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明蒙在西北地区角逐的新态势

——以固原镇地位之演变为例[1]

马维仁

提要：“土木堡之变”后，明、蒙之间在西北地区的角逐和争夺出现新态势，明朝的西北边防政策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固原镇迅速崛起并成为明蒙争夺的新焦点。首先，蒙古入居河套，明朝西北军事边防线向南退缩，固原从内地走向前线，集中表现于蒙古对固原的扰掠和明朝对固原镇的悉心经营。其次，蒙古继续南下，入居青海，从西线侧翼由西向东对明朝进行攻击，使得明朝对固原镇防御体系再做被动调整，但为时已晚。蒙古先占河套，再占青海，看似毫无章法，实则步步为营，导致明朝的甘肃镇已孤悬塞外，失去隔绝蒙藏之战略作用，而固原镇亦受北面和西面之夹击，处于蒙古的“半包围”之中。

关键词：明蒙关系　土木堡之变　固原镇　青海危机　临洮镇

在明代的九边军事防御体系中，固原镇虽为后起之镇，但其在明代中后期的军事防御地位却十分重要。近些年来，学界对明代固原镇的研究渐趋深入。顾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明初全国土地分属于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观点[2]，对明代军镇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其虽未专论固原镇，但对研究包括固原镇在内的明代九边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艾冲、赵现海、彭勇、肖立军、刘景纯、王尊旺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明代固原镇的相关问题做了考察，推动该问题研究步步深入。[3]赵阳阳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固原镇研究》对明代固原镇的形成与演变、边患、军队体系、职官体系、长城防御体系、装备与粮饷供应、文化教育等进行了系统考察，新见迭出，是专论明代固原镇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关注。[4]但固原镇在明代九边诸军镇中最为特殊，其地位之演变是明代西北边防态势变化的缩影，学界对此探讨不够，尚有进一步深入考察的必要。因此，本文试图对明代固原镇的地位演变问题再做探讨，以管窥“土木堡之变”后明蒙在西北地区角逐的新态势。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 蒙古入河套后的固原北边军事防御形势

明朝的北部边防以天顺年间蒙古进入河套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明朝初期，河套一带的军事防线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为蒙古各部驻地，以南为明朝辖境。明初朝廷在河套东北设东胜卫，在河套西北设宁夏诸卫，“自东胜迤西路通宁夏皆有墩台墙堑”[5]，扼守河套北面门户。明朝“阻河为守，延绥亦无事”[6]，而位于河套南境的固原一带，实居内地，距离明蒙边界尚有很远一段距离，故史称“平、固安会之区，号为无事”[7]。固原“土旷人稀，四通八达，难以据守，不可以形胜言”[8]，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固原在蒙古入套之前并无太多军事防御方面的价值，明朝初期也未在此处设立较为重要的军事防御机构。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成为明蒙关系的重要拐点。在此次军事变局中，明朝军队惨败于蒙古骑兵，明英宗被掳，明军主力丧失殆尽。“土木堡之变”中的军事失利严重削弱了明朝在北方边界的军事防御力量，客观上为蒙古南下河套创造了条件。

“土木堡之变”后，蒙古贵族内部因利益冲突而起内讧，脱脱不花和也先先后被杀，各部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并为争夺水草牧地而先后南下。天顺以后，“孛来、毛里孩、阿罗出之属，相继入犯，无宁岁”[9]。孛来攻杀阿剌知院，势力渐强，西攻瓦剌，东挟兀良哈，南下河套地区，侵犯明朝边境。天顺二年（1458），孛来犯凉州、延绥。次年，又犯陕西安边堡。不久，“诸部内争，孛来弑马可古儿吉思，毛里孩杀孛来，更立他可汗。斡罗出者复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遂杀其所立可汗，逐斡罗出，而遣使入贡”[10]。成化六年（1470），“时孛鲁乃与斡罗出合别部癿加思兰、孛罗忽亦入据河套，为久居计”，当毛里孩、孛鲁乃、斡罗出等部势力少衰，满都鲁又入河套称可汗。[11]成化年间，蒙古各部南下河套的次数愈加频繁，给明朝的北边军事防御造成了极大压力，直到“红盐池大捷”之后，蒙古的南下扰掠才暂时被遏制。时为成化九年（1473），满都鲁与孛罗忽联合南寇韦州，陕西边臣王越侦查到满都鲁的庐帐驻于宁夏红盐池，遂与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昼夜兼程奇袭满都鲁的后方驻地，擒杀三百余级，尽烧其庐帐。这是史籍记载的蒙古各部在天顺年间入套以来所受到的最大打击，“至是捷，贼内失其孥，相与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12]。

