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重印版序

在我写的所有的书中，本书在我心里与长期居住在希腊的身体和情感体验的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为愉悦。我的亚历山大传记的写作始于马其顿，但是后来前往了东方；我关于萨福的小说《阿芙洛狄忒的欢笑》（The Laughter of Aphrodite）的写作从未真正脱离莱斯沃斯岛的魔幻氛围。但是，希波战争史的写作在我心中将永远与对雅典、法勒隆、比雷埃夫斯、埃吉纳、萨拉米斯、马拉松、温泉关、普拉提亚、德尔斐、基塞龙山、科林斯、坦佩峡谷、卡里德罗莫斯的山间小路、科林斯地峡，以及伯罗奔尼撒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徒步探索。我曾经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的原址上讲授这两场战役，自己感到很愉快，学生们也是如此（我希望如此）；他们肯定很享受去马拉松的郊游，我和罗宾·伯恩（Robin Burn，他在战役如何发生的问题上与我观点迥异）在郊游中持续辩论——希望也能对学生们有益——从斯科尼亚（Schoinià）海滩到索罗斯（Soros）争论了一路。在早春花开时节或者9月末的金秋时节（希腊人称之为“圣德米特里乌斯的小夏”），我进入阿提卡进行地理探索，并因艾伦·伯格霍尔德（Alan Boegehold）、C. W. J. 艾略特（C. W. J. Eliot）和吉恩·范德普尔（Gene Vanderpool）等这些知识渊博的朋友们的相伴而收获更丰。凯文·安德鲁斯（Kevin Andrews）总是在他那栋位于卢奇安街顶端的又大又破的老房子（早已被拆除，为注定要修建的高楼大厦腾了地方）里谈论希腊古代和现代的政治（大部分情况下，这两者无法区分）。我在研读埃斯库罗斯、品达、荷马和希罗多德的时候，也穿插着阅读卡瓦菲斯（Cavafy）、塞菲里斯（Seferis）、埃里蒂斯（Elytis）、西凯里阿诺斯（Sikelianὸs）等现代希腊作家的作品。过去与现在以一种里佐斯（Ritsos，这位诗人我那时尚未发现）曾用非常独特和有力的语句描述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当我开始研究希腊诸邦与波斯帝国的对抗的时候，上述这些影响就不可避免会发挥作用。回头看25年前，我发现《萨拉米斯之年》（The Year of Salamis，本书第一版的书名）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实地考察出来的书，充满了阳光和大海、石灰岩风景、筋疲力尽后的汗水，同时充盈心中的还有至关重要的希腊山川河流，它们遍布各地，亘古未变。但是，它也涉及另外一些因素。在我做研究并将其写下来的时候，希腊正从上校独裁统治的第三年进入第四年：飞腾凤凰的符号遍地都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难看出它要结束的迹象。我通常主张——后来事实证明非常有预见性——我们应该祈祷出现经济衰退，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更迅速和更有效地直接伤害到僭主（tyrannos，毕竟，他的成功依赖大发福利）统治的根基。这个观点受到很多古典学家的嘲笑，他们觉得经济论据既显得可疑（马克思主义的证据？）又不可救药地粗俗；但是，它完全适用于我对庇西特拉图僭政的解释。

我认为，出于很显然的原因，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更倾向于接受一个基本上出自希罗多德的看法，即这是一场由法治下的自由（eleutheria, isonomia）激烈反抗东方专制主义的斗争。实际上，自1970年以来，对这一主题之态度发生的主要变化就是希腊人涌现出了“蛮族他者”（the Barbarian Other）的修辞和宣传工具，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自我定义。1关于波斯帝国的世界，我们现在了解的比过去更多（尽管那些知识对理解希波战争没有多少影响），而长期的文化多元主义灌输也迫使我们谨慎对待希腊人肇始于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兴盛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的“反蛮族”宣传。然而，即使如此，希罗多德仍然喜欢像夸赞希腊人那样夸赞波斯人或埃及人（因为这个习惯，他被普鲁塔克在一篇著名的恶毒文章中严厉批评过：参见Bowen），而且就波斯与西方交往的大多数事件而言，他也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证人。更进一步说，即便涉及那些可以用波斯材料（大部分是碑铭）来验证他的记载的场合，他也表现出了可靠的准确性，实际上，有时候他的记载符合波斯的官方记录（Martorelli; Lewis ap. Burn 1984, 599; Dandamaev 1985）。

的确，过去25年里，对任何一个想要撰写希波战争史（或者像我一样，打算修订更早之前的叙事）的历史学家来说，最有价值的工作可能主要位于两个领域中：一般意义上的波斯帝国研究和希罗多德作品的注疏。即使人们关于“事件”的叙述基本不受近来大量的伊朗研究作品（例如，由Heleena Sancisi-Weerdenburg组织的《波斯帝国史》［Achaemenid History］系列工作坊或者Briant-Herrenschmidt举办的《波斯帝国的贡赋》［Le tribut dans l’empire perse］学术会议的出版物）2的影响，但这些作品关于波斯帝国社会、宗教、帝国管理、财政政策、总体经济状况的揭示，也会给人们认识过去不确定或者潜在的模糊动机提供很多启发。爱奥尼亚叛乱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大流士的财政政策及其向欧洲的扩张给爱奥尼亚人带来的经济压力变得更清楚了，大流士抢走了他们利润丰厚的市场（Murray, 477—80）。我们也更加了解爱奥尼亚人与波斯贵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互相同情（Austin, 289—306; Murray, ibid.），这一点更有意思，这在爱琴海历史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一直没有人描述过。任何曾经在冷战期间抓捕间谍的人都很容易想到，“投靠波斯”这种行为要比原来以为的更暧昧也更微妙（Arnush; Gillis; Graf 1979 and 1984; Holladay; Jouanna; Wolski 1971 and 1973）。

