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陶质灯具
一、陶灯的类型
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共公布汉代陶瓷灯具963件，除两件瓷灯①，年代上也可能需要进一步斟酌外，其余961件皆为陶灯或釉陶灯。961件陶灯中，39件为异型陶灯或公布信息不全的灯具本书未纳入分类，其余灯具，依据其整体形态的不同，可分为豆形灯、浅盘（碗）形灯、杯形灯、多枝灯四大类。
1．豆形灯
豆形灯是汉代灯具中最普遍的形态，数量庞大，计789件。其中28件在考古报告中只指明了“豆形”这一基本形态，未发表详细信息，无法进一步分型。其余陶豆形灯根据其灯柄、托盘等功能性部件不同，又可分为五型：
A型 基本豆形灯。盘口，束腰，喇叭状或覆盆状圈足。计677件，约占全部豆形灯的86%。根据灯的平面形态，即灯盘口径和高度的相对比例可分为两个亚型（图2.1）：
a亚型 灯的高度与灯盘口径基本相当，或稍有差别，可称矮柄豆形灯。500件，占豆形灯的大部分。陕西西安市电信局M67:20②、河南南阳东苑小区M31:3③等属此型。
b亚型 灯的高度明显大于灯盘口径，这种灯的灯柱相对较细，有些报告称其为高柄灯，149件。高柄灯的灯柱部分常有竹节状装饰或凸起，作简单的分隔。河南禹州新峰M127:8④、湖北蕲春茅草山草林山M8:17⑤属此型。
B型 与 A 型相比，在豆形灯下增加一个灯盘，41件（图2.1）。河南南阳东苑小区M85:13①、重庆合川南屏WM2:8②属此型。
图2.1 A-C型陶豆形灯
1.Aa型（陕西西安市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M67:20）
2.Ab型（河南禹州新峰M127:8）
3.B型（河南南阳东苑小区M85:13）
4.Ca型（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9）
5.Cb型（四川新都县马家山M3:32）
C型 多层豆形灯，即在原有豆形灯的灯柱上再加一个或两个较小的豆形盘。确定为此型的灯具有20件，根据盘的层数可分两亚型（图2.1）。
a亚型 双层豆形灯 17件。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9①属此亚型。
b亚型 三层豆形灯 3件。四川新都县马家山M3:32②属此亚型。
另在江苏邗江出土三件，据报告称“柱……中部……花盘状台阶”，但由于报告没有附图，且这种形制在江苏境内仅有此例，而且灯盘部分“平盘……中央有方台并竖小签”, ③与四川地区多层豆形灯相似又有所区别，是否作为此类灯具进行统计仍需进一步斟酌。
D型 俑座灯 由灯盘、俑形灯柱或灯座组成。51件，根据这些俑座所参照的人物或动物蓝本不同，除其中3件造型模糊，不能断定是何种动物形将其统称为兽座灯外，其余48件可分为人俑座灯、熊座灯、狗座灯、龟座灯、蟾蜍座灯、兔座灯、马座灯、龙虎座灯共八个亚型（图2.2）。
a亚型 人俑座灯 35件。占俑座灯的69%左右。人俑一般双腿跪地或单腿跪地，头顶灯盘或手托灯盘。这些人俑大多采用外邦人物形象，且性别特征明显。人俑陶灯大多分布于两广地区，广州汉墓M2046④出土西汉中期的1件，是最早的人俑陶灯，可惜灯盘和人俑手部已残，无法判断识别。河南陕县刘家渠1037:47⑤属此亚型。
图2.2 D型陶俑座灯
1.Da型（河南陕县刘家渠1037:47） 2.Db型（甘肃定西冢口M1:13）
3.Db型（陕西白鹿原五M71:2） 4.Dc型（四川乐山市中区大湾嘴出土）
5.Dd型（重庆巫山麦沱M47:47） 6.Dg型（广西合浦凸鬼岭M3:18）
b亚型 熊座灯 4件。由灯盘、灯柱和熊形灯座三部分组成，灯座为一蹲踞式熊形，熊颈部或头部托有灯盘。甘肃定西冢口M1:13、M2:20、陕西白鹿原五M71:2①属此亚型。
c亚型 兔座灯 1件。由灯盘和兔形灯柱（座）两部分组成，出土于四川乐山市中区大湾嘴②。
d亚型 蟾蜍座灯 2件。由圆形灯盘、圆柱形灯柱和蟾蜍形灯座三部分组成，重庆巫山麦沱 M47:47、重庆丰都汇南DM17:76①属此亚型。
e亚型 狗座灯 1件。由圆形灯盘、圆柱形灯柱和狗形灯座三部分组成。河南济源泗涧沟M24:5②属此亚型。
f亚型 龟座灯 1件。由圆形灯盘、圆柱形灯柱和龟形灯座三部分组成。河南济源泗涧沟M16:25③属此亚型。
g亚型 马座灯 1件。灯座作坐马形。出土于广西合浦凸鬼岭④。
h亚型 龙虎座灯 2件。灯座呈龙虎形。出土于四川三台新德乡⑤。
2．陶浅盘（碗）形灯
陶浅盘（碗）形灯的灯盘呈浅盘形或碗形（灯盘深度略有差别），敞口或直口，斜弧腹，平底。20件（砖灯另计）。诚如本文开篇所说，西安北郊 M18:25出土的一件为瓷制，且出土于盗洞当中，具体年代存疑，此处不便计入讨论。其余19件均为陶制，根据器物局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为五个型（图2.3）。
A型 8件。平底。最基本的碗形，不带附件。陕西西北医疗设备厂M58:37⑥属此型。
B型 3件。在平底之下增加三足，呈尖锥形或柱状。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M2:12①属此型。
图2.3 陶浅盘（碗）形灯
1.A（西安西北医疗设备厂M58:37） 2.B（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M2:12）
3.D（湖南耒阳白洋渡M8:16） 4.E（山西侯马乔村M7229:11）
C型 1件。在灯具的侧壁增加一鋬，鋬制作比较简单，近似泥条贴塑于灯壁上。出土于湖南耒阳花石坳①。
D型 4件。灯具侧壁带鋬，平底之下带三足。湖南耒阳白洋渡M8:16②属此型。
E型 三联碗形灯，4件。由三个灯碗相连而成，上部连接一环形把，似可用于悬挂。均出土于黄河中游地区，山西侯马乔村M7229:11、陕西韩城市博物馆收藏1件③属此型。
另外，与浅盘形灯相似的，汉代还有在砖块上直接挖洞，用作灯具的做法。这种灯具，姑且可称为“砖灯”，编号F型。共计31件，这种灯具在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皆有发现。
