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向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转变

《生活》周刊出到第4卷已经成功转型为大众通俗生活杂志，此前的邹韬奋不愿意也很少在《生活》周刊上谈政治，但现实却迫使邹韬奋不得不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爱国救民的责任感使得他再次改进《生后》周刊，使其最终转变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

一 第5卷：再次力求有所改变

《生活》周刊第5卷是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说它“承上”，是因为它继续沿着大众通俗生活杂志的道路向前发展，继续集中反映、讨论大众热切关注的求学、择业、婚恋等与大众切身相关的日常生活问题。说它“启下”，是因为它在内容上又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开始转向关注新闻、时事等社会政治问题。《生活》周刊第5卷第15期“读者信箱”栏目发出的《本栏征文新例》里说：“（一）本刊除登刊有公开价值的关于商榷各种问题的来信外，并欢迎报告有趣味有价值的新闻或有关时事意见的来信。（二）来稿内容或关社会，或关学校，或团体，或个人，或为日报所略而独能详，或为闻见所及而尤新颖，均无不可，惟须汰除浮言力求精警，以趣味浓厚者为尤佳，切避重复或相类似的文字，每篇至多不得过二千字……”[79]从这个征文条例可以明显看出，《生活》周刊发展到第5卷时，“读者信箱”栏目已经不再满足于讨论与个人切身利益有关的求学、择业、婚恋、健康卫生等这些生活中的琐屑俗事，而是希望把这个栏目关注的视野转向更广阔的有价值的“新闻”和“时事”，“读者信箱”是《生活》周刊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该栏目明确提出这个征文要求，这说明《生活》周刊已经开始向新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最终导致《生活》周刊刊物性质的转变。

《生活》周刊第5卷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它在每一期的刊头都印上了这个刊物的宗旨：“本刊以生动的文字，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80]此时由于《生活》周刊的国外读者增多，有许多国外读者来信询问《生活》周刊的西文名称和地址，所以《生活》周刊从“本卷起，加了一小行英文的名称和地址，且便国外邮局的检查。西文当然不止英文一种，不过英文总算比较的普通些”[81]。这行英文名称是：THE LIFE WEEKLY （DEVO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442 RUE LAFAYETTE，SHANGHAI，CHINA。这行英文名称中包含了《生活》周刊的宗旨：DEVO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即“《生活》周刊致力于中国的社会发展”。1930年7月6日，《生活》周刊因为业务扩大，办公地点也由原来的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42号的过街楼）搬迁至华龙路（当时的法租界公园附近，今雁荡路80号）办公[82]。《生活》周刊的英文宗旨又改为：DEVOTED TO SOCIAL BETTERMENT OF CHINA。意思为“《生活》周刊致力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出，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刊物的重心和最终目标在于改造社会，因此，邹韬奋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将《生活》周刊办成职教社的内部刊物，而是有着让这个刊物走向广阔社会的雄心，也只有让这个刊物走向社会，改造社会的宗旨才能得以实现。

