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嫩科尔沁部左翼与努尔哈赤的联姻

翁古代后期，嫩科尔沁部的向南发展之路遇到邻近的建州女真人强有力的阻击，嫩科尔沁部与明朝的贸易通道被努尔哈赤阻断。加上察哈尔部蒙古大汗林丹汗的一些政治策略又损害科尔沁人的利益，嫩科尔沁部的生存空间面临很大压力。此时，嫩科尔沁部内部左翼诸台吉强势崛起，统一局面再次面临分化危机，地区统领地位逐渐被努尔哈赤所代替。努尔哈赤面对昔日的劲敌，及时改变武力对抗的策略，采取一系列灵活措施，将嫩科尔沁部成功转化成盟友，进而从林丹汗阵营中脱离出来，最终建立起双方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本节将努尔哈赤采取的措施归纳为“与左翼联姻，与右翼联盟”。

一 联姻的开启

合撒儿后裔嫩科尔沁部贵族中率先与努尔哈赤联姻的人是纳穆赛[66]次子明安，他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嫩科尔沁部左翼的重要首领，势力和影响力不亚于其长兄莽古斯扎尔固齐诺颜。由于史料的匮乏，明安一生只有两件事被世人所熟知。其一是与胞兄莽古斯一起参加“九部之战”，战败，“裸身乘骣马逃”。另一件事就是将女儿嫁与努尔哈赤，开启延绵300年的满蒙联姻先河。

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早期关系以武力对抗为主，这种关系尤以1593年“九部之战”为标志。时，嫩科尔沁部翁古代、莽古斯、明安三人领科尔沁、锡伯、卦尔察兵，联合叶赫、哈达、乌拉等部攻打建州女真之主努尔哈赤，史称“九部之战”。九部惨败，叶赫部贝勒布寨被杀，乌拉部布占泰被擒，“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67]从战争结果来看，科尔沁的损失最小，战争结束后又获得锡伯和卦尔察等部领属权。建州女真人厚待科尔沁俘虏，“奴酋选所获蒙古人二十，被棉衣，骑战马，使还其巢穴”[68]，其明年，“科尔沁部蒙古明安贝勒遣使通好”。[69]双方虽矛盾冲突不断，但出现“蒙古国诸贝勒通使不绝”的新景象。

壬子年（1612）春，“太祖闻其女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70]可见，努尔哈赤率先向嫩科尔沁部提出联姻要求，而嫩科尔沁部也很快做出了回应。此“先许之婿”是否为明安台吉“受其聘，不予女”的乌拉贝勒布占泰？[71]从所聘时间相差13年来推断，应不是一人。其后，甲寅年（1614），明安兄莽古斯[72]“以女进四贝勒皇太极为婚”[73]；乙卯年（1615），明安弟孔果尔“送女与聪睿恭敬汗为妻”[74]。选择嫩科尔沁左翼正在崛起的三大领主作为联姻对象，表明努尔哈赤的联姻政策明显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明安三兄弟则宁可“绝先许之婿”而选择努尔哈赤，说明嫩科尔沁部左翼台吉们也想通过联姻来提升自身在部落中的话语权。

努尔哈赤本身就有蒙古血统，并清楚“蒙古集聚则成兵”[75]和“蒙女所生子亦贤”[76]的道理。也深知只有从血缘和心理上实现女真人与蒙古人的族群一体化，即“建立满蒙亲缘关系，促进满蒙亲谊情感”，才能更好地实现他所奉行的“女真人的蒙古化”策略。因而选择与满洲接壤风俗文化接近，祖上有过长期交往的嫩科尔沁部为突破口，多次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施展和亲手段，亲近拉拢嫩科尔沁部。

努尔哈赤与明安开启的联姻先河为嫩科尔沁部和女真人的关系趋于缓和起到积极作用，也为以后嫩科尔沁部与女真人的联盟铺平了道路，更为终清一代的满蒙联姻制度奠定了基础。

到天聪汗后期，崇德朝开始，嫩科尔沁部与大清朝皇室、宗室间联姻才步入互为嫁娶阶段，即真正意义上的满蒙联姻。率先开启满蒙联姻先河的嫩科尔沁部从众多蒙古部落中脱颖而出，成为“荷国恩独厚”的外藩蒙古首部和外戚核心。乾隆二年（1737），清朝定制“备指额驸”制度[77]，将蒙古额驸的选择范围限定在漠南蒙古七部十三旗。[78]时，嫩科尔沁部有五旗入选。据《玉牒》记载，努尔哈赤至清末的300年，满蒙联姻共595次，其中出嫁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79]