在希罗多德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套蔚为大观的意大利语作品——文本考订、平行翻译、充分的资料和评注、丰富的参考文献、每一卷原著都对应着一大卷研究作品——由米兰的蒙达多里（Mondadori of Milan）3出版。阿戈斯蒂诺·马萨拉吉亚（Agostino Masaracchia）评注的第8卷和第9卷首先分别在1977年和1978年出版（1990年，第8卷出了第二版）。之后，大卫·阿舍里（David Asheri）评注的第1卷在1988年出版，第2—5卷也不定期地间隔出版（1989—1994年）。（克里斯多斯·锡达斯［Christos Xydas］用现代希腊语评注的第5卷也在1991年出版。）对希波战争史的研究者们来说，不幸的是，最为重要的第6卷（Nenci）和第7卷（Lombardo）仍未出版。在英语世界，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作品，最新的希罗多德评注仍然还是豪和威尔斯（How and Wells）的作品（1912年）。的确，正如A. W. 戈姆（A. W. Gomme）很久以前曾指出的那样（Boedeker 1987, 5），“与大多数作家相比，希罗多德更多是用来阅读的，而不是谈资”。4难道这就是沃特斯（Waters）抱怨的原因吗？10年前，他曾在一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并不完全成功的作品的开头（Waters 1985, Foreword）说过，“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关于希罗多德没有出版过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我认为，时间比他说的还要长得多），“就是那种可以让普通读者看懂并能帮助他们理解和欣赏《历史》蕴含的广博内容和巨大成就的作品”。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关于希罗多德的学术生产从未衰竭过，成果却多半是关于特别细节的。细节，细节：尽管并未做到总览全局，自从这本书开始写作以来，我还是断断续续了解到大量关于希罗多德和几乎遍及希波战争每一个层面的作品。现在，我（Boedeker, 185 ff.）非常警惕地注意着古典作品的潜台词，尤其是研究叛变的斯巴达国王的时候。我总是怀疑，在很大程度上，为雅典提供关于帝国主义扩张的一种令人不适的真实教训至少是《历史》的第二功能，这种想法现在得到了加强（Raaflaub, 221 ff.）。但是，当我最后写完本书之后，我看不出我的基本结论有多大变化。或许，我还应该再多花些时间来思考，肯定要审视更多的文献。但是，就重大问题来说，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新材料或新文章足以颠覆现有的看法。

举一个很明显和很重要的例子：到1970年，时人提出的很多观点（Lewis 1961特别有说服力，尤其是关于很能说明问题的拟古体文字）使我明白了一个问题，所谓的《地米斯托克利法令》（Themistocles Decree）仍然保存着该法令在公元前480年6月颁布时的核心内容，尽管公元前3世纪的文本已经编辑、遗漏、修订和更新了很多次要内容。5但是，很多学者还是想要论证，《地米斯托克利法令》只是精心伪造的赝品而已，以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时间要么是公元前357—前355年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要么是抵抗马其顿的腓力的战争，要么是公元前323/322年抵抗安提帕特（Antipater）的拉米亚战争（Lamian War）期间。为宣传目的而制作如此详细的一份古物文献就已经很不大可能了（而且是在急需陆上防御之地呼吁发起海战），更别说人们普遍忽略了造假者如此做的技术和原因。有人指出，人们假定希罗多德与《地米斯托克利法令》之间存在的分歧就是作伪的证据，上述疏忽就更加明显了。事实上，这恰恰是最有说服力的相反证据：造假者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尤其是作为没有想象力的人——这是沉溺于造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他们主要的信息源不一致而引发怀疑。6

关于法令真伪的持久争论使一个问题越来越明晰，那就是坚定的信念已经代替了逻辑（这种现象在学术中属于常见，超过人们倾向于认为的频率）。或许，这就是近年来没有多少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1971年之后（这一年还出现了另一种主张法令乃公元前4世纪反马其顿宣传的观点，这次的提出者是普莱斯提亚尼［Prestianni］），出现了非常沉默的10年，只有罗伯特森（Robertson, 1976）提出一个打击面很宽的观点，即断定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是最大的造假者，从公元前375年到前368年，他们不仅伪造了《地米斯托克利法令》，也另外伪造了《普拉提亚誓言和盟约》（Oath and Covenant of Plataea）、《节庆法令》（Festival Decree）、《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埃弗比团誓言》（Ephebic Oath）以及伯里克利的《公民大会法令》（Congress Decree）。伪造这么多法令是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何造假者宁愿发明不存在的东西也不愿提起过去真实存在的法令呢？人们从未正面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到了1982年，罗伯特森至少（终于）承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1982, 30）：“在公元前380年左右，就像在公元前4世纪的任何一年，在聆听简短的法令时，听众不可能有耐心辨别其中非常古旧的关于雅典海上霸权的细节。”但是，他并未放弃自己的观点，而只是跑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对古物有耐心的听众，将托勒密王朝的菲拉德尔福斯（Ptolemy Philadelphos）推了出来，但是，尽管后者拥有海上霸权，但作为亚历山大的资深将军之子，不太可能去仿造200多年前雅典做出的战时部署。拉曾比（J. F. Lazenby）承认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但还是在1933年写道（102 n. 4）：“在我看来，这实质上证明法令不是真实的。”果真如此吗？就这个问题而言（尽管我们在基本年代顺序上有分歧），我发现哈蒙德（Hammond）关于法令真实性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他对造假者的心理有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解。7