3．陶多枝灯
顾名思义，多枝灯指的是由整体形态像树木的枝杈、由多个灯盘组成的灯具。计76件，除3件破碎严重或造型特殊，不能纳入分类外，其余73件树形多枝灯，根据灯座、灯柱或灯盘上的装饰，可分为三型（图2.4）：
A型 39件，树形，由灯座、灯柱和大、小灯盘构成，造型比较简单，无纹饰或其他装饰。常以灯盘数量多少来命名，灯盘数有3、4、5、7、8、9、10、12不等，这些灯盘分列于多枝灯不同层次的灯叉上，如同树木的枝杈。灯具通高在30厘米以上，最高达79.5厘米。山东济南青龙山JQM1:3④属此型。
B型 13件，基本形状为灯柱上托大灯盘，灯盘上立小灯盘及捏塑的龙、杂技俑等。有单层、双层和三层的区别，灯盏数少则3个，多则8个。灯具高度在30厘米以上，个别灯具在复原后高达110厘米以上。北京平谷杜辛庄M5出土的一件①属此型。
图2.4 陶多枝灯
1.A型（山东济南青龙山JQM1:3） 2.B型（北京平谷杜辛庄M5）
3.C型（河南陕县刘家渠1037:38）
C型 21件，由灯座、灯柱、灯盘三部分组成。灯座为喇叭状，座表面模印出山川峰峦，或贴塑人物生活场景、走兽和飞鸟，反映人的生活场景有百戏杂技、奏乐、长袖舞者等。灯盘置于底座之上，敞口、方唇、浅腹、平底。其上动物为捏塑，以朱雀形最为常见，还有人骑马等，并在这些动物泥塑边上以小孔插接出小灯盘。由1—5层不同数量的灯盘构成。大灯盘有两层、三层、四层之分，每层大灯盘中常连接出4—6个小灯盘。顶端为灯盘，有的以雄鸡的形象衬于灯盘两侧。由于此种灯具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有些报告将其称为“百枝灯”或“长明灯”。河南陕县刘家渠 M1037:38②属此型。
4．杯形灯
灯具主体呈杯形，灯盘很深，下带一托盘，共6件（图2.5）。
图2.5 陶杯形灯
1.A型（湖南耒阳白洋渡M24:10）
2.B型（湖北襄樊贾巷M7:30）
A型 5件，灯盏呈杯形，置于一托盘当中。湖南耒阳白洋渡M24:10、江西南昌市区72出土2件①属此型。
B型 1件在A型基础上，一侧增加鋬。湖北襄樊贾巷M7:30②属此型。
二、陶灯的生产
中国的陶瓷器生产有上万年的历史，发展至汉代，烧窑、制胚、造型等技术业已成熟。陶灯的生产应是诸多陶器中的一类，与其他陶器的生产有普遍的共性。
从考古资料看，目前发现的汉代窑址以烧造陶俑及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最多，其次是罐、瓮、壶之类的生活器皿。这些窑址以陕西西安①、陕西咸阳②、河南洛阳③、河南密县④、广西梧州⑤、江苏宜兴⑥、浙江宁波⑦等地较为集中。汉代陶器生产窑址有官办和民办之分。陕西长安Y2-22、汉魏洛阳城和河南洛阳轴承厂窑址分布规整，窑址形制统一，为官办窑的可能性较大。陕西长安城 Y2-22出土了“王桓”封泥⑧。河南洛阳轴承厂窑址，以坯棚为中心，排水设施、烧窑、蓄水池、镶边石水坑等一应俱全⑨，陶器生产的整个流程一目了然。而汉长安城Y23-27则分布散乱无序，可能是由个体分散经营的○10。窑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土洞窑、半地穴窑、馒头窑、圆形升焰窑，陶器生产工具包括模具、陶拍、支垫等，制法有模制、轮制及拍印等。陶器的生产一般为就地取材。
汉代窑址的发现为数不少，但能够从中残存的烧窑遗存中区别出灯具的则凤毛麟角。或者说迄今尚未见到与灯具直接相关的生产工具或灯具半成品或残次品。依据汉代陶灯造型来看，它们的生产与当时普遍使用的陶豆、盘、碗等应相差无几。比较复杂应是多枝灯的制作，由于陶多枝灯造型复杂、体量较大，通常需要将一件陶灯分成诸多局部——灯座、灯盘、灯座上雕塑的动物等，然后进行拼合。因此，在部分汉代墓葬，如陕西眉县白家村、西安尤家庄等墓葬中出土灯座、灯盘和若干动物形雕塑①，推测应为多枝灯。
三、陶灯的装饰工艺
汉代陶器与前期相比，在装饰工艺上的主要变化在于釉陶数量的增加，这也是汉代生产的一项显著进步。
综观汉代釉陶灯具，其基本规律首先是局部施釉，后来发展到全器施釉，主要集中于西汉中晚期以后的陕西地区，数量不多。陶器所施的釉是由釉料经高温焙烧成熔融状态后黏附在灯具的胎体上，其烧成温度在700°左右，灯具上的釉绝大部分呈黄褐色。由于这些陶器为铅釉陶，在汉代墓葬中通常均为随葬明器。
汉代釉陶的发现并非近代考古学的专利。刘体仁《识小录》记载：“国初有发隗嚣墓者，官觉而追之，得陶数十，见一酒盏于京师，色如龙泉窯之淡黄者，外皆自然花纹，内有团花砂底，风上敛下，口径三寸许。”②隗嚣是汉代人，该墓所出陶盏为釉陶器，并且所施釉色已于宋代龙泉窑瓷器相似。故此，汉代人也已有将自己所用之瓦器称为瓷。如汉人邹阳《酒赋》提到“醪酿既成，绿瓷既启。”③当然，此处所谓的“瓷”与现代概念中的瓷有所区别。诚如《说文》“瓷，瓦器。”也就是说，汉代人所谓的瓷仍是陶器。
汉代灯具上的纹饰在陶质灯具、青铜灯具和铁质灯具中均有发现，一般以几何形纹饰为主，包括三角纹、菱形纹、水波纹以及一些组合纹饰。
在灯具上表现了山峦、动物、人物的灯具主要集中于东汉晚期的多枝灯，其中动物纹包括龟、朱雀、兔、鹿、蛙、羚羊、狼、猪、狗、蝉、猴、马、熊等，人物纹则有吹排箫的、鼓骑、驰马、骑羊、骑鹿、吹羌笛、抚琴、舞人等各种形象，表现手法包括刻画、浮雕和堆塑等，一般被刻画在多枝灯的灯座上，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彩绘技术基本运用于陶多枝灯上。陕西凤翔西白村出土的一件陶多枝灯，在假圈足部位表面绘白地黑彩，圈足底饰一圈小三角形纹，腹饰莲瓣纹，莲瓣中间为勾云形纹。在假圈足上方的灯座部分则饰红底白色彩绘，大部分脱落，下部残存有部分云气纹①。
① 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相关问题》, 《文物》,1983年第7期，第78—86页。周畅：《战国秦汉青铜灯具的初步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侃：《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 申云艳：《汉代铜灯初步研究》，见《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340—354页。