二 联姻的特点

嫩科尔沁部左翼三大台吉与努尔哈赤父子的联姻，顺利地将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关系从敌对转向盟友。此时的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联姻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明安等的联姻只是将嫩科尔沁部女嫁与爱新国，而爱新国女嫁到嫩科尔沁部之例子很少有之。其间，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联姻7次，嫁6次，娶1次，仅有的一次嫩科尔沁方娶爱新国女事件发生在天命末年。另外，壬子年（1612），被努尔哈赤称作“三为婿，七与盟”的乌拉贝勒布占泰“以骲箭射聪睿恭敬汗所赐之女娥恩哲格格”[80]，引发战争。努尔哈赤撤兵后布占泰又“欲囚太祖二女”[81]，天命六年八月，喀尔喀部落以畜产一万赎介赛贝勒，又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努尔哈赤“以所质女与大贝勒代善为妃”[82]，又在天命五年（1620）六月，写给嫩科尔沁台吉孔果尔请求联姻的信中提道：

vbade tehe sanggarjai jalinde ama emede haji ilan sargan jui-de jafan gaijarakv benjiu.vbade isinjiha manggi ajige sanggarjai-de tucibufi unggire.ilan sargan jui-de burakvci.ineku ama emede haji juwe haha jui-de benjiu vbade isinjiha manggi sanggarjai-be tucibufi unggire.[83]

（汉译）为在此处的桑噶日寨之事（写信），不收聘礼而送来父母亲近之三个女儿。送到这里后，可送回小桑噶日寨。不送来三个女儿，照旧例送来父母疼爱之两个男孩来，亦可放还桑噶日寨。[84]

这说明，联姻刚开始时，嫩科尔沁部存在“被动联姻”或嫁到爱新国之嫩科尔沁部女子具有“质子”性质的可能性。

表1 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时代的联姻统计

表1 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时代的联姻统计-续表

其次，此时的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联姻只限于左翼明安家族的几位大首领，右翼诸台吉仍与努尔哈赤为敌。如，天命六年二月，嫩科尔沁台吉阿都齐抢劫爱新国商人托博辉，“马三匹，牛十八头，羊六只。银八十一两，毛青布五十匹，衣三十四袭，毡十张而去”[85]。因此，明安等的联姻行为是否得到右翼首领奥巴的首肯和允许，显得很关键。

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嫩科尔沁部台吉奥巴致书努尔哈赤，曰：

今奏书于天命汗，以冰图之女嫁之矣。汗之聘女我能许嫁何人？先未嫁者，因值本命之年且身体欠安，故未嫁矣。黄台吉遣使前来我未能准嫁并谓之如遣特使前来方能嫁给之等语。大汗之训诚是。我等游牧分散，未能集聚。待我等与前来娶冰图女之使者聚议后，奏闻于汗。[86]

这清楚地表明，嫩科尔沁部左翼诸台吉嫁女努尔哈赤父子之举，右翼奥巴也没有表示反对。“被动联姻”的明安家族积极利用联姻手段，依靠努尔哈赤军事、经济方面的扶持，增强了自身实力，为对抗以奥巴为首的右翼台吉的挤压，积累了充足的资本。而努尔哈赤则以联姻为手段，刻意输入成吉思汗之弟孛儿只斤血统，“抬高了自己在女真人各部中的威望和地位，或者说强化了其政权的权威”[87]。

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的联姻中，也存在左翼诸台吉为得到所需物品而积极进行联姻的可能性，即达力扎布先生所说“嫁女只是为了通好贸易”[88]。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给冰图老人的信中写道：“若欲结亲，则直言为好。尔已年迈，岂可使女亦逾年纪耶？尔若出言许嫁，即遣人以礼接娶。女若不嫁，则祸患及身。若取聘礼则给甲五十。让女乘马一匹，友人相随，送至约定之地。我等亦将五十甲送至约定之地，与尔女交换之。”努尔哈赤子弟也写信劝说孔果尔：“若嫁尔女，以合汗意，则尔欲得何物，必可得矣！”[89]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们迎合嫩科尔沁方面的物质需求，对有联系的台吉们赉予充盈的物质馈赠，使得联姻充满物质诱惑。如：