蒙古始入河套，虽多抢掠，但抢毕即出，来去无常，并未在河套长期住牧。然弘治以后，蒙古各部开始在河套地区久住，不再北返。魏焕《巡边总论》记载：“弘治十三年，虏酋火筛大举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后，应绍不、阿儿秃斯、满官嗔三部入套……兵约共七万，俱住牧套内，时寇绥宁、甘、固、宣、大等边。”[13]因此，弘治之后，河套成为蒙古各部的长期住牧之地。

面对蒙古各部南下河套，步步紧逼，明朝已无力与之进行正面军事抗争。成化六年（1470）三月，延绥巡抚王锐陈言边事，主张在河套南缘榆林一带修筑边墙，“谓榆林一带营堡，其空隙之地宜筑为边墙，以为拒守。其墙于墩外修筑，址广一丈，杀其上为七尺，上为垛口五尺，共高丈八尺，上积礌石，于墩下各筑小堡，可容官军护守，虽暂劳人力而得以永为边备”[14]。王锐建议以修筑边墙来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得到明宪宗的认可，但因王锐被调走，工程未能实施。

王锐离开延绥后，继任延绥巡抚余子俊也提出在河套南缘修筑边墙的建议。他上疏朝廷：“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15]然而余子俊的建议被兵部否决，修边计划搁浅。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再次奏请朝廷修筑边墙，得到明宪宗的支持，次年兴工。余子俊此次所修边墙“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16]。成化九年（1473），余子俊将延绥镇南迁到榆林城，延绥镇改称榆林镇。随着边墙的修筑和延绥镇的南移，明朝在河套地区的军事防线整体南移至河套南缘，河套被明朝放弃。此后明朝虽偶有“搜套”“剿套”行动，嘉靖年间还一度试图“复套”，但均收效甚微，无法取得成功。

明朝放弃河套后，原居于陕西腹地的固原地区被暴露于蒙古骑兵的军事威胁之下，成为蒙古南下扰掠的重要目标，其军事地位也随之迅速上升。杨一清长期任职西北边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看得陕西固原、环、庆、靖虏、兰州，皆紧关要害之地，固原土汉杂处，内有监牧马匹，所系尤重。河套有贼，宁夏边墙失守，则固原、环、庆最先受害。”[17]成化二十一年（1485）八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朱瓒上奏朝廷时也称“固原、靖虏、洮、岷、河、兰等处北通胡虏，南近番夷，实西北要冲之地”，并建议朝廷“宜令总兵白玘专驻固原等处”[18]。以此观之，随着明朝北方河套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固原已然由“内地”变为“边疆”。