③ 俞伟超先生《关于“考古类型学”问题》一文中提出，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的方法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外，第三种方法为“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其中就折射出考古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古代社会。见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④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0—105页。宋叶、刘晓婧：《山东出土汉代灯具研究》, 《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第23—28页。刘明琼：《贵州出土古代灯具》, 《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第75—78页。
① 李济：《如何研究中国青铜器——青铜器的六个方面》, 《故宫季刊》,1961年第1期。
② 依据林康义的观点，“穷尽性”是指分类的结果应最大限度的囊括所见的全部资料；“排他性”则指的是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应是唯一的，从而避免产生歧义。参阅林康义：《比较·分类·类比》，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56页。
③ 李科威：《考古类型学的原理与问题》, 《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第2页。
① 陕西西安北郊出土一件，且出土位置在盗洞当中，似难断定为汉代灯具。参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汉代积沙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30页。江苏南京出土1件青瓷质灯台，简报编写者将墓葬年代定为东汉末孙吴时期，参阅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 《考古》,2009年第1期，第38—44页。
②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③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 《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第37—45页。
④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等：《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东汉墓（M127）发掘简报》, 《文物》,2012年9期，第16—22、34页。
⑤ 黄冈市博物馆等：《罗州城与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①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 《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第37—45页。
② 重庆市博物馆等：《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第43—63页。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4年第9期，第4—33页。
② 四川省博物馆等：《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发掘简报》, 《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1985年，第93—121页。
③ 印志华等：《邗江县两座汉代砖室墓发掘简报》, 《东南文化》，第2辑，第26—31页。
④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 《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07—168页。
① 定西地区文化局：《甘肃定西冢口两座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23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45—146页。
② 四川乐山市文管所：《四川乐山市中区大湾嘴崖墓清理简报》, 《考古》,1991年第1期，第23—32页。
① 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巫山麦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第185—206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1年度发掘简报》, 《四川文物》,2012年第2期，第24页。
②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 《文物》,1973年第2期，第46—54页。
③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 《文物》,1973年第2期，第46—54页。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285页。
