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游历
孟子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的思想家，在诸侯互相侵夺、战争连年不断的战国时期，他建立了自己的学说，提出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一套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主张及其方案。当时，士人游说之风盛行，各家各派的人物都想实现各自的主张，纷纷游说诸侯，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就在这种背景下，孟子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希望能通过“游说”，实现他的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开始了各国之行，曾先后到过齐、宋、邹、鲁、滕、梁（即魏）等国。其中，到齐国的次数最多，时间也最长。他每到一国，或者与国君亲自谈话，或通过与大臣、士大夫接触，宣传他的主张，对当时的形势发表议论，提出建议。有少数被接受了，但大多数未被采纳，而他的基本主张几乎完全遭到拒绝。他的主张和建议被形容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4]，意思是不切合实际，难以实现。但是，他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因而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和礼遇。
孟子出游的第一个国家是齐国。当时齐国有著名的稷下学宫（在都城临淄稷门），聚集了各国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在这里自由辩论、讲学、研究和著述，学术气氛十分活跃，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场所。孟子首先选择齐国，可能与此有关，他也很可能到过学宫。
但孟子在齐国并不得志，没有与当时的国君齐威王见面，也没有机会宣讲他的主张。但是有一件事引起了很大反响。齐国的匡章有“不孝”之名，但孟子却与之相处得很好，“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25]，这不免引起了议论。当弟子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所谓“不孝”者有五，而匡章一件也没有，匡章之所以背上“不孝”之名，只是因为“子父责善”即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引起不愉快，这不能说是不孝。大概由于这件事，孟子和齐国的君臣之间不太和谐，最后离开了。
就在齐国期间，孟子的母亲死了，因而“归葬于鲁”。
孟子之所以离开齐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宋王偃要实行“王政”，在诸侯之间产生了影响，孟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离开齐国，到了宋国。这大约在齐威王三十年（前327）左右，孟子约48岁。宋国是一个小国，且夹在齐、楚两大国之间，处境很危险。对此，孟子则认为，只要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26]，齐楚虽大，有何可怕？孟子担心的是宋国缺少贤人，因此，他劝戴不胜要多荐贤士。薛居州是一位贤士，但是，只有在宋王的周围有很多薛居州，才能推行王政。如果只有一个薛居州，又有什么用？“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27]这是说，宋王周围缺少能干的贤臣。
要实行“王政”，还要在经济上实行一些政策。孟子是主张“什一”即十取其一的税收制度的，这比当时通行的税收制度要轻得多。宋大夫戴盈之对孟子说，要实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即去掉关卡和市场的税收，现在办不到，可以逐渐减少，等到明年完全实行，怎么样？孟子回答说，这就好比有人偷了人家的鸡，有人告诉他，这是不道德的，他便说，我可以减少，一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就完全停止。这是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28]既然知道错了，就立即停止，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
大概孟子的这些主张都没有实现。
在宋国期间，滕国的太子（后为滕文公）到楚国去，路经宋国，拜访了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29]，感动了滕太子。从楚国回来时，滕太子又一次访问了孟子，孟子引用前人的话以鼓励太子，并说，滕国的面积虽不大，但是“绝长补短”计算起来，也有长宽各五十里，还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
孟子觉得，在宋国很难实现“王政”，继续留下来已没有意义，于是决定回到邹国。
回邹后不久，滕国的国君定公死亡，太子要举行丧礼，便想起孟子的谈话，“于心终不忘”。于是，请然友（太子的老师）到邹国请教孟子，然后决定丧事。然友传达之后，孟子回答说：问得好啊！父母去世后，本应尽心尽力办好丧事。但是，各诸侯国的丧礼我没有学过，我只听说过，“三年之丧”，“三代共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没有例外。意思是，应当行“三年之丧”。然友回国报告于太子，太子果然采用了孟子之说，定为三年之丧。这是孟子的主张第一次被采纳。但是，邹国的父老百官却不愿意，说：我们的宗主国鲁国的先君已不实行了，我们的先君也不实行了，到了你这里却要改变过来，这是不合适的。他们还引用《志》书中的话说，丧祭之礼要依照祖先的规矩，以证明现行的丧礼是有依据的。但是，现行的丧礼是什么样子，《孟子》中并无说明。
太子听了这些话，不敢决定，请然友再次去请教孟子。孟子说：这事不能求之于别人，要由太子自己做决定。在上位者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爱好得更厉害。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的德好比风，小人的德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便向哪边倒，因此，完全取决于太子。然友报告后，太子说：是。这诚然决定于我自己。于是决定行三年之丧。五个月居于墓庐而未颁布任何政令，百官和族人都很赞成，认为知礼；等到举行葬礼时，四方的人都来观礼，太子容色悲凄，哭泣哀痛，吊丧的人非常满意。[30]这说明丧礼办得成功。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古代的葬丧之礼已经普遍不实行了，鲁国被认为是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连鲁国都不实行“三年之丧”（其实，从孔子时代就已经看出这个迹象了），其他各国就可想而知了。二是孟子提倡“三年之丧”的用意，主要不在形式，而在于如何体现对父母的真正的孝敬之情。“亲丧，固所自尽也。”[31]亲身躬行葬丧之礼，本来是出于内心真情，因而是很严肃的事情。三是亲丧不只是个人之事，其影响所及是全社会的，通过丧礼，使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如何对待父母，满足人们的终极性的情感需要，这才是丧礼的作用所在。从孟子“归葬于鲁”，有人议论其奢侈，以及孟子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是很重视“亲情”之孝的。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尚，关系到人的道德素养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孟子才如此重视。
