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拉门纳

科学本能达到极致的理想学者当然是最珍贵的工具之一，但一只更强大的手控制着他。

——尼采（《善恶》，条207）

“既然习俗主宰着人的生活”，并且“改变和压制天性”。因此，正是由于新习俗的确立，特别是那种尊崇代达罗斯这类人的习俗的确立，才使所拉门纳王成为本撒冷的“立法者”、伟大的发明家和革命性的奠基人，使他的创新对于后代而言逐渐具有神圣的权威性（《论说文集》，“论习俗与教育”，“论人的天性”）。但准确来讲，习俗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其不具有新颖性，并且一直为人们所实践，而所拉门纳一方面提倡新习俗，另一方面又能够成为本撒冷看不见的精神领袖。他是如何达到这一点的呢？

在《新大西岛》中，外乡人安置处的总管回忆了所拉门纳王慎重的立法。他是个虔诚的好古之人，忠诚可能使他的叙述掺有水分。然而，他讲到的两个创新（保密法和设立萨罗门宫）使我们有可能重现那位革命性的奠基者的策略。

第一个伟大的创新保密法把一个公开的海上强国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据那个总管讲，所拉门纳为这个巨大的转变提出了三条辩护理由，每一条都诉诸本撒冷人的自豪感（页144）。仔细考察一下，每一条都没有说服力。第二条，即他们的航运仅限于本地海上运输，这仅仅是他的措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第一和第三条，即本撒冷完全自给自足和永远因循过去的传统，这两条显然令人怀疑。就第一条而言，他们仍旧依赖派遣出去的“光明商人”从外国人那里窃取光明；至于第三条，科学机构是创新的基地，其首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巨大的转变使本撒冷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隔离开来，其一本正经的借口就是本撒冷人对自己的资源和旧传统感到自豪。

［40］据说，这些保密法融人道与政策于一体，但约邦是否会觉得神父对这项政策的讲述方式有理，让人很是怀疑，因为约邦将表明，人道与政策表面上的融合是虔诚欺诈行为。给政策戴上人道的面纱在古代本撒冷就有，那个在两方面都很崇高的阿尔塔本（Altabin）的所作所为即可表明这一点（页142）；所拉门纳利用的是本撒冷对自己独特性的自豪感，后者在历史上已经存在，而且有理有据。与外邦人的接触会危及这种独特感，因为如果对外邦人了解得过多，那么，本撒冷人与外邦人的差异就会证明根本不是太大。两种方式保存了有教化意义的独特感:一是新提倡的极端孤立，二是讲述劣等外乡人如欧洲人的故事。本撒冷人认为，他们人道地对待了特殊人即那些偶然来自劣等社会的过路人，并自认为这些人在本撒冷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回家，也可以在本地享受幸福。正是这种人道的方式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确定了本撒冷的优越性。因此，所拉门纳的第一个伟大的创新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习以为常的神话，即当地人及其风俗有着独特性和优越性。有必要利用技巧的原因在于，实行孤立政策似乎仅仅基于本撒冷的脆弱或认为本撒冷不能顶住与外乡人的公开接触。

所拉门纳第二大创新是萨罗门宫，但这个创新并不是要改变世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所拉门纳在致力于“使他那时恰如其分的建制永垂不朽”，所以他能够倡导新的革命——持续不断的高新技术革命——而给人的印象是在满足自豪人民的保守特性。为加深这种印象，所拉门纳把自己的工作装点成复兴的样子，要重建起始于以前所罗门国王的伟大工程。[9]这位成功的革命性奠基人把自己创立的机构命名为“六日工程学院”和“萨罗门宫”，从而把光荣给予了已经荣耀加身的上帝和所罗门。他最具革命性的创新要求他用古代的人名掩盖自己的名字，在名义上屈从于现有的上帝与哲人的目的。[10]所拉门纳与代达罗斯们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受到荣誉的驱使，而前者则利用后者为自己服务。［41］他“很清楚，把新发现与遥远的古代联系起来会给予新发现以神圣的意味。这与暴发户从家谱学家模棱两可的传闻中赋予自己显贵的祖先没有什么两样”（《培根》，页87）。