二 蒙古袭扰固原与明朝对固原镇的经营

明朝在河套地区军事防线的南撤使原本居于内地的固原变成了“边疆”。蒙古数次南下侵扰，固原成为其侵扰的重要目标。成化二年（1466）夏，“北虏毛里孩拥众入寇固原，都指挥林盛统精兵千余与贼遇，被围于群牧营堡。虏又深入散掠，报至，上敕总兵等官杨信及诸边将速发兵御之”[19]。毛里孩率部从花马池南下，并攻破开城县城，杀掠无数。奉命整饬边备的兵部尚书王复向朝廷详奏了战事经过：“七月，虏贼由花马池散入平凉诸处，劫掠越二十日。参将韩斌、王安，游击将军赵英等合兵截其归路，众寡不敌，贼遂入兴武营，副总兵张荣畏其势众，不敢进兵。贼寻入灵州，总兵官李杲畏怯不出，使都指挥焦政出战，被杀死。八月，贼入固原州，都指挥林盛军屯甘州群牧所城外，遣指挥董晋等截杀，获一人，斩首二级。寻复遇贼，战于西山长城，大众突至，官军为贼杀死者二十二人，贼遂拥众至群牧所扎营，官军坚壁不出。贼分众攻陷开城县，杀知县于达、教谕汤敏、大使汪士让，虏其妻子二十余口，居民一十六户，遂长驱深入静宁、隆德等六州县大掠。”[20]毛里孩攻破开城县城，城内基本设施被毁，导致县治不得不迁往固原老城。成化八年（1472）正月，癿加思兰犯固原、平凉。是年，孛罗忽、癿加思兰屡入安边营、花马池，犯固原、宁夏、平凉、临巩、环庆，南至通渭。[21]刘景纯先生对明代陕西四镇的战争情况进行过统计，很能说明问题：从纵向比较，固原镇在明代发生战争131次，其中成化朝多达52次，约占战争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共计95次，约占战争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从横向比较，在明蒙战争频率相对更加集中的成化朝，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发生战争的次数分别是92次、45次、16次、52次，固原镇发生战争的次数虽低于延绥镇，但高于宁夏镇和甘肃镇。[22]这一系列数据充分地反映了蒙古进入河套之后，固原面临巨大军事威胁，已经成为明蒙在西北地区角逐的新战场。

前已述之，蒙古占据河套使得固原从内地走向前线，面临新的军事威胁，这一点毋庸置疑。然河套蒙古各部将固原作为南下侵扰的目标，除了入据河套这个大前提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学界对此尚未做更加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蒙古各部之所以在明朝中期以后南下争夺固原，以下四点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与明朝在固原北部花马池一带的军事防御形势有关。在明朝，花马池是固原的北大门，在保障固原军事安全方面意义重大。史载：“（固原）镇与宁夏为唇齿。花马池一带，边人谓之大门，若并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虞。”[23]花马池位于宁夏镇和延绥镇之间，与两镇镇城均有较远距离，鞭长莫及。同时，花马池处于毛乌素沙地南缘，土地平旷，不易防守。因此，这一带也是明朝军事防御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蒙古骑兵也最易由此突破明朝防线。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曾向朝廷奏报“花马池一带地方俱系通贼处所，边防既疏，贼势难遏，一劳永佚，所宜急图”，并分析其原因“盖由墙薄沟浅，既无以慑其轻犯之心；兵寡力分，又无以遏其遽来之势”[24]。继杨一清之后，出任三边总制的王琼也有同样的看法：“尝观都御史徐廷章等所筑边墙，非但低薄易毁，每五七里置一墩，数人守之，花马池城聚兵不及二千，直去墩墙二十里，横斜至墙辄四五十里，贼少入，追之不及，大举，闭门不敢出，常被围困。”[25]蒙古各部一旦从此处突破明朝防线，“必先犯固原，而后至平凉、凤翔、临巩”[26]。因此，花马池成了蒙古从河套越过边墙南下的突破口。

其二，固原地处西北，是农耕和游牧交错地带，其自然环境适宜蒙古各部游牧。史载“平凉多旷土，宜畜牧”[27]，其境内的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丰茂，畜牧蕃多，内为土达巢穴之所，外为北虏出没之场”[28]。明朝建立之初，迅速平定西北，元朝万户把丹率众归附，明廷授其平凉卫正千户，安置于固原开城。“彼既以养生射猎为计，而复无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马数百蹄，而羊至数千足者，咸仍胡俗为乐。”[29]把丹部在固原仍以游牧为业，正是基于固原一带适宜游牧的自然环境。此外，固原也是明朝政府的养马基地，“内韩、肃、楚三藩牧地，与广宁、开城、黑水、清平等苑监，咸错壤焉”[30]。对于河套蒙古各部而言，固原的自然环境正好可以满足其游牧需要。

