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代之文学——汉赋

赋这种文体虽然滥觞于战国，但是，它真正获得扩充和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却是在汉代，故在文学史上被命名为“汉赋”。赋是两汉文学中的第一文体，代表了两汉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列举了秦汉历史上的“辞赋之英杰”，即荀况、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这十家之中，只有荀况、宋玉是战国人，其余八位是汉代赋家。《文心雕龙·诠赋》列举了他们的作品，包括枚乘的《菟园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贾谊《鸟赋》，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

汉代的辞赋创作最早在藩国中最为繁荣。这一时期，辞赋创作水平最高的当属贾谊和枚乘，他们代表了后来汉赋发展的两种不同走向。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少有才名，一生跌宕坎坷，初被文帝重用，后又遭大臣排挤被贬谪长沙。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而司马迁将二人并称，可能还有一个理由是贾谊所作的两篇骚体赋，是直拟楚辞、追溯屈原的，即《吊屈原赋》《鸟赋》。这两篇赋作都写于贬谪长沙期间。文帝四年（前176），贾谊在长沙，渡过湘江，过境屈原流放之地，因而致悼前贤，撰写了《吊屈原赋》，通篇文辞悲切，对屈原深深同情，并批判世界的黑白善恶颠倒。贾谊也在赋中表达了对屈原沉降选择的不同看法，认为应该“远浊世而自藏”，明哲保身。这篇赋作开启了汉赋追怀屈原的先例。悼念屈原、模拟楚辞，从此成为汉赋的一种风尚。《鸟赋》写于稍后的时间。贾谊在长沙居住第三个年头，他借与无意飞进家宅、被认为是不祥之物的鵩鸟进行问答，抒发了自己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解脱，提出了一种通达的人生观：“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这篇赋作体现了汉初的黄老思想对贾谊的深刻影响。

枚乘（？—前140），淮阴人，曾为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枚乘反对分裂，曾两次上书吴王，力谏其放弃叛乱，都没有被采纳。汉景帝时，拜其为弘农都尉，后以病辞官。汉武帝即位后再征，因年老死于途中之“安车蒲轮”。枚乘最为重要的作品是《七发》，入选《文选》，是汉代辞赋的典范之作。这篇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连写七件事的结构方式，为后世所沿习，并形成赋中的“七体”，被认为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这篇赋作同样具有浓郁的黄老道家思想色彩。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后，藩国逐渐衰落，政治话语权力渐次收归中央。而汉赋繁荣的土壤，也从藩国回到宫廷。汉武帝时期，产生了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司马相如曾为武骑常侍，因病免，遂前往梁地，投奔之前已经结识的梁孝王刘武和他的幕僚邹阳、枚乘、庄忌等。这一时期，司马相如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篇最为著名的赋作《子虚赋》。这篇赋作在景帝时期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而且，其中主要体现的是道家虚静思想，与此时藩国的其他赋作有着相类似的思想底色。武帝登基后，偶然看到《子虚赋》，大加赞赏，以为是前人所著，恨不同时。当时在场的狗监杨得意不失时机地举荐了同乡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进京后，又为武帝写下《上林赋》，专门记述天子打猎事。赋成之后，司马相如被封为郎。担任郎官后，司马相如一度出任巴蜀，在那里整顿民生，写下《谕巴蜀檄》。又数年，平定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武帝晚年迷恋求仙，甘泉郊祀也成为一个求仙之所，为加以讽喻，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其间，司马相如可能还参与了郊祀歌如《十九章之歌》的制作。元狩五年（前118），司马相如因病免官，居住在茂陵。司马相如临终，武帝遣人到他家中取书，获《封禅文》，这篇文章叙述汉代五德之归属，力劝汉武帝封禅，“一篇之中三致意”。《文选》将之与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一起，归于“符命”文体。纵观司马相如的一生，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为汉武帝大一统政权服务的。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汉代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这两篇赋都采取了问答体，在问答之间铺叙王国、帝国的壮丽，歌颂帝王的无上权力和至尊地位。这两篇赋作，极铺张扬厉之能事，词藻丰富，多设名物，描写工丽，散韵相间，标志着汉大赋的完全成熟。事实上，这两篇赋作的思想底色，仍然是汉初时期黄老思想，主张少私寡欲、清静无为。文章在子虚、乌有先生争夸齐楚诸侯“苑囿之大，游戏之乐”和亡是公夸耀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以及汉天子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的层层铺写之后，批评了诸侯王和天子生活的奢侈与淫靡。由于铺写的内容特别丰富而劝讽之语不过一语带过，这种写法被后世诟病，称之为“劝百讽一”。

这两篇赋作影响深远，从多方面树立了汉大赋的基本体制。首先是在题材选择上，它们开创了汉代散体大赋以宫殿、苑囿、畋猎等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题材设置方式。其次是在篇章结构上，用主体内容来歌颂大一统，歌颂中央声威，文末对最高统治者进行讽谏，这样的赋体结构，成为后世承袭的一种主要的篇章策略。这两篇赋都是假托人物的问答来展开基本内容，摆脱了楚辞中常用的第一人称视角，使得赋作本身能够展开的层次更为丰富。最后是这两篇赋作的语言，也完全脱离了《楚辞》的影响，自创一格，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告别了楚辞语言的婉约绵长感，多变的句式富有参差的节奏感。