天命十年二月，嫩科尔沁寨桑贝勒遣子吴克善台吉送女与四贝勒为妃。因吴克善台吉亲送其妹，优待之。赐以“人口、金银、蟒缎、布帛、铠甲、银器等物甚厚”[90]。

天聪二年九月，嫩科尔沁部噶汉送其女与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婚。诸贝勒郊迎，设筵宴，入城，八旗以次宴之。至是噶汉还，“赐甲胄、鞍辔、撒袋、弓矢、腰刀、金银器皿、彩缎、文绮、布匹等物甚厚”[91]。

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92]。通过联姻，嫩科尔沁部与满洲人建立起牢固的盟友关系，暂时摆脱参加“九部之战”的其他部落一样被吞并或灭掉的可能。

明安台吉与努尔哈赤联姻后，双方联系明显增多。如，1615年9月，嫩科尔沁部明安台吉第四子桑噶尔寨觐见努尔哈赤，送马30匹。作为回礼，努尔哈赤“赐甲十副、绸缎、布匹”[93]等。10月，明安贝勒长子伊尔都齐来见，送马40匹。[94]作为回礼，“赐给甲十五副，绸缎、布匹”[95]等。天命元年（1616）十二月，明安贝勒次子哈坦巴图鲁[96]来到爱新国，送马40匹。这是努尔哈赤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按其兄之例赐物遣之返”[97]。天命二年（1617）正月，明安贝勒亲自到爱新国国都看望女儿，拜会努尔哈赤。初八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及诸弟子出城至百里外相迎”。初十日，双方在富尔简岗相见，行抱见礼，以接见之礼大宴。入城后，努尔哈赤以礼相待，每日小宴，间日大宴，留之30日。临走时，作为回礼，送给明安“人四十户，甲四十副，及缎布匹等物至足”[98]。翌年十月，明安第五子巴特玛[99]率领50人来到爱新国，献马50匹。[100]

有学者依据上述记载认为：“在联姻活动加强的同时，科尔沁部台吉不断前来建州进行朝贡活动，以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101]那么，明安父子的上述觐见行为果真是“进献”或“朝贡”[102]之举吗？

首先，明安父子最早来见努尔哈赤的时间是在1615年，即明安台吉嫁女努尔哈赤三年之后。科尔沁蒙古人嫁女三年后有“ükin ergikü”，即“看望出嫁女”之习俗，所谓“三年后兄长来，六年内父母来”。明安父子来见努尔哈赤时间符合科尔沁这种传统习俗。

史书对明安台吉向努尔哈赤“进献”礼品做详细记载，包括“献驼十只、马一百匹、牛一百头、驼绒毡子三驮和干肉十三车及乳饼子油二车”[103]。其中，“干肉”“乳饼子”等不见其他“朝觐”之礼单。天命十一年（1625）五月，嫩科尔沁首领奥巴前往爱新国，首次与努尔哈赤会面，史书中未见所献之礼单。天聪七年（1633）十二月，奥巴长子巴达礼来见天聪汗，获“土谢图济农”号，所献见面礼单为“雕鞍马一匹，空马十五匹，驼二头，貂皮端罩一件，貂皮八十张”[104]。对比可知，明安所献物品过于丰厚、过于琐碎，不符合“朝贡”之惯例，而符合嫩科尔沁蒙古人“看望姑娘”时，“父母为姑娘准备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传统习俗。

在这一阶段，经明安与努尔哈赤的努力，嫩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仍有摩擦与矛盾。例如，明安子桑噶尔寨[105]曾联合内喀尔喀攻伐努尔哈赤，于铁岭之战中被擒[106]；明安三子[107]抢夺叶赫投奔嫩科尔沁部的300牧群，经努尔哈赤遣使再三要求，只归还160牧群[108]；天命五年二月发生嫩科尔沁部台吉阿都齐劫夺叶赫阿拜舅牛录下托博辉“马三匹，牛十八头，羊六只，银八十一两，毛青布五十匹，衣三十四匹，毡十张”[109]，明安“废止台吉等亲行爱新国”之礼[110]等事件也清楚地表明双方关系的侧面。对于嫩科尔沁部的敌对行动，努尔哈赤只是中止向嫩科尔沁部出售弓箭，而未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这说明满洲与嫩科尔沁部之间虽然存在不信任感，但友好往来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摩擦与矛盾只是小插曲，双方的关系已朝着结盟的方向发展。

