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二十一
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休息，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他这人天生十分愚蠢，加上中学毕业时又获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使他扬扬自得），结果也就变得越发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显示出穿着绣有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承审的案件，”他开始发表刚才在宣读报告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犯罪案件。”
副检察官自以为他的演说应该有社会影响，就像那些名律师发表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演说。社会名流也都是这样崭露头角的。副检察官的行事原则，就是要永远高瞻远瞩，换句话说，就是要探索犯罪心理奥秘，揭露社会溃疡。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你们面前这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世纪末罪行。这种罪行具有可悲的腐化堕落的特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某些分子就受到这种堕落风气的严重影响……”
副检察官讲了好半天，一方面，竭力思索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使他的演讲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好一阵唾沫，但立刻振作精神，更加口若悬河地说下去，来弥补这个间歇。他一会儿换一只脚站着，眼睛盯着陪审员，对他们曲意奉承；一会儿看看笔记本，声音平静而老练；一会儿又用慷慨激昂的语气控诉，身子忽而对着旁听者，忽而对着陪审员。只有那三个被告他一眼也不看，虽然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当时很时髦，就是到今天也还是被看成学术上的新事物，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22]、塔尔德[23]、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24]、颓废论。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个强壮淳朴的俄罗斯人，天性忠厚，气度宽大，轻信别人，以致落入无耻男女之手，不幸丧生。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缺乏教养，毫无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身上具有精神退化的种种征状。但造成罪行的主要动力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派的最恶劣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不看她，说，“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是个孤儿，多半生来带着犯罪的胚胎。她出身于有教养的贵族家庭，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满足情欲而投身妓院，并由于受过教育而在姑娘中间特别走运。不过，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刚才你们在这里听她掌班说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本领控制嫖客。这种本领最近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被称为‘暗示说’。她就是凭这种本领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而富裕的俄罗斯壮士，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丧尽天良要了他的命。”
“哼，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笨蛋。”严厉的法官回答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副检察官姿势优美地扭动细腰，继续说下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过社会的命运也多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切注意这种罪行的危害性，注意玛丝洛娃之类病态人物对社会形成的威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不因此而导致常见的灭亡。”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词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用催眠术把商人迷倒，骗得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神气活现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都推在玛丝洛娃身上。
律师批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是个已被揭发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毫无价值。他还说，至于两千五百卢布，那么两个勤劳正直的茶房是挣得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五个卢布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被玛丝洛娃盗窃了，可能已转交给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因此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尾时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包奇科娃父母的身份不明。
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说话结结巴巴，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堕落的全部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他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
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种种事实毋宁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扬扬地坐下。
接着，法庭让被告们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像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眼睛来对他望望，又望望其他人，接着垂下眼睛，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突然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问道。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勉强忍住抽噎。
聂赫留朵夫还弄不清他目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把强自克制的抽噎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他戴上夹鼻眼镜，接着掏出手绢，擤了擤鼻涕。
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内心斗争，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二十二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
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久，说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盗就是偷盗，从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锁着的地方盗窃，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他解释的时候，老是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希望他领会这个重要关节，领会以后好向同事们解释。然后他认为陪审员们已充分理解这些道理，就开始解释另一个道理：致人于死的行为叫做谋杀，因此毒死也是一种谋杀。等他觉得这个道理也为陪审员们所理解了，就又向他们阐明：如果盗窃和谋杀同时发生，那么盗窃和谋杀就构成犯罪因素。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脱身，因为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成习惯，一开讲怎么也收不住嘴，因此就向陪审员们详详细细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接着他又向他们说明，他们虽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表示他们裁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提出的全部罪行，那就应该声明对不同意的地方持保留态度。这当儿，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刻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着话，两边法官都现出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觉得他的讲话很好，就是说照章办事，只是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好，法庭上其他官员和在场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说了。可是庭长怎么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抑扬顿挫的声音，沾沾自喜，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指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因为他们已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神圣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仿佛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情况：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得使他吃惊，但接着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人的主要风貌。
聂赫留朵夫心里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不错，尽管她身穿囚袍，身体发胖，胸部高耸，尽管她下巴放宽，额上和鬓角出现皱纹，眼睛浮肿，她确实就是卡秋莎，就是在复活节黎明时用她那双充满生之欢乐的热情眼睛，天真地从脚到头笑盈盈瞅着他这个心爱的人的卡秋莎。
“居然会有这样的巧遇！偏偏排在我陪审的庭上审讯，十年不见，偏偏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事将怎样收场啊？但愿快一点，快一点收场！”
他心里产生了悔恨情绪，但他还不愿受它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背，把它的鼻子按在闯祸的地方。那小狗尖声狂叫，四脚抵住地面，身子往后退，想远远离开自己闯祸的地方，并且把它忘掉，但主人铁面无情，不肯罢休。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他以前的行为多么卑劣，也感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但他还是不了解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他有一个支配他命运的主人。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他感到无法脱身。他还在硬充好汉，若无其事地坐在第一排第二座上，习惯成自然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便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不过，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不仅那个行为，而且他的整个闲散、放荡、残忍和自满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鄙和恶劣。在以往的十二年里，有一块可怕的幕布一直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件罪行和犯罪后所过的全部生活。如今这块幕布在飘动，他已经偶尔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洒脱地拿起问题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退庭而高兴，但又仿佛害臊似的，两手不知往哪儿搁，一个个走进议事室。等他们走进去一关上门，就有一个宪兵来到门口，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搁在肩上，在门外站住。法官们站起来，走出去。被告们也被带走了。
陪审员走进议事室，像原先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烟来吸。刚才在法庭里，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多少都觉得自己的处境有点尴尬，自己的行为有点做作。但是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你们如释重负，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顿时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有罪，她是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从宽发落才是。”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能凭个人印象办事。”
“庭长的总结做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一点听得睡着了。”
“要是玛丝洛娃没有同他们串通好，他们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笔钱。关键就在这里。”脸型像犹太人的店员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钱是她偷的啰？”一个陪审员问道。
“这话我说什么也不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全部勾当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女骗子干的。”
“他们都是一路货。”上校说。
“可是她说她没有踏进那个房门。”
“您太相信她了。我这辈子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那个贱货的。”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也不解决问题。”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一再讲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买卖人脾气暴躁，再加喝了酒，就把她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呢，自然又疼她了。他就说：‘这个给你，别哭了。’那个家伙，据说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25]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打断他的话说，“问题在于这事是她策划和教唆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不可能光是那两个茶房干的。钥匙在她手里嘛。”
他们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咱们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吧。请。”他说着在主席位子上坐下。
“那种姑娘都是坏蛋。”店员说。为了证实玛丝洛娃是主犯，他就讲到他的一个朋友怎样在林阴路上被一个这样的姑娘偷走了怀表。
上校就乘机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银茶炊失窃的案子。
“诸位先生，大家请按问题次序讨论。”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都住了口。要讨论的问题有这样几个：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现年三十三岁。他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意对商人斯梅里科夫谋财害命，串通他人在白兰地酒里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三）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丝洛娃，现年二十七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摩尔旅馆服务时，从投宿该旅馆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为此用随身带去的钥匙开启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这个问题大家很快作了回答。大家一致同意说：“是的，他犯了罪。”——认定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为被告开脱。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懂法律，就向他解释，不论从哪方面看，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无疑都是有罪的，但他回答说他也明白这一点，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至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和解释以后，大家都认为：“她没有犯罪。”因为说她参与毒死人命案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点她的律师尤其强调。