其三，蒙古占领河套后，固原的军事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实番胡要害之地”[31]。关于固原镇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学者们进行过一些探讨和评价，笔者在此做简要评介和补充。彭勇先生认为“固原称镇之重要，并不在固原本身，而在于其统属其他三镇的重要地位”[32]。这一评价肯定了固原镇的“联属”和“总制”作用，却否认固原本身的军事地位，有待商榷。赵阳阳的观点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固原镇的重要地位表现在两方面，其除了肯定固原镇“联属”和“总制”三边的重要地位之外，还认为固原“作为关中门户，自蒙古入套后，延宁二镇已不能很好庇护陕西腹地，固原一带的缓冲战略地位逐渐凸显。固原正扼守清水河要道，是蒙古南犯平凉、巩昌的必经之处。明在此设镇，并将镇守官改驻固原，大大增强防御力量。可对蒙古军队进行二次防御，借助边墙、墩堡等工事，变被动为主动，完善防御体系，从而达到拱卫凤翔、西安等内地的目的”[33]。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对于蒙古各部来说，一旦控制了固原及其六盘山地区，就有机会东进威胁明朝的陕西关中地区，夺关中必先夺固原。对明朝来说，陕西关中是腹心地带，此地“北连胡虏、西抵番夷、南通汉中、东接襄邓，安危所系，诚为不轻，比之他方，尤当轸念”[34]，固原是保障关中的屏障，保关中必先保固原。陕西巡抚马文升在成化年间上疏朝廷时即指出“平、巩为关、陕藩篱，而固原为平、巩屏蔽。平、巩有警则关、陕震警，而固原一带尤不可无备”[35]，他强烈建议加强固原地区的军事防御。因此，对明朝而言，“固原为防胡重镇，乃陕西根本之地”[36]。

除了保障关中之外，固原在明代中后期对保障四川和河西走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蒙古控制固原及其六盘山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威胁四川。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是明朝江南财赋中心的屏障，自古有“无蜀是无东南”[37]之说。南宋末年，蒙古正是以固原及其六盘山为据点，南下四川，绕道西南后方进攻南宋，使南宋政权腹背受敌而瓦解。明朝保住了固原及其六盘山区域，就等于保住了四川的北部门户，避免重蹈南宋覆辙。

河西走廊对明朝的意义更加特殊。首先，河西走廊肩负着“北拒蒙古，南捍诸番”[38]之重任，这一点史家已探讨较多，无须赘述。其次，河西走廊对明朝保障关中意义重大，“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39]，而“万一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40]。固原及其六盘山区域是从河西走廊进入陕西关中的必经之地，正处于河西走廊连接陕西关中的通道上。如果蒙古控制了固原及其六盘山，无疑会切断河西走廊进入关中的通道。在明朝已经失去河套、宁夏边外乃至大小松山和青海等军事要地的情况下，河西走廊就会成为“飞地”，明朝要控制这样的地方简直是痴人说梦。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明朝中后期，固原镇本身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明廷设三边总制于固原，使其总制三边四镇兵马，其根本前提正是固原本身军事地位的凸显。

其四，蒙古族与固原附近之六盘山历史渊源颇深。六盘山对蒙元统治者有着非凡的意义，是蒙元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早在1227年，蒙古灭西夏期间，成吉思汗即“避暑六盘山”。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并在去世前制定了联宋灭金的军事方针。[41]故明弘治年间曾任陕西三边总制的秦纮就意识到蒙古与六盘山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固原为陕西通贼之路，迤里六盘山，胡元铁木真尝阶此，谓猾夏之赀”[42]。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后继蒙古诸帝均对六盘山给予高度重视。蒙哥和忽必烈在位时曾多次驻跸避暑六盘山，在此召见诸郡县守令和西藏宗教首领。蒙古以六盘山为根据地南下攻大理、南宋，“留辎重于六盘山”[43]。因此，这一时期“六盘山成为蒙古军队攻取大理、南宋的中枢和大后方”[44]。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十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45]，安西王在西安和六盘山下之开城均设有王府，冬居西安，夏居开城。安西王分驻开城，实已凸显了六盘山在维护蒙元政权稳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明朝时期已经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而言，南下六盘山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也有特殊的政治意蕴。