第5卷的《生活》周刊在栏目方面也有一些变化，表1-6为《生活》周刊第5卷的栏目变化情况。

表1-6 第5卷与第4卷栏目变化情况

从主要新增栏目的变化上来看，《生活》周刊第5卷的变化似乎不大，它的新增主要栏目只有上卷的“讲坛隽语”和下卷的“形形色色”栏目。“讲坛隽语”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些演讲的记录和评述，该栏目只存在于第5卷，且篇目很少，只有2篇。“形形色色”专栏是1930年《生活》周刊的第5卷第38期开辟的，为办好该栏目，《生活》周刊特地发出《特别征文》的启事：“本刊文字除特约撰述外，向遇投寄之佳稿，亦无不竭诚欢迎，现除仍旧欢迎其他佳稿外，特辟‘形形色色’一栏，举行特别征文，简约如左：（一）来稿以描写本国各地各种实际生活者为主，或由观察所得，或由亲身所历，甜酸苦辣，尽量呈露；民生疾苦，欲诉无从的被压迫民众的种种事实，尤当力为宣传，借以唤起国人的注意。（二）文字内容注重事实的深刻描写，切忌空论的无谓铺张，倘有值得发表的事实，只需有事实可取，文字润饰，当由本刊任之，故即未能善于作文的民众，苟有事实可举，亦请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惠然赐稿……”[83]这说明，“形形色色”栏目开辟的目的不仅仅是谈一般的社会生活，它要谈的是民生疾苦、民众被压迫的事实，通过对这些事实的宣传，来唤起国人的注意，这说明此时的《生活》周刊已经不再只关注婚恋、家庭等普通日常生活的内容，而是要逐步转向关注揭露社会黑暗，关注社会时事和社会问题。再联系上文所提到的《生活》周刊第5卷第15期“读者信箱”栏目发出的《本栏征文新例》一文，我们可以看出，第5卷的《生活》周刊确实是再次力求有所改变了。

《生活》周刊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第5卷的广告显著增多，据笔者查阅，在8卷《生活》周刊当中，以第5卷《生活》周刊的广告为最多，《生活》周刊第5卷每期当中除第1、2两个版面一般没有广告外，其他版面都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广告，甚至于每期最后会出现整版的广告，少则一两个整版的广告，多则三四个整版的广告。例如第5卷第28期共20个版面，除了1、2、4个版面没有广告外，其他各版都有广告，而该期的最后4个版面都是整版的广告。广告的大量出现，说明《生活》周刊的销量很好，因而赢得了大量的广告客户。事实上，在前几卷的基础上，第5卷《生活》周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第5卷第1期起，《生活》周刊便由原来的单张样式改成16开的册子样式，篇幅增至每册20个版面，刊物的销量每期达8万份，广告客户及收入激增。[84]因为事业的扩大，邹韬奋开始寻找编辑刊物的助手[85]，《生活》周刊社也开始招收实习生[86]。到1930年9月，《生活》周刊社还成立了“《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义务为读者选购代办各种书刊及其他事项[87]。

总体上，《生活》周刊第5卷延续了《生活》周刊第2卷改刊后的杂志宗旨和风格，继续主要反映和讨论城市平民热切关注的求学、择业、婚恋、家庭等日常生活问题。这是《生活》周刊第5卷内容中的主要方面，因此第5卷的《生活》周刊是它作为大众通俗生活杂志发展的顶峰时期。但是在这个顶峰时期，第5卷的《生活》周刊在宗旨、内容、性质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第5卷的《生活》周刊当中探讨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明显增多，如《民穷财尽中的阔现象》（第5卷第10期）、《五国海军会议与中国》（第5卷第11期）、《读鲁涤平辞职电》（第5卷第22期）、《劳苦民众的一椿丧事》（第5卷第22期）、《脑际中所亟谋解决者》（第5卷第40期）、《军事解决后政府的第一责任》（第5卷第46期）、《励志社的祝捷盛宴》（第5卷第51期）……这些文章表明，第5卷的《生活》周刊关注的重点由社会生活问题向社会政治问题方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一点在《脑际中所亟谋解决者》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本刊内容的最近趋势既注意于时事或现代社会问题的评论，不免含有时代性……无论对于任何事实，要根据理性作分析的批评，俾国人养成对任何问题均具有分析研究的态度，辨别是非的能力，并时附积极方面的建议，以供国人参考。”[88]

二 第6卷：大众通俗生活杂志向新闻评述型杂志过渡转型

第5卷的《生活》周刊已经开始向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方向转变。如果说，第5卷《生活》周刊的转变尚处在非明朗和萌芽时期，那么到第6卷时期，《生活》周刊的这种转变便变得更为迅速和非常明确。1930年12月13日当《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出刊时，邹韬奋在上面所发表的《我们的立场》一文，便明确地说明了《生活》周刊宗旨、内容和性质的新变化：“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89]

