃饭的权利在鲁西，这个家早就没有我这个人了，我不是上海人，我还是鲁西的一个小闺女。

张海的老婆又来了烟纸店，端木槿不想理她，二姐的事情和这个垃圾女人直接有关，这就是个骑着扫帚把的老巫婆。看到她在门外竖扫帚，就起身到马路对面大钟表底下的糕点店去了。虽然买不起任何糕点，但闻闻奶油糖果的香味是免费的。回来的时候那女人还没有走，看到端木槿便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又低声嘀咕了几句才拖着扫帚离去。苏桂英似乎有些怔怔的，心不在焉地把好菜叶子扔进了垃圾篓而把烂菜根子放进了洗菜盆。接下来一连两天没有多说话，每天要骂上几遍二女儿的事情也忘了。家中出奇地安静，好像从来都是个和平宁静的地方。百无聊赖的端木槿只能爬到阁楼上看书，书包里的书都快全部背下来了。躺得头痛脑胀再也躺不下去的时候就爬起来，坐到门口怅望着光亮的马路，好像在期待着奇迹发生，又明明知道不会有奇迹发生。她早已不去思考这条马路应该如何建设的问题，也习惯了坐马桶，不坐马桶又有什么办法？

“你进来。”

母亲在里面唤她，声音怪怪的，连叫两遍端木槿都不知唤谁，直到母亲不得不提高了声音。

“进来呀，三丫头，听见没有？进来妈和你说个事。”

端木槿进去了，母亲望着她却又不吭声了。母亲苏桂英是个刚强的女人，此时眼里却透着无限的哀愁。她真的后悔了，不该让小女儿回来。当时看到那封信，只想着女儿在山东可怜，而且可以狠狠地报复一下那个坏人，没想到反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妈真的没有办法了。”

端木槿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也不用说。她知道母亲又和好几个小姐妹调换了粮票，下个月的粮票只剩了一半。今天中午吃的是菜饭，菜多米少。如果哥哥知道捡的是小菜场地下的烂菜叶，说不定把柜台都要敲烂了。

苏桂英下了最后决心似的，把女儿拉到跟前，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慈爱和温和，艰难地开了口。

“三丫头，咱们家实在养不起你了，要么你还是回山东去吧。”

端木槿一步退了开去，惊悚得变了脸形。

“我不回去！”

“不是妈不要你，妈没有米给你吃了啊。”

“我不吃你们的米，我去要饭！”

她把“你们”咬得很重，心中早就分开了“我”和“你们”。

“回山东总比要饭强吧，你爹也来过信了，说让你回去。只要你回去，他还会好好地待你。”

“我没有爹！”

端木槿泪崩了，呼哧呼哧大喘，像被射中了一万支利箭，支支扎在心窝上。她想有个家，想上学，更想吃饭，可是她没有爹。她像只受伤的野兽那样直想打着滚儿号叫一阵，可是咬紧了牙齿，把撕天裂地的哭号硬憋进胸腔。那一刻她清醒地知道，上海中山北路126号不是她的家，不是她的家就不能哭。同时，宁可饿死，也不回山东，山东更不是她的家！

有血珠从唇上滴下来，殷红殷红，随着一声声压抑的抽泣，滴在衣襟上，又在衣襟上慢慢滚出一道血痕。她的母亲望着那滴血，吸了一下鼻子，两泪汪汪起来。

“你不要这样，咱们再另外想办法。”

端木槿把脸掉转开去，她对她的娘已经没有了半点信心。如果她在126号也有粮票，也会和二姐一样讨要了粮票走人。

烟纸店出现了久久的沉默，紧张而难堪。

她的娘还是又开口说话了。

“有个地方，离上海不远，坐火车一个半小时，能收留你，你愿意去吗？”

“可以上学吗？”

她倏地转回了身，眼中燃起希望的火苗。

“上学肯定不行，那里是农村。但是有米吃有房住，还有鱼有虾。”

火苗熄灭了，头也垂下了。

“去那里干什么？”

“种田呗。”

“和那里是亲戚吗？”

“……算是吧。”

“什么亲戚？”

“……人家想收你做女儿。”