鉴于以上诸多因素，景泰、天顺以后，固原成为蒙古南下袭扰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正是因为蒙古骑兵屡次南下，从景泰年间开始，明朝逐渐注意加强对固原的经略和防守。其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增强固原的军事戍防能力。景泰之前，明朝曾在固原设巡检司，以维持地方治安。从景泰之后，明朝通过设立机构、增派驻军、选派将官、修筑边墙等措施，构建固原的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加强固原的军事防御能力。景泰三年（1452），因镇守陕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畴建议，明廷命设固原千户所于开城县。[46]成化五年（1469），明廷“升陕西固原千户所为卫，设经历一员，增置西安千户所”[47]。固原千户所由所升卫与满四之乱有密切关系，也与河套蒙古对固原的军事威胁密切相关。时任陕西巡抚马文升是镇压满四之乱的亲身参与者，他在《西征石城记》中详载固原千户所由所升卫的缘由及其经过：“至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贼首毛哈剌亦伏诛，传首至陕，余贼解散。其未殄土达悉不究，令其本分耕牧，盖虑其奔河套以促大虏也。于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设一千户所，除官拨军防守。又以固原千户所改为固原卫，奏选指挥等官苗凤等七十余人理卫事。复添兵备佥事一员，举巩昌府阶州知州杨勉任之，项公等遂班师。”[48]虽然满四之乱被平定，但明廷担心满四余众勾连河套蒙古，升固原千户所为固原卫，意在强化对固原的戍防。成化初期，明朝的西北边防呈日益恶化态势，除固原受到威胁，甘肃、宁夏、延绥（榆林）诸镇亦受其害，而三镇各自为守的军事防御体制不利于军事指挥权力的统一和各镇之间军事防御力量的协作。成化十年（1474）春，“廷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而下，并听节制。诏罢琬，即以越任之，三边总制自此始”[49]。三边总制开府固原，统驭协调甘肃、宁夏、延绥诸镇兵马，使固原的军事地位空前提高。三边总制的设立，其表面原因是协调三边军事的需要，而根本原因在于应对河套蒙古不断南下所造成的巨大军事威胁。正如三边设总制王琼所言：“总制设自弘治中，专为套计，非欲其尽辖四镇数千里之边务也。”[50]成化十二年（1476），明廷又在固原增设平虏守御千户所和镇戎守御千户所。[51]弘治十四年（1501），固原镇正式设立。[52]自固原镇军事防区形成以后，明朝先后多次在固原镇防区修筑边墙、堡寨等军事设施，以增强固原的军事防御能力。[53]

第二，提高固原的行政建制级别。元朝曾在固原以南开城设开城州。明朝建立后，于洪武二年（1369）降开城州为开城县，隶属于平凉府。景泰二年（1451）五月，明廷“命修陕西平凉府固原州废城，调西安等卫官军戍之”[54]，至此，被废弃多年的固原古城得以修缮并重新利用。成化二年（1466），河套蒙古孛来、毛里孩等部南下固原，攻陷开城县，县城被毁。成化三年（1467），县治被迁到固原城。弘治十五年（1502），陕西三边总制秦纮“奏改开城县为固原州”[55]，虽然仍隶属平凉府，但改县为州无疑提升了固原的行政地位。

经过明朝的不断经营，固原从一不受重视的偏远小城迅速成为举朝关注的边防军事重镇。

三 青海危机及蒙古对明朝“半包围”态势的形成

青海危机由蒙古占据青海，扰掠明朝甘肃镇、固原镇边境而起。明朝中后期，蒙古各部先后南下并占据青海，这是明蒙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正德年间，因内部矛盾激化，蒙古亦不剌部于正德四年（1509）离开河套，辗转迁徙，进入青海，“攻破西宁安定王等族，夺其诰印，诸蕃散亡，据其地而居之”[56]，河套蒙古始入青海。此后，又有卜儿孩、整克、大同等部先后进入青海。嘉靖中期以后，以俺答汗为首的东蒙古右翼势力也相继进入青海，并最终征服了之前进入青海的非黄金家族各部，青海被俺答汗子侄占据。万历五年（1577），俺答汗率数万部众到青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相会，正式皈依藏传佛教，从而实现了蒙藏政教之间的联合。南下青海是蒙古各部继南下河套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转移，给明朝的西北边防带来重大影响。