只有仔细研究一下约邦，才能恰到好处地评价所拉门纳对所罗门的忠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培根为什么用《圣经》中的人物给自己的关键人物命名。但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所拉门纳的伟大创新，因为在这些创新中我们才能明白培根伟大复兴的理论依据。

伟大的创新一旦引入社会，在立法者死后必须要由其他人继承下去，即使是所拉门纳也不能改变时间的本质:“时间就像河流，卷走轻浮的漂浮物，淹没沉甸甸的东西”（《培根》，页80；《学术的进步》，《培根全集》，III.291-292；《新工具》，I.71；《复兴》，《培根全集》，IV.15）。所拉门纳深知时间的不变本质，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哲人虽然懂得创新中沉甸甸的东西，但他们很少出现，人数寥寥无几（我们将会看到，如约邦一样的人即属这类人）。由于不能依赖这些人，所拉门纳就把计划托付给人数众多频繁出现的代达罗斯们，让他们成为焦点人物和无意义的吹捧对象，以此提高他们的地位。对于一直遭人蔑视和排斥的代达罗斯们，所拉门纳给予吹捧，以保证他们作为受惠者而非明白人继续传扬那沉甸甸的东西。

所拉门纳具有革命性的新政体建立在对人类本性、时间和其他一些东西的了解之上，这是一种新自然知识，它将取代古代关于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关于潘（Pan）的寓言讲述了古人对自然宇宙的解释。在重述这个寓言时，培根讲道:“据传说，潘没有什么风流韵事，即使有也寥寥无几”，即他只有和厄科（Echo）和悉林佳（Syringa）有过私情。潘把厄科或哲学选为妻子，后者作为话语形式仅仅是他的传声筒。潘与厄科即自然与哲学的婚姻没能结出硕果，据推测只有一个只会胡言乱语的女儿艾安珀（Iambe）。［42］潘追求仙女悉林佳几乎也没有任何结果。悉林佳变成芦苇，成功逃脱了潘的纠缠，潘于是用芦苇秆做成笛子，吹出悲伤的曲子。另外，潘尽管是猎人之神，却不是做出发现的猎人。培根讲到，潘找到了刻瑞斯（Ceres），这只是个意外发现。假如关于潘的寓言详述了古代的自然哲学，那么潘这个伟大的神必然要死亡，对于自然也必然会有崭新的解释，以便建立起所拉门纳的政体。自然必定会被认为是柔顺的女性，哲学则是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二者的结合会孕育出萨罗门宫院士所描绘的发明的家族（《复兴》，《培根全集》，IV.15）。所拉门纳创立的新科学不是妻子般的传声筒，也不是为失去的挚爱吹出的一曲哀歌，因为后者表达的只是苏格拉底从无法实现的自然哲学到次之的政治哲学的转向，其孕育出的胡言乱语的子嗣将由新的自然科学所代替。在这种对自然进行系统研究的新科学中，几乎见不到潘的踪迹。

