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这天晚上，杰克逊先生离开后，两位女士回到了她们挂着印花棉布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切尔若有所思地走去自己的书房。像往常一样，勤快的仆人保持着炉火旺盛，并调整好灯光；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的书，壁炉上则放着青铜和钢铁的击剑者雕像，还有许多名画，整个房间看起来特别地温馨舒适。

他坐进自己那把火炉旁的扶手椅里，目光停留在一张梅·维兰德的大照片上，这张照片是那个年轻姑娘在他们刚开始恋爱的那几天给他的，如今已经取代了桌子上所有其他的照片。他带着一种敬畏感重新观察她那坦诚的额头，严肃的眼睛和天真的嘴巴，他即将成为这位年轻姑娘灵魂的守卫者。作为他所归属和信仰的社会制度下令人叹服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全不知情，却总是充满期待。透过梅·维兰德令人熟悉的面孔，一个女孩儿像陌生人一样与他对视；他再次意识到婚姻并非如他被教授的思维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一次在未知海域的航程。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件搅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信条，它们在他的脑海里肆意飘摇。他亲口宣称：“女人应该是自由的——像我们一样自由。”击中了问题的核心，一个在他生活的圈子里被一致认为不存在的问题。“有教养的”女人，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都绝不会要求他所谓的那种自由。于是像他这样心胸宽广的男士——在激烈地争论中——越发侠义地准备授予她们这样的自由。这些言辞上的慷慨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欺瞒性的伪装，藏在它背后的是将世事联系在一起，并将世人束缚在因循守旧的模式中的不可动摇的规范和习俗。但是这一刻，他誓要为之辩护，他未婚妻的表姐的行为，若是放在他自己的妻子身上，他有理由请求教会和国家给予她最严厉的惩罚。当然，这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因为他并不是一位有波兰背景的残暴贵族，通过假设来推测自己妻子的权利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然而纽兰·阿切尔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不免想到他与梅的关系可能会经历并不严重和明显的原因而导致的痛苦。他们两个到底有多了解对方，作为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是他的义务，至于她，作为一个适婚年龄的女子的义务，难道不能隐瞒她的过去？假如，因为某种微妙的缘由，使得他们两个互生厌倦，误解和激怒对方？他回想他朋友们的婚姻——那些被认为是美满的婚姻——却找不到任何答案，哪怕一丁点儿，能够回应他与梅·维兰德在深情和温柔的友爱关系中相伴终身的憧憬。他意识到，这一憧憬有着不可或缺的条件——她的经验，她多样的才能，她自由的判断——她已经由于精心训练而不具备这些能力了。他不禁为自己的预想感到一丝颤抖，他发现自己的婚姻即将变成和周围大多数人的一样：一种由一方的愚昧和另一方的虚伪而联系在一起的乏味的物质和社交利益关系。他想到，劳伦斯·莱弗茨最终就成为这样令人钦羡的理想丈夫。那位在仪表和举止方面的最高权威，成功地为自己培养了一位给自己最大便利的妻子。在他与别人妻子的桃色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时，她却依旧挂着一副不自觉的笑容，四处游走，说“劳伦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据说，当有人在她面前提起朱利奥斯·博福特（作为一个来路不明的‘异国人士’）拥有纽约人所称的“别院”的时候，她总是愤怒地红着脸，转移自己的目光。

阿切尔试图安慰自己，心想他并不是劳伦斯·莱弗茨那样的混蛋，而梅也不是像格特鲁德那样可悲的傻瓜。但毕竟，这其中的区别只在于智慧，而不是原则。事实上，他们都生活在一种象形文字的世界里，在这里，真实的事物从来不被谈论、实行和思考，只是用一套随意的符号来表示。就像维兰德太太，她十分清楚阿切尔为什么催促她在博福特的舞会上宣布女儿的订婚（实际上她也正希望他这么做），然而她仍然认为必须假装不情不愿，装作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颇似已经拥有先进文化的人们开始阅读的关于《原始人类》描绘的情景那样——原始野蛮人的新娘是在尖叫声中被从她们父母的帐篷中拖出来的。

