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小玩具大商業，小兒童大國度（譯文）

小巧、多彩又賺錢，玩具是香港的化身。

老式塑膠鴨仔，可愛的洋娃娃、搖晃的機械人……本書展現的這些玩具，代表了香港的一個時代：那時世界各地的兒童都伴隨着印有“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的玩具成長，而生產它們的工廠正處於當時香港超高速工業發展的尖端。這些玩具堪稱「香港傳奇」的吉祥物。在這個從赤貧變身巨富的傳奇裏，各式各樣的戰後工廠，秉承着不辭勞苦和不懈進取的精神，將這個城市打造成玩具和遊戲行業的全球中心。

然而，香港玩具的歷史比這個傳奇更加久遠。其起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第一家本地玩具工廠；甚至還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美之間的「中國貿易」：商人們挖掘了中國古代玩具寶庫中的精巧遊戲和新奇玩意，重新設計以迎合西方市場的喜好。該行業的現代歷史也同樣地擴張。首先創造了新型的國際品牌許可模式，然後搬過邊界，領導中國南方的製造業蓬勃發展。最近，當地的玩具製造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開拓，開發出了新的益智和電子遊戲、新潮的「街頭搪膠」玩具，以及數碼動畫。如此說來，香港至今沒有為本地玩具開設公共博物館，着實奇怪。這裏也沒有兒童或是遊戲的博物館。香港高等教育沒有開設遊戲設計的專門課程，歷史學家也無意去探索香港地區在玩具生產領域獲得如此驚人成就背後的文化因素。這個城市生產的玩具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但為何我們對這些遺產卻視而不見？

當香港歷史博物館邀請我和謝妙思、劉月寶和Rémi Leclerc着手研究本地玩具的時候，這個問題也在我們討論時首先提出來。是因為玩具依然像八十年前孫瑜的著名政治宣傳電影《小玩意》中渲染的那樣，被看作是無關緊要的花哨玩意嗎？有沒有可能，就算是現在，玩玩具仍被當作是浪費時間之舉——就像《三字經》中所說的「勤有功，戲無益」一般？抑或是因為玩具依然被當作是膚淺的模仿、成人世界的縮微，所以人們沒意識到玩具也是創新的發明？

在玩具的悠久歷史裏，沒有多少起源，有的是許多交錯的歷程，帶我們穿越幾個世紀的世界各地。中國無疑是部分最古老遊戲和玩具的發源地，從漢代流行的蹴鞠，宋代的七巧板，到明代的扯鈴、空鐘、響簧或「抖空竹」。這些遊戲和玩具的確切起源和在世界的流傳已經無從知曉，因為很多中國的玩具在其他的古文明中亦可尋得。例如，撥浪鼓，也就是鼓上連着彈丸的樂器玩具，在古埃及也出現過。漢代的雀鳥或動物形象的泥塑哨子，在古代瑪雅文明中出現過。搖搖、拉線玩具、抽地牛、還有騎竹馬也出現在古希臘、羅馬以及印度。

洋娃娃，或是俑，在世界各地皆可見到，但現存最早的中國的俑是用作生育或陪葬品，而非玩具。無錫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張、精緻的面塑，以及扯線木偶有幾個世紀的歷史，而福建的布袋戲要遲些出現。「布袋戲」和印度語的“putali”（一種木偶劇）讀音頗像，說明後者可能在明代早期經印度洋的季風貿易到達了中國。而中文裏「洋娃娃」一詞就暗示了西方的影響。實際上，中國晚清時期生產了大量京劇娃娃和搖頭公仔出口到西方。

有一些玩具和遊戲的名字聽似傳統，實則不然，例如中國波子棋，實為美國公司營銷的結果，其原名叫Stern-Halma，是1892年起源於德國的一種棋盤遊戲。營銷也可以重塑傳統。例如，香港的中秋節流行燈籠和發光玩具並不尋常，因為在中國其他地方，這些是與春節有關的。實際上，這是因為在七十年代的時候，為了遏制每年夏季之後酒店入住率急劇下滑，香港旅遊協會鼓勵在中秋節用燈籠裝飾，招攬遊客。由於大部分世界經典玩具的起源難覓，所以我們討論玩具設計，與其探究它們如何誕生，不如談談它們緩慢但往往史詩般的發展歷程。我們不妨從一個例子談起——竹蜻蜓。

中國傳統的竹蜻蜓，用手或線繞在軸上旋轉，使其起飛。它飛躍千年，飛遍世界，現在已演變成香港生產的機械竹蜻蜓玩具。竹蜻蜓的起源已無人知曉，儘管有些學者推測，早在公元前400年前的中國，也可能是希臘古書裏，就已提到過這種玩具。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或許還在希臘時期的敍利亞經過了改良，使得竹蜻蜓在約1500年的時候出現在西方。荷蘭畫家揚．普羅沃斯特（Jan Prevoost）的《聖母子圖》中的幼年耶穌，手裏便玩着這種玩具，但此處的槳翼變成了四個，代表十字架，並且奇特地在頂部加上了一個中國口哨，象徵世界。