邹韬奋这段话明确说明了《生活》周刊以后的转变方向，那就是“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第6卷和以后的第7、8卷《生活》周刊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为向“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新闻周刊”转变，《生活》周刊第6卷的栏目也有所调整（见表1-7）。

表1-7 第6卷与第5卷栏目变化情况比较表

从第6卷的主要栏目设置情况来看，《生活》周刊一方面保留了第5卷时期的许多栏目，同时也增设了一些重要栏目。“寒庐谈片”栏目是记者心冷所主持的一个栏目，严格说来，这个栏目所写都是杂文，不过作者都固定为记者心冷一人而已，这个栏目里的杂文也主要是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抨击和鞭挞，促人深省，但心冷主持的该栏目只存在于第6卷。“欧游余影”栏目是浩风所撰写的一个连续系列栏目，该栏目也写他游历欧洲的见闻，但是该栏目与“各国通讯”栏目不同之处在于它重在把欧洲各国与中国加以比较，在向读者展示欧洲各国如何发展自强，各国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如何进步的同时，更注意反衬出中国与之存在的差异，因此该栏目更多的是比较和评述。当然，该栏目也有一些反映欧洲各国教育情况和我国欧洲留学生情况的篇目。该栏目一直延续到第7卷第4期。第6卷的“萍踪寄语”栏目是沈梧封所写的系列文章（从第6卷第9期一直延续到第6卷第14期），主要是他途经我国东北地区与苏联的西伯利亚时所写的这些地区铁路沿线的一些见闻。此时的“萍踪寄语”栏目的内容与第8卷的“萍踪寄语”栏目的内容是不同的，第8卷“萍踪寄语”栏目的内容是邹韬奋游历欧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因此二者虽然同名，但是内容是很不相同的。该栏目在第6卷出现，第7卷未曾设置，直到第8卷才出现。

“国内各地通讯”在本卷前期主要是介绍国内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展示国情为主。后期着重描述各地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民众被压迫的种种事实，借此唤起国人的注意。早期的“国内各地通讯”栏目所涉及的国内地区便包括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及沈阳等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就更加重视“国内各地通讯”栏目。1931年《生活》周刊第6卷第52期《送往迎来》一文中称：“本刊于海外通讯外，嗣后并当注重国内通讯，尤以首都北平广州天津汉口沈阳等处为注重，欢迎关于各地之社会政治经济及临时发生重要事故之有精彩有价值的材料或新闻，尤重各地农工生活情况。”[90]“国内各地通讯”与“国外通讯”栏目使当时的读者能够很好地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与中国的实情，对丰富他们的知识，进而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栏目开设后，一直延续到《生活》周刊终刊。

《生活》周刊在第4、5卷的时候便比较注意使用图片了，尤其是第5卷时一系列的“健而美的体格”栏目的图片，更是吸引了大量读者的眼球，但是这些图片都是黑白的。《生活》周刊发展到第6卷时，邹韬奋又开始设置“画报”专栏。1930年《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也就是《生活五周年纪念特刊》）后面便附刊了戈公振所编的《生活五周年纪念特刊画报》。此后，戈公振又于1931年10月10日编辑了《生活周刊双十特刊画报》。为了保证画报的质量，《生活》周刊特地把“画报部分托付于印刷画报素有声誉而印刷机器又特别完备的商务印书馆代印，承他们热心赞助，把自己的杂志插图暂搁起来，专替我们赶着忙了整整十七天的功夫”[91]。《生活》周刊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共赴国难，又连续编印了5期《生活国难惨象画报》（见第6卷第43、44、45、46、48期），用清晰的图片记录了侵华日军在中国所制造的罪恶，有助于唤醒国人自强抗日的意识。《生活画报》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32年7月开始，正式出版《生活画报》，从1932年7月2日7卷26期起至1933年12月16日8卷50期《生活》周刊终刊，《生活》周刊每半月增出一期四页影写版《生活画报》”[92]。《生活画报》使《生活》周刊变得更为生动有趣，很好地运用了视像传播的先进传播理念。