商人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罪责，就坚持包奇科娃是罪魁祸首。好几个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员要严格按法律办事，认为说包奇科娃是毒死人命案的同谋犯根据不足。
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胜利了。
至于有关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犯了罪，”不过应劳动组合成员的要求加了一句，“但可以从宽发落。”
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说，她在毒死人命和盗窃钱财方面都犯了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店员和劳动组合成员都支持商人，其余的人动摇不定，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取得优势，主要因为陪审员个个都累了，情愿附和那种可以早些获得统一的意见，让大家离开法庭，自由行动。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况和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毒死人命两方面都没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会这样裁定，但后来看到，那商人由于贪恋玛丝洛娃的美色，并且对这一层直认不讳，并且替她辩护得十分拙劣。同时由于首席陪审员据此对他进行攻击，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累了，因此都倾向于判玛丝洛娃有罪，聂赫留朵夫很想起来反驳，但他怕替玛丝洛娃说话，大家就会立刻发现他同她的特殊关系。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就此罢休，应该起来反驳。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要开口，不料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种唯我独尊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对他进行反驳，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您说她偷了钱，因为她有钥匙。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会在她走后用万能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响应说。
“再说，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有地方好放。”
“对，我也这么说。”商人支持他的意见。
“多半是她到旅馆取钱，使那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乘机作案，事后又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恼火起来，因此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丝洛娃并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当谈到她有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时，热心替她辩护的商人说，必须裁定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她根本没有理由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员则说，不能裁定她无罪，因为她本人招认药粉是她放的。
“放是她放的，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鸦片也能致人死命的。”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乘机讲到他的内弟媳妇有一次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她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自信，那么威严，谁也不敢打断他的话。只有店员看到上校喜欢离题发挥，受了他的影响，决定打断他，好讲讲他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习惯了，”他讲了起来，“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他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看到自己取得胜利，很得意，就表示同意。
“但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成员一人坚持：“不，她没有罪。”
“这样岂不是说，”首席陪审员解释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她也就没有罪了。”
“就这么办吧，再加上要求从宽发落，那就尽善尽美了。”商人兴高采烈地说。
大家争论得头昏脑胀，都很疲劳，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也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庭上。
拉伯雷[26]写过一个法学家，他在办案时引证各种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最后却建议法官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决定而不是通过那个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而是因为第一，会议主持者的总结虽然做得那么长，却偏偏漏掉平日讲惯的那句话：“是的，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第二，上校讲他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太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并非蓄意杀人”这个保留条款，他还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个保留条款就足以撤销公诉；第四，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感到疲劳，都想快点脱身，因此就一致同意那个可以早一点结束的决定。
陪审员摇了摇铃。掮着出鞘军刀的宪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闪到一旁。法官纷纷就位。陪审员一个跟着一个出来。
首席陪审员郑重其事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惊讶，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无缘无故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这样她就要被判服苦役，可她又没有罪。”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依我看，这种情形可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如发现裁决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计算着，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掉换一只脚站着，咳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法庭上的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
三个被告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显然并不了解这答案的利害关系。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判处那几个被告什么刑罚。
这样处理玛丝洛娃使副检察官感到意外的成功。他心里十分高兴，并把这成功归因于他出色的口才。他查了查法典，站起来说：“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审理暂停，法官商议判决。”庭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哦，老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太丢人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讲话，“我们这是把她送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不拘礼节的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官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我们不就是这样裁定的吗？”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争议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当然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白说，“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当时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会没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哼，您没有想到！”
“这事还可以补救。”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瞧了瞧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活动。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就他来说，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如今呢，服苦役，去西伯利亚，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按照诸位陪审员先生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担，如被告无力缴纳，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追还，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若无其事。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忽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声叫嚷，“冤枉啊！我没有罪！我根本没有起过坏心，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她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走出法庭，可是玛丝洛娃还坐在那里痛哭，弄得宪兵只好拉拉她的衣袖。
“不，可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主地赶到走廊里，想再去看她一眼。门口挤满了陪审员和律师，他们有说有笑，为办完案子而高兴。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门口停留几分钟。等他来到走廊里，玛丝洛娃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走去，也不顾人家的注意，直到追上她方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呜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往回走，想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直到门房那里才追上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穿上浅色大衣，从门房手里接过镶银手杖，“我可以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件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太荣幸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着同聂赫留朵夫握手，同时高兴地想到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当时聂赫留朵夫舞跳得多么漂亮多么轻快，比所有的青年都出色。“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
“有关玛丝洛娃那个答案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聂赫留朵夫紧皱着眉头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作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既然他们回答：“是的，她犯了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人，那就是肯定了蓄意杀人，但他当时急于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纠正吗？”
“要上诉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这事得找律师商量。”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
“这可太不像话了。”
“不过，您要明白，玛丝洛娃前面也无非只有两条路。”庭长说，显然想尽量讨好聂赫留朵夫，对他客气些。他理理大衣领子外面的络腮胡子，轻轻挽着聂赫留朵夫的臂肘，往门口走去，嘴里说：“您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慌忙穿上大衣，跟着他一起出去。
他们来到令人欢乐的灿烂阳光下，立刻由于街上辘辘的车轮声不得不提高声音说话。
“您瞧，情况是有点别扭，”庭长放开嗓子说，“那个玛丝洛娃前面本来是有两条路摆着：一条几乎可以无罪开释，坐一阵子牢，还可以扣除已监禁的日子，那简直只能算是拘留；另一条是服苦役。中间的路是没有的。你们原来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开释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说，一面看看表。
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您要是愿意，现在还可以去找律师。一定要找个上诉的理由。要找总是找得到的。上贵族街，”他回答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不要。”
“是，老爷，您请上车。”
“再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请光临贵族街德伏尔尼科夫的房子。这地名好记。”
他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二十五
同庭长谈了话，又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聂赫留朵夫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想，刚才他所以感到特别难受，是由于在那么不习惯的环境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赶快动手。立刻就动手。对，我得在这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者米基兴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两位名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脱下大衣，走上楼去。他在第一条走廊里就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律师，说有事要同他商量。法纳林认识他，知道他的姓名，表示极愿意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累了……但要是时间不长，您就给我讲讲您的事吧。咱们到这里来。”
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带到一个房间里，多半是哪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下。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要请求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件。”
“噢，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我今天做了一次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服苦役。这件事使我很难过。”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脸红耳赤，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哦！”他只应了一声。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成有罪。我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最高法院重判。”
“转到枢密院去。”法纳林纠正他说。
“对了，我就是来求您办这件事的。”
聂赫留朵夫想赶快说出最难出口的话，因此立刻就接着说：“至于办这个案子的酬报和费用，不管多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以后好商量。”律师说。他看到聂赫留朵夫的幼稚，宽厚地微笑着。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聂赫留朵夫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好吧，这事我明天就来办，要研究一下案情。后天，不，礼拜四晚上六点钟您到我家来，我给您答复。这样好吗？那咱们走吧，我还有些事，要在这里查一下。”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走了出去。