我觉得，搜寻对《萨拉米斯之年》一书的学术评论，看看他们如何评价我在更年轻、更鲁莽、更不职业的时候的作品，这是培养谦逊之态度而急需的一课。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而且并不总是符合我的期待。8尽管可能也觉得我的作品很好读，爱德华·威尔（Edouard Will，这是一位作品得到我最高敬意的历史学家）仍然建议读者“从一开始就放弃阅读所有卖弄学问的地方”，我一直记得这个警告，因为卖弄学问不仅意味着“迂腐”（我敢肯定这是威尔的原意），而且也意味着“无教养的行为”“粗野的行为”。在讨好般地说已经烦透了战略战术内容之后，威尔继续——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批评我把小说创作才能错误地用在了职业历史写作上面，一是将我笔下的人物浪漫化（即，使他们变得过于真实），二是我显露了一个历史小说家对空白的厌恶之感，这更为重要。然而，他的最大不满在于我“使希波战争过度孤立于它更为深远的背景：整个事件的宏大原因并未得到深究”。

对我而言，与对希罗多德一样，这个“宏大原因”（le grand pourquoi）是写作此书的主要原因之一，9他的批评直击要害。我认为，我已经指出了波斯帝国向欧洲扩张的西进政策带来的危险（尤其是它意味着征收重税）；从希腊大陆吹来的民主改革之风对僭主们的颠覆；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在商业上的受损；由此醒悟的爱奥尼亚领袖们（他们此前与他们的波斯领主合作了30多年）互相配合发动的叛乱；在撒尔迪斯被焚毁之后逐渐加深的敌意（涉及挽回面子和占地盘的问题）；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产生的一种自豪和倔强之情；薛西斯在国内容易受到野心勃勃的亲戚和朝臣推翻的脆弱性；10最后，喜好派系斗争和争吵的希腊诸城邦可以超越他们的投靠波斯行为、自私自利、内耗不断和永远以邻为壑的倾向，时间长到可以抵挡一支规模大到令人害怕，但在后勤和指挥结构层面也存在严重问题的军队的进攻。我只能承诺下一次会更着重地强调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

当然，某些批评者会为了一句“金句”而不惜一切（在弗兰克·弗罗斯特［Frank Frost］的例子中，他有好几个）。在第37页，我引用了普鲁塔克记载的一则非常形象的故事：地米斯托克利的父亲尼奥克利斯（Neocles）在与他年少的儿子在法勒隆海滩上散步的时候，指着一艘老旧三列桨战船已经朽坏的舰体对后者说：“看吧，我的孩子，当领袖不再有用的时候，雅典民众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这个故事纵然不是事实，也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弗兰克的评论（我们从那之后变成了好朋友）是这样：“如果读者想起民主政体才刚刚建立了十来年的时候，他肯定会非常钦佩尼奥克利斯惊人的预见性。”但是，民主是何时成为永远堕落的希腊政治之不可缺少的成分的呢？这等于假设我关于这种政治的研究是基于“普鲁塔克、马克思（！）与汤因比（！！）的结合”。我怀疑，之所以把马克思也包括进来，主要是因为我对雅典土地贵族（加上那些更为富裕的农民，他们在骑兵队中服役）与社会下层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分析，后者在战船上划桨，并成为雅典新崛起的海上霸权的支柱。弗兰克认为这种冲突不存在。如果他读了我引用的柏拉图《法律篇》中的一段话（第55页），就很难还会这么想。11

不可避免会有不少需要改正的错漏。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比雷埃夫斯发展起来之前，法勒隆才是雅典的海军基地，我仍然莽撞地让地米斯托克利至少是在开始建设港口之前一年（公元前494年）频繁地光顾比雷埃夫斯的海滨酒馆。公元前510年的帖撒利并未与斯巴达结盟（第22页）。讲希皮阿斯的“流亡政府”（第23页）也有误导性（尽管波斯认可希皮阿斯为雅典的合法统治者）。珊提帕斯（Xanthippus）是公元前480/479年的将军（strategos），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在公元前489/488年担任过这一职位。卡里克塞诺斯（Callixeinos）作为一个只能从陶片（ostraka，从雅典卫城发现的陶片说他是“叛国者”，他似乎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而且得票数量仅次于地米斯托克利）12中得知的神秘人物，很难说他在公元前483/482年就一定是被流放了，尽管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希腊重装步兵的皮质胸甲很可能没有青铜圈。新发现的陶片推翻了我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老师姆涅西菲洛斯（Mnesiphilus，第400—401页，注释4）的怀疑，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居住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德莫（Lazenby, 157 with n. 12）。我不那么确信三列桨战船在经过一艘船的时候能割断它的木桨。在普拉提亚集结的城邦是24个而不是20个（第355页），后面一页的一个不巧容易引起误解的短语导致一位学者（而且可能其他读者也会）错误地以为我将希腊人的总司令波桑尼阿斯当作了斯巴达国王，而不是他的叔叔李奥尼达斯之子普莱斯塔科斯（Pleistarchus）的摄政。