第一，蒙古通过军事手段征服原居青海的西番各部族，实现了蒙藏之间的联合，宣告了明朝在河西走廊实行的“隔绝蒙藏”政策的失败。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57]。这一政策力图将蒙古各部和西番阻隔于河西走廊南北两侧，使之不得联合，以保证明朝西北边疆安全。但是河套蒙古进入青海后，抢掠并胁迫西番各部，对原有的西番臣属于明朝中央政权的事实提出巨大挑战，“各番畏其（指蒙古）虏掠，率多纳献方物，苟免一时吞噬。红帽番族又约为婚姻，作彼奸细，引诱诸番，使之归顺”，西番由归附明朝变为反叛明朝。在蒙古的裹挟之下，西番屡屡向明朝边境进攻，“入犯内地，小则杀虏人民，抢夺财物；大则攻城掠地，据险守要”[58]。嘉靖八年（1529），“洮、岷诸番数犯临洮、巩昌，内地骚动”[59]。万历十四年（1586），俺答汗之侄火落赤纠结青海蒙古各部以及西番抢掠洮河地区卫所军民，明朝派通官副千户李福保等六人前往劝谕，被生番思哥奇密所杀。[60]据《秦边纪略》记载：“海夷，当嘉靖时，常入寇边，番族受其害者，烧帐房、掠羊马、掠妇女、杀丁壮，番皆畏之，愿为部属。然后攻土民、杀汉人、败官兵，无所不至。今诸番分纳各夷添巴，不纳中国茶马，已判然为夷属。万历间，夷犯内地，驱番为导，引为前锋，番既获利，为害河、湟，胜于夷矣。”[61]因此，随着西番被蒙古控制，青海“盖已失捍外卫内之初意矣”[62]。

以俺答汗为首的东蒙古右翼各部占据青海，并皈依藏传佛教，从而实现了蒙古与西番政教之间的联合，也使俺答汗实现了对西北抗明力量的重新整合。俺答汗死后，其子孙无力统驭河套和青海蒙古诸部，各部“各相雄长”[63]，但就总体而言，后俺答时代的蒙古已牢牢控制了北方蒙古草原和青海地区，并且两大区域可以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河西走廊失去了“隔绝蒙藏”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俺答汗确是我国历史上蒙古民族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与之对比，同一时期明朝的皇帝和官僚士大夫们却显得有些相形见绌。

第二，青海蒙古沿青海湖东进，威胁明朝河洮岷地区的安全，给明朝西北边疆带来新的危机。河洮岷地区位于明代陕西的西南部，其地“实为西番之襟要”[64]，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洪武年间，邓愈率兵平定此地，元吐蕃宣慰司何锁南普归附，明朝在此设立河州卫，以阻止西番的侵扰，此后明朝不断完善对河洮岷地区的管理制度。永乐时，明朝继续通过一系列安抚政策羁縻吐蕃上层贵族，“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而“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益寡”[65]。在正德以前，河洮岷地区较为安宁。正德年间亦不剌等初入青海，“春夏逐水草驻牧，收冬踏河冰掠洮、泯”[66]，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奏请朝廷调兵剿之，但不久杨一清被朝廷召回，此事遂不了了之。自亦不剌等进入青海后，“窃伏西海，逼胁曲先、阿端各种番夷，乌合为巢，岁复一岁，丑类渐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蚕食属番，遂酿成甘肃、陕西腹心肘腋之患”[67]。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甘肃海虏、瓦剌他不囊等拥众自南川入，杀副将李魁及中军阿承印等”[68]，河洮岷危机日益严重。俺答封贡之后，明蒙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同时迫于互市的需要，俺答汗对包括青海蒙古在内的蒙古各部有所约束，河洮岷地区的边防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万历九年（1581）俺答汗去世，其子孙黄台吉、扯力克等均不能控制诸部族。在此期间，卜失兔、火落赤等占据莽剌、捏工两川，数犯甘、凉、洮、岷、西宁等地。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永邵卜部众攻入西宁，西宁副总兵李奎被射死。十八年（1590）六月，青海蒙古火落赤部“入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率三千人御之，尽覆。七月复深入，大掠河州、临洮、渭源。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各将一军御之，皆败绩，游击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69]。