他同律师谈过话，又采取了措施替玛丝洛娃辩护，觉得心里平静多了。他走到法院外面。天气晴朗，他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向他兜揽生意，可是他情愿步行。有关卡秋莎以及他对她行为的种种思绪和回忆，顿时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他又变得垂头丧气，心情郁闷了。“不行，这事以后再说吧，”他自言自语，“现在我得抛开这些烦恼，去散散心。”
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晚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还赶得上。正好有一辆公共马车叮噹响着驶过来。他跑了几步，跳上马车。他在广场上下了车，另外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过了十分钟，就来到柯察金家大门口。
二十六
“老爷，请进，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那个和蔼可亲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铰链、开时没有声音的麻栎大门。“他们已经入席了，但关照过，您一到就请进。”
门房走到楼梯口，拉了拉通到楼上的铃。
“有客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脱衣服，一面问。
“柯洛索夫先生，还有米哈伊尔少爷，其余都是家里人。”门房回答。
一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漂亮侍仆从楼梯顶上往下看了看。
“您请，老爷，”他说，“关照过了，请您上来。”
聂赫留朵夫上了楼，穿过熟识的华丽宽敞的大客厅，走进餐厅。餐厅里，一家人都已围坐在饭桌旁，除了母亲沙斐雅公爵夫人之外。她是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饭桌上首坐着柯察金老头；他的左边坐着医生，右边坐着客人柯洛索夫，柯洛索夫当过省首席贵族，如今是银行董事，又是柯察金的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朋友；左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小妹的家庭教师蓝德小姐，还有就是才四岁的小妹；她们对面，右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哥哥，柯察金的独生子，六年级中学生彼嘉，一家人就是因为等他考试而留在城里没有走；彼嘉旁边是那个担任补习教师的大学生；左边再下去是斯拉夫派信徒，四十岁的老姑娘卡吉琳娜；她对面是米哈伊尔，或者叫米沙，他是米西的表哥。饭桌下首是米西本人，她旁边放着一份没有动用过的餐具。
“哦，这就好了。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柯察金老头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道，抬起看不出眼皮的充血眼睛望望聂赫留朵夫。“斯吉邦。”他嘴里塞满食物，用眼睛示意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转身对那个神情庄重的餐厅胖侍仆说。
聂赫留朵夫同柯察金老头虽然很熟，同他一起吃过多次饭，可是今天聂赫留朵夫不知怎的特别讨厌他那张红脸、他那被背心上掖着的餐巾衬托着的两片吃得津津有味的贪婪嘴唇、他那粗大的脖子，尤其是他那吃得大腹便便的将军式身躯。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这个老头的残酷。他在任地区长官的时候，常常无缘无故把人鞭笞一顿，甚至把人绞死，其实他既有钱又有势，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来邀功请赏。
“马上就来，老爷。”斯吉邦一面说，一面从摆满银餐具的酒橱里拿出一个大汤勺，又向那个蓄络腮胡子的漂亮侍仆点点头。那个侍仆就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摆摆正。那副餐具上原来盖着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浆过的餐巾，餐巾上面绣着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同大家一一握手。他走过的时候，除了柯察金老头和太太小姐们，一个个都站起来。聂赫留朵夫跟多数人虽然从没交谈过，但还是一一握手问好。这种应酬他今天觉得特别嫌恶，特别无聊。他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正想在米西和卡吉琳娜之间的空位上坐下，但柯察金老头要他即使不喝酒，也先到那张摆着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冷菜桌上去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肚子那么饿，一吃干酪面包就放不下，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哦，怎么样，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柯洛索夫借用反动报纸抨击陪审制度的用语挖苦说。“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是不是？”
“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把是非彻底颠倒了……”老公爵笑着连声说，他无限信任这位自由派同志和朋友的博学多才。
聂赫留朵夫不顾是否失礼，没有答理柯洛索夫，却坐到一盘刚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旁边，继续吃着。
“您让他先吃吧。”米西笑眯眯地说，用他这个代词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时柯洛索夫情绪激动，大声讲到那篇使他生气的反对陪审制的文章。公爵的表侄米哈伊尔附和他的看法，介绍了那家报纸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打扮得像平时一样雅致，她衣着讲究，但讲究得并不刺眼。
“您一定累坏了，饿坏了，是不是？”她等聂赫留朵夫咽下食物，说。
“不，还好。那么您呢？看过画展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草地网球[27]。说实在的，密丝脱克鲁克斯打得真漂亮。”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感到很愉快，不仅因为这种豪华的气派使他觉得舒服，而且周围那种亲切奉承的气氛使他高兴。今天呢，说也奇怪，这座房子里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侍仆、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什么都使他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作势，很不自然。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妄自尊大的自由派论调，讨厌柯察金老头那种得意扬扬的好色的公牛般身材，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的满口法国话，讨厌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那种拘谨的样子，尤其讨厌米西说到他时单用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常常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眯细眼睛或者在月光底下瞅她，看到了她身上的种种优点，他觉得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有时他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瞧她，这样就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种种缺点。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见她脸上的每道皱纹，看见她头发蓬乱，看见她的臂肘尖得难看，尤其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简直同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模一样。
“那玩意儿没意思，”柯洛索夫谈到网球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要有趣多了。”
“不，您没有尝到那个乐趣。那种球好玩极了。”米西不同意他的话，但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说好玩极了几个字有点装腔作势，怪不自然的。
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米哈伊尔和卡吉琳娜也都参加进去。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没作声，显然不感兴趣。
“老是吵嘴！”柯察金老头哈哈大笑，从背心上拉下餐巾，哗啦啦地推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仆人把他的椅子接过去。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纷纷起立，走到放有漱口杯和香喷喷温水的小桌旁，漱了一下口，继续那种谁也不感兴趣的谈话。
“您说是吗？”米西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要他赞成她的意见，她认为，人的性格再没有比在运动中暴露得更清楚的了。可她在他脸上却看到那种心事重重而且——她觉得——愤愤不平的神色。她感到害怕，很想知道那是什么缘故。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聂赫留朵夫回答。
“您去看看妈妈，好吗？”米西问。
“好，好！”他一面说，一面拿出香烟，但他的口气分明表示他不愿意去。
她不作声，困惑地对他瞧瞧。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不错，既然来看人家，可不能弄得人家扫兴啊！”他暗自想，就竭力做出亲切的样子说，要是公爵夫人肯接见，他是高兴去的。
“当然，当然，您去，妈妈会高兴的。烟到那边也可以抽。伊凡·伊凡内奇也在那里。”
这家的女主人沙斐雅公爵夫人长期卧病在床。她躺着会客已经有八年了，身上穿的满是花边、缎带和丝绒，周围都是镀金、象牙、青铜摆件和漆器，还有各种花草。她从不出门，一向只接见她所谓“自己的朋友”，其实就是她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聂赫留朵夫属于这种被接见的“朋友”之列，因为她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又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的老朋友，更因为米西如能嫁给他，那就更加称心了。
沙斐雅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但一走进大客厅，她就突然站住，双手扶着涂金椅子背，对他瞧了瞧。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是个好配偶。再说，她喜欢他，她惯于想：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还用精神病患者常用的那种无意而又固执的狡诈手法来达到目的。此刻她同他说话，就要他说出他的心事来。
“我看出您遇到什么事了，”米西说，“您这是怎么了？”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卡秋莎，就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
“是的，遇到了事，”他说，想把今天的事老实说出来，“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大事。”
“什么事啊？您不能告诉我吗？”
“这会儿我不能。请您别问我。这件事我还来不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涨得更红了。
“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手里的椅子也挪了挪。
“不，我不能！”他回答，觉得这样回答她，等于在回答自己，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噢，那么我们走吧。”
米西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不必要的想法，接着迈开异乎寻常的步子急急向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不自然地咬紧嘴唇，忍住眼泪。他弄得她伤心，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难过，但他知道只要心一软，就会把自己毁掉，也就是说同她结合在一起，再也拆不开。而这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事。于是他就一言不发地同她一起来到公爵夫人屋里。
二十七
沙斐雅公爵夫人刚吃完她那顿烹调讲究、营养丰富的晚饭。她总是单独吃饭，免得人家看见她在做这种毫无诗意的俗事时的模样。她的卧榻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咖啡。她在吸烟。沙斐雅公爵夫人身材瘦长，黑头发，牙齿很长，眼睛又黑又大。她总是竭力打扮成年轻的模样。
关于她同医生的关系，有不少流言飞语。聂赫留朵夫以前没把它放在心上，但今天他不仅想了起来，而且看见那个油光光的大胡子分成两半的医生坐在她旁边的软椅上，他感到有说不出的恶心。
沙斐雅公爵夫人身边的矮沙发上坐着柯洛索夫，他正在搅动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但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赶你们走，你们再来找我。”她对柯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说，那语气仿佛她跟聂赫留朵夫根本没有闹过什么别扭。她快乐地嫣然一笑，悄悄地踩着厚地毯走了出去。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长长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你会常常感到你没有……你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仿佛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使人一目了然。他怎么也不能勉强装出亲切的样子。
“这可不行！不瞒您说，列宾亲口对我说过，他很有才能。”她对柯洛索夫说。
“她这样撒谎怎么不害臊。”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暗想。
等到沙斐雅公爵夫人确信聂赫留朵夫心情不佳，不可能吸引他参加愉快知趣的谈话，她就把身子转向柯洛索夫，征求他对一出新戏的意见，仿佛柯洛索夫的意见能消除一切疑问，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永垂不朽。柯洛索夫对这出戏批评了一通，还乘机发挥了他的艺术观。沙斐雅公爵夫人对他的精辟见解大为惊讶，试图为剧本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刻就认输了，最多只能提出折中看法。聂赫留朵夫看着，听着，可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同眼前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听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听柯洛索夫说话，他发现：第一，沙斐雅公爵夫人也好，柯洛索夫也好，他们对戏剧都毫无兴趣，彼此也漠不关心，他们之所以要说说话，无非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活动舌头和喉咙肌肉的生理要求罢了；第二，柯洛索夫喝过伏特加、葡萄酒和甜酒，有了几分酒意，但不像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如泥，而是像嗜酒成癖的那种人的微醺。他身子并不摇晃，嘴里也不胡言乱语，只是情绪有点反常，扬扬自得，十分兴奋；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到，沙斐雅公爵夫人在谈话时总是心神不定地望望窗子，因为有一道阳光斜射进窗口，这样就可能把她的老态照得一清二楚。
“这话真对。”她就柯洛索夫的一句评语说，接着按了按床边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出去，仿佛是家里人一样。沙斐雅公爵夫人边说话边目送他出去。
“菲利浦，请您把这块窗帘放下来。”那个模样漂亮的侍仆听到铃声走进来，公爵夫人用眼睛示意那窗帘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其中总有点神秘的地方，没有神秘就不成其为诗。”她说，同时斜着一只黑眼睛怒容满面地瞅着那个正在放窗帘的侍仆。
“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的诗就成了散文。”她忧郁地微笑着，眼睛没有离开那正在拉直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您不该放那块窗帘，要放大窗子上的窗帘。”沙斐雅公爵夫人痛苦地说，为了说出这两句话得费那么大的劲，她显然很怜惜自己。接着提起戴满戒指的手，把那支冒烟的香气扑鼻的纸烟送到嘴边，使自己平静下来。
胸膛宽阔、肌肉发达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表示歉意似的微微鞠了一躬，在地毯上轻轻迈动两条腿肚发达的强壮的腿，一言不发，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留神瞧着公爵夫人，动手拉窗帘，使她的身上照不到一丝阳光。可他还是没有做对，害得苦恼不堪的沙斐雅公爵夫人不得不放下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去纠正头脑迟钝、无情地使她烦恼的菲利浦。菲利浦的眼睛里有个火星亮了一亮。
“‘鬼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吧。”聂赫留朵夫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暗自想着。不过，菲利浦，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掩藏住不耐烦的态度，沉住气，按照这位筋疲力尽、虚弱不堪而又矫揉造作的沙斐雅公爵夫人的话去做。
“达尔文学说自然有部分道理，”柯洛索夫说，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上，同时睡眼蒙眬地瞧着沙斐雅公爵夫人，“但他有点过头了。对了。”