总的来说，我同意弗罗斯特和布里斯科（Briscoe）的评价，即我过于简化了马拉松战役到薛西斯入侵期间雅典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涉及那10年间的陶片放逐的受害者的时候。这些人中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但他们不一定都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追随者（尽管我仍然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13就像刘易斯（ap. Burn 1984, 603-5; cf. Lewis 1974）一样，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根据在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发现（1965—1968年）的9000多块陶片，“进行历史重建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安全的。这些陶片大约有半数（4647块）写着希波克拉底之子麦加克利斯（Megacles），1696块写着地米斯托克利，490块写着客蒙（公元前489年为父亲米太雅德支付罚金时，他只是个男孩）。这三人在同一批陶片中连在了一起，刘易斯倾向于将它们归到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尽管他不像之前那样确信这些陶片出自同一批贮藏了）。在我看来，正如人们原先认为的那样（客蒙的出现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麦加克利斯与地米斯托克利的对抗似乎很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486年。正如刘易斯所言，如果这个更早的定年无误，就能推翻巴迪安（Badian）关于地米斯托克利在公元前482年之前无足轻重的说法；但是，我从不相信这一点。珊提帕斯的放逐特别令人困惑：亚里士多德（AP 22.6）声称他是那些年陶片放逐的第一个牺牲品，并不是因为他是“僭主之友”，而只是因为他“似乎名声太大了”；但是，他娶了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女人肯定也是一个因素吧（Ostwald, 342）？这个问题的暧昧不清不禁会令人想起维希法国和（我早先已经提过的）冷战间谍的镜中世界。

这使我想起了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本书以及更晚近出版的《从亚历山大到阿克兴》（Alexander to Actium）的评论者们（Weiler, Will, Frost, and Meyer）均认为，总是从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寻找相似事件来进行比较是一种很糟糕的历史研究方法，无论如何都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有若干非常合乎逻辑的这么做的理由并不能让学者们信服，尤其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是在为包括非专业读者在内的受众们写作，完全没有可参照的事件或现象就会显得非常沉闷（无论对读者或对作者，都是如此）。因而，即使这些现代著名的同类事件与之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仍然可以使背景知识不足的读者们对书中描写的事件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有理性的人永远都不会认为这些古今比较会丝毫不差（以本书将要叙述的内容为例，现代军事术语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认为，普拉提亚的重装步兵的作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陆军旅类似）。另一方面，正如从希罗多德开始的一干史学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样，人性本身有一种重复自己的糟糕习性（是悲剧，或是闹剧），我在寻找这类具有相似性的事件时，与修昔底德在说“检视所有的人类事务，总是以几乎同样或者类似的方式发生”时一样，14认为这种做法对撰史并没有坏处。我从自己对希腊化时代的研究也体会到，这样的类比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教益。15

同等重要的是史料批判之事。正如我们所见，威尔认为（说得没错，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大部分历史学家，就和纸草学家一样）我厌恶留白，这并不是说我总是认为这些空白可以得到填补。弗兰克·弗罗斯特说清楚了这种指责背后的原则：

对于撰写希波战争史的学者，我们总是期待他会详细解释自己打算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我们可能不同意奥布斯特（Obst）、普里切特（Pritchett）或者希格内特（Hignett）的说法，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打算如何对待希罗多德的记载以及如何对待那些补充了希罗多德的记载或者与其矛盾的材料。在这里，关于史料，未置一词……例如，有时，格林会把一个故事当成毫无疑问的事实来讲（他引用了普鲁塔克关于地米斯托克利与尼奥克利斯遇到朽坏的三列桨战船的故事）……当面对大量互相矛盾的史料的时候，格林还是一再不加注释或解释地想方设法糅合并使用它们。（Frost, 264）

首先解释最简单的一个问题：缺乏详细注释并不是别无选择，而是不想让假想中的“普通读者”感到厌烦而有意为之。如果我就像后来修订亚历山大传记所做的那样，坚持不多加注释，我就可以（我在回顾之时有点儿怀疑这一点了）很好地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对本书最终效果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但考虑到围绕该主题产生的争议，我自信我所引证的文献至少会像《从亚历山大到阿克兴》一样多。

弗罗斯特的批评意味着预先说明评估史料价值的原则就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再次忽略了这一要求，因为我并不打算将本书写成学术性文本，而且我关于史料批判的认识也一直有别于正统观点，在1970年，我并不想让这本书变成学术争论的角斗场。但是，今天，我会更乐于清楚阐述我的立场。我想，我原先所接受的文本批判训练并不是没有用处，当我转向历史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过去学过的东西非常适合于评估史料的价值。我的核心观念可以用豪斯曼（A. E. Housman）的一段很有名的文字来表达：

打开一本古典作品的现代校订本，翻到前言，你几乎肯定能看到这样一些用拉丁文或德文或英文撰写的文字：“只要可能，我的原则是采信a，只有读起来明显错误的地方，才会求助于b或c或d。”a既可能是b、c、d的来源，也可能不是。如果是的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求助于b或c或d。如果不是，他的原则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它等于是假设，只要a的抄写员有犯错的地方，a就不可信。16

正如豪斯曼随后解释的那样，我们唯一需要引用“更好的”抄本的场合是在两种同样说得通的理解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以一种与摔断双腿躺在担架上面的人同样的灰暗心情”）：“我们不会奢望它总是正确地引导我们，我们知道它经常会导致我们犯错；但是我们也知道，其他抄本完全可能更经常地导致我们犯错。”