第6卷还有两个比较重要而有特色的栏目：“国货介绍表”、“捐款报告”。“国货介绍表”栏目是《生活》周刊为了宣传爱国思想，鼓励大众使用国货，抵制外货所开设的一个栏目。1931年7月25日《生活》周刊在《本刊下期起增加国货介绍表的意旨》一文中称：“我们鉴于抵制外货，须注意本国已有的代用品，故自下期起增加国货介绍表，就我们所知道的，作义务的刊布，如有遗漏，临时就调查所得补充，特定范围如下：（一）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制造。（二）国人资本，国人经营，一部分本国原料，国人制造，或外国技师。（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外国原料，国人制造，或外国技师。”[93]此后，在《生活》周刊第6卷的第32、33、35、37期均刊布了《国货介绍表》，对帮助国民认清国货，进而使用国货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捐款报告”栏目从1931年9月第6卷第38期开始，该栏目实质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水灾赈款报告”，这是针对1931年7月武汉三镇发生的大水灾，《生活》周刊为号召国人捐款并统计和报告捐款情况及捐款去向的一个栏目，报告标题一般是《本社收到水灾赈款第×次报告》《本社收到赈衣第×次报告》，截至1931年12月《生活》周刊《二十年年假临时增刊》。《生活》周刊共发布17次“水灾赈款报告”，9次“赈衣报告”。“捐款报告”栏目另外一个部分是“援马抗日捐款报告”。“九一八”事变以后，爱国将领马占山领导自己的军队在东北坚持抗日，因此《生活》周刊号召广大读者捐款抗日，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还特地在《申报》《时事新报》两个日报上刊登援马抗日捐款的公告[94]。读者将捐款寄送到《生活》周刊后，《生活》周刊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公布捐款的情况及捐款的去向，标题是《本社为筹款援助黑省卫国健儿第×次报告》，《本社为筹款援助黑省卫国健儿第×次报告》发布时，有时还伴随有《关于援助马将军捐款最近报告》出现。截至1931年12月《生活》周刊《二十年年假临时增刊》。《生活》周刊共发布了7次“援马抗日捐款报告”。

这些捐款报告详细地报告了某个时段一些捐款人的姓名及数目，某个时段捐款总额及捐款寄送出去的情况，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有些报告中还有编者的一些简要的肯定和赞许性的评述，这些报告一直延续到第7卷。捐款报告充分显示了《生活》周刊不仅已经注重时事、评述时事，而且还注重发挥传媒的舆论引导功能，制造爱国舆论，从而引导国民为爱国做出实质性的行动，从当时的捐款情况来看，捐款是非常成功的。比如1931年12月26日所刊登的一份《关于援助马将军捐款最近报告》称：“本社兹又接到马将军收条四纸，特制版公布如下。计已交马将军亲收之款总数为五万一千五百零七元，均已得到收据。本社所收援助马将军捐款截至十二月十四日止，总数已达到十万零三百六十八元六角九分。除已汇出由马将军收到者外，尚有四万八千八百六十一元六角九分已在设法汇解中，一俟递到再行公布。”[95]从这个报告来看，当时的捐款数是比较多的，这说明《生活》周刊在读者心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是非常之大，它所倡导的爱国行为也是为读者所接受和认同的。《生活》周刊特设“捐款报告”专栏，且这些栏目占据了较大的篇幅，它为受灾同胞和抗日健儿向国人筹款，实质上也是《生活》周刊主动关注社会问题和时事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上述对第6卷新增栏目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栏目的许多内容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时事是非常关注的。事实上，从整个《生活》周刊第6卷的内容来看，《生活》周刊第6卷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几期就已经有很多关注社会政治和时事的文章，《生活》周刊揭露社会黑暗、谈论政治及针砭时弊的言论内容也明显增多，这些言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反映下层平民悲苦生活的言论。比如《首都之草棚》（第6卷第3期）、《教育部的压迫手段》（第6卷第6期）、《中国的黑奴问题》（第6卷第26期）、《浸在水中的数万民众》（第6卷第35期）、《无国力为后盾之华侨》（第6卷第38期）、《为河东千百万民众涕泣陈词》（第6卷第38期）等文章，这些文章记述了穷苦的农工、失学的学生、流离的灾民及受压迫的华侨等下层的悲苦生活，对他们的痛苦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