“那么您相信遗传吗？”沙斐雅公爵夫人问聂赫留朵夫，对他的沉默感到难受。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信，”他嘴里这样说，头脑里不知怎的却充满了各种古怪的形象。他想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浦赤身露体，旁边则是一丝不挂的柯洛索夫，肚子像个西瓜，脑袋光秃，两条没有肌肉的手臂好像两根枯藤。他还模模糊糊地想象着，沙斐雅公爵夫人用绸缎和丝绒裹着的肩膀其实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象太可怕了，他连忙把它驱除。
沙斐雅公爵夫人却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米西可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自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难受，”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情绪不好呢？”
“我不愿意说，请您原谅。”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曾经说过做人要永远说实话，而且您还给我们讲过一些极其可怕的事。为什么您今天就不愿意说呢？你还记得吗，米西？”卡吉琳娜对走进来的米西说。
“因为当时只是开开玩笑。”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回答，“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太糟糕了，我是说，我太糟糕了，至少我无法说实话。”
“您不用改口，最好还是说说，我们糟在什么地方？”卡吉琳娜说。她抓住聂赫留朵夫的语病，仿佛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是那么严肃。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情绪不好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不承认，因此情绪总是很好。走，到我那儿去吧。让我们来努力驱散你的不佳情绪。”
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像一匹被人抚摩着而要它戴上笼头、套上车子的马。今天他特别不高兴拉车。他道歉说他得回家去，就向大家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您要记住，凡是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明天您来吗？”
“多半不来。”聂赫留朵夫说着感到害臊，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为自己害臊还是为她害臊。他涨红了脸，匆匆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可很感兴趣呢，”等聂赫留朵夫一走，卡吉琳娜说，“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我们的米哈伊尔怄气了。”
“恐怕是件不体面的桃色案件吧。”米西原想这样说，但是没有出口，她痴呆呆地瞪着前方，那阴郁的神色同刚才望着他时完全不同。不过，即使对卡吉琳娜她也没有把这句酸溜溜的俏皮话说出来，而只是说：“我们人人都有开心的日子，也有不开心的日子。”
“难道连这个人都要欺骗我吗？”米西暗自想，“事到如今他还要这样，未免太不像话了。”
要是叫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她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她无疑知道，他不仅使她心里存着希望，而且简直已经答应她了。倒不是说他已经明确对她说过，而是通过眼神、微笑、暗示和默许表明了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他是属于她的，要是失掉他，那她真是太难堪了。
二十八
“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聂赫留朵夫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一路上反复想着。刚才他同米西谈话时的沉重心情到现在始终没有消除。他觉得，表面上看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对她并没有什么过错：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话，也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同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应过她了。然而今天他从心里感觉到，他无法同她结婚。“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他反复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同米西的关系，而且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又可憎又可耻。”他走到自己家的大门口，又暗自说了一遍。
“晚饭我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准备好餐具和茶了）的侍仆柯尔尼说，“你去吧。”
“是。”柯尔尼说，但他没有走，却动手收拾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瞧着柯尔尼，觉得他很讨厌。他希望谁也别来打扰他，让他安静一下，可是大家似乎都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柯尔尼拿着餐具走掉，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到茶炊旁去斟茶，忽然听见阿格拉斐娜的脚步声。他慌忙走到客厅里，随手关上门，免得同她见面。这个做客厅的房间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这会儿，他走进这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看到那两盏装有反光镜的灯，一盏照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照着他母亲的画像，他不禁想起了他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他觉得这关系是不自然的，令人憎恶的。这也是又可耻又可憎。他想到，在她害病的后期他简直巴不得她死掉。他对自己说，他这是希望她早日摆脱痛苦，其实是希望自己早日摆脱她，免得看见她那副痛苦的模样。
他存心唤起自己对她美好的回忆，就瞧了瞧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名家画成的。她穿着黑丝绒连衣裙，袒露着胸部。画家显然有意要充分描绘高耸的胸部、双乳之间的肌肤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可实在是又可耻又可憎。把他的母亲画成半裸美女，这就带有令人难堪和亵渎的味道。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三个月前这女人就躺在这个房间里，她当时已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却还散发出一股极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不仅充溢这个房间，而且弥漫在整座房子里，怎么也无法消除。他仿佛觉得至今还闻到那股味道。于是他想起，在她临终前一天，她用她那枯瘦发黑的手抓住他强壮白净的手，同时盯住他的眼睛说：“米哈伊尔，要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说着她那双痛苦得失去光辉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可憎！”他望了望那长着像大理石一般美丽的肩膀和胳膊、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的半裸美女，又一次自言自语。画像上袒露的胸部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几天前他看到她也这样裸露着胸部和肩膀。那个女人就是米西。那天晚上她找了一个借口把他叫去，为的是让他看看她去赴舞会时穿上舞会服装的模样。他想到她那白嫩的肩膀和胳膊，不禁有点反感。此外还有她那个粗鲁好色的父亲——他可耻的经历和残忍的行为，以及声名可疑的爱说俏皮话的母亲。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
“不行，不行，必须摆脱……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对，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到国外去，到罗马去，去学绘画……”他想到他怀疑自己有这种才能。“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就行。先到君士坦丁堡，再到罗马，但必须赶快辞去陪审员职务。还得同律师商量好这个案件。”
于是他的头脑里突然浮起了那个女犯的异常真切的影子，出现了她那双斜睨的乌黑眼睛。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于是，他同她一起度过的景象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他的兽性的欲望，以及欲望满足后的颓丧情绪。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唉，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他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实在相差太远了。这个差别，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而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一样大。当年他生气蓬勃，自由自在，前途未可限量，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他想起当年他以性格直爽为自豪，立誓要永远说实话，并且恪守这个准则，可如今他完全掉进虚伪的泥淖里，掉进那种被他周围一切人认为真理的虚伪透顶的泥淖里。在这样的虚伪泥淖里没有任何出路，至少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深陷在里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还扬扬自得。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解决跟她丈夫的关系，使自己看到他和他孩子们的眼睛不至于害臊？怎样才能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他一面认为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继承母亲遗下的领地，这个矛盾该怎样解决？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像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了。“哦，那笔钱！”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心里也像当时一样又恐惧又嫌恶。“唉，多么卑鄙！”他也像当时一样骂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我就是无赖，就是流氓！”他大声说。“难道我真的是……”他停了停，“难道我真的是无赖吗？如果我不是无赖，那还有谁是呢？”他自问自答。“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发自己。“难道你同玛丽雅的关系，同她丈夫的关系就不卑鄙，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借口钱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你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你的生活整个儿都是游手好闲、卑鄙无耻的。而你对卡秋莎的行为可说是登峰造极了。无赖，流氓！人家要怎样评判我就怎样评判我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他恍然大悟，近来他对人，特别是今天他对公爵，对沙斐雅公爵夫人，对米西和对柯尔尼的憎恶，归根到底都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堕落的心情是既痛苦又欣慰的。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他所谓“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忽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
在这种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是订出一些日常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写日记，开始一种他希望能坚持下去的新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翻开新的一页”[28]。但每次他总是经不住尘世的诱惑，不知不觉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比以前陷得更深。
他这样打扫灵魂，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那年夏天他到姑妈家去，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这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奋发，而且持续了相当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觉醒。但不久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有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太不协调了。他看到这个矛盾，不由得心惊胆战。
这个差距是那么大，积垢是那么多，以致他起初对净化丧失了信心。“你不是尝试过修身，希望变得高尚些，但毫无结果吗？”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魔鬼那么说。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了，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管他所过的生活同他的理想之间差距有多大，对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我要冲破束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不管这得花多大代价。我要承认一切，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说，“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不配同她结婚，这一阵我只给她添了麻烦。我要对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对，我将像孩子一样要求她的饶恕。”他站住了，“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像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上苍说：“主哇，你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清除他身上的一切污垢。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趣，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如今他都能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有好的泪水，又有坏的泪水。好的泪水是由于这些年来沉睡在他心里的精神的人终于觉醒了；坏的泪水是由于他自怜自爱，自以为有什么美德。
他感到浑身发热。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窗子通向花园。这是一个空气清新而没有风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辘辘的马车声，然后是一片寂静。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杨树，那光秃的树枝纵横交错，把影子清楚地投落在广场干净的沙地上。左边是仓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白忽忽的。前面是一片交织的树枝，在树枝的掩映下看得见一堵黑魆魆的矮墙。聂赫留朵夫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房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
“太好了！哦，太好了，我的上帝，太好了！”他为自己灵魂里的变化而不断欢呼。
二十九
玛丝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俄里[29]石子路，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意想不到的严厉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
在一次审讯暂停时，法警们在她旁边吃着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涌满口水。她感到饥饿，但去向他们讨一点来吃，又觉得失面子。这以后又过了三小时，她不再想吃东西，但觉得浑身乏力。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判决。最初一刹那，她以为是她听错了，无法相信听到的话，无法把苦役犯这个词儿同自己联系起来。不过，她看见法官和陪审员脸上都那么一本正经，无动于衷，判决时都若无其事，感到十分气愤，就向整个法庭大声叫屈。但看到就连她的叫屈人家也不当一回事，又不能改变局面，她就哭了，觉得只好顺受那个硬加到她头上的天大冤屈。特别使她感到惊讶的是，那么残酷地给她判刑的竟是那些一直和蔼可亲地打量着她的中年和青年男人。她看出，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副检察官，心情一直与别人不同。她起初坐在犯人拘留室里等待开庭，后来在审讯暂停时又坐在那里，她看到这些男人都假装有什么事，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房间里来，只是为了要好好地看看她。谁想到就是这些男人竟莫名其妙地判她服苦役，尽管她并没有犯被控告的那些罪。开头她放声痛哭，后来停止了哭泣，呆呆地坐在拘留室里，等待押回监狱。现在她只渴望一件事：吸烟。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她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丝洛娃，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赢了？没罪了？这回怕逃不掉了吧，贱货！你这是罪有应得。服了苦役，看你还怎么卖俏？”