在撰史之中应用这些经验会非常有趣，尤其是本书的写作。将“抄本”二字换成“作者”，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豪斯曼指出的主要谬误正在野蛮生长。在关于史料的第一章里，拉曾比写道：“拒绝那些与希罗多德不一致的二手史料似乎总是对的。”（pp. 15—6）但是，希罗多德作为主要原始史料的事实并不能支持这种单凭经验的处理原则。更糟糕的是，拉曾比认为，由于更晚的史料经常讲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这没错，但希罗多德亦然），因此，我们就应该在它们的证词看似可信的时候也排斥之：“如果普鲁塔克相信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用人做祭品，那我们为何要相信他讲述的萨拉米斯黎明刮风的故事呢？”他声称自己依据“理性法则”来写作，但这完全是在颠覆理性。我们知道，关于希波战争，还存在另外一些早期史料；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文献是如何传下来的，或者哪些真实记载随着大批想象性的渣滓一起被成功保存了下来。换句话说，这些深受鄙视的“晚期史料”就像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一样，在很明显充塞着各种类型的修辞垃圾的同时，也可能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们不应该掉进认为它们所记载的一切必然是假的的谬误（再次想到豪斯曼）之中。在某个具体的例子中，我们都必须运用我们的理性和史学判断来去伪存真（或者从荒唐的记载中发掘出貌似可信的东西，这是更为常见的情况）：没有普遍适用的捷径。

这个问题又因为一种常见的学术现象而更加复杂：人们都有通过怀疑来证明自己的批判能力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会使用自己深邃而炽热的喜好，去破除史料本身的“神话”，这已经远超理性之外。《地米斯托克利法令》受到很多次这样的攻击，而简直形成悖论的是，作为“第一手史料”的希罗多德本人也得到了这样的遭遇。阿尔玛约尔（Armayor）17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证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现实不符18），这位公认的伟大旅行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去过埃及和黑海，而只是从各种可疑的文学材料里收集证据而已；与此同时，费林（Fehling）则走得更远，指控希罗多德系统化撒谎，大规模发明所谓的“史料”，并将这些“史料”所描述之事视作一文不值的瞎编。19没人认为希罗多德的记载里没有错误和矛盾，但是，正如穆雷（Murray）在批评费林时所说的，“若要假定这是有意的欺骗……而不是操作上的失误，那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希罗多德被指控滥用的那套模子是谁发明的？这意味着在希罗多德之前还有一个原始的希罗多德”。20

这些都是极端的案例，尤其是费林，近乎病态。但是，他们暗含的这种态度，哪怕只是其温和形态，部分导致了我被怀疑糅合了若干种明显存在矛盾的史料（《地米斯托克利法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批评家希望我能按照原则排斥证据，尤其是较晚的证据。但是，如果采取严格依据内在可能性选择史料的方法，并放弃仅凭经验就加以排斥的简单法则，确实可以让更多的史料被接纳，而且如果乍看之下相互不一致的证词在经过仔细检查之后可以被调和，那么这对于艰苦的历史还原工作是一件好事。

之前提到的反对运用（尽管不是专门但主要针对的是《萨拉米斯之年》一书）现代军事术语的人是拉曾比，他写了一本书来讲述希波战争，自从我的书出版以来，令我震惊的是，他的书是唯一以一本书的篇幅来研究希波战争的作品。21如果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一般都被说成是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种观点的鼓吹者现在并不怎么论述说，倘若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清真寺和宣礼塔将会统治欧洲，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们没说出来的话是这个意思），那么，这种忽视就更加令人费解。亚历山大的征服标志着希腊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想一想写他的书有多少。而且，《保卫希腊：公元前490—前479年》（The Defence of Greece 490—479 B.C.）一书基本属于军事史，无论是从它的标题来看，还是从作者的出版说明来看，22都是如此。没有人认真尝试去解决威尔所说的“宏大原因”。经济很少进入拉曾比教授的写作视野之内。23反之，我们看到一个极有争议的观点，该观点在前两章提出并贯穿全书，即希腊人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不懂战略或者战术，他们缺乏超过最简单的战斗和“街头殴斗”水平的陆战或海战意识，指挥官是根据社会声望而不是军事经验来获得任命的。24这么做有一个不错的回报：希罗多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幼稚得到了辩解和解释，他只是负责报道他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幼稚的不是他，而是他笔下的那些人物（Lazenby, 14）。使这个结论显得更加突兀的是，波斯人因为精通所有那些可怜的希腊人被认为比较幼稚或无经验的事务——情报搜集、外交战、精心谋划、军事工程、围城装备、陆地战争，而收获了高度赞扬（Lazenby，29—32）。

因此，当我们读到波斯人“在前来进攻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之前”（Lazenby, 32）曾经有多么成功之时，感到特别吃惊。拉曾比有意强调这个悖论（人们感到，对他而言，这个问题在智识上有点儿麻烦25），即这些未经训练的蠢人们想尽办法去招惹组织如此优良的一架战争机器，更别提德尔斐还做出安全的预测。但是，拉曾比的观点完全不对：无论他们的战备工作做得有多粗糙，视战斗为家常便饭的希腊人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拥有更高的作战水平和应变能力，这是拉曾比不愿相信的一点。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杰出战例；科林斯人在萨拉米斯的诱敌行动是另一个战例；就这两个战例来说，拉曾比或者贬低希腊人，或者故意忽视现代的相关研究，想尽办法避免承认希腊人拥有复杂的战略谋划。26毕竟，需要很高协同能力的重装步兵方阵自从公元前700年之后就出现了，而诸如“穿刺”（diekplous，Hdt.8.9）这样的海上战术在希波战争期间就开始得到了运用。27