西方改良版的竹蜻蜓可能啟發了達芬奇進行著名的飛行研究，而且肯定吸引了十八世紀末期的歐洲科學家們，比如首位訂立直升機航天定理的工程師喬治．凱萊（George Cayley）。到了現代，竹蜻蜓的材料被塑料替代，直升機的槳翼在香港被重新開發成了飛行玩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丁熊照的開達集團有限公司產品目錄裏，出現了一種新的竹蜻蜓飛輪，轉盤上有三個旋翼。公司亦用「飛碟」來宣傳這種產品。大約在同一時期，一家不知名的香港廠商生產了類似的玩具，包裝上貼有英國皇家空軍救援直升機的圖案，率先將竹蜻蜓宣傳成玩具直升機。十年之後，許多本地公司用扯線原理為直升機模型提供動力，很快變成了電池動力，後來變成了無線電遙控。最後，這種玩具演變成了趣致的撲翼蜻蜓（2007年香港為加拿大Wow Wee玩具公司生產的Robo Sapien系列飛行玩具產品之一）。竹蜻蜓的進化，和大部分現代玩具一樣，是無數工匠、商人、廠商以及企業追求市場優勢的成果。

香港的早期工業，包括玩具工業在內，早在香港日佔時期前夕便已發展得頗為成熟。而在戰後，為了應付通貨膨脹，香港工業歷經幾乎20年，才得以完全恢復港產品出口的價值。香港玩具生產歷史的一個關鍵在於，香港早期工業受惠於三十年代廣州和上海的玩具工廠。例如，1936年，黃佩珎在荷李活道建立了南華合記玩具製造出品，生產了各式各樣的玩具，包括紙蛇、紙扇、洋娃娃、鐵皮玩具喇叭、車、飛機、傢具、用品、扯線木飛機、船，和鴨仔。而這些早期的工廠，則從清代的「中國貿易」中汲取了大量文化和商業養分。

兩個多世紀以前，在中國貿易的活動中，玩具已是一種重要商品。當時，西方從中國大量進口，從茶葉到絲綢，還有七巧板（這種遊戲風靡歐美，成為許多人的美好回憶）。英國趁機派出使團，前往清廷磋商，期望獲得更大的貿易利益。1792年，使團秘書約翰．巴羅（John Barrow）稱︰「所有的兒童玩具、裝飾品和小物件，只要是在中國生產的，都比世界其餘地方的生產效率更高、價格更優」。有趣的是，在西方送贈給乾隆皇帝的「玩物」中，例如英國發明家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設計的自動機械玩偶鐘等，有許多當時已在中國生產；正如馬克賽因．伯格（Maxine Berg）指出的，考克斯的兒子發現在廣州生產的成本僅為倫敦的三分之一。50年後，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在《廣州番鬼錄》中回憶了當時的「盛況」：「大量的貨船、舢板、輪船穿梭來回河南（即珠江南岸），載滿了售賣各種食物、衣物和玩具的小販」。他還提到了一種詭異的紀念品：小棺材裏彈出來的迷你骷髏。儘管骷髏木偶在中國已有悠久歷史，宋代繪畫中便有出現（最著名也最怪誕的是李嵩的《骷髏幻戲圖》），但前面提到的商品是製作出口的。這種玩具到了二十世紀，演變成了塑料玩具，香港廠商生產了各種款式，從儲錢罐到萬聖節玩具，應有盡有。在兩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中國南方依然在生產這種玩具。

在十八世紀末期開始，大批中國玩具經由貨船運往歐洲和美國，不斷順應市場需求。旅行商販帶着他們的貨物周遊世界，成為中國出口玩具的首批國際銷售人員。有些小販、說書人、節日雜耍藝人販賣的玩具，還存留到了現代。西洋鏡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中國貿易」時期畫家們最喜聞樂見的主題物品，經歷了材料、形狀、大小以及意義的更迭改變，在六十年代的香港成為一種塑料西洋鏡玩具，造型設計為收音機或電視的樣子，與西洋鏡的講故事傳統遙相呼應。

隨着從香港港口出發的貿易路線擴張，玩具商販的足跡延伸到了亞洲的海外華僑社羣。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他們已成為墨爾本、舊金山等遙遠城市的常見景觀。從當時的西方繪畫和照片中可以發現，玩具商販銷售的既有傳統的玩具，例如紙風車、風箏、木蛇等，也有順應西方口味的小遮陽傘（後來成為雞尾酒杯上的特色裝飾）。後者後來被三十年代的香港廠商們巧妙地重新包裝，套印上「聖誕快樂」等字。