当然，其结果就是，处于这精心策划的神秘体系中心的年轻姑娘却有着越发让人不可思议的坦诚和自信。她如此真诚，亲爱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她如此自信，因为她没有什么要防范的；仅仅只有这一点准备，一夜之间，她便会陷身于人们含糊所指的“生活的真相”。

年轻人真诚而冷静地陷入了爱河。他喜爱未婚妻光彩照人的容貌，她的健美，她的骑马技术，她在比赛中的优雅和敏捷，以及在他的指导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对书籍和思想的兴趣。（她已经足够进步，能与他一起嘲笑《国王牧歌》，但尚不能感受到《尤利西斯》和《食莲者》的美妙。）她直率、忠诚、勇敢，而且幽默（主要表现在听了他的笑话后可以大笑）；他猜测，在她那天真而专注的灵魂深处，有一种热烈的情感等待着被唤醒，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然而当他对她进行了一番简短的分析后，又有些失望地想到，所有这些坦诚无邪的天性是否只是人为的产物。未经驯化的人性不是坦率和天真的，它是出自一种本能的狡猾，充满了迂回和防御。他感觉自己被这种虚伪的纯洁所压迫，一种被母亲、姨妈和早已逝去的祖先们所密谋，精心制造的纯洁。因为这本应该是他想要的，他有权这样要求，这样他就可以享受他至高无上的乐趣，把它像一颗雪人一样砸得粉碎。

这种种想法未免有些迂腐，这是他们年轻人临近婚礼前的惯常反应。通常会伴随着一丝内心的懊悔和羞愧，纽兰·阿切尔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无法谴责（正如萨克雷笔下的主人公们常常令他恼怒的行为）自己并没有白纸一样的清白交付给他的新娘，去换取她的白璧无瑕。他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假如他也被用她的方式抚养长大，他们就无异于两个毫无世俗经验的人，根本无法适应周遭的生活。他也无法从自己绞尽脑汁的思考中，找到任何真实的理由（任何，无关他从男性的虚荣心中所获得的短暂愉悦和激情）来解释为什么他的新娘不能获得和他一样的经验自由。

在这样一个时刻，这些问题一定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但是他意识到，这些准确的、持续的、令人不安的情绪是因为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回来的不是时候。就在他订婚的那个时刻——一个思想纯洁、充满希望的时刻——被突然卷入丑闻的漩涡之中，引出了所有他宁愿听之任之的特殊问题。“去他的艾伦·奥兰斯卡！”他一边盖好火炉，一边咕哝着抱怨道，开始脱衣服。他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命运竟然会对他产生影响，只是隐隐觉得，他才刚刚开始体验到他的婚约强加给他的保卫者角色的风险。

几天后，意外发生了。

洛弗尔·明哥特夫妇送出了所谓的“正式晚宴”邀请卡（也就意味着，他要添加三名男仆，每道菜两种菜式，中间再加杯罗马潘趣酒），在邀请卡的开头写着“为欢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按照热情好客的美国风尚，对待陌生人要像王室成员，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大使。

客人的挑选非常有胆识，从中可以看出发起者结识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大人物。被邀请的常客像塞尔弗里奇·梅里夫妇，他们被邀请到各个地方，因为向来如此，博福特夫妇，据说跟他们有些关系，还有斯勒顿·杰克逊先生和他的妹妹索菲（她会去她哥哥让她去的任何地方），对这对出众的“年轻夫妇”来说，他们是最时髦也绝不会出错的嘉宾阵容。劳伦斯·莱弗茨夫妇，莱弗茨·拉什沃思太太（可爱的寡妇），哈里·索利夫妇，雷吉·奇弗斯夫妇和年轻的莫里斯·达格里特还有他的妻子（她来自凡·德·吕顿家族）。这些宾客可谓是完美组合，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属于那个小小的内部群体，在纽约漫长的社交季里，他们热情不减，没日没夜地寻欢作乐。四十八小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除了博福特夫妇以及杰克逊先生和他的妹妹之外的所有人都拒绝了明哥特家族的邀请。甚至是属于明哥特家族一员的雷吉·奇弗斯夫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以统一的措辞，全部写道“很遗憾无法出席”，甚至没有遵照常规礼仪，使用像“事先有约”这样的借口来缓和气氛。