（2）揭露国民政府黑暗统治及贪官污吏丑行的言论。比如《旅长太太缓刑三年》（第6卷第3期）、《青年所烦闷之所由来》（第6卷第7期）、《四川真相》（第6卷第15期）、《引狼入室》（第6卷第27期）、《王部长做寿未成》（第6卷第33期）、《汉市水灾之由来》（第6卷第34期）等文章。这些言论对国民政府黑暗统治进行如实的揭露和批评，对贪官污吏的各种丑恶行径进行曝光和批判。

（3）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言论。比如《南满车站》（第6卷第9期）、《驻华日军又逞暴行》（第6卷第17期）、《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第6卷第29期）、《再论热血民众的唯一武器》（第6卷第31期）等文章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都进行了揭露，在揭露的同时也呼吁国人提高警惕，团结奋起一致对外。

此时《生活》周刊的新闻时事和言论内容虽然大幅度地增加，但是谈论求学择业、婚恋家庭等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容仍然占据了较大篇幅，因此，此时的《生活》周刊仍然是大众通俗生活杂志，杂志正处于由大众通俗生活杂志向新闻评述型杂志过渡转型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公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威逼华北。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权却采取不抵抗的政策。面对如此民族灾难和国难，《生活》周刊的办刊宗旨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九一八”事变以后，也就是从《生活》周刊第6卷第39期开始，《生活》周刊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和评论“九一八”事变，对日本侵华的暴行，《生活》周刊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声讨；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而对东北地区马占山等抗日力量的抗日救亡运动，《生活》周刊进行热烈的赞扬，并号召全国同胞捐款相助，以实际行动来援马（占山）抗日，并以此来鼓励与坚定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决心和意志。为了宣传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生活》周刊特别于1931年第6卷第44期上发出《本刊紧急征文启事》：“题目：（一）最有效抵制日货具体办法；（二）最有效的全国国民军事训练……注意之点：（一）须顾到中国之实际情形，（二）须有实行之可能而非徒唱高调者，（三）须有具体的有效办法而非徒托空言者，本刊以上列二问题对于抗日救国最重要，切盼专家不吝赐教。”[96]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以后，《生活》周刊对于抗日救国方面的文章是比较欢迎和主动追求与登载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的不同反应，使邹韬奋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步认清了中国应该走和必须走的道路，与邹韬奋思想认识转变相适应的是《生活》周刊的宗旨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生活》周刊虽然宗旨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更受读者欢迎，这从它的销量可以看出来，到1930年9月，《生活》周刊的每期销数增加到12万份[97]，而1931年10月10日《生活》周刊的双十特刊的销量达到了15.5万份。[98]