然而，即使古代的自然学说必然遭到取代，也并不表示所有的古代导师必然遭到抛弃。所拉门纳作为奠基人和立法者所做的工作表明，他还是在追随一位古代的导师即柏拉图。通过把寓言命名为《新大西岛》，培根表明，柏拉图的古代大西岛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把两个大西岛故事加以比较，就可以揭示出培根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柏拉图。本撒冷那位讲述大西岛的神父提到柏拉图时神态倨傲，称其为“你们的一位伟人”。如此一来，这位《圣经》的忠实信徒使我们的那位伟人对本撒冷而言似乎一钱不值，柏拉图只是谬误的导师，他的大西岛故事充满了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假话和无根无据的策略，并令人生疑地进行歪曲，去吹捧比本撒冷人要弱小和冷酷的雅典人。这样，培根在假装批评柏拉图时，提出自己的柏拉图式论点，因为本撒冷剥夺了雅典神秘的过去，树立了自己的神秘过去，这也同样来自于自吹自擂和民族自豪感。培根在柏拉图的大西岛上更进一步确证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有益地捏造国家的过去，就会贬低他人而抬高我们自己。神父这个忠实信徒批评雅典人自夸，这种批评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只不过他不知道，因为他认为其他社会都建立在假话之上，只有他自己的社会建立在真理之上。柏拉图在《新大西岛》中的指导作用还可以从更为可靠的人物约邦身上看出来。约邦让我们注意到柏拉图的《法义》。他称柏拉图为“你们当中的一个人”，认为他的这本书“虚构了一个国家”。另外，柏拉图虚构的国家即理想国［43］最终为《新大西岛》提供了政体模式，即哲学家为王。“你们的一位伟人”柏拉图为其提供了根本性指导，虽然书中没有明确表示出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这里，所拉门纳的策略具有典型性，它表明培根本人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培根的计划与所拉门纳的计划类似，都是要以新自然科学重塑整个民族。在这种计划中，学习外国哲学家对公众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而学习上帝和公认的哲人则可以。所拉门纳表面上依赖于耶路撒冷，巧妙地掩饰了他依赖于雅典人的事实，使得民众认为他的创新来自于《圣经》，而且反对所谓异教哲学家的智慧。在一个不信仰《圣经》的人看来，《新大西岛》远不是“培根极力反对柏拉图的唯一重要作品”，[11]实际上它以柏拉图反对柏拉图，超越了柏拉图，同时又是一部难以解释的柏拉图作品。

因此，对我而言，培根与柏拉图的关系至关重要。除了培根的独特批评所蕴含的含义之外还有无更多的关系？培根集中批评了柏拉图把哲学与神学结合在一起。由于启示宗教的崛起，这个问题在培根时代与在柏拉图时代完全不同。《新大西岛》表明，培根与柏拉图还有很多关系，因为该书指明柏拉图是重要的导师。所拉门纳这位睿智的奠基人和立法者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了基本方法，培根正是通过所拉门纳表明，柏拉图就是自己的导师，所拉门纳闭口不提此事也表明了培根的态度:即权宜之计要求以依靠《圣经》为幌子来掩饰对哲学的真正依赖。虽然仔细研究《新大西岛》会揭示出很多问题，但在所有问题当中，我认为这个问题最重要，而且对于从尼采的角度理解哲学史最有帮助，因为在尼采看来，哲学家的作用远比想象的要伟大，而柏拉图的作用是其中最伟大的。苏格拉底通过柏拉图成为所谓整个世界史的转折点。在我看来，培根作为一位柏拉图式哲人在这个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柏拉图是如何进入《新大西岛》的呢？只有那些深知柏拉图是我们中间的伟人并读过《蒂迈欧》和《克里提亚》中的大西岛故事以及约邦提到的《法义》的人才会看到，柏拉图是偷偷地进入了《新大西岛》。［44］所拉门纳表面上忠实地追随上帝和上帝的所罗门，实际上则追随柏拉图，因为作为立法者，他仿效了柏拉图未署名的立法者即那个雅典外乡人。所拉门纳采取了两条显著措施，即减少与外乡人接触和建立新执政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柏拉图《法义》最后一卷的两条重要措施。