入清后，嫩科尔沁部虽被分割成10旗，却单独组成一个盟，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土地所有权成功地保持至清末。尤其是该部贵族作为外戚又影响了清初五朝四帝100年的政治走向，成为大清朝最为倚重的盟友和“不侵不叛之臣”。努尔哈赤和继任者们则以“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111]的理念经营“满皇蒙王”“世缔国姻”，并辅以厚赏优待、赐予特权、培植亲信等手段，将敌对的嫩科尔沁部转化成“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的坚定盟友，成功地瓦解林丹汗势力，最终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

附一 明安台吉身份考

前文所述，嫩科尔沁部左翼大台吉明安与努尔哈赤联手开启满蒙联姻之先河，成为满蒙联姻研究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但是，清代有些史书将其事迹错误地记在乌鲁特部明安传记中，从而误导后人的研究。

先看看，《八旗通志》中的明安列传：

明安，满洲正黄旗人，原系蒙古乌喇忒贝勒。太祖高皇帝乙未年，遣使通好。天命二年，来献驼马。太祖率诸贝勒迎于百里外，大宴入城。七年，率所属来归。授三等总兵官世职。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大举伐明，明安率兵来会。太宗命率满洲兵八十名及蒙古全军，征察哈尔国，降其边境二千户以归。五年，从大兵掘壕围大凌河，明兵突出，围我所得一堡。明安同各固山额真等率兵击之，敌兵大败，我兵追杀至城壕而还。既而太宗以计诱大凌河兵，明总兵祖大寿率兵出城，明安同宗室篇古阿哥等领兵进击，大败之。崇德三年，太宗亲征喀尔喀，明安复率兵来会，并献驼马，俱却之。六年，赐顶戴、朝衣、鞍马、弓矢、甲胄并人口，加世职为三等安邦章京。顺治七年九年三遇恩诏，加至二等伯。十一年卒。子六人。以幼子郞素袭伯爵，长子昂洪达尔汉和硕齐，次子多尔济最知名。[112]

将其记为八旗满洲正黄旗人。

《清史稿·明安列传》中明安亦有具体事迹：

明安，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贝勒。岁癸巳……九国之师来侵，明安与焉。战败，明安乘骣马独身跳去，寻修好于太祖。上闻明安女贤，遣使往聘，岁壬子正月，明安送女至……天命二年正月，明安来朝……（天命）七年二月壬午，明安及同部贝勒兀尔宰图、锁诺木、绰乙喇札尔、达赖、密赛、拜音代、嘎尔马、昂坤、多尔济、顾禄、绰尔齐、奇笔他尔、布颜代、伊林齐、特零，喀尔喀部贝勒石里胡那克，并诸台吉等三千余户，驱其牲畜来归，授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顺治初年……卒，谥忠顺……子昂洪、多尔济、绰尔济、纳穆生格、朗素。[113]

将明安所属乌鲁特部视为科尔沁的分支。此等混乱记载影响了今人对明安的认知，遂产生错误的理解。

如《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等就认为“乌鲁特部贝勒明安参与九部联军进攻建州，第二年遣使与建州修好；努尔哈赤娶明安之女为妻，天命二年，明安来爱新国探亲；天命七年初，乌鲁特整部内附”[114]。

嫩科尔沁台吉明安与努尔哈赤开启了满蒙联姻之先河，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兀鲁特是不是科尔沁的另一种写法或分支呢？

“兀鲁特”为蒙古古部落之一，蒙古语作“orud”或“oruhud”，汉译又作乌喇忒、乌鲁特等。《水晶珠》载“sain dayun qahan-u arbaduhar kübegün gerbolud ber orhud-un aimah-i ejeleluge”［（汉译）“达延汗第十子亲王格埒博罗特领属兀鲁特部”］，表明兀鲁特为达延汗第十子格埒博罗特所属部落，与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所属科尔沁无关。

再看《金轮千辐》记载：

sain dayun qahan-u arbaduhar kübegün gerbolud-ece lung taiji，egünü ür-e oruhud-un noyad boi kemejüküi，ede begejing-dür boi kememü.[115]