蒙古进入青海并进攻明朝河洮岷地区，给明朝固原镇带来极大的军事压力，“套虏西则靖、固戒严，海虏东则临、巩惊扰”[70]，固原镇北面河套地区与西南面的河洮岷地区同时受到蒙古攻击，腹背受敌。明朝不但没有有效解决陕西北方和西北的边患问题，反而使西南方河洮岷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其原本有限的防御力量更加捉襟见肘。

嘉靖后期，明朝开始加强河洮岷地区的防御，并修筑了长城和堡寨，其“河州路长城，北起于河州卫大通河堡东境，南达于旧洮州堡南境的峪口石崖，长达千里左右”[71]。但是河洮岷地区与固原镇城之间路途险远，鞭长莫及，不易控制。正如明人茅元仪所论：“临洮古吐蕃地，皋兰南峙，黄河北绕，夙号形胜，旧属固原，相去千有余里往往箠长难及。”[72]嘉靖初兵部尚书李钺亦感河洮岷地区“兵难遥度”[73]。明朝曾设河州参将和洮州参将进行镇守，但二参将往往相互推诿责任，摩擦不断。“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负其物货，入掠内地，他族亦乘机为乱。奸民以告河州参将陈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与我事。’洮州参将刘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将有隙。”[74]各路参将的矛盾使明廷有所警醒，感到有必要另设更高级别的将官，以加强对河洮岷各路分守参将的统领和协调。

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廷最终在已有固原总兵的基础上增设临洮总兵，以刘为第一任总兵官，临洮镇正式设立，其治所在洮州城。临洮镇成为明朝陕西地区甘、宁、榆、固四大军镇之外的第五个军镇。临洮镇所辖军事防区俱从固原镇析出，其主要职责为防御青海蒙古和西番，“专制西陲半壁，凡兰、河、洮、岷、阶、文咸隶之，屹若巨镇焉”[75]。这是明廷针对河洮岷危机而被迫做出的又一重大政策调整，也是明朝西北边防体系的重大变化。但是，从明蒙关系的总体态势变化来看，蒙古占领青海及蒙藏之间的联合均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蒙古通过控制河套、大小松山、青海形成对明朝西北诸镇的“半包围”，明朝此时设置临洮镇对于改变明蒙关系态势已经意义不大。万历末年以后，东北的女真贵族迅速崛起，明廷更加无暇顾及西北防务。

四 结语

有明一代，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虽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不相统属，但脱欢、也先父子及其后来的达延汗统治时期，蒙古草原实现了短暂的局部统一，正是这两次短暂的局部统一，为蒙古南下河套和青海奠定了基础。从史料记载来看，隆庆、万历之后，蒙古各部事实上可任意穿过河西走廊，往来于河套和青海之间，已经打破了明朝“隔绝蒙藏”的治边策略，使河西走廊丧失了保障明朝西北边疆安全的战略地位。从明蒙关系的总体变化态势来看，蒙古通过控制河套和青海乃至大小松山地区，将明朝边墙之外的区域连成一片。固原镇受到北面和西面之夹击，处于蒙古的“半包围”之中。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固原军事地位的崛起是明朝西北边防形势变化的集中缩影。固原镇的崛起与演变体现了明朝中后期西北边防的基本特征，即蒙古各部制造危机与明朝被动应对危机的往复循环。当蒙古南下河套并袭扰固原时，明朝被迫加强固原的经营和防守，建立固原镇。当蒙古南下青海，袭扰河洮岷地区时，固原镇一时难以应付，明朝又被迫做出调整，从固原镇析置临洮镇，以应对新的危机。在明朝中后期，不论是河套危机，还是青海危机，明蒙双方均围绕固原及其六盘山区域展开激烈争夺，固原已然成为明朝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的“桥头堡”。

（马维仁：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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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明代西北军事防区调整与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6XZS015）阶段性成果。

[2]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中华书局，2014；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4]赵阳阳：《明代固原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陕西十》，中华书局，2005，第2905页。

[6]（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中华书局，1974，第4571页。

[7]（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三〇《镇戍五·固原》，中华书局，1989，第670页。