玛丝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我可没惹您。”
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吭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你是玛丝洛娃吗？”他问，“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法警说着把钱交给她。
“哪位太太？”
“你拿去就是了，谁高兴跟你多啰唆。”
这钱是妓院掌班基达耶娃叫他送来的。她离开法庭的时候，问民事执行吏，她能不能给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说可以。她获得许可，就脱下钉有三个钮扣的麂皮手套，露出又白又胖的手，从绸裙的后面皱褶里掏出一个时式钱包。钱包里装着厚厚一叠息票[30]，那都是她从妓院挣得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取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再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唤来一名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这些钱交给法警。
“请您务必交给她。”基达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人家如此不信任他而生气，所以才那么怒气冲冲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拿到钱很高兴，因为有了钱就可以弄到此刻她所想要的唯一东西。
“真想弄些烟来抽抽。”她渴望抽烟，暗自想着。她实在想抽烟，就拼命吸着弥漫在走廊里的烟味——那是从各个办公室里飘出来的。但她还得等待好多时候，因为负责派人遣送她回狱的书记官把被告给忘了，只顾同一名律师谈论一篇查禁的文章，甚至同他发生争吵。审判结束后，有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特意走来看她一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但她此刻根本不去理会他们。
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狱。押解她的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庭。还在法庭前厅，她就给了他们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什人笑了，接过钱说：“好的，我们去给你买。”他说完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头交给她。
路上是不准吸烟的。这样玛丝洛娃只得带着没有满足的烟瘾走回牢房。她回到监狱门口，大约有一百名男犯正好从火车站被押解到这里来。她在过道里遇见了他们。
那些犯人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有些人剃了阴阳头，脚上哐啷哐啷地拖着铁镣。他们弄得前屋里灰尘飞扬，并且充满脚步声、说话声和汗酸气。这些犯人从玛丝洛娃身边走过时，都色迷迷地打量着她，有几个擦着她的身子走过，脸上现出淫猥的丑态。
“嘿，这妞儿，长得多俏！”一个犯人说。
“你好哇，小娘子！”另一个挤挤眼说。
一个脸色黝黑的犯人，后脑壳剃得发青，刮得精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哐啷啷响的脚镣，跳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难道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哼，别装腔了！”他露出牙，闪亮眼睛，嚷道。玛丝洛娃把他推开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浑蛋！”副典狱长从后面走过来，对他吆喝道。
那犯人缩紧身子，慌忙躲开。副典狱长就转身对玛丝洛娃骂道：“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玛丝洛娃想说她从法院里刚回来，但她实在太疲乏了，所以懒得开口。
“刚从法院里来，长官。”那个年纪大些的押解兵穿过人群，手举到帽檐上敬礼说。
“噢，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简直不像话！”
“是，长官。”
“索柯洛夫！把她带去！”副典狱长嚷道。
看守长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往玛丝洛娃的肩上一推，对她点点头，把她领到女监的走廊里。在那里她被浑身上下搜摸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那包香烟已被塞在面包里），就又被送回早晨出来的那间牢房里。
三十
玛丝洛娃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地位。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很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她差不多一直用囚袍蒙住头睡觉，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这个女人用囚袍枕着头，睁大一双眼睛躺在那里没有睡着，勉强忍着咳嗽，压下一口涌上喉咙而感到发痒的黏痰。其余的女人都披着头发，只穿一件粗布衬衫。有的坐在板铺上缝补，有的站在窗边望着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做针线活儿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丝洛娃去受审时送别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神色忧郁，蹙着眉头，满脸皱纹，下巴底下皮肉松弛，像挂着一个口袋。她身材高大，淡褐色头发编成一根短小的辫子，两鬓花白，脸颊上有一个疣子，上面长着汗毛。这个老太婆因为用斧头砍死亲夫，被判处苦役。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他纠缠她的女儿。她是这个牢房里的犯人头，但她还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儿，那双做惯粗活儿的大手像一般农妇那样用三个手指捏着针，针尖对着自己的身子。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儿不高的女人。她生着狮子鼻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模样和善，喜欢唠叨，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儿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都叫她费尼奇卡。她是一个脸色白里透红、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生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浅蓝色眼睛，两条淡褐色长辫子盘在小小的脑袋上。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她出嫁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结婚后就想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当法院开庭的时候，她跟丈夫已经十分恩爱了。尽管做丈夫的和公公，特别是十分疼爱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竭力替她开脱，但她还是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善良乐观、总是笑眯眯的费多霞就睡在玛丝洛娃旁边。她不仅很喜爱玛丝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儿。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年轻时一定长得很美，如今可变得又黄又瘦了。她手里抱着一个娃娃，露出又长又白的乳房给他喂奶。她犯的罪是：她的村子里被押走一名新兵，老百姓认为这样不合法，就拦住警察局长，把新兵夺回来；她就是那个被非法押走的小伙子的姑妈，带头抓住新兵所骑的马的缰绳。板铺上还闲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相貌和善，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这个老太婆坐在火炉旁边的板铺上。一个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嘻嘻哈哈地从她旁边跑过，她装出要捉他的样子。那孩子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她面前跑来跑去，嘴里一直嚷着：“哈哈，老婆婆，你抓不住我的，你抓不住我的！”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控犯纵火罪。她心平气和地忍受着监禁生活，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难过，但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老头子，唯恐她不在，他会生满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跑掉了，没有人招呼他洗澡。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丝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其中有个因犯偷窃罪而被判刑的女人，生得高大笨重，一身是肉，头发火红色，白里透黄的脸上和手上生满雀斑，粗大的脖子从敞开的衣领里露了出来。她对着窗口声音嘶哑地拼命嚷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她旁边站着一个皮肤发黑、相貌难看的女犯，上身很长，两腿短得出奇，身材像十岁的小姑娘。她脸色发红，长满面疱，两只黑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嘴唇又厚又短，遮不住她那暴出的白牙齿。她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这个女犯喜欢打扮，大家都叫她“俏娘们”。她因犯盗窃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后面站着一个模样可怜的孕妇。她身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挺着大肚子，形容憔悴，青筋毕露。她被控犯了窝藏贼赃罪。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但看到院子里的情景，一直露出赞许和亲切的微笑。站在窗口的第四个女人因贩卖私酒而判刑。她是个矮壮的乡下女人，生有一双圆圆的暴眼睛，相貌很和善。这个女人就是老太婆逗着玩的小男孩的母亲。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没有人照管，也跟她一起坐牢。她也瞧着窗外，但手里不停地织袜子。听到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的话，她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那个七岁的女儿，披着一头浅色头发，只穿一件衬衫，站在那个火红色头发的女人旁边，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拉住她的裙子，眼神呆滞，用心听着男女囚犯对骂，低声学着说，仿佛要把它们记住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扔进井里活活淹死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浅褐色头发扎成一根不长的粗辫子，但辫子松了，披散开来。她那双暴眼睛呆滞无神。她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只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每次走到墙跟前又急促地转过身来。
三十一
铁锁哐啷响了一声，玛丝洛娃又被关进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也站住，扬起眉毛，瞧了瞧进来的人，但她一言不发，接着又迈开她那有力的大步走了起来。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疑问地凝视着玛丝洛娃。
“哎呀，老天爷！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你坐牢喽。”
她摘下眼镜，把针线活儿放在身边的板铺上。
“好姑娘，我刚才还跟大婶说过，也许会当场把你释放的。据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还会给些钱呢，全得看你的造化了，”道口工立刻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唉，真是没想到。看来我们占的卦都不灵。好姑娘，看来上帝有上帝的安排。”她一口气说出一套亲切动听的话来。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现出满腔同情的神色，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丝洛娃，问。她那张快乐而年轻的脸整个儿变了样，仿佛要哭出来。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你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背有点驼的老太婆在板铺另一头逗着小男孩玩，这时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面前。
“啧，啧，啧！”她满心怜悯地摇摇头，啧着舌头说。
那个男孩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眼睛睁得老大，翘起上嘴唇，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白面包。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以后，玛丝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忍不住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但她竭力忍住，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脸都哆嗦着，接着放声痛哭起来。
“我早就说过，得找一位有本事的律师。”柯拉勃列娃说，“怎么，要把你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是说不出话。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个脸色白里透红的太太，头发梳得很高，敞开的领子露出一块三角形的胸部。玛丝洛娃把那包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瞧了瞧烟盒上的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主要是怪玛丝洛娃不该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拼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她呜咽着说。
“这帮恶霸！该死的吸血鬼！不敬畏上帝，”柯拉勃列娃说，“平白无故就把人家姑娘判了刑。”
这当儿，那些留在窗口的女人迸发出一阵哄笑声。小女孩也笑了。她那尖细的孩子的笑声，同三个大人沙哑而刺耳的笑声汇成了一片。院子里有个男犯作了个什么怪动作，逗得窗口的看客都忍不住笑起来。
“呸，这条剃光头毛的公狗！他这是干什么呀！”那个红头发的女人说，笑得浑身的胖肉都抖动起来。她把脸贴在铁栅栏上，嘴里胡乱嚷着下流话。
“嘿，这没良心的东西！有什么好笑的！”柯拉勃列娃对红头发女人摇摇头，说。接着她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好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有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丝洛娃怒气冲冲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道口工虽然不吸烟，却连忙把烟头捡起来，把它弄直了，同时嘴里说个不停。
“看来一点儿也不错，好姑娘，”她说，“真理让骟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大婶说他们会把你放了的，我说不会。我说，好人儿，我的心觉得出来，他们不会放过她的。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她说，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这时，男犯都已从院子里走掉，同他们搭话的女人也都离开窗口，来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的暴眼睛私酒贩子。
“怎么判得这样重啊？”她一边问，一边挨着玛丝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迅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要是有钱，请上一个有本事的讼师，包管就没有事了，”柯拉勃列娃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呀……蓬头散发的，大鼻子……嘿，我的太太，要是能把他请来，他就会把你从水里捞起来，让你身上不沾一滴水。”
“哼，怎么请得起，”俏娘们龇着牙冷笑了一声，挨着她们坐下，“没有一千卢布你就甭想请得动他。”
“看样子，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因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的命也真苦，人家把我的儿媳妇抢走了，还把儿子关到牢里喂虱子，连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都被关进来了。”她又讲起她那讲过成百遍的身世来。“看样子，坐牢也罢，要饭也罢，你就甭想躲开它。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他们都是一路货，”贩私酒的女人说，她仔细察看女孩的头，就放下手里的袜子，把女孩拉过来夹在两腿中间，手指灵活地在她的头上找虱子。“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贩卖私酒？’请问，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她一面说，一面熟练地做她做惯的活儿。