三 第7卷：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

《生活》周刊发展到第7卷时，它的主要栏目变化已经不大，这从表1-8中可以看出来。

表1-8 第7卷与第6卷栏目变化情况

《生活》周刊第7卷新增主要栏目为“望远镜与显微镜”和“漫笔”两个专栏，但是严格来说，其实两个专栏都是属于“杂文”栏目，只是“望远镜与显微镜”和“漫笔”两个专栏的出现时间、版面及作者比较固定，不像其他杂文的作者和出现的时间及版面没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勉强可以看成是新增的两个栏目。《生活》周刊第7卷的“望远镜与显微镜”栏目从第17期开始设置到第7卷第50期，每期都出现，从未间断，分别由“冷观”（胡政之，《大公报》的主笔）和“徒然”（陶亢德，身份为编辑）两人主持，二人所写的杂文，往往以小见大，思想敏锐深刻，文笔辛辣幽默，非常受读者欢迎。“漫笔”栏目也是《生活》周刊第7卷经常出现的栏目，它是邹韬奋在编稿的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对某些问题思考所得的感想和议论，这些随感“用轻松隽趣的文笔写来，很可以表现作者对于所提到的问题的态度和主张，更可以供读者在思考上的一种补充，或参考的材料”[99]。这些随想，因为是对问题的有感而发，所以也常使读者有所感悟。

如果单从栏目的设置来看，第7卷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从第7卷的整体内容来看，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这从邹韬奋本人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来。1932年《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发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正式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为对象。但于就事论事之中，亦自有其核心标准。此种核心标准，简言之可曰‘正义’，但正义之解释亦复言人人殊……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换言之，即无论何种政策与行为，必须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不得为少数人假借作特殊享用的工具。我们从此观察点，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通常所谓资本主义当然指私人资本主义）；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孙中山先生的种种救国计划，他原希望后人之研究补充修正，但是他主张用和平的政治方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不主张先用残酷的手段，这个原则值得我们的信从。……本刊愿本此信心，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100]上面一段文字说明，如果《生活》周刊第6卷还处在宗旨和性质的迅速转变和转型阶段，那么第7卷就已经是实践新宗旨的阶段了，《生活》周刊的性质——“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

《生活》周刊第2卷一直到第5卷第25期（上卷），它的宗旨主要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也就是通过加强个人的修养，通过个人修养和精神的改变，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生活》周刊第6卷以前很少谈论政治。但无情的现实让邹韬奋认识到只关注个人修养，而不引导民众关注社会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这从邹韬奋发表的《生活日报与生活周刊》一文中可以看出来：“本刊旨在‘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而内容则重在评述国内外时事，讨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一般的问题，介绍国内外的现状与大势，故其体例有评论、专论、国内外通讯等等。要‘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方法原有多端，而我们取材所以特重时事评述，问题研究，与国内外现状及大势者，很想借此一扫国民向来只顾一身一家而漠视整个民族群众福利的心理，引起他们注意时事及研究问题的兴趣，扩大胸襟与放远眼光的感觉。”[101]很显然，以前只提倡个人修养，唤起服务精神，会导致国民只顾一身一家而漠视整个民族群众福利的狭隘心理，所以，此时邹韬奋认识到更需要“引起他们注意时事及研究问题的兴趣，扩大胸襟与放远眼光的感觉。”《生活》周刊的宗旨，也转变为针砭时弊，改进政治，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从而唤醒民众。

实际上，第7卷的《生活》周刊不仅要引导民众关注时事及研究问题，而且还在引导民众关注中国的阶级问题和中国未来的道路问题。1932年7月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说：“在我们的立场信仰和态度方面，不无可以补充的地方，现请约分四点，申述如下：（一）本刊虽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的组织，但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二）我们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源，都可归结于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取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而绝非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和西洋的虚伪民主政治的老把戏所能挽救。所以依客观的研讨，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我们对于此点既有深切的认识，绝对不愿开倒车。”[102]该文不仅对于阶级问题和中国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对于中国的反帝问题，也做了论述：“在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进行中，一方面固不可不注意于本国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尤丝毫不容放松——尤其对于进攻最猛侵略最急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求生路，这两方面有兼程并进的必要。”[103]