在那个时候，纽约社交圈范围还很小，资源匮乏，以至于大家（包括马车行的主人，管家和厨师）都无法确认人们到底哪个晚上有空；因此，受到洛弗尔·明哥特太太邀请的那些人才能把他们不去见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决心，那么残酷地亮明。

在纽兰·阿切尔那个时代，纽约社交圈就像一个滑溜溜的小金字塔，要找到突破口和立足点可谓是难上加难。其底部则是阿切尔太太称之为“平民”的坚实基础，一群备受尊敬却极为隐秘的名门望族（就像斯派瑟家族，莱弗茨家族或杰克逊家族），他们通过与有支配地位的家族联姻来提升自己的地位。阿切尔太太总是说，现在的人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了；有老凯瑟琳·斯派瑟掌管着第五大街的一端，朱利奥斯·博福特掌管着另一端，你还能指望那些旧传统维持多久呢？

从这个富有却不引人注意的底层开始坚实地往上缩小，则形成了重要的核心群体，主要以明哥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和曼森家族作为代表。大多数人都想象他们是金字塔的顶端，但是他们自己（至少在阿切尔太太那个年代）知道，在专业的谱系学家眼里，只有更为少数的家族才能称得上地位显赫。

“不要告诉我，”阿切尔太太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这些现代报纸上关于纽约贵族阶层的胡言乱语，如果真的有的话，它既不是明哥特家族，也不是曼森家族。不，也不是纽兰家族或奇弗斯家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只是受人尊敬的英国或荷兰商人，他们来到这个殖民地创造财富，因为干得出色所以留了下来。你们的其中一个曾祖父签署了《独立宣言》，而另一个是华盛顿参谋部的将军，并在萨拉托加的战役结束后接受了伯格恩将军的赐剑。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但它们与等级或阶级无关。纽约一直是一个商业社会，只有不超过三个家族可以声称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阿切尔太太和她的儿子女儿，跟纽约其他的人一样，都知道这些享有特殊权利的人是谁：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家族，他们来自于英国古老的乡郡家庭，与皮特和福克斯家族有姻亲关系；兰宁家族，他们与格拉斯伯爵的后裔近族通婚；凡·德·吕顿家族，他们是曼哈顿第一任荷兰总督的直系后裔，独立战争前与多位法英两国的贵族联姻。

兰宁家族只剩下两位年老却非常活泼的兰宁小姐，她们喜欢怀旧，快乐地生活在家族画像和齐本代尔式家具之间；达戈内特家族是一个大家族，他们与巴尔的摩和费城最知名的人物联姻；但是凡·德·吕顿家族，地位比另外两大家族都高，却家道中落，成为超凡尘世中的一缕暮色，目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有两个人，即亨利·凡·德·吕顿先生和他的太太。

亨利·凡·德·吕顿太太原名路易莎·达戈内，她的母亲是杜拉克上校的孙女。杜拉克是海峡岛的一个古老家族，在康沃斯利手下打过仗，战后与他的新娘安吉莉卡·特雷文娜小姐定居在马里兰州，她是圣奥斯特利伯爵的第五个女儿。达戈内特家族，马里兰州的杜拉克家族，和他们的贵族亲戚康沃利斯、特雷文那家族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凡·德·吕顿先生和他的太太不止一次长时间拜访特雷文那家的现任首脑——圣奥斯特利伯爵，去过他在康沃尔郡的庄园和格洛斯特郡的圣奥斯特利；伯爵大人经常宣称愿意有朝一日会对他们进行回访（没有伯爵夫人，她害怕大西洋）。

凡·德·吕顿夫妇把他们的时间分别花在马里兰州的特雷文那宅邸和哈德逊河岸的大庄园斯凯特克利夫之间，庄园是荷兰政府授予著名的首任总督的殖民地之一，凡·德·吕顿先生仍然是“庄主”。他们在麦迪逊大街那座庄严肃穆的宅子很少开放，进城时，他们只在那里接待最亲密的朋友。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块儿去，纽兰。”他的母亲说，突然停在了布朗马车的门前。“路易莎很喜欢你，当然，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亲爱的梅——同样也因为，如果我们不团结在一起，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