“他们家没有女孩？”

“可能没有。”

“什么叫作可能没有？”

端木槿抬头直视着她的母亲，想起那个黑色的店门。她的母亲不会把她也典当出去吧？可是当铺是不收活人的。

“大概人家想再抱养一个女孩吧。”

“我都这么大了，还会有人家抱养？”

毕竟心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她本能地戒备着。

“有好几个上海小姑娘都去那里了，回来说蛮好的，只是干活有些累。累了就回来歇几天，反正离着不远。”

母亲不接她的话茬，只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还可以回来？有节假日？”

她好奇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泪。

“可能，可能有吧，这点不太清楚，但是有米吃有房住是清楚的。”

母亲说得磕磕巴巴，看得出有些矛盾，既想让女儿走又不太痛快。

“就是说去做工？可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有童工。”

这个规定端木槿知道，政治课本上有。尽管她极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去换饭吃，但新中国的少年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所以，所以，人家叫作收养女儿，不是让你去做工。”

母亲似乎有些慌乱，母女俩一时陷入沉默，都在飞速地猜测着对方的心思。隔了好久，苏桂英又说话了，不再是商量，而是决定。

“待在上海不行了，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即使把户口迁来也落不下，上海的政策只许出不许进。你又不愿回山东，就只能去那个地方了。不然，一家人都过不下去。”

端木槿低头不语。她听出来了，母亲希望她赶快离开，不管去哪里。这是一道很坚决的逐客令，凤鸣中学的优秀学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恰切的词汇：寄人篱下。

“那个地方叫什么？”

她闷声问。

“横塘，在浙江。”

端木槿想遍所有学过的地理知识，没有想起横塘这个地方。

第二天上午，端木槿提着铅皮桶去买煤球，路上竟遇到了二姐。端木卉看上去有些憔悴，两只臂膊上都戴着高高的袖套。挎着一只盛满各种菜品的竹篮，还提着一条金色的大黄花鱼，整个儿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看到三妹并没有多少激动，好像只是个有点认识的人。

“二姐，”端木槿却悲从中来，“你到哪里去了？”

“我工作去了。”

“什么工作？我能做吗？”端木槿眼前一亮，心中还是希望能够留在上海，来到这里多不容易啊，跟着二姐也行啊，毕竟是她的亲姐。

“你不能做，你还小。”

二姐的话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急迫得似乎多说几个字的时间也没有。但看着妹妹求救似的眼睛，还是放下了篮子，伸出手去抚摸妹妹的头和脸。妹妹的脸比来时黄瘦了许多，眼里有着不尽的忧愁。这种忧愁她十分明白，126号里的女孩都难逃噩运。她无声地叹了口气，一只手插进衣袋，似乎想掏点什么出来，可是什么也没有掏出来，衣袋是空瘪的。

不过，仅仅这么轻轻一下抚摸，端木槿却感到有股温热的东西从姐姐的手底下传送过来，一直暖进心窝，这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她捉住了姐姐的那只手，紧紧攥着，发现几天的时间姐姐原本白嫩的手粗糙了。

端木卉叹息一声：“你呀……你不应该到上海来。”

端木槿无语，眼里溢满了泪水。

“既然来了也没有办法了，顺其自然吧。我还有事，不能和你多说了，你自己要当心。”

端木卉挣脱了妹妹，挎起篮子匆匆走了。那只篮子看上去很沉重，把腰坠得大幅度侧弯，两根粗大的辫子在空中一甩一甩。

“你自己要当心”这句话，成为二姐端木卉唯一能够对妹妹表示的关爱，直到老迈之年。

端木槿追过去几步，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对姐姐说，想想又没有什么可说。姐姐帮不了她，姐姐自己就够困难的了。她郁闷地拎起了铅皮桶，铅皮桶里只有七斤煤球。那种光光圆圆比汤圆大不了多少的黑色煤球，连十斤都买不起，烟纸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端木槿拎着往回走，一路没有抬头。

后来，知道二姐给人家做“娘姨”去了。

上海人真滑稽，把女性用人叫作“娘姨”。反过来不就成了“姨娘”吗？外地人搞不明白这些，所以外地人是“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