[8]（明）杨经：嘉靖《固原州志》卷一《疆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11页。

[9]（清）张廷玉：《明史》卷九一《兵志三》，第2237页。

[10]（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第8473页。

[11]（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第8474页。

[1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中华书局，2015，第890页。

[13]（明）魏焕：《明经世文编》卷二五〇《巡边总论》，中华书局，1962，第2625—2626页。

[14]《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卯，第1491—1492页。

[15]（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第4736页。

[16]（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第4737页。

[17]（明）杨一清：《为预防虏患事》，《杨一清集》卷五《巡抚类》，中华书局，2001，第164页。

[18]《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九，成化二十一年八月甲午，第4548—4549页。

[19]《明宪宗实录》卷三二，成化二年七月戊戌，第646页。

[20]《明宪宗实录》卷三七，成化二年十二月乙丑，第746—747页。

[21]（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三《宪宗本纪》，第168页。

[22]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第152页。

[23]（明）许论：《九边图论》，《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第21页。

[24]（明）杨一清：《为经理要害边防保固疆场事》，《杨一清集》卷七《总制类》，第247—248页。

[25]（明）王琼：《北虏事迹》，《王琼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65页。

[26]（明）杨经：嘉靖《固原州志》卷一《创建州治》，第9页。

[27]《明宣宗实录》卷六六，宣德五年五月庚戌，第1554页。

[28]《明宪宗实录》卷六三，成化五年二月戊子，第1278页。

[29]（明）马文升：《西征石城记》，中华书局，1991，第1页。

[30]（明）刘敏宽：万历《固原州志》上卷《地理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133页。

[31]（明）魏焕：《九边考》卷一〇《固原镇·保障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第310页。

[32]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第300页。

[33]赵阳阳：《明代固原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第56页。

[34]（明）马文升：《存远军以实兵备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二《马端肃公奏疏》，第510页。

[3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陕西七》，第2802页。

[36]（明）杨一清：《为咨访群策以裨边务事》，《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七《杨石淙奏议》，第1111页。

[37]（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四《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38]（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第8549页。

[3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五《陕西十二》，第2972页。

[40]（明）马文升：《为预防虏患以保重地事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三《马端肃公奏疏》，第525页。

[41]（明）宋濂：《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第24—25页。

[42]《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四，弘治十五年二月壬子，第3392页。

[43]（明）宋濂：《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51页。

[44]薛正昌：《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兼论成吉思汗病逝地问题》，《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

[45]（明）宋濂：《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第143页。

[46]《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一，景泰三年闰九月癸未，第4792页。

[47]《明宪宗实录》卷七二，成化五年冬十月丙子，第1405页。

[48]（明）马文升：《西征石城记》，第8—9页。

[49]（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第4573页。

[50]《明世宗实录》卷一三二，嘉靖十年十一月壬申，第3134页。

[51]《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七，成化十二年九月癸卯，第2861页。

[52]关于固原镇的设立时间，学界有较大争议。本文采用《明史·兵志》之说，即“弘治十四年设固原镇”。

[53]艾冲在《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一书中对明代固原镇长城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明代固原镇长城的修筑始于弘治年间，先后经历了弘治、正德年间的初建，嘉靖时期的修葺与延筑以及隆庆、万历时期的改线。

[54]《明英宗实录》卷二〇四，景泰二年五月乙巳，第4359—4360页。

[55]（明）杨经：嘉靖《固原州志》卷一《创建州治》，第8页。

[56]（明）王琼：《北虏事迹》，《王琼集》，第66页。

[57]（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第8549页。

[58]（明）褚：《目击番虏情状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六《褚司农文集》，第4185页。

[59]（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中华书局，1974，第8544页。

[60]《明神宗实录》卷二〇〇，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壬午，第3743—3744页。

[61]（清）梁份：《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59页。

[6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第8549页。

[63]（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第8490页。

[6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〇《陕西九》，第2881页。

[65]（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第8542页。

[66]《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戊子，第1327页。

[67]（明）杨一清：《为达贼出没计处用兵机宜事》，《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七《杨石淙奏议》，第1110页。

[68]《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五，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庚申，第3826—3827页。

[69]（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第8548页。

[7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坤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091页。

[71]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第144页。

[72]（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八《固原》，《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第550页。

[73]《明世宗实录》卷六二，嘉靖五年三月庚戌，第1452页。

[74]（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三〇《西番诸卫传》，第8546页。

[75]（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八《固原》，《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