「中國貿易」的玩具、消遣、紀念品、遊戲、裝飾品以及禮品的生產出口，是由一個龐大的生產線系統運作的，遍佈從廣州到珠三角的許多城鎮，包括香港。生產材料很快就從紙和布擴展到木頭、玻璃，以及更昂貴的象牙、龜殼以及銀製材料。

在二十世紀初，香港便已在先施（成立於1900年）、永安（成立於1907年）等新開的「澳洲」百貨商店裏銷售精緻的中國遊戲和裝飾品。此外，在歷史悠久的象牙店、銀器店、還有威靈頓街和皇后大道的如Kruse & Co.這樣的洋行也有銷售。而在Lee Ching & Cumwo這樣的商店內，則銷售微型玩具陶瓷茶具、象牙裝飾、劍球、機關盒和諸如中國雜技小人等精緻玩具。這些華麗玩具都與旅行商販們售賣的簡單玩意大相徑庭。

玩具和遊戲的製作生產是近代才有的現象。在十九世紀末之前，大部分的兒童都自己製作玩具，就跟現在富裕國家以外的大部分孩子一樣，那時的兒童還自己設計遊戲。中國傳統的百子圖，描繪的是許多機靈的小男孩在花園中嬉戲，他們有的拿着玩具劍、玩具弓箭、用木棍和布條造成的旗子和飄帶，有的在玩捉迷藏，有的在逗蟋蟀、逗蟾蜍、玩荷葉。

在現代的香港，人們時常聽到家長們抱怨現在的玩具氾濫，回憶他們「小時候都自己做玩具」……其實在八十年代初，他們自己的家長也有同樣的感慨。也許這種過去與現在的強烈對比，會成為這個城市「從赤貧到巨富」傳奇的永恆主題，因為小販們很早就在節日期間販賣手工製或半成品玩具，像荔園這樣的本地遊樂場，還有士多店也是如此。五十年代，士多店開始租借漫畫書並且開始售賣各種玩具，玩具用玻璃紙包裝，釘有彩圖紙卡，這些紙卡有些是抽獎憑證，或被用作賭博。士多售賣的半成品玩具有毽子、剪紙面具、可自己塗衣服顏色的紙公仔，還有很多小玩意，以及大陸進口的鬥獸棋。到了六十年代初，本地廠商大量生產的玩具在香港路邊攤也有銷售。在何藩1964年拍攝的照片中，我們可見到小男孩在挑選塑料公仔。在這個時期，有些公司也開始生產面向本地市場的玩具，例如蔣震的「震雄集團有限公司」生產的經典玩具西瓜波足球，彈力低，適合狹小的都市空間。所以，我們心目中的童年模樣往往塑造了有關童年的回憶。

其實，童年也是一個新興的概念。安德魯．鍾斯（Andrew Jones）指出，像周作人這樣的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表示，在儒家傳統中並沒有所謂「童年」概念，兒童只被當做「小大人」，而玩遊戲會損害他們的道德教育。大約30年後，法國的歷史學家菲利浦． 阿利葉（Phillipe Ariès）在《兒童的世紀》中聲稱，西方文化在十七或十八世紀之前，是沒有兒童這種「觀念」的，僅將他們當作「小大人」看待。

後來，安．維科斯（Anne Wicks）等學者反駁說這樣的解釋過度簡單化：每一種文化都有關於童年和遊戲的獨特看法，儘管這些看法與我們的不同。宋代的文人畫家喜愛描繪室內的兒童場面，畫中的兒童或是玩耍精巧的玩具，或是興奮地圍在玩具貨郎周圍，或是觀看木偶戲。在裝飾藝術中，「百子」主題和胖娃娃都是中國新年裏年畫的流行主題。這些畫裏描繪了許多兒童玩具，有風箏、陀螺、風車、小鼓、扯線木偶、推車、竹馬等。這些畫面都有其象徵意義，而像宋代的文學和藝術、版畫和書籍中兒童的書目之多，足以表明在古代人們已對兒童世界、他們的遊戲和玩具有着濃厚的興趣。

不過，很顯然，哲學、文化、政治以及商業方面對童年、遊戲以及玩具的關注要相對遲很多。有關兒童塑造成人，而非成人塑造兒童的觀念，最早由浪漫主義時代的歐洲哲學家和詩人提出來，如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說道：「兒童乃成人之父」。 後來，這種觀點在教育工作和社會改革中有了更實際的體現，而在商業中也是如此，因為兒童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市場。

而在中國，在二十世紀初，外強入侵、革命四起，中國人進行現代化和文化改革的國家運動，力圖建立新社會，兒童在這時成為了被關注的焦點。同時，日本、俄國、德國也正大張旗鼓地將兒童政治化，而在企業化的美國可能也悄然如此。1929年，中國知識分子先鋒胡適寫道：「你看一個國家的文明……需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小孩子」。