此时邹韬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和政治问题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也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因此，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宣传个人奋斗、进德修业，改进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最终达到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了，他转而加强对抗日的宣传，加强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注重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推动民众觉醒从而起来抗日和斗争。综观《生活》周刊的第7卷，它的内容有两个大的特点，一是谈论国内外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二是出现不少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文章。除了邹韬奋本人写了大量谈论国内外政治问题的文章外，此时的《生活》周刊还约请胡愈之（笔名“伏生”“景观”）、艾寒松（笔名“寒松”）、毕云程（笔名“新生”）、吴颂皋（笔名“翼公”）等人撰写了大量谈论和研究国际形势、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的文章，其中胡愈之以“伏生”笔名从第7卷第22期开始，以后差不多每期都发表有他所撰写的谈论国际问题的文章。胡愈之“对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最善于用冷静的脑子，做客观的缜密的分析，无论怎样复杂的问题，都能提纲挈领，左右逢源，说得你不懂也要懂”[104]。他所撰写的谈论国际问题的文章，在读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来结集出版。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文章，邹韬奋本人就写了不少，如《读〈苏俄的真相〉》（第7卷第14期）、《苏俄的儿童》（第7卷第21期）、《苏俄的妇女》（第7卷第22期）、《备战中的苏联》（第7卷第29期）、《当代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二）（三）（四）》（分见第7卷第44、45、46、47期）、《高尔基与革命（上）（中）（下）》（分见第7卷第48、49、50期）。此外，陈彬龢所撰写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一）（二）（三）》（分见第7卷第15、16、17期）、胡愈之撰写的《白俄》（第7卷第36期）、《论苏联的外交》（第7卷第45期）、《法俄不侵犯条约》（第7卷第45期）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介绍了苏俄的情况，使读者对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

四 第8卷：政治斗争色彩浓郁

《生活》周刊第8卷在第7卷基础上继续发展，它的栏目相对于第7卷的变化也比较少，表1-9为第8卷主要栏目变化情况。

表1-9 第8卷与第7卷栏目变化情况

从表1-9中可以看出，第8卷的栏目变化很少，新增栏目即“萍踪寄语”和“杂感随笔”两个栏目，“萍踪寄语”栏目是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赴欧考察途中对自己沿途所见所闻的记述，这些文章“特别注意各国新闻事业的实际情况和趋势，此外关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105]也有比较多的注意。“萍踪寄语”从第8卷第28期开始，直到《生活》周刊终止，共发表了23篇文章，并未将邹韬奋在欧洲考察所写的文章全部发表出来，因此后来与其他篇目专门结集成《萍踪寄语》系列书加以出版。“杂感随笔”栏目与“望远镜与显微镜”及“漫笔”栏目性质一样，都是杂文性质的栏目，但是该栏目的作者是巴金，该栏目始于《生活》周刊第8卷第36期，内容主要是巴金的一些旅途随笔，其中还掺杂了傅东华的一篇《回味》（第8卷第40期）。

从总体上看，《生活》周刊第8卷在第7卷的基础上，更加深入谈论社会政治，系统地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人生观，同时也更加深入地介绍苏联的基本情况。在《生活》周刊的第8卷，谈论阶级问题，宣传革命的文章已经非常多，如艾寒松（笔名“寒松”）一人就先后发表了《资本主义的解剖》（第8卷第4期）、《封建制度的解释》（第8卷第5期）、《意识形态是什么》（第8卷第8期）、《民族革命的意义》（第8卷第12期）、《什么是革命》（第8卷第16期）、《反帝的主要队伍》（第8卷第19期）、《论小资产阶级》（第8卷第20期）、《阶级是什么》（第8卷第21期）、《论个人主义》（第8卷第24期）、《个人与社会》（第8卷第25期）等文章。这些文章已经非常明显地涉及了社会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民族革命等问题，文章内容具有明显的反个人主义、反帝、反封并提倡革命的倾向，政治斗争及革命的色彩非常浓郁。

