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需要道德辩护

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它的社会结构尚处在转型升级之中。因此，如何总结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实践经验，并据此为其未来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是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所聚焦的热点话题。乔万尼·阿里吉[5]等国外学者从全球视角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或模式，郑永年[6]等国内学者则侧重从国际比较视角来阐述中国道路的内涵。国内外学者的视角乃至对中国模式或道路的具体界定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在试图揭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背后的规律性内涵，以及展示这个内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或意义。[7]然而，就为社会主义辩护而言，即便全面认知中国道路的规律性内涵也是不够的。原因至少有二。

一是受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依然存在激烈竞争（而非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压倒了资本主义）以及资源承载力不足等条件限制，社会主义的合意性（desirability）并非无须辩护。二是尽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它现在正遭遇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么生活其中的人就不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由此势必削弱人们对中国总体发展成就上已积累的合意性。总而言之，如果社会主义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它必须在道德上被证明是一种更加平等地解放人的制度安排。

为社会主义辩护大致有科学主义进路、后果主义进路和规范性进路。依循科学主义进路，社会主义社会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它犹如自然规律一样是必然发生的。但是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G.A.科恩（也译“柯亨”）所言，支撑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来临的两个论断——人数众多而有能力进行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能带来极大丰富物质的生产力——正遭受严重挑战。因为伴随着福利制度的植入，无产者人数正在减少，而能带来极大丰富物质的生产力则面临自然承载力不足的瓶颈。[8]这种挑战是客观的，因此科学主义进路的科学性不再是无须论证的。但科学主义进路的问题不限于此。

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不可能无关于规范性行为，因此它的现实化如果是势不可当的，那也是因为它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是合意的，从而赢得人类的不懈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阐述社会主义的合意性，就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思路。学术界存在两种阐释这个思路的角度——后果主义和道德主义。

后果主义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因此，如果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足够好的，或者与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效益相比是更好的，那么它就是更优越的。[9]但是，这种论证存在这样的问题，更高的社会效益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享有公平的份额。要克服这个问题，后果主义的一个修改版是强调社会主义在产生更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保障每个人都享有公平的份额（比如由于其公有制的分散化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这个修改版避免了那种可能产生更高却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的社会效益的情况，因而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但是当其诉诸公平价值时，它已经滑向了道德主义。[10]

道德主义是这样的主张，它关注社会基本结构对于人性发展的适合。因此依据道德主义进路，人们可从这两种方式来考察社会基本结构的合意性。

第一种方式是就某个社会基本结构而言，置身其中的所有人对它的合意性是否表示认可。如果所有人都表达了认可，那么它就是合意性的，反之亦然。在这个过程中，该方式并不要求关注该结构是如何生成的。第二种方式是依据对现实的人及其属性的理解，并据此规范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基本结构的特性。如果社会基本结构的特性是吻合现实的人及其属性，那么它是合意的。[11]这两种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但并不等同。从理论上讲，第二种方式在逻辑上是优先的；而从实践上讲，第一种方式在时间上是优先的。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科恩基于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批判性分析，从第二种方式的消极意义上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即通过批判以拯救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12]与科恩一样，笔者也是通过批判以拯救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不同在于，科恩批判的对象主要是自由主义者的正义理论，而在本书中笔者批判的对象主要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正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