然而，當中國改革者們試圖用玩具在國內幼兒園改革的時候，他們依靠的是日本進口的玩具，就像他們依靠日文版本的盧梭和福祿貝爾一樣。1903年，中國出版了關信三編纂的《幼稚教育：恩物圖說》，啟發了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開發本土的益智玩具。1911年，董俊彥創辦大中華工廠，生產賽璐珞玩具和遊戲。隨後，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包括香港在內的其餘大城市，玩具工廠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創立，有數十家之多，生產木質、鐵皮和賽璐珞士兵、坦克和戰船，還有福祿貝爾的恩物方塊。馮素珊（Susan Fernsebner）指出，當時的廠商以外國玩具廠為榜樣，以提高自己產品的質量，同時他們還呼籲抵制日本、推行新的政治理想，以推動國內產品的銷售。當時的民國政府支持國產玩具產業，不僅為了遏制外國進口的潮流，還相信可以通過真正的「中國製造」玩具來塑造兒童的現代身份，培養成工程師、軍人、母親和消費者，借此增強新社會的經濟。

魯迅極力擁護他弟弟周作人有關「中國尚未發現兒童」的觀點，以及揭露兒童的「委屈」（歷史學家洪長泰語）的理想主義。「救救孩子！」——魯迅用這樣一句悲痛的話作為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記》（1918）的結尾，將兒童推到了脫離舊傳統的鬥爭前線。他在短篇故事《風箏》中，回憶自己兒時的錯事，他弄壞了自己小弟弟的風箏，坦承他的懲罰過了20年才降臨：「我不幸偶爾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

然而，魯迅對於中國能在擺脫過去的道路上走多遠、對於新共和國將兒童政治化和商業化的手段，抱有矛盾的態度。中國大力推廣兒童玩具「國貨」，在1933年促成了「兒童年」的建立。葛凱（Karl Gerth）記錄道，在一個「兒童日」的集會上，周作人的妻子舉辦益智玩具的展示，並督促孩子們將國產兒童玩具「擺在心口」。然而，這些活動沒有甚麼經濟效應。在1934年至1935年的抵制日本活動中，中國進口的日本玩具數量居然還上升了70%。當時的《申報》發表了好幾篇匿名文章，說的都是關於發現兒童玩具全是「日本製造」的尷尬現象，例如1933年青農的《小玩意》和1934年宓子章的《玩具》。宓子章是魯迅的筆名，他冷冷地指出，就連印有諸如「完全國貨」（字會隨着充氣變大）的「兒童年」氣球也是假的，那些都是日本進口的。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順應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需要，大批介紹玩具的兒童作品應運而生。1920年出版的《玩具製作法》（郭義泉著）鼓勵家長用傳統材料製作玩具。不過很快，這種有關業餘自製的書就被推廣量產玩具的出版物所替代了。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兒童世界》，第二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小朋友》，《北京晨報》開設了兒童專欄（不過勞拉．寶芝（Laura Pozzi）發現，當時大部分的報紙依然大幅刊登進口玩具的廣告）。當時也出版了小冊子，鼓勵家長為孩子買國產玩具，例如1935年周吉士的《我的玩具》，還有第二年許敬言的《有趣的玩具》。1938年，廖冰兄在漫畫《中國孩子起來了！》裏，刻畫了站在衛國前線的兒童。

商務印書館甚至涉足了益智玩具的製造。歷史學家安德魯．鍾斯發現，商務印書館委婉地在自己的出版物中推銷這些玩具，強調其為「國貨」。例如在1932年的《復興國語教科書》中這麼寫道：「玩具好，玩具多／我的玩具是國貨／小笛子，用竹做／小花馬，用木做／小白兔，用泥做／小老鼠，用紙做／我是中國人，我買中國貨」。

次年，孫瑜的經典電影《小玩意》上映，反映了抗日戰爭前夕緊張的政治氣氛下玩具產業的各種矛盾。該電影的主角是心靈手巧的玩具製造者（阮玲玉飾），她前往上海，盼望造訪「大中華玩具廠」學藝，結果大失所望，她跟圍觀的人羣哭訴，中國只有玩具兵和玩具飛機去抵禦外敵。

政治和玩具製造業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戰後的香港依然可見。著名的「小黃鴨之父」林亮先生，最近談起童年往事，他說媽媽當年告誡他，日本有錢是因為通過「賣玩具，掙到的錢買槍支和子彈」。滿腔愛國熱情的他表示，他生產玩具的目的就是要跟「賺了我們許多錢的邪惡日本人」的進口貨競爭，因為「我們不該給錢給國家的敵人，對吧？」

田邁修 (Matthew Turner)

鳴謝：香港歷史博物館（本文部分文字引用自2015年香港歷史博物館資助的研究項目。）

翻譯：王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