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
从上文通过相关法律关系或术语与对赌协议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与对赌协议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因此，试图用某单一化类型的法律关系或术语来套用、解释对赌协议，有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之嫌。实践中对赌协议的法律机制是多样的，既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任何一种有名合同，也不属于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等，其性质应属于非典型性的无名合同、混合合同。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应秉承着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就不应当否定其效力。
[1] 参见蒙牛乳业：“释义”“企业架构”， 《招股章程》，载香港交易所官网，http：//www. 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4/0601/02319/CWP111_c.pdf，2020年2月17日访问。本节有关蒙牛乳业对赌案的具体内容均参见该《招股章程》。
[2] 参见刘燕：《“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3] 由于各家公司对赌交易的细节不同，且缺乏域外法律文本对应概念的界定，国内文献（包括财经类或法律类）在对赌协议或估值调整机制的含义、范围等方面缺乏明确或统一的解说。大体上，人们将对赌协议视为融资活动（特别是PE/VC投资）中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问题（特别是估值不确定）所使用的金融条款。对于这些条款的范围，至少存在三种不同口径的理解：
一是最狭义的口径，“对赌协议”仅指初始投资的作价调整条款，即针对股权估值困难，双方约定以特定时间后公司实现的业绩作为标准，或者对超额投入的投资者给予补偿，或者要求投入不足的投资者增加出资。这种口径的对赌协议看起来最符合“估值调整机制（VAM）”的本义。
二是中等口径，“对赌协议”包括前述的初始投资作价补偿条款以及投资者退出时的股份（股权）回购条款，后者通常发生在被投资企业未能成功实现IPO上市的情形下。严格来说，将退出阶段的股权回购解释为“估值调整”是比较勉强的，因此时实为PE投资之终止，并无对投资作价进行估值调整之意。冠之以“对赌协议”之名或无可厚非，但进一步视之为“估值调整机制（VAM）”则谬矣。
三是最广义的口径，是将“对赌协议”含糊地表述为投资方与融资方就“未来不确定的情形”所作的约定，根据未来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由投资者或者融资者获得一定的权利作为补偿。就此含义而言，对赌协议也可以视为PE/VC投资合同的代名词，因为整个一套复杂冗长的PE/VC合同就是为了解决高科技创业公司融资所面对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问题”。诸如以优先股作为投资工具，采取分期融资、控制权分配（以及重新分配）、创始人薪酬安排、棘轮条款、领售权、回购优先股等一系列特殊设计，都意味着在未来某种事件发生时对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利益）的变化或调整，从而具有了“对赌”所内含的相机抉择之特征。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京）2016年第20163期。
[4] 参见汤谷良、刘辉：《机构投资者“对赌协议”的治理效应与财务启示》，载《财务与会计》2006年10月；姜达洋：《并购中慎用对赌协议》，载《连锁与特许》2006年第11期。
[5] 滕云：《估值调整机制的合法性研究I——起源与演变》，载腾讯新闻网，https：//new.qq. com/omn/20190715/20190715A0UC6P00，2020年2月17日访问。
[6] 张巍：《硅谷无对赌》，载《资本的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7] 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京）2016年第20163期。
[8] Ronald J.Gilson，Engineering a Venture Capital Market：Lessons Fro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55 Stanford Law Review 1067，1076（2002-2003）.
[9] 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美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中英文对照本），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律师协会风险投资委员会组织编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前言。
[10] 参见夏晗：《“对赌协议”中外适应性比较》，载万方数据网，http：//www.wanfangdata.com. 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dgzk201234097，2020年3月7日访问。
[11] 持该观点的代表作有：赵昭：《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出路》，载《学术界》2015年第2期；杨宏芹、张岑：《对赌协议法律性质和效力研究——以海富投资案为视角》，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等。
[12] 黄风：《射幸契约与衍生金融交易工具》，载杨振山等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3] 持该观点的代表作有：王振：《对赌协议法律性质的经济分析及其效力剖析》，载《理论经纬》2013年第5期；陈外华：《对赌协议及其法律问题探析》，载《中国风险投资》2009年第9期。
[14]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附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当符合：未来性、不确定性、可能性、合法性和效力性的要求。参见刘凯湘主编：《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