（汉译）达延汗第十子格埒博罗特生隆台吉，据说，其裔为兀鲁特部诸部长，现在北京。

更清楚地记录兀鲁特部众的由来及最终融入八旗的史实。与《八旗通志》所记明安部众融入八旗满洲正黄旗的记载相吻合。

再看看，明安与努尔哈赤首次见面的时间。

《八旗通志》载“太祖高皇帝乙未年，遣使通好。天命二年，来献驼马。太祖率诸贝勒迎于百里外，大宴入城”。《清史稿》认为“岁癸巳……九国之师来侵，明安与焉。战败，明安乘骣马独身跳去。寻修好与太祖。上闻明安女贤，遣使往聘，岁壬子正月，明安送女至……天命二年正月，明安来朝”。对比《满文老档》《清实录》或相关档案史料可知，参加“九部联军伐满洲”之战，并与努尔哈赤联姻，天命二年面见努尔哈赤之人的明安为嫩科尔沁部人。

那么，天命“七年，率所属来归。授三等总兵官世职”的人又是谁呢？

《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七年二月十六日）兀鲁特部落明安、索诺木、揣尔扎勒、噶尔玛、昂昆、多尔济、顾禄、绰尔吉、奇布塔尔、青巴图鲁等十贝勒率妇孺及一千男丁，逃来广宁城。汗御衙门，以迎来之礼宴之”[116]。受《八旗通志》等影响，有学者认为此处明安为“科尔沁贝勒”[117]。但从嫩科尔沁部明安相关资料中见不到这些台吉之名，所属男丁之数也达不到3000名。[118]因而也可以断定，天命七年投附努尔哈赤的明安为兀鲁特部明安。

从死亡时间上分析。

《八旗通志》载，明安卒于“顺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我们知道癸巳年（1593）发生了“九部联军伐满洲”之战，明安与翁古代等一起参加古勒山战役。两个历史时间点相差61年，明安活了近百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王公表传》载“天命二年春，明安来朝，不久既卒”[119]。由此可以断定，顺治十一年去世者不是科尔沁明安，而是兀鲁特明安。

从子嗣名单分析。

《八旗通志》《清史稿》记载，明安有“昂昆、多尔济、绰尔济、纳穆生格、朗素”等六子。其中，“以幼子郞素袭伯爵，长子昂洪达尔汉和硕齐，次子多尔济最知名”。

蒙古文史书载，科尔沁明安贝勒生有：

dungqur ildüci，dahur qadan bahatur，dorji ildeng，sangharjai cing bahatur，sonom daicing，onoqu büke，cinuqu erike，sonom nomci，badm-a cükür，qan mergen，bahula nomci，sergüleng，ebügen.[120]

（汉译）栋果尔伊尔都齐、达古尔哈坦巴图鲁、多尔济伊勒登、桑噶尔寨青巴图鲁、琐诺木代青、沃诺胡布和、绰诺胡额日克、琐诺木诺木齐、巴特玛楚古尔、汗莫尔根、巴古拉诺木齐、塞尔古楞、额布根等十三子。

明安与努尔哈赤联姻后，其长子伊尔都齐、次子哈坦巴图鲁、四子桑噶尔寨、五子巴特玛等先后到爱新国面见努尔哈赤。这些名单与《金轮千辐》等蒙古文史书所记明安诸子名单一致，与《八旗通志》所记明安子嗣不一致。

据上所述，《八旗通志》等史籍内科尔沁明安与兀鲁特明安事迹发生混淆，将二人混为一人，由是铸成史文之疏误。

由明安台吉开启的科尔沁部与满洲皇室之间联姻通婚，使嫩科尔沁部王公不仅在政治、经济利益上，还在血统上、心理上，与满洲上层结成牢固的依存关系，客观上影响并带动了蒙古诸部与满洲人之间广泛持续的政治联姻。既巩固努尔哈赤、皇太极的统治地位，也使爱新国免于后顾之忧，专心对付林丹汗和明朝。从天聪朝后期开始，经天聪朝精心培植，朝中形成以嫩科尔沁女为首的“后宫集团”和嫩科尔沁外戚为代表的外藩势力的政治联盟，为大清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诸多保障。在崇德皇帝暴病而亡的关键时刻，“后宫集团”与嫩科尔沁外戚联手有效地遏制多尔衮、多铎势力膨胀，为福临登上皇位铺平了道路。有清一代蒙古不再联成一体、举族叛清，满蒙联姻所起作用不可小觑。康熙帝所说“本朝不设边防，恃蒙古部落为屏藩耳”就是对满蒙联姻的赞叹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