私酒贩子的这番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她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三十二
玛丝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接过息票，瞧了瞧。她不识字，但信任那个无所不知的俏娘们。俏娘们告诉她息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蒙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丝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丝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道比茶味更浓，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当儿，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过了几分钟，玛丝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和法庭上特别使她惊讶的一件事，还滑稽地摹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兴致勃勃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
“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你的。’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拿文件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我看出，他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要用眼睛把我吞下去，”她笑嘻嘻地说，摇摇头，仿佛她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全会演戏。”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道口工附和着，立刻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比苍蝇见了糖。他们别的都不在意，可是见了女人就没命了。他们这帮男人光吃饭还不行……”
“这儿也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的话说。“到了这儿，我也遇到了那类事。他们刚把我带回来，正好有一批家伙从火车站上押到。他们死乞白赖地纠缠人，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多亏副典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死缠住不放，好容易才被我挣脱了。”
“那家伙什么模样？”俏娘们问。
“皮肤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多半是他。”
“他是谁？”
“就是谢格洛夫。你看，他刚走过去。”
“这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走。这回又把他抓住了，可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都怕他呢，”俏娘们说，她同男犯人们传递纸条，监狱里发生的事她都知道，“他准会逃走的。”
“哼，他会逃走，可不会把咱们带走！”柯拉勃列娃说，“你最好还是讲讲，”她对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那理事（律师）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如今总得去上诉吧？”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雀斑累累的双手伸到蓬乱的浓密头发里，用指甲搔着头皮，走到那三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
“卡秋莎，我把该办的事都告诉你，”她开口道，“劈头第一件事，你得写个呈子，说你对那个判决不满意，然后再向检察官提出。”
“关你什么事？”柯拉勃列娃怒气冲冲地用低沉的声音说，“你闻到酒味了。这事不用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多嘴。”
“人家又不是跟你说话，要你啰唆什么！”
“想喝点酒吧？也赶过来了。”
“好哇，就给她喝一点吧。”玛丝洛娃说。她一向很慷慨，有了东西就分给大家。
“让我来给她尝尝……”
“哼，来吧！”红头发女人逼近柯拉勃列娃说，“我才不怕你呢。”
“臭犯人！”
“你自己才是臭犯人！”
“骚货！”
“我是骚货？你是苦役犯，凶手！”红头发女人嚷道。
“对你说，走开！”柯拉勃列娃板起脸说。
但红头发女人反而逼拢来。柯拉勃列娃猛然往她敞开的胖胸部推了一下。红头发女人仿佛就在等她来这一手，出其不意用一只手揪住柯拉勃列娃的头发，举起另一只手想打她耳光，但被柯拉勃列娃抓住。玛丝洛娃和俏娘们拉住红头发女人的双手，竭力想把她拉开，但红头发女人揪住对方的辫子，不肯松手。她刹那间把对方的头发松了一松，但目的是把它缠在自己的拳头上。柯拉勃列娃歪着脑袋，一只手揍着她的身体，同时用牙齿咬她的手臂。女人们都围着这两个打架的人，劝阻着，叫嚷着。就连那个害痨病的女犯也走过来，一面咳嗽，一面瞧着这两个扭成一团的女人。孩子们拥挤着，啼哭着。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他们把打架的女人拉开。柯拉勃列娃拆散她那灰白的辫子，拉掉那几绺被拔下的头发。红头发女人拉拢撕破的衬衫，盖住枯黄的胸部。两人都边哭边诉，大声叫嚷。
“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灌酒灌出来的。明天我告诉典狱长，让他来收拾你们。我闻得出来，这儿有酒味。”女看守说，“你们当心点儿，快把那些东西拿掉，要不你们会倒霉的。我们可没工夫来给你们评理。现在各就各位，保持安静。”
但过了好久还没有安静下来。两个女人又对骂了一阵，争辩着吵架是谁开的头，是谁的不是。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都走了，女人们才安静下来，准备睡觉。那个老太婆随即跪在圣像前面做起祷告来。
“两个苦役犯凑在一起了。”红头发女人突然从板铺另一头哑着嗓子说，每说一句就插进几个刁钻古怪的骂人字眼。
“当心别再自讨苦吃。”柯拉勃列娃也夹杂着类似的骂人话回敬她。于是两人都不作声了。
“要不是他们拦着我，我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又开口了，柯拉勃列娃又立刻回敬。
然后又是沉默，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但接着又是对骂。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安静了。
大家都睡了，有几个已发出鼾声，只有那个一向要祷告得很久的老太婆还跪在圣像前叩头。诵经士的女儿等看守一走，就从床上起来，又在牢房里来回踱步。
玛丝洛娃没有睡着，头脑里念念不忘她是个苦役犯。人家已经两次这样称呼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柯拉勃列娃原来背对她躺着，这时转过身来。
“唉，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玛丝洛娃低声说，“人家做尽坏事，也没什么。我平白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别难过，姑娘。西伯利亚照样有人活着。你到那里也不会完蛋的。”柯拉勃列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完蛋，但到底太气人了。我不该有这个命，我过惯好日子了。”
“人拗不过上帝呀！”柯拉勃列娃叹了一口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这我知道，大婶，但到底太难受了。”
她们沉默了一阵。
“你听见吗？又是那个骚娘们。”柯拉勃列娃说，要玛丝洛娃注意那从板铺另一头传来的古怪声音。
这是红头发女人勉强忍住的痛哭声。红头发女人所以痛哭，是因为刚才挨了骂，遭了打，她真想喝酒，却又不给她喝。她所以痛哭，还因为她这辈子除了挨骂、嘲弄、侮辱和被打以外没有尝过别的滋味。她想找点开心的事来安慰安慰自己，就回忆她同工人费吉卡的初恋，但一回忆，也就想到这次初恋是怎样结束的。那个费吉卡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拿明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接着看到她痛得身子缩成一团，就跟同伴们哈哈大笑。她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她想起这件事，觉得伤心极了，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就出声哭起来。她哭得像个孩子，嘴里哼哼着，吸着鼻子，咽着咸滋滋的眼泪。
“她真可怜。”玛丝洛娃说。
“可怜是可怜，可她不该来捣乱嘛！”
三十三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就意识到他遇上一件事。他甚至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就断定那是一件大好事。“卡秋莎，审判。”对了，再不能撒谎了，必须把全部真相说出来。说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这封信聂赫留朵夫期待已久，现在对他特别重要。玛丽雅给了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他记得昨天还准备把全部真相告诉她的丈夫，向他道歉，并且愿意听凭他发落。但今天早晨他觉得这事并不像昨天想的那么好办。“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使他难堪呢？如果他问起来，那我当然会告诉他。但何必主动去告诉他呢？不，这可没有必要。”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今天早晨他也觉得很困难。这种事确实很难启齿，会让人笑话的。世界上有些事只能心照不宣。今天早晨他做了决定：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但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
“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的饶恕。如果有必要，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同她结婚。”他想。
不惜牺牲一切同她结婚，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个想法今天早晨他觉得特别亲切。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了。阿格拉斐娜一进来，他就断然——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那么果断——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座住宅，也不再需要她的伺候了。原来他同阿格拉斐娜有一件事心照不宣，他保留这座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为结婚用的。因此，退租一事就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斐娜惊讶地对他瞧瞧。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一切照顾，阿格拉斐娜，我今后不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也不需要仆人了。要是您愿意帮我的忙，那就麻烦您清理这些东西，暂且像妈妈在世时那样把它们都收拾好。等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斐娜摇摇头。
“怎么好处理呢？这些东西不是都要用的吗？”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斐娜，多半用不着了，”聂赫留朵夫看见她摇头，就这样回答，“还要请您费心对柯尔尼说一下，我多给他两个月工资，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这样做可不行啊！”她说，“嗯，您就是要到外国去一次，以后回来还是需要房子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斐娜。外国我不去，我要去也到别的地方去。”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对，应该告诉她，”聂赫留朵夫想，“不用隐瞒，应该把全部真相告诉一切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您记得玛丽雅姑妈家的那个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针线活儿还是我教她的呢。”
“啊，就是那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判，正好碰到我做陪审员。”
“哎呀，老天爷，多可怜哪！”阿格拉斐娜说，“她犯了什么罪该受审判啊？”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怎么会是您干的呢？您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斐娜说。她那双老花眼闪出调皮的光辉。
她知道他同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是罪魁祸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把我的全部计划都改变了。”
“那件事怎么会弄得您改变主意呢？”阿格拉斐娜忍住笑，说。
“既然我害她走上了那条路，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因为您有一副好心肠，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那种事谁都免不了。要是冷静想一想，这一切本来就无所谓，都会被忘记的。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阿格拉斐娜一本正经地说，“您也不必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又能怪谁呢？”
“怪我。因此我想补救。”
“啊，这事可不好补救。”
“这可是我的责任。您要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那就想想妈妈生前怎么希望……”
“我倒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对先夫人一直感恩不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我的丽莎叫我去（丽莎是她已出嫁的侄女），等到这儿用不着我了，我就到她那儿去。您可不用把那种事放在心上，谁都免不了的。”
“嗯，我可不那么想。不过我还是请您帮我退掉这座住宅，把东西收拾收拾。您也别生我的气。您的种种好处我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的。”
说也奇怪，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的卑鄙因而憎恨自己那时起，他就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却感到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亲切而可敬。他很想把自己的悔恨心情告诉柯尔尼，但看到柯尔尼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他又不敢这样做了。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还是坐着原来那辆马车，经过平日经过的那些街道，但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今天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同米西结婚，昨天他还觉得很称心，今天却觉得根本不可能。昨天他认为就自己的地位来说，她同他结婚无疑将得到幸福，今天他却觉得他不仅不配同她结婚，简直不配同她亲近。“只要她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就决不会同我来往了。我却还要埋怨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不行，就算她现在嫁给我，而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本地监狱里，明后天就要同大批犯人流放出去服苦役，难道我能幸福吗？不仅不能幸福，而且内心也不能平静。那个被我糟蹋的女人去服苦役，我却在这里接受人家的祝贺，还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出去拜客。或者，我瞒住首席贵族，同他的妻子无耻地勾搭，同时又同他一起出席会议，统计票数，看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由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和类似的提案，事后又约她幽会，这是多么卑鄙呀！或者，我将继续去画画，虽然明知那幅画永远也画不成，因为我根本就不该去干那种无聊的事。事实上我也根本无法做那种事。”他自言自语，由于内心发生的变化而暗自高兴。
“首先得去找律师，”他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来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人，把全部真相都告诉她。”
他一想到怎样跟她见面，怎样把心里话都讲给她听，怎样向她认罪，为了赎罪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他一想到这儿，心情异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一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这类犯人见面须得到谁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宣布判决以前，探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您就等审讯结束吧。现在先请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他谢了谢他的好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近那个房间，陪审员正好纷纷从那里出来，到法庭上去。那个商人像昨天一样快乐，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像老朋友那样招呼他。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亲昵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跟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全体陪审员。“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不过，他同其他几个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御像，又是那个司祭——这当儿聂赫留朵夫觉得，尽管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同昨天一样，他无法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