至于与外乡人接触，雅典人与所拉门纳都明白，非商业国较少需要与他国交往（《法义》，vii.949e）。既然“让国家衰退的方法可能多如牛毛，让国家兴盛的方法却如大海捞针”，那个雅典人因此“拒斥奇技淫巧与风俗杂合”（页144，《法义》，949e-950a），建议严厉（可能没有所拉门纳那样严厉）禁止与外乡人交往（949e-950d）。然而，玛格尼西亚（Magnesia）与本撒冷仍然要与外乡人交往。交往给二者带来的两种主要后果也是一样:获得了道德优越感和有用的东西。那位雅典人允许选中的公民去参加祭神的比赛活动，他们回来之后要“教育年幼的人，说其他国家的法制不如本地的法制”。然而，玛格尼西亚人也去参加其他竞赛，回来之后总宣扬自己摘取了桂冠。“光明商人”以不同的方式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因为约邦讲到，本撒冷人满怀热情地对比了自己贞洁的性行为和欧洲的性行为。但本撒冷人中只有极少数“光明商人”才见过欧洲人，因此，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鄙视外乡人，认为他们道德低下，从而抬高自己，认为自己才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当这些欧洲性堕落者真的出现在他们中间时，也难怪他们会很矜持，显得“彬彬有礼”（页132-133）。

除了这些外出团体之外，柏拉图的玛格尼西亚认为:“一些公民渴望有更多的闲暇研究其他地方人们的事务”（951a）。这些公民是“观察家”，他们致力于发现“为数不多的神人，因为与神人交往是完全值得的”，后者在好的国度与坏的国度出现的频率是一样的。这些观察家和他们要找的神人一样，不仅关心法律习俗，而且还关心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952b），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屈指可数的哲人。这些人像国内执政委员会汇报自己的所见所思（952b）。因此，雅典人承认，基本法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一成不变的，它们会根据那些外出哲人的所见所思进行变更和增补。所拉门纳采用这种方法似乎也［45］出自同样的原因:尽管那个虔诚的信徒认为“光明商人”专门寻求“世界各地的科学发明、艺术和制造业”（页146），但他讲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他们曾寻求并倡导了一种新国教。

在立法完成之后，第二项措施即执政委员会的建立，遭遇到了根本性困难，这也是《法义》最后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如何“永恒完美地保障”已建立起来的体制，并保证传承的忠实性。[12]永恒完美的保障要求，即使是根本法也要进行修正，因为“几乎是反对变革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同前施著，页177）。因此，雅典人再次列出“夜间议事会”名单时（961a-b；951a-952b），回国的旅行者取代了教育监察委员，关于根本事务的教育就属于他们。雅典人第三次提及夜间委员会的构成时曾表明（同前施著，页181），这些人是“解释者、导师、立法者和他人的监护人”（964b）。这些回国的旅行者是起导航作用的哲人，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美德、高尚、善和诸神。这最后一个课题属于最高层次的研究，要探讨灵魂和天体，但不会陷入无神论。因此，这些回国的旅行者即为数不多的哲人是真正守护法律的人，也唯有他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夜间议事会”，受他们指导的其他委员现在仅属于“议事会”（同前施著，页184-185）。这些哲人对将来的指导不能写进起初的法规当中，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法规肯定给人一种不可更改的印象，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将来的守护人会发现自己以及他们为时代制定的措施不能事先决定时代。然而，可以先做准备工作，雅典人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设立了“神圣议事会”，并把城市交给其管理（969b）。

我们可以认为，所拉门纳王也追随柏拉图，设立了“神圣议事会”，即把三十七个法律守护人（752e）换成了萨罗门宫的三十六位院士。这个新神圣议事会的成员都具备一流的本撒冷美德:［46］即通过科技征服自然，服务于公共的善。根据以前的标准，他们实际上也被授予了与发明家身份相称的神圣的荣誉（《新工具》，I.129）。那位萨罗门宫的院士就是公认的发明家即驯服了的代达罗斯。他表示，他们已仿造了雷电，因此配得上从前宙斯曾得到过的荣誉，而在古人眼中，宙斯是唯一掌管雷电的人，不可模仿。在柏拉图的《克里提亚》中，大西岛偏离了原来的神道，陷入人类的狂妄，挑战众神。众神在篇末一齐来倾听宙斯为什么会因为这样而必须毁灭大西岛。但宙斯一言未发，因为《克里提亚》没写完。效仿《克里提亚》的未竟之作《新大西岛》在结尾之前，有一长段话仅讲给了一位听众。这段话可以看做出自新宙斯之口，后者代表了所有拥有雷电的人。他在讲话中给出了本撒冷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保佑的原因。相对而言，未写完的《新大西岛》比起它模仿的《克里提亚》要更加完整。[13]