因此，出于各种原因，我非常乐于看到《萨拉米斯之年》再版，尤其是考虑到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可以与该书相提并论的作品出版，只有拉曾比严格说来属于军事研究的著作。这并非否认《保卫希腊：公元前490—前479年》是一本在很多方面有用和有启发性的书，尤其是全书在细节处理方面的一丝不苟。拉曾比在年代顺序的处理以及对军队和战船数量的考证方面贡献很大，未来的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忽视他的成果就会自讨苦吃；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地米斯托克利是认真考虑投靠波斯人（p. 169），我发现这种说法既有趣又值得探讨。28但是，也有无数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一些很简单（例如，薛西斯防波堤的修建时间：战役之前还是之后？肯定是二者兼有——提前开始，后来又重复利用），29有一些极为复杂（例如，拉曾比声称波斯人完全可以绕开萨拉米斯，我不能同意）。30我期待讨论这些问题。31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本书使我明确了给自己的书出第二版的决定。但是，我怀疑，除了最终为我的叙述提供了全面的文献支持，这些变化几乎完全取决于细节或新发现的证据。32

然而，还有一项疏漏，我现在必须说明一下。在另外一篇非常和蔼的评论里，威利·艾略特（Willie Eliot）指出（p. 87），尽管我已经对本领域更早的学者们表示了谢意，却没有对我最大的恩主——希罗多德本人表示应有的尊敬。这肯定不是我的本意。对我来说，就整套古典文献而言，希罗多德的作品是我最喜爱的文本之一，我读的次数最多，也最为尊敬：一个相伴终生的指南式历史学家，与修昔底德相比，他显得更为容易接近，而且我也相信他是更好的历史学家，不仅与修氏一样“具有永恒的历史地位”，也从不耻于为读者制造欢乐。或许，关于我对希罗多德的态度，最好的证据就是，我退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将会用在为这位睿智、敏锐、宽容、世界主义的、在很多方面都可谓最现代的古代作家做翻译、编辑和写作一部新的评注作品上面，我热切期待着这项工作的成果。

彼得·格林
　奥斯汀，得克萨斯
　1995年9月1日

注释

1此刻特别萦绕于脑际的是伯里克利·乔治的《蛮族人的亚洲与希腊人的经历》（Pericles Georges’ Barbarian Asia and the Greek Experience）、伊迪丝·霍尔的《发明蛮族人》（Edith Hall’s Inventing the Barbarian）、弗朗索瓦·哈托格的《希罗多德的镜子》（François Hartog’s The Mirror of Herodotus）（参见本书的《补充参考书目》：序言里提到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奥斯文·穆雷（Oswyn Murray）在《剑桥古代史》（CAH iv2, p. 461）中写爱奥尼亚起义的第一句话显然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就像犹太人，希腊人在与波斯人接触的过程中学会了定义他们自身。”

2到现在为止，相关文献已经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书，还尤其应该看一看Briant 1982 and 1989、Cook 1983 and 1985、Cuyler Young 1988、Dandamaev 1989、Elayi 1988、Frye 1983、Gershevitch、Herzfeld。Lewis ap. Burn 1984, 588—602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1962—1983年的文献总清单。尤其有用的是（正如伯恩在他的第二版“前言”的第xv页指出的那样）关于“波斯贵族和军队高级将领人物志”的研究。

3我在《补充参考书目》列出来的只是那些在最严格意义上与希波战争相关的文献（例如，第5卷、第8卷、第9卷）。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列出关于前面几卷的研究文献，例如R. A. McNeal对第1卷的研究、Alan B. Lloyd研究第2卷的三大卷作品（1975—1988），尽管我发现它们很有用。我对研究希罗多德的一般性著作的排除和接纳也遵循同样的原则。

4正是戈姆的话最初促使我计划办一个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实现的本科生讨论班，即在一个学期之内阅读和讨论希罗多德（希腊文版）全部九卷的内容。事实上，这个实验获得了极大成功，并在后来（这证明前面的成功不是侥幸）又以同等的热情重复举办了四五次。更何况，讨论班还使参加者逐渐熟练掌握了希腊文（不仅仅是爱奥尼亚希腊文），这又进一步使我们体会到希罗多德是在多么庞大和多么有条理的一个袋子里安排他的材料，多么熟练地组织材料来实现他的全部目标。

5尽管希罗多德记载（8.142.3, cf. Hammond 1988, 560-1）雅典失去了两次收获（大概是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我不相信这需要我们将法令的年代回溯到公元前481年9月，Hammond (1982)用很大的篇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也被Burn (1984, xvi)暂时接受。公元前480年的收获可能到了年底；现代学者们根据希腊和波斯军队动向计算出来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儿早；无论收获全部完成或部分完成，都必须尽快地撤离，不然他们就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迄今为止，雅典比大部分地方都更难以保证能在危机到来之前实现撤空。即使农民们和公民们已经同意撤走，他们也会很快再回来。我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讨论这个年代问题。