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窃盗案。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到庭上。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着一件灰色囚袍。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着一个个出庭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同一个伙伴撬开仓库的挂锁，从那里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破旧粗地毯。起诉书控告说，这个小伙子跟一个掮粗地毯的同伙在一起走，被警察截获了。他们两人立即认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原是个小炉匠，不久就死在牢里。这样，今天就剩下小伙子单独受审。破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案件同昨天一模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交相讯问，等等。那个作为证人的警察遇到庭长、检察官和辩护人问话，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大人，”接着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显出当兵的那种呆头呆脑的神气，说着简单刻板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很可怜小伙子，不大愿意讲述逮捕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也就是房东和粗地毯的所有者。这个小老头看来肝火很旺，问他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地毯作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要这些地毯时，他勃然大怒，回答说：“哼，这些破地毯，去他妈的，我根本用不着。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呢。我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就是两张也情愿，只要不把我拉到这儿来受审。我坐马车差不多已花了五卢布。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他好像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犯罪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案情明明白白，可是副检察官像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想叫狡猾的罪犯上钩。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因此罪行固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不致像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庭长又像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法庭又像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干，在城里游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小炉匠不等审讯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落网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像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三十五
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不管他们拿他怎么办，他反正再不能参与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蠢事了。
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差役不肯放他进去，说是检察官此刻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进门去。有一个官吏迎面走来，聂赫留朵夫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员，有要事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官吏报告了检察官，就放聂赫留朵夫进去。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显然不以为然。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厉地问。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有事要同被告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涨得通红，意识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起决定作用。
检察官个儿不高，肤色浅黑，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灵活的眼睛炯炯有神，突出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子。
“玛丝洛娃吗？我当然知道。她被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因为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
“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瞧。“她的案子有没有审问过？”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枉判了四年苦役。她没有罪。”
“噢，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无罪那句话根本不加理会，“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拘留所的探望日期是有规定的。我建议您到那里去问一下。”
“但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玩弄了她，害她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要不是我弄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又夺眶而出。
“是吗？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事件。您好像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检察官问，仿佛此刻宣布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听到过似的。
“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约的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特别、太出格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请您稍微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
“请您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不动。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旧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聂赫留朵夫一走，就有个法官走进办公室，问检察官。
“是聂赫留朵夫，说实在的，他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自治会上就发表过种种怪论。您倒想想，他是陪审员，竟发现被告中有个女人被判服苦役，他说他玩弄过她，现在打算跟她结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激动得厉害。”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有点不正常。”
“可他已经不太年轻了。”
“嘿，老兄，你们那个大名鼎鼎的伊凡申科夫可真把人烦死了。他说呀说呀说个没完，简直叫人受不了。”
“干脆得制止这种人发言，要不真是十足的捣乱公堂……”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里出来，乘车直奔拘留所。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玛丝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说，她准是在老的解犯监狱。聂赫留朵夫就上那里去。
玛丝洛娃果然在那里。检察官忘记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发生过一次政治案件，宪兵夸大其词，把它说得极其严重，弄得拘留所所有的牢房里都关满大学生、医生、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和女医士。
解犯监狱离拘留所很远，聂赫留朵夫傍晚才到那里。他想走近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门口。哨兵不让他过去，只拉了拉铃。看守听见铃声走出来。聂赫留朵夫出示许可证，但看守说没有典狱长的准许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就去找典狱长。他在楼梯上听见房间里传出一阵钢琴声。有人在弹奏一首复杂而雄壮的短曲。一个侍女一只眼睛上包着纱布，怒气冲冲地给他开了门。这当儿，琴声从房里冲出来，直灌到他的耳朵里。那是一首听腻了的李斯特狂想曲，虽然弹得很好，但弹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又从头弹起。聂赫留朵夫问侍女典狱长在不在家。
侍女说他不在家。
“快回来了吗？”
狂想曲又停下了，接着又生气勃勃地从头弹起，直到那个仿佛被魔法停住的地方。
“让我去问问。”
侍女走了。
狂想曲刚刚又热情奔放地弹奏起来，还没有弹到那个被魔法停住的地方，突然中断了。传来了说话声。
“对他说，典狱长不在家，今天不会回来。他出去做客了。干吗纠缠不清啊！”门里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响起狂想曲，又突然停止了。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准是弹钢琴的女人发火了，要亲自训斥一下这个纠缠不清的不速之客。
“爸爸不在家。”一个头发蓬松、面容忧郁的姑娘走出来，生气地说。她脸色苍白，眼睛疲乏无神，眼圈发青。一看见一个身穿讲究大衣的年轻人，口气马上变得温和了。“请进来……您有什么事啊？”
“我要到监狱里去探望一个囚犯。”
“大概是个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许可证。”
“嗯，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您请进来！”她又从狭小的前室里招呼他。“不然您去找副典狱长吧，他此刻在办公室里，您去同他谈一谈。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就走了。
他一走，房门还没有关上，就又响起雄壮而欢乐的琴声。这声音同弹琴的地点和面容忧郁而顽强地学琴的姑娘都是很不相称的。聂赫留朵夫在院子里遇见一个两撇小胡子抹过油的年轻军官，就向他打听副典狱长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就是副典狱长。他接过许可证，看了看说，这是拘留所的许可证，他不敢让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再说时间也已经晚了……
“您明天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望。您到那时来吧，典狱长本人也将在家。明天您可以在大间里探望；要是典狱长许可，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同她见面。”
这天聂赫留朵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就回家了。想到明天将同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心情十分激动。他此刻在街上走着，不去回想法庭上的情景，而回想着他同检察官和副典狱长的谈话。想到他怎样努力要同她见面，怎样把他的愿望告诉检察官，怎样到拘留所和解犯监狱去，准备见她，他内心好半天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好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念了几段，就写了下面这些话：“两年没有记日记，原以为再也不会干这种孩子气的玩意儿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孩子气的玩意儿，而是同自己谈话，同人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圣洁的我谈话。这个我长期沉睡不醒，因此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我当陪审员，在那次法庭上，那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了她，看见了被我玩弄过的卡秋莎，身穿囚袍，坐在被告席上。由于荒唐的误会和我的过错，她被判服苦役。我刚才去找了检察官，去过监狱。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主哇，你帮助我！我感到很快乐，心里充满喜悦。”
三十七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望着那不时被来回踱步的诵经士女儿身子遮住的门，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想着心事。
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31]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总要另外找个归宿，或者嫁个长官，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或者副看守。他们都是色鬼。“只是人不能再瘦下去，要不然就完了。”她想起那个辩护人怎样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在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盯住她。她想起别尔塔到监狱里来探望她时说起，她在基塔耶娃妓院里爱上的那个大学生问起过她，对她的遭遇很表同情。她想起红头发女人同人打架的事，她很怜悯这个红头发女人。她想起面包店老板怎样多给了她一个白面包。她想到许许多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特别是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她从来不回想，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她连一次也没有梦见过聂赫留朵夫。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只蓄着两撇小胡子，鬈曲的头发很短很浓密，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未来的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要求他顺路来一次，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事，决定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火车将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当地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她穿上一双旧的半统靴，戴上头巾，把衣服收拾了一下，就跟玛莎一起往火车站跑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作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田野里，看不清脚下的路；树林里像炕里一样黑魆魆的。卡秋莎虽然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火车在那个小站上只停三分钟。她原希望能提早赶到车站，可是当她到达时已铃响第二遍了。卡秋莎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没有穿上装，正在打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淌油的粗蜡烛。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在椅背，不知在笑些什么。卡秋莎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开动了。它先往后一退，接着，车厢一节碰着一节依次向前移动。有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这时她面前的那节车厢也猛地一震，动了起来。她跟着那节车厢走去，眼睛往窗子里张望。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动手把窗子放下。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她跑到站台尽头，好容易才收住脚步免得摔倒，然后从台阶上跑下地面。她还在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她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卡秋莎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他走啦！”卡秋莎叫道。
玛莎害怕了，搂住卡秋莎湿淋淋的衣服。
