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意义与方法
正是处于这种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本书将要展开的谶纬与叙事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探讨叙事传统的发育成长、叙事经验的传递提供新思路。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经传、谶纬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经学家们用事件、故事或者训诂的方式去解读经典，由此生产出大量的故事，这些“附经间出”的故事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考察中国叙事的源头及其演变过程时，如果摒弃谶纬，便无法窥其全貌。也就是说，通过从叙事学角度研究谶纬，可以有效地了解文学叙事成长与壮大的全过程，特别是文学叙事是如何走出“附经间出”的状态。
第二，为廓清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立之路提供新的视角。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立之路异常艰难复杂，它与经、子、史关系甚密。汉儒们在传经、解经时，依经配事，但经与纬有着明显的区别：经传叙人事，谶纬述天事；经传重过去之事，谶纬重未来之事。这些文本中均包含许多故事化的片断，尽管故事之间不具连贯性，但每一个故事片断都包含丰富的叙事信息，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进程。时至今日，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研究者的目光往往被局限在某一文体中，这往往阻挡着研究者的目光，从而遮蔽了一些问题。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文体，小说如何起步并最终走向成熟，这一问题还有待更深入地研究。兴起于西方的叙事学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它不拘泥于某一文体，能够深入到经学、史学以及其他各种载体中，为廓清小说的独立之路提供新的可能。
第三，展开谶纬叙事研究为谶纬的研究注入活力。因为历史上各种原因，谶纬文献遗失严重。目前的谶纬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料的辑佚和考证上，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方面做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这主要是因为谶纬庞杂而散乱的文本阻挡了研究者的步伐。叙事学作为目前最富有穿透力的学术理论之一，能够为我们开辟一条窥探谶纬叙事意义和价值的通道。
第四，展开谶纬叙事研究为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文化借鉴。现在我们正处于大国崛起时期，大国需要有大国的学术文化，要有大国的视野与心胸。尽管后世对谶纬非议很多，但汉儒们在谶纬经学中传达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经天纬地，经纬纵横，这种观察世界的文化视野和评判事物的价值系统还是有其现代意义的。当谶纬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谶纬依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以各种面貌、通过各种途径流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谶言纬语至今还很盛行，谶纬这朵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依然保持着言说的魅力。
在展开谶纬叙事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与这项研究相关的概念事先做一辨析。首先需要对谶与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因为在谶纬研究历程中，对“谶”与“纬”这二者的认识分歧比较大，如果不做简要的介绍，将给本书的研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自明胡应麟、孙瑴开始，主张将谶与纬分开，认为二者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是认为二者不同，并多为学界所接受。“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箓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12]赵在翰、任道镕、刘秉璋、张尔田谶纬研究者秉持此说。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持“谶”与“纬”无差别说，这包括王鸣盛、俞正燮、姜忠奎、顾颉刚、王利器、钟肇鹏等。他们的具体主张在此不做详细介绍。这两种不同的主张皆有其理论依据，在笔者看来，各研究者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视角出发进行界定，大抵对谶纬做文献、考证工作的研究者持前说，而对谶纬的意义与价值研究的多持后说。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谶”与“纬”的区别在于，“谶”侧重将不同时间的事件联系起来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将要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神秘的逻辑联系。谶语一般来说是预测性言辞，应验之词不会直接出现在谶语里，需要历史事件作为应验。“亡秦者胡也”“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孔为赤制”等历史上著名的“谶”都是有历史事实作为应验事件。如果把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补充进去，这就形成完整的事件。“纬”则是侧重从叙事空间上铺陈展开，使得预测性言辞系统化、结构化。“纬”是相对“经”而言的，“经”是在历史层面上叙述事件，而“纬”则具有空间生成的意义，它为经典中的事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叙事可能性。有了纬，事件编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意义阐释的空间也大大拓展，故事的产生也因此形成机制。