⑤ 景竹友：《三台新德乡东汉崖墓清理简报》, 《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第68—69页。
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① 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发掘》,《考古》,1993年第1期，第22—28页。
①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耒阳花石坳的汉魏墓葬》, 《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第64—70页。
② 衡阳市文物处：《湖南耒阳白洋渡汉晋南朝墓》, 《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第475—508页。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崔景贤：《韩城市东汉墓清理简报》, 《文博》,1987年第4期，第27—31、35页。
④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山东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壁画墓》, 《考古》,1989年第11期，第984—993页。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杜辛庄遗址》，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 《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07—168页。
① 衡阳市文物处：《湖南耒阳白洋渡汉晋南朝墓》, 《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第489页。程应林：《江西南昌市区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 1977年，第114—121页。
②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贾巷墓地发掘报告》，见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文集（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99—339页。
① 刘庆柱、李毓芳、张连喜：《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及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 《考古》,1996年第10期，第23—32页。刘庆柱、李毓芳、张连喜等：《汉长安城23—27号窑址发掘简报》, 《考古》,1994年第11期，第986—996页。刘庆柱、李毓芳、刘振东等：《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第99—129页。刘振东：《汉长安城新发现六座窑址》, 《考古》,2002年第11期，第92—94页。杨灵山、古方：《汉长安城1号窑址发掘简报》, 《考古》,1991年第1期，第18—22页。
②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6年第3期，第1—9页。
③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发现的东汉烧煤瓦窑遗址》, 《考古》,1997年第2期，第47—51页。
④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密县密新商场汉墓和陶窑德发掘》, 《华夏考古》, 1992年2期，第22—26页。
⑤ 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4—178页。
⑥ 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9—44页。
⑦ 徐惠定、林士民：《浙江宁波市马岭山古代墓葬与窑址的发掘》, 《考古》,2008年第3期，第31—45页。
⑧ 刘庆柱、李毓芳、刘振东、杨灵山：《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94年第1期，第119页。
⑨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轴承厂汉代砖瓦窑场遗址》, 《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第7—16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23—27号窑址发掘简报》, 《考古》,1994年第11期，第995页。
① 尔雅：《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墓清理简报》,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第9—14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尤家庄67号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7年11期，第47页。
② 〔清〕蓝浦、郑廷桂撰：《景德镇陶录十卷》，见顾廷龙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2页。
③ 〔清〕严可均辑，任雪芳审订：《全汉文》卷19，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