6有时候，我认为应该禁止学者们为证明他们比史料高明而利用“伪造”的理由来支持自己，除非他们先学习了关于基本规范的课程，该课程从《伪造者与批评家：西方学术中的创造与欺骗》（Forgers and Critics: 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Princeton, 1990）开始，然后再接着读斯佩尔（W. Speyer）的经典作品《古代基督教和异教中的伪造文献》（Die Literarische Fälschung im heidn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 Munich, 1971）和布罗克斯（N. Brox）主编的《古代异教和犹太—基督教中的伪典》（Pseudepigraphie in der heidnischen und jüdische-christlichen Antike, Darmstadt, 1977）中辑录的论文。有用的英语文献包括吉尔伯特·巴格纳尼（Gilbert Bagnani）的 ‘On Fakes and Forgeries’, Phoenix 14 (1960) 228-44, 已故的罗纳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的Emperors and Biography: Studies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Oxford, 1971：尤其是第17章（Fiction and Credulity, 263-80），但是，纵观全书，到处都是令人着迷的梗概（apercu）；关于古代文艺作品造假的广泛调查，参见Fake? The Art of Deception, ed. Mark Jones (Berkeley & London 1990)。

7尤其参见这段话：“从Arist. Ath. Pol. 4中记载的‘德拉古宪法’，我们可以看出伪造者没有能力理解更早时代的状况，也没有能力想象出过去的精神。而且，我们应该期待发现一位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的作者伪造文献时的兴趣点，例如获取财政收入或者强迫不满的三列桨战船捐助者们（公元前4世纪的trierarchs）承担财务压力的方法，而不是指挥一艘战船及其人员的一次性方法。”（p. 91）

8我参考过的评论如下（随机排列）：Phoenix 25 (1971) 86-7 (Eliot); Riv. Stud. Class. 19 (1971) 95-7 (d’Agostino); CPh 66 (1971) 264-5 (Frost); AHR 76 (1971) 750-51 (Kagan); RBPh 50 (1972) 621 (Salmon); Rev. Hist. 96 (1972) 254-55 (Will);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13 (1971) 135-36 (Meyer); CR 22 (1972) 423-25 (Briscoe); Mnemosyne 28 (1975) 315-16 (Van der Veer); Anzeiger f. Altertumswiss. 28 (1975) 39-41 (Weiler)。还有另外一些评论。

9在希罗多德著名的开篇（1.1）里，他先是承诺要使希腊人和蛮族人的那些壮举不至于因为年深日久而湮灭无闻，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其他目标，包括他们之间互相交战的原因”（τά τε ἄλλα καὶ δι’ ἣν αἰτíην ἐπολέμησαν ἀλλήλοισι）。

10有大量著作研究了薛西斯的生平、行政管理、财政政策和修建宫殿的热情：参见Granger, Kuhrt & Sherwin-White (Ach. Hist. II 69-78), Matsudaira, O’Neil, Rocchi, and Tripodi。这些著作大部分都确认或者细化了我早先对他的评价。

11Plato, Laws, 707B-C得到了R. W. Macan, Herodotus: The Seventh, Eighth, and Ninth Books (London 1908), vol. ii, 47-48的透彻分析。雅典的陌生人（明显代表柏拉图本人）与斯巴达人麦基洛斯（Megillus）一起驳斥了克莱尼阿斯（Cleinias）关于萨拉米斯战役拯救了希腊的说法：没错……希腊人的得救始于陆上，即马拉松，终于另一处，即普拉提亚。还有，如果有这样一些可以被允许用于那个时期的拯救行动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些战役的胜利使希腊人变得更加优秀，而其他战役则没有这样的效果。出身优越的柏拉图在这里的话并不是凭空编造，也不是在扮演一个喜怒无常的非典型怪人，而只是在重申一种在马拉松战役之前已经存在很久的、不言自明的贵族式老生常谈。

12参见Meiggs & Lewis 40-47, esp. 40-41；另见Ostwald 336-67, 342。我在这里不考虑凯拉米克斯陶片：见下文。

13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写这个主题以来，我从这一领域里出版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尤其参见Balcer 1979、Ghinatti、Holladay、Karavites、Knight、Ostwald以及William 1973、1978、1980、1982。

14Thuc. 1.22.4：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

15在本书中提到不止一次的相似例子是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的进军与第三帝国在1940年的进军，还有有趣的个人比较（例如地米斯托克利与丘吉尔以及帖撒利/底比斯与维希法国）。这样一种说明性的对比，或许可以理解，但可能会使我的德国和奥地利评论者感到不舒服。维勒（Weiler）重点谈过这个问题，而迈耶（Meyer）（在指斥我为“细节狂”之后——大部分英语评论者却给出了相反的抱怨）则严厉地批评我的现代“自由”（eleutheria）概念意味着我没有能力正确分析古代文献。

16A. E. Housman, D. Iunii Iuvenalis Saturae (corr. Ed. Cambridge 1931) xi.

17O. K. Armayor, ‘Did Herodotus ever go to the Blank Sea?’, HSCPh 82 (1978) 45-62; ‘Did Herodotus ever go to Egypt?’, Journ. Am. Res. Cent. In Egypt 15 (1980) 59-73; ‘Sesostris and Herodotus’ autopsy of Thrace, Colchis, Inland Aisa Minor, and the Levant’, HSCPh 84 (1980) 51-74; Herodotus’ Autopsy of the Fayoum: Lake Moeris and the Labyrinth of Egypt, Amsterdam 1985. Detailed criticism of Armayor’s thesis in Pritchett 1982, 234-85.