“经”与“纬”相互交织，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得以全面地展现，事件的解释才更加多样。“纬”的兴盛突破了“经”的诸多束缚，叙事也因此不再局限于“史”的时空平面之上，叙事由此才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与“谶”“纬”概念紧密相关的问题是谶纬产生的年代。谶纬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只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有现象，也被称做谶纬经学，这是谶纬发展历程中的辉煌时期。“谶纬之兴，异说纷纭。有以时代为断者，或谓源于太古，或谓始于周世，或谓出于春秋，或谓起于战国，或谓出于先秦，或谓起于汉初，或谓起于汉末，或谓兴于东汉，或谓始于秦而盛于西汉，或谓始于汉世而盛于东京。”[13]其实综观多方面的观点，大致可以看出谶要早于纬书出现，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谶，纬书兴起大致自汉哀平之际兴起，盛行于东汉。谶纬吸取先秦以来各种典籍、传说和文化中的虚构因子，在西汉末年借助政治的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学界多认为它的兴盛主要自哀平之际到东汉末年这数百年的历史，之后遭到政治打压而改变自己的面目，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
谶纬本身缺乏一个统一的名称，符命、图谶、图纬、星谶、图箓、纬候等都曾用来指称这种庞杂的文化现象。如今学界多用“谶纬”或者“纬书”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当今学术界还常常以“谶纬经学”与“谶纬神学”来称呼谶纬。[14]这实际上反映出学者们对谶纬理解的一种预定的学术倾向。将谶纬称为“谶纬经学”，更侧重谶纬在政权更替、权力争夺、政治身份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时间上看，“谶纬经学”多用来指称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这一时间段。这段时间是谶纬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面目大放光彩的时期，谶纬极大地发挥了它的政治功能。谶纬经学也就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并称汉代三大经学形态。学者们将谶纬称为“谶纬神学”则更侧重谶纬的神学（神权上的）功能。谶纬吸收神话等各种虚构因子，为政治权力特别是君权寻求更高的权威，“天”所具有的神性意义凸显出来。谶纬作为更高权威，即其“神”性意义，使得学者们在界定“谶”与“纬”的内涵、时限上都产生差异。
然后需要对“叙”“事”做简要的介绍，因为“叙事”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是一大热门领域，有所谓“叙事学转向”一说。赵毅衡曾撰文指出，“多年来，许多领域经历了‘叙述转向’。从历史学、心理学开始，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15]他的文章基本客观描述了叙事学在当今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力。美国的叙事理论专家詹姆斯·费伦也指出，“叙事转向，即关于故事与故事讲述的实质与作用的研究。它依然是当今思想界最重要的运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16]
在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时候，“叙”“事”这个词与世界学术潮流中常常使用的“叙事”概念有些内涵上的差异，如果不做简要的介绍，也将给研究带来麻烦。
由于文字的缘故，古代与“叙”“事”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据《尔雅》的说法，“舒、业、顺，叙也”；“绩、绪、采、业、服、宜、贯、公，事也”；“东西墙谓之序”。《尔雅》作为最早的字典，它保留了早期叙事观念的萌芽，顺着《尔雅》的训诂有助于我们拓宽对于叙事内涵的理解。“舒”为徐缓性的叙事，“业”为有次序的叙事，“顺”则是与逆叙相对的叙事观念。“绩”为功事，“绪”为事业，“业”为学人之事，“服”为相思事，“宜”为适宜之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视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文化秩序紧密相关，“依序而行之”是按照尊卑次序行事的法则，叙事在这种意义上是直接指向实践，而文学意义上的叙事就是在这种丰富的文化实践中脱胎而来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叙事，我们才可以在制度层面找到叙事的痕迹。据《礼记》记载专门负责“叙事”之执掌。“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17]也就是说，叙事在中国古代与文化土壤和礼制实践紧密相关，叙事的政治性、历史性和文化性是文学叙事成长发育的重要土壤。对于早期叙事观念的萌芽有了基本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性叙事所赖以生长发育的文化土壤。
为了达到本书的研究目的，深入考察谶纬的叙事意义与价值，本书将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来透视和理解汉代谶纬文本，总结谶纬叙事规律。本书将“叙事”分解成诸要素，考察谶纬对于培育叙事要素的发育所起的作用，这包括虚构世界的建构、虚构能力的增长、含事材料的发育、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等，叙事的诸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发育情况并不具有统一的步调，有的发育早，有的发育晚。谶纬并不是相对完整的一个或多个叙事文本，零散、繁杂，含事材料断断续续，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整而又独立的叙事文本，但它对于叙事要素的培育却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特殊问题特殊对待。叙事学是从西方兴起的理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提出了许多的理论。对这些理论应该灵活运用，而不照搬或固守某一理论体系，在参照运用的同时，更多地思考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和中国叙事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在研究方法上，在运用西方叙事理论的时候，更多地总结中国的叙事理论话语，勾勒谶纬叙事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