新大西岛人由于拥有了宙斯的雷电而免于宙斯的审判，他们的领导也获得了宙斯曾得到的荣誉。院士得到的荣誉在形式上似乎融合了基督教和希腊因素。在装有法典的约柜上立有两个展翅的金天使基路伯（［译按］参见《出埃及记》25: 18。）；而萨罗门宫院士乘坐的马车上立有一个展翅的基路伯，“车顶中央”有一颗金太阳。这颗太阳可能就是《法义》在颂扬这些审查官（Auditor）时大加渲染的那颗。审查官是法官中的法官，享有最高的荣誉。因此，希腊或异教的太阳优于基督教的基路伯。[14]这些院士是新宗教的大祭司，［47］而本撒冷民众则着迷于这种新宗教。我们将会看到，培根深知，为新科学而战必须与宗教在同等层面上展开，但决不能高于宗教问题。

通过重建神圣议事会，睿智的所拉门纳把城市交给了那些遭到古人怀疑和恐惧的充满嫉妒的荣誉爱好者。但他并没有让他们失去约束，因为他明白柏拉图精心呵护的政治终极秘密，即哲人统治，这在《王制》中最为明显。柏拉图认为，哲人不想当王，从来也没人能说服民众去强迫哲人为王（《王制》，VII.519c-520d；VI.494a）。然而，尽管哲人当王既不可能也不受人欢迎，但柏拉图表明了哲人如何通过树立根本的新善，发挥自己的导航作用，从而实现统治的目的。他的统治与苏格拉底统治格劳孔（Glaucon）和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一样，采用劝说技巧，让他们再次相信美德的价值。《王制》通过一系列步步深入的论述，使他们能够相信美德。它首先将美德与城市的善联系起来，然后把美德建立在思想和善的观念之上，最后用监视的众神和不朽的灵魂强化了美德。《法义》中的哲人也以同样令人信服的方式统治着那些为玛格尼西亚制定法律的立法者。哲人的统治是向现实中的统治者提供后者自己没有的东西，即所谓的终极标准或神圣标准，以便用于后者需要裁决的具体事务。《法义》末尾的精彩反讽也因此真相大白:米吉罗（Megillos）死而复生，强留雅典外乡人，以使他成为永恒完美的法律守护人。这样就满足了哲人执政的两个条件之一。那位雅典哲人心甘情愿地受到强迫吗？这不仅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而且，在他们的强迫下，他已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他是指导其他委员的“夜间议事会”委员，并以柏拉图哲人的方式统治着统治者，因此，他可以走了。

哲人是“命令者和立法者”这个政治秘密在培根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哲人或那个独自前行的幸运旅行者提出的目标或善贯穿着委员们所有的审议，因此也统治着这些委员。“真正的哲人”执政起来像价值的创造者，世界正是围绕他创造的价值无声无息地运转。

所拉门纳王是本撒冷的立法创始人，他发明［48］并倡导慈善的自然科学，这比他的后继者提倡的慈善基督教要早三百年。对于所拉门纳王与培根的相似之处没有必要长篇大论，但需要再次提醒各位注意根本的一点。哲人柏拉图指导了所拉门纳，也指导了培根。我们可以认为，培根要疏远这位导师本身即是在遵从他的指导。但为更清楚地了解培根在柏拉图以后历史中的位置，我们必须求助于约邦。他睿智、审慎，却生活在所拉门纳建立的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