18这种反证法（reductio ad absurdum）将会认为奥维德（Ovid）事实上从未被流放到托米斯（Tomis），而是在罗马编造出了整件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地理错误和其他错误），以此作为文学上的俏皮话。参见A. D. Fitton Brown, ‘The unreality of Ovid’s Tomitan exile’, Liverpool Classical Monthly 10 (1985) 18-22，对此文的驳斥见D. Little, ‘Ovid’s last poems: cry of pain from exile or literary frolic in Rome?’, Prudentia 22 (1990) 23-29。

19Pritchett 1993 10-143对费林逐条做了最为详细的反驳；也见John Marincola, ‘The Sources of Herodotus’, Arethusa 20 (1987) 26-32（更中庸，不尖锐）和Gould 136-37。

20O. Murray, Achaemenid History II (Leiden 1987) 101 n.12.

21我说的是由一个作者全面研究希波战争的作品。现在应该没有疑问的是，我从《剑桥古代史》（CAH iv2）的相关章节中获益匪浅，特别是刘易斯、奥斯瓦尔德和巴伦（Lewis, Ostwald, and Barron）执笔的一部分；但是，它只是就已出版的著作做的概述，这与研究性专著还是有所不同。

22Hannibal’s Wa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Warminster 1978); The Spartan Army (Warminster 1985).

23关于这个问题，他特别向我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普鲁士将军冯·毛奇（Von Moltke）的故事，他在应经济部长（Economic General Staff）的要求而提供的备忘录中这样说：“不要用经济问题来干扰我——我正在指挥战争。”参见Barbara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1963) 374。

24特别见于第33—39页：还包括第50页、69页、80页、184页、196页、238页以及其他各处。这就是我被告诫（p. 39）要使用更多中立描述性词语的原因，例如“情报官”“侦察部队”“突击队”“先遣部队”等。拉曾比的这种看法并不仅仅限于军事事务。一般认为，地米斯托克利策划了执政官职位的改革，一方面推动“将军”（strategeia）职位政治化，另一方面相应削弱执政官本身和只能由卸任执政官进入的战神山议事会（pp. 46-47），但是拉曾比将这种看法批评为“过于马基雅维利化”，他非常严肃地警告我们“过于拔高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远见是一种错误做法”（Lazenby 82-84，Badian也持同类观点，他根据别的材料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地米斯托克利并没有长远打算）。对地米斯托克利的看法过于马基雅维利化？我想，拉曾比教授应该不需要提醒就知道，一直到19世纪，还有很多高级军官是根据社会声望而得到任命的，他们在战场上也的确表现得很优秀。

25我又一次想到了1940年，法国知识界产生了令人无法理解的愤怒之情，就因为英国人完全非理性地拒绝追随他们并以他们能获得的最好条件来投降。

26Lazenby 50 ff. and 69声称（与所有的词典用法都不同）συναγαγóντες一词仅仅意味着“集结”而不是战术性地“靠拢”（希腊舰队的两翼掉头回去支援位于索罗斯的中央阵线：参见我的研究，第51—52页），Lazenby 184则引述伯恩和我的观点为“希腊人划桨向北行进，经过埃加莱奥斯（Aigaleos），进入厄琉西斯湾，并在这里集结，然后掉头回去包围波斯舰队的突出部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参见我在第256页真正说过的话（科林斯人向北驶去，佯装逃跑，以此诱使薛西斯相信他已经打败了希腊舰队，从而进入狭窄海域）。

27拉曾比（p. 36）又一次轻描淡写地略过了这种材料。关于军事问题，参见Anderson、Garlan的著作，最优秀的是Pritchett 1971-91；关于海军的发展问题，见Haas、Jordan、Kelly、Morrison 1974, 1984、Morrison & Coates、Starr、Wallinga 1982, 1987, 1990、Whitehead；关于骑兵，见Bugh、Evans 1986/7、Worley。

28当然，在这里，我们进入了之前讨论过的忠诚窥镜的灰色区域：现在人们普遍相信双重（甚至三重）代理人的观念使得地米斯托克利首鼠两端的事实似乎完全可信。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rington）的著名对句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叛国从未泛滥：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它泛滥，就没有人敢称之为叛国。”

29参见pp. 172-74 with 293 n. 6, and cf. Lazenby 163 and 198。

30Lazenby 161: 这与阿尔特米西娅的明智建议很不同，后者建议（Hdt. 8.68）薛西斯应该兵分两路，一半用来在科林斯地峡牵制希腊人，另一半同时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登陆（大概在Gytheion），从南侧攻击斯巴达。

31就个人关系来说，我应该说我与拉曾比教授从未见过面；但是如果我们见了，我想我们可能会相处愉快。我们肯定会发现数量惊人的共同点，包括（根据内部消息）徒步探索希腊未知角落的热情，也包括对莱德尔·哈加尔德（Rider Haggard）的作品的熟悉程度；最近一直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更稀奇的是，还都有一只古灵精怪的猫，聪明地住在一个作家的凌乱书桌上面。拉曾比教授也曾经很有礼貌地表扬过我的文风（我怀疑我配不上这些表扬），在他的“前言”中将《萨拉米斯之年》描述为“完全配得上它的名声，既有学术的深度，也有想象力，具备了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的才能”。或许是觉得赞誉过了一点点，在《保卫希腊》一书的余下部分，他几乎每次提到我的书，都是在进行严厉的批评，最后，以一种完全无视的态度在他那范围极广的参考书目中将我排除。

32还有一位言之有理的评论者抱怨（Briscoe 423-25）说我通过使用现有的各种翻译而（不可避免地）实际上接受了译者在各处的细微差别，应该使用的是原文文本。事实上，由于担心这样的风险，我一度在尽量自己翻译引文：修订本书时，凡是翻译过来的文本，都是我自己直接从希腊文（偶尔为拉丁文）翻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