本书还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谶纬叙事予以观照。叙事是人类的基本能力之一，通过叙事，增强了人类的记忆能力，留存了历史记忆，起着补史之功效；它也曾作为人类的政治工具，通过虚构性叙事获得权力，获得权威；叙事的审美功能是最晚走上自觉的，在叙事中获得审美愉悦是文学叙事自觉时代的来临。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对叙事的补史之功、政治效用、审美功能的认识并不是一步到位，这期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谶纬为我们留下了人类运用叙事的痕迹，是叙事能力增长的重要一环。
叙事的发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样的事件能够激发人们的叙事冲动，故事就产生其中。谶纬为我们提供了叙事发生时的许多痕迹。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谶纬里的许多叙事都是未完成的，叙事的冲动刚刚发生就展开了讲述活动，所以没有太多的沉淀，没有太多完美的、完整的故事，留下给我们的是叙事冲动发生的瞬间。
跨越学科的限制研究谶纬叙事。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处在忙于建立各种“学”的过程，但是在借鉴西方的学科分类进行学科建构的过程中，过细的学科分工也局限了我们的目光。原本浑然一体的中国传统学术被割裂，在运用某个“学”进行学科“圈地运动”的时候，造成了一些学科之间的裂缝。因此，本书在运用叙事学这一“学”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叙事学既是一种分析文本的利器，更是一种学术视野。本书还将适当借鉴一些符号学、神话学、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方法，对两汉谶纬中的诸多叙事现象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解释。通过对谶纬的叙事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蜕化为一个符号，如何被赋予意义，可以看到汉代人们是如何操纵事件的叙述来建构其文化秩序，看到他们是如何在文本的编织过程中进行意义的编织。
在研究谶纬叙事的过程中，本书将转变“重经轻纬”的思维惯性，充分发掘谶纬的叙事学价值。在两汉经传、谶纬的叙述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经纬”这一文论范畴，其表现形态是谶纬文本中大量的叙事片断构成的整体秩序，而这又投射出大一统帝国文化秩序的构建。“经纬为文”由此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文论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经天纬地，经纬纵横，这种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
[1] 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960页。
[2] 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912页。
[3] 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912页。
[4] 王充：《申鉴·俗嫌》第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
[5] 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思王集》第二十五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本。
[6]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四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
[7] 干宝：《搜神记·序》，汪绍楹注，中华书局，1979，第2页。
[8]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31页。
[9] 张师诚：《七纬·序》，转引自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40页。
[10] 姜忠奎：《纬史论微》，黄曙辉、印晓峰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38～42页。
[11] 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第2页。
[12]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7页。
[13] 姜忠奎：《纬史论微》，黄曙辉、印晓峰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1～22页。
[14] 钟肇鹏在《谶纬论略》中将谶纬称为“谶纬神学”；刘小枫在《纬书与民族国家》一书中称为“谶纬神学”；易玄在《谶纬神学与古代社会语言》一书称为“谶纬神学”；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称为“谶纬神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称为“谶纬神学”；王步贵在《神秘文化——谶纬文化新探》一书中称为“谶纬神学”；刘松来在《两汉经学与文学》一书中称为“谶纬经学”；程勇在《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中称为“谶纬经学”；冷德熙在《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为“谶纬政治神话”。
[15] 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16] 〔美〕詹姆斯·费伦：《竞争中的叙事：叙事转向中的又一转向》，王安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17] 《礼记正义》第五十二卷，《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第1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