“阿姨，我们回家去。”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卡秋莎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打定主意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如同通常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那样，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使劲一撞，慢慢地伸开四肢，然后用一种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顶了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走回家去。
她浑身湿透，溅满泥浆，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自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不再相信善了。以前她自己相信善，并且以为别人也相信善，但从那一晚起，她断定谁也不相信善，人人嘴里说着上帝，说着善，无非只是为了骗骗人罢了。她知道，他爱过她，她也爱过他，可是他亵渎了她的感情，拿她玩够了，又把她抛弃了。而他还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的人就更坏了。她的全部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他那两位姑妈，两位虔诚的老婆子，看到她不能像以前那样服侍她们，就把她从家里撵走。她遇到的一切人，凡是女人都把她当作摇钱树；凡是男人，从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到监狱看守，个个都把她看成玩物。不论什么人，除了寻欢作乐，除了肉体的淫乐，活在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事了。在她过自由生活的第二年，她跟一个老作家同居，那个作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这种欢乐富有诗意，充满美感，是人生的全部幸福。
人人活着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欢乐，一切有关上帝和善的话都是骗骗人的。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间安排得如此糟糕，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三十八
第二天，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女监里照例响起哨子声，柯拉勃列娃早已起床，这时就把玛丝洛娃叫醒。
“我是一个苦役犯。”玛丝洛娃恐怖地想。她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室内到早晨已臭不堪闻的空气，想再睡一会儿，重返茫茫睡乡，可是心惊胆战的习惯驱除了睡意。她一骨碌爬起来，盘腿坐好，向四下里打量着。女人都已起床，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贩卖私酒的女人鼓着一双暴眼睛，小心翼翼地抽出孩子们身下的囚袍，唯恐把他们弄醒。反抗募兵的女人把包孩子用的破布晾在火炉旁边。她的娃娃在蓝眼睛的费多霞怀里拼命啼哭。费多霞把他摇荡着，柔声柔气地给他唱催眠曲。患痨病的女人揪住胸口，脸涨得通红，拼命咳嗽；在咳嗽的间歇大声喘气，简直像叫嚷一样。红头发女人醒了，仰天躺在床上，曲着两条肥大的腿，津津有味地大声讲着她的梦景。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前，反复叨念着同一套祷词，画着十字，鞠着躬。诵经士的女儿一动不动地坐在板铺上，她那双睡意未消的呆滞眼睛茫然瞧着前方。俏娘们把她那抹过油的粗硬黑发缠在一个手指上，想把它弄鬈曲。
走廊里传来大棉鞋走路的啪哒啪哒声，接着铁锁哐啷一响，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他们身穿短上衣和裤脚管高出踝骨一大截的灰色裤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用扁担挑起臭气熏天的便桶，把它送到牢房外面。女人纷纷到走廊里水龙头旁洗脸。红头发女人在水龙头旁同隔壁牢房一个女人争吵起来。又是辱骂，叫嚷，诉怨……
“你们是不是想蹲单人牢房！”男看守大声喝道，他啪的一声朝红头发女人肥胖的光脊背上打了一巴掌，声音响得整个走廊里都听得见，“小心别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你看，老头子又来劲了。”红头发女人把这举动当作抚爱，说。
“喂，快一点！收拾好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有梳好头，典狱长就带着卫兵来了。
“点名了！”典狱长吆喝道。
从另一个牢房里又出来一批女犯。所有的女犯在走廊里站成两排，后排女人照规矩必须把手搭在前排女人的肩上。全体点名完毕。
点好名以后，女看守走来把女犯人领到教堂里。从各个牢房里出来的女犯有一百多名，她们排成一个纵队。玛丝洛娃和费多霞就在队伍中间。她们个个包着囚犯的白头巾，穿着白衣裙，只有少数几个穿着自己的花衣服。这几个女人带着孩子，是跟随丈夫去流放的。整座楼梯都被这个队伍挤得满满的。只听得穿大棉鞋走路的脚步声，说话声，间或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玛丝洛娃看见自己的冤家包奇科娃凶相毕露地走在前头，就指给费多霞看。女人们走下楼梯，不再作声，画着十字，鞠着躬，开始走进还很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给她们规定的位置在右边。她们互相拥挤着，停住脚步。紧接着女人之后进来的是穿灰色囚袍的男犯，其中有解犯，有监犯，有经村社判决的流放犯。他们大声咳嗽着，紧挤在教堂左边和中间。在教堂上边的敞廊里站着许多先进来的男犯，一边是剃阴阳头、脚镣哐啷作响的苦役犯，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不戴脚镣的拘留犯。
这座监狱教堂是一个富商花了几万卢布重建的，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
教堂里一片肃静，只听得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声，偶尔还有铁链的哐啷声。接着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忽然挪动身子，彼此挤紧，在正当中让出一条路来。典狱长就从这条路走到教堂正当中全体犯人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仪式是这样的：司祭身穿一件样子古怪而行动不便的锦缎法衣，把碟子里的面包切成许多小块，放到一个葡萄酒杯子里，同时嘴里念着各种名字和祷词。诵经士不停地念各种斯拉夫语祷词，然后又同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唱歌。这些祷词本来都艰涩难懂，如今既念得快，又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祷词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福寿康宁。这种祈福的祷词大家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祷词一起念，时而单独念。此外，诵经士又念了几节《使徒行传》，声音那么古怪，紧张，简直一句也听不出来。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中的一段，倒念得很清楚。内容是说耶稣复活后在升天、坐到圣父右边以前，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从她身上驱除七个魔鬼，后来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万民传布福音，并声明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还能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好，还能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32]
礼拜的要义据说是，司祭把面包切成小块，放到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那手法是这样的：司祭身穿碍手碍脚的口袋般锦缎法衣，从容不迫地高举起双臂，这样举着不动，然后跪下来，吻吻圣坛和上面的东西。不过关键性的仪式是司祭两手拿起一块餐巾，慢条斯理地在碟子和金杯上挥动着。据说，面包和葡萄酒就在这时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因此这一部分仪式特别隆重。
“最大的荣耀归于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司祭做完这些仪式，隔着隔板大声叫道。接着唱诗班就庄严地唱起来：荣耀理应归于童女马利亚，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她应该比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六翼天使得到更大的荣耀。于是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面包切成四份，先在酒里蘸了蘸，然后送进嘴里。大家认为，他这就是吃了一小块上帝身上的肉，喝了一小口上帝身上的血。随后司祭撩开帘幕，推开中间的门，手拿金杯，从门里走出来，请想进圣餐的信徒也来吃喝泡在杯里的上帝的血肉。
有几个孩子想进圣餐。
司祭先问了每个孩子的姓名，然后用茶匙小心翼翼地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深深地送进每个孩子的嘴里。诵经士就当场给孩子们擦擦嘴，又快乐地歌唱孩子们吃上帝的身体，喝上帝的血。接着，司祭把杯子端到隔板后面，在那里喝干杯子里的血，吃完上帝的身体，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但司祭存心安慰安慰不幸的囚犯们，就在通常礼拜之外增加一项特殊仪式，就是：司祭站在那由十支蜡烛照亮的铸铁包金、黑脸黑臂的圣像——据认为就是刚才被吃掉的上帝——面前，用怪声怪气的假嗓又像唱又像念，添了下面一段话：
“至亲至爱的耶稣哇！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哇！殉道者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哇！拯救我，我的救主耶稣，我的至美的耶稣，拯救找你的人，救主耶稣哇！饶恕我，全体圣徒，全体先知祷告中诞生的耶稣，我的救主耶稣哇！赐给我们天堂的快乐，爱人类的耶稣哇！”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换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照他的样子做。典狱长、看守、囚犯都跪了下去。上边敞廊里脚镣的哐啷声格外频繁。
“天使的创造者，万军之主，”他继续念道，“极顶神妙的耶稣，天使们的惊奇，万能的耶稣，祖先的救主，至亲至爱的耶稣，族长们的赞美，极顶光荣的耶稣，皇帝的后盾，至善的耶稣，预言的实现，极顶奇妙的耶稣，殉道者的堡垒，极顶温和的耶稣，修士们的喜悦，极顶仁爱的耶稣，圣徒们的快乐，至洁的耶稣，童贞者的贞洁，万古永存的耶稣，罪人的救星，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最后总算念完了，又反复呼喊着“耶稣”，但声音越来越沙哑了。他一手稍稍提起绸里子的法衣，曲着一条腿，跪在地上叩头。唱诗班都唱着最后那句话：“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
这项仪式持续了很久。总是以赞美词开始，以“饶恕我吧”结束。然后又是一套新的赞美词，最后以“哈利路亚”终结。犯人们画十字，跪下去，匍匐在地。开头每赞颂一次，犯人们就跪拜一次；后来隔一次跪拜，甚至隔两次跪拜。等到全部赞颂完毕，司祭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板后面去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剩下最后一项仪式，就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中央。首先是典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了吻十字架，然后是副典狱长，然后是看守们，最后是犯人们。犯人们互相拥挤，低声咒骂，走到司祭跟前。司祭一面跟典狱长谈话，一面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凑到犯人嘴边和鼻子旁，犯人们就竭力去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这次专门为安慰和教训迷途弟兄而做的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四十
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声嘶力竭地反复叨念和用种种古怪字眼颂扬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仅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以师尊自居的司祭使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亵渎法术，而且斩钉截铁地禁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师尊，禁止在教堂里祈祷，并叮嘱各人单独祈祷。他甚至禁止人们修建教堂，说要毁坏教堂，还说人们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而应该在心灵里和真理中祈祷。主要是他不但禁止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像这里所做的那样，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人亲吻的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他之所以上绞架，就是因为他禁止此刻这里所做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自以为是在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吃喝基督的血肉，不过并非因为他们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而是因为他们不仅盅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他们最大的幸福，使他们遭到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从前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身体，说许多空话会有益于灵魂，或者他真的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块肉。这类事是不足信的。他相信的只是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使他确立这种信心的，主要是十八年来他靠这种礼拜收入钱财，养家活口，让儿子读中学，送女儿进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信心比司祭更坚定，因为他压根儿忘记了这种教义的实质，只知道香火、追荐亡灵、诵经、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都有一定的价格，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乐意缴付，因此他叫喊“饶恕吧，饶恕吧”也好，唱赞美诗也好，念经也好，总是镇定沉着，满心相信非这样做不可，就像人家出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至于典狱长和看守，他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研究教义和教堂里各种圣礼的意义，但却相信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除此以外，他们还感觉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残酷的职务辩解，虽然这种感觉是隐隐约约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恐怕很难甚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拼命折磨人。典狱长天性善良，要不是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支持，他绝对不可能这样生活下去。就因为有了这种支持，他才能俨然挺直身子站在那里，又是跪拜，又是画十字，听到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就情绪激动，而在给孩子们授圣餐时，就走上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孩子，把他举得高高的。
在犯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看透这类玩意儿纯属骗局，用来愚弄这一类信徒，因此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人却相信，这种包金的圣像、蜡烛、金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叼念的“至亲至爱的耶稣”和“饶恕吧”，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许多好处。虽然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想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在今世得到好处，结果却一无所得，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如愿，但大家还是坚信，失败是偶然的，这一套做法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同，总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对今世没有作用，对来世也一定会起作用。
玛丝洛娃也这样相信。她在做礼拜时也像别人一样，产生一种又虔诚又厌烦的复杂心情。起初她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间，除了同牢的几个女伴以外，谁也看不见。后来，领圣餐的人往前走去，她跟费多霞也一起往前移动，于是就看见了典狱长，还看见典狱长后面的看守中间有一个矮小的农民，长着浅褐头发，留着淡白胡子。这人就是费多霞的丈夫。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玛丝洛娃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不断打量他，同时跟费多霞交头接耳地谈话，直到大家画十字和跪拜时，她才也跟着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