在《生活》周刊的第8卷，也发表了许多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是李鼎声以“平心”的笔名先后发表的《论形式逻辑》（第8卷第27期）、《什么是辩证法》（第8卷第28期）、《论真理》（第8卷第28期）、《论思想》（第8卷第32期）、《物质与精神》（第8卷第33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第8卷第36期）、《论宗教》（第8卷第36期）、《论文明》（第8卷第45期）等文章，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相关内容，对读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教育，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继续发表文章介绍苏联国内的基本情况、让读者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这依然是《生活》周刊第8卷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突出表现在《生活》周刊第8卷的“各国通讯”栏目先后登载了戈公振所撰写的《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第8卷第31期）、《第二个五年计划（上）（下）》（分见第8卷第32、33期）、《两个大阅》（第8卷第34期）。作者“爱而”（此为笔名，真实姓名无从查考）在此栏目也先后发表了《苏联联邦的十周年》（第8卷第36期）、《苏联教育的新转变》（第8卷第44期）、《苏联妇女赶向建设前线》（第8卷第46期）。除了这些介绍文章外，《生活》周刊第8卷中的《生活画报》也用图片形式反映了苏联国内的一些情况，如《苏俄五年计划之成因》（《生活画报》第16号）、《苏俄的法庭》（《生活画报》第24号）、《苏俄在新疆的贸易》（《生活画报》第25号）、《莫斯科之五一节》（《生活画报》第26号）、《苏俄体育大检阅》（《生活画报》第30号）、《苏联建设中之东方海港——勘察加》（《生活画报》第30号）。《生活》周刊大量介绍苏联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供给一般大众的阅读。因为目前只有大众才需要研究苏联，了解苏联。大众不但要从研究苏联中，找寻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想从这社会主义的‘雏形国家’的描写中，找寻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憧憬”[106]。

显然，《生活》周刊第8卷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更多，文章的理论水平也显著提高，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此时邹韬奋本人的思想已经发生改变，开始主动关注社会政治，并认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在1933年6月，邹韬奋被列入国民党暗杀的黑名单，被迫于1933年7月14日开始出国流亡海外。他出国后，徐伯昕负责《生活》周刊社的社务，胡愈之、艾寒松负责编辑，出国后的邹韬奋虽然对《生活》周刊“遥为负责任”，但实际上负责任的是胡愈之和艾寒松，胡愈之当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艾寒松当时也是倾向进步，关注革命的人，他后来于1938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生活》周刊的编务由胡、艾二人实际主持后，李鼎声等具有较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作者也为《生活》周刊撰稿，因此《生活》周刊第8卷宣传政治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增多，水平显著提高，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和他主办的《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和支援抗日，此后又大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必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和他主办的《生活》周刊进行的拉拢和打压，早在1932年春就开始了。1932年春，在邹韬奋发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后，蒋介石就派胡宗南到上海约见邹韬奋，试图拉拢邹韬奋，逼迫他改变立场和观点，遭到邹韬奋的拒绝[107]。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诋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邮递”[108]。1932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复市党部封禁《生活》周刊，奉令依照出版法办理”[109]。1933年7月，《生活》周刊“七月间横遭禁止全国邮递”[110]。1933年10月底，“蔡元培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中央解禁《生活》周刊，均被拒绝”[111]。1933年11月间，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反蒋抗日，胡愈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罢！》一文称：“真正的民族革命，却不是军阀官僚政客所能包办的，必须是由民众直接发动，民众直接斗争，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现在这时机是不容再迟延了，让民众自己起来罢！”[112]“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此文‘同情’人民政府为由，下令查封《生活》周刊。”[113]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出至第8卷第50期，也就是《生活》周刊的最后一期，在这一期上，《生活》周刊登载邹韬奋于1932年10月间便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明确表示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同人宁为真理而玉碎，不愿屈服而瓦全的决心：“本刊同人自遭无理压迫以来，所始终自勉者：一为必挣扎奋斗至最后一步，二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现在所受压迫已至封闭地步，已无继续进行之可能，我们为保全人格报格计，只有听其封闭，决无迁就屈伏之余地。”[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