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在汉赋发展中别具特色。它将汉赋中的游仙题材和神秘主义发挥到极致。“大人”隐喻天子，赋中描写“大人”遨游天庭，群神呼应。对《大人赋》的主旨，历来有分歧。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司马相如讽劝武帝好神仙之道，也有人认为它是司马相如伤时自叹之作，是作者仕进与退隐，出世与入世矛盾心理的流露。事实上，这篇赋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歌颂汉武帝在宇宙天地之间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大一统帝国的注脚之一。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汉武帝的甘泉太一祭祀颇为相关，其中的“大人”与甘泉祭祀中的“太一”都被认为是宇宙中至高无上之神，其实都是反映了对汉武帝所拥有的权力的理解。一般认为，这篇赋作与屈原的《远游》是相同类的作品。事实上，虽然都写到游仙，但它们的主旨有着明显区别。《远游》是文人化的，而《大人赋》仍然充满了政治寄托。这篇赋作产生之后，扬雄的《甘泉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都曾在语言结构上模仿它。它所宣扬的神秘主义，所富有的丰富想象力，也为这类赋作继承，体现出清代批评家刘熙载所说的汉赋之“神”。

司马相如死后，他的家乡蜀地一直存在学习辞赋之风。王褒和扬雄都是以赋得进的蜀地文士。王褒，字子渊，生卒年不详，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时期，创作有《洞箫赋》等赋16篇，与扬雄（字子云）齐名，并称为“渊云”。

王褒最受后世推重的，是他的《洞箫赋》。这篇赋作奠定了汉代咏物赋的基本体制。洞箫即排箫，发音清晰而幽静，在宫廷与民间都广泛使用。《洞箫赋》既描述箫管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现箫声之动人，极尽描绘和夸张。全篇用楚辞的调子，以大量的文字铺叙洞箫的声音、形状、音质和功能，音调和谐，描写细致，形象鲜明，风格清新。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猭。”虽然全篇用到的是兮体，但是语言清丽，毫无楚辞的怨愤激切。这种赋也不同于汉代大赋，铺张扬厉，用词浩荡，而属于骄丽可喜、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这篇赋作入选了《文选》，成为后世咏物赋的典范。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扬雄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始游京师长安，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为支持新莽政权，作《剧秦美新》，为后世诟病。扬雄后半生转向经学研究，曾撰《太玄》等，把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

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以后最重要的赋家之一。扬雄自幼熟读司马相如赋作，在获得扈从机会后，模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和《河东赋》，用以歌颂汉帝国强大、太平和富盛。但此时汉帝国已经内忧外患，因而这些回避现实、劝百讽一的赋作，不免有粉饰太平之嫌。晚年，扬雄有所反思，指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视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这些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对于东汉赋家纠正西汉散体大赋的缺点，具有指导作用。

东汉班固推举扬雄晚年的辞赋文学观，将汉赋的功能从“虚辞滥说”转移、归正到叙述汉德的轨道上。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自幼聪敏，在父亲的影响下从事史学研究，同时又精于文学，“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后进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班固在汉赋的发展线索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赋题材对后世影响深远，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据其自序，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仍希望以长安为首都，因作此赋以驳之。《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仿效了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赋》分《子虚》《上林》两部分，《两都赋》则分《西都》《东都》，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这两篇赋作，虽然是以假托人物来进行铺叙，但是内容上完全写实，抛弃了司马相如大赋中的虚辞滥说、架空行危。他不再将宫廷苑囿、天子游猎作为主要描述对象，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转而描写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由于《两都赋》的创作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所以不像《子虚》《上林》那样有较多的虚夸，以气争胜，而是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达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该赋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语言典雅和丽，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这篇赋作，刘勰评价很高，萧统编《文选》将其列为第一篇。

班固的《幽通赋》是汉代抒情赋中的佳构。这篇赋是班固突遭家庭变故之际，对宇宙、历史、人生诸问题的思考，是他青年时代的思想自陈，是他发愤著述的誓词。赋末“乱”的部分云：“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从这些语句可以看出班固的志向追求十分高远，也可以看到时代思潮在他的思想中烙下的痕迹。班固很看重这篇性情之作，他将这篇《幽通赋》收入《汉书·叙传》，成为班氏家族史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家族兴衰的陈述甚为真切感人。

东汉张衡是汉赋的集大成者。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天文、数学、地理学、制图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他的辞赋创作活动中，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二京赋》追模司马相如《子虚》、班固《两都》，《思玄赋》学习屈原《离骚》、班固《幽通》，《七辩》效仿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应间》效仿东方朔《答客难》、班固《答宾戏》。此外，他的《南都赋》受扬雄《蜀都赋》影响，《舞赋》与傅毅《舞赋》异曲同工。这些创作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张衡在艺术上的创意。《归田赋》极富独创性，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

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这两篇赋的体制比班固的赋更宏大、更细致、更有特色。内容上写了许多民情风俗，像《西京赋》里写了商贾、游侠、骑士、辩论之士以及角抵百戏杂技幻术等，《东京赋》里写驱逐疫鬼的大傩、方相等，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绘声绘色的描写。《思玄赋》是张衡抒发情志之作。张衡处于国政衰微之时，政治上很不得志，故而“但思玄远之道而赋之，以申其志”。赋开篇先叙自己愿“仰先哲之玄训”，“慕古人之贞节”，认为现实中“凶吉倚伏，幽微难明”，自己虽然不满于现实境遇，不愿随波逐流，但又忧惧谗惑；“游六合之外”，是不可能实现的逃避之法，最后他得出的解脱之道是：“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只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跱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思。”他所能选择的只有去潜心于“玄諆”哲思，远离当世之烦忧。《归田赋》是历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而且，它既是现存东汉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赋，又是现存的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衡对赋体的巨大革新。《归田赋》语句缓慢，气度悠然，表现的是作者认清现实后的决然和归去田园的情志。篇中“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是后世文学作品常引用的名句。而关于田园的描写：“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张衡远离现实、“纵情物外”的人生选择，和他对田园情景的美好歌颂，对后世影响深远，几乎确定了田园题材的基本体制，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也基本不离于这样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