孟子居邹期间，鲁国的国君（平公？）已经知道孟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打算让他的弟子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知道后“喜不能寐”，非常高兴。他知道，乐正子并不是很坚强，也不是很有聪明才智和知识，但是乐正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善”，对于治理国政而言，这就足够了。因为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好善”，四面八方的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如果治理国家的人“不好善”，就会“拒人千里之外”，而那些阿谀逢迎之人就会纷纷而至，想治好国，是不可能的。[32]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一个治国理念，就是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正是由于这个机缘，孟子便到了鲁国。他很想通过他的学生帮助鲁君治理好国家。在乐正子的建议下，鲁平公要会见孟子，却因宠臣臧仓的谗言而中止。臧仓对平公说，孟子并不是一个贤德之人，他给母亲办的丧礼比给父亲办的丧礼规模还要大。鲁平公听信了臧仓的话，不去会见孟子。乐正子向平公问清原因之后，便解释说，这是因为孟子举行父葬时只是一个士，而举行母葬时则是大夫，身份不同，贫富也不同，规模大小自然也不同。但是，鲁平公并未改变态度。乐正子将平公不见孟子的原因及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干一件事或不干一件事，都有一种力量支配着，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33]这里表现出孟子的“无奈”，将不能见鲁君的原因归之于客观命运。他决定离开鲁国。
正在这时，滕太子已正式继位，是为滕文公。由于他与孟子有过多次交往，又采纳过孟子的建议，孟子便决定到滕国去。这时，孟子已年过五十，大约在公元前322年左右。
孟子到滕国后果然受到了欢迎，并享受到最优厚的待遇。滕文公经常与孟子相见，请教如何治国的问题，孟子也有机会阐述他的仁政学说。但滕国毕竟是一个小国，夹在齐、楚之间，很难有所作为。滕文公正为此发愁，向孟子请教，孟子却说：“是谋非吾所能及也。”[34]即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决的。不得已，就只有凿地筑城，与人民一起死守。只要人民宁死不屈，愿意献身，就能守住。但是在当时，小国与大国之间，力量是很悬殊的，于是，他又根据周太王在邠（bīn）地，因受狄人侵犯而主动放弃邠地，迁到岐山之下，老百姓因太王之仁而“从之者如归市”的故事，劝滕文公行仁政，仿效太王。这两种办法究竟哪一种更可行？他自己也说不准，只有请滕文公二者择一。[35]这说明孟子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确实有很大距离。
孟子在滕国很难实现理想，这时，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便来到梁国（即魏国，因国都在大梁，故又称梁国）。这时，孟子约55岁，即公元前319年左右。
孟子见到了梁惠王，梁惠王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称孟子为“老先生”，是表示对孟子的尊重，但问题很直截了当，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何有利于我国的好办法吗？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6]意思是，你何必开口就讲利，治理国家只有依靠仁义。这就是所谓“义利之辩”。梁惠王是一位有为的国君，在位五十余年，而梁国曾盛极一时，威震诸侯。但与孟子见面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而梁国正受到周边大国的不断侵犯。东边与齐国开战，吃了败仗，连大儿子都牺牲了；西边败于秦国，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南边又受辱于楚国，丢掉八座城地。梁惠王向孟子说明这些情况，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要为战死者报仇，问孟子有何办法。孟子便用经济上、政治上如何实行仁政于民的主张说服梁惠王，要他相信“仁者无敌”的道理。梁惠王表示“愿安承教”[37]，即很乐意听孟子的指教，但是第二年就去世了。梁襄王继位，孟子一看，就不像一个人君的样子。他却突然向孟子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又问：“谁能统一？”孟子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好杀人的人能统一。当今诸侯国的君王，没有不好杀人者，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出来，老百姓就会“引领而望”，归附于他。[38]但孟子已不想在梁国继续待下去了。这时，齐宣王即位不久。孟子大约在公元前317年，即57岁左右时再次来到齐国。
齐国是一个大国，齐宣王又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孟子这次到齐国之后，“为卿于齐”[39]，即身居卿位，居住时间较长，与齐宣王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内容也比较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教育，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治理，从“好乐”到“好勇”，从“好货”到“好色”，从军事到外交，几乎无所不谈。孟子无所顾忌、善于辩论的性格和风范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齐宣王也愿意听孟子的议论，曾表示：“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40]就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及其他主张。但是，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孟子的谈话与齐国的军事政治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孟子到齐国后不久，燕国发生了“禅让”之事，燕王哙将位让给了他的国相子之（前316）。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燕国大乱。齐国是燕国的近邻，本来有攻燕之心。恰在这时，有个叫沈同的大臣私下里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说：“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41]意思是子哙不应将王位让于子之，子之也不应从子哙手中接过王权。结果，齐国果然于公元前316年伐燕，并且很快取得了胜利。这时，宣王问孟子：有人劝我吞并燕国，有人劝我不要吞并。吞并了，如何？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之后燕国的人民高兴，就吞并；如果吞并之后燕国的人民不高兴，就不要吞并。结果，齐国趁胜吞并了燕国。但这样一来，引起各诸侯国的不满，赵国联合其他诸侯，准备伐齐救燕。齐宣王害怕，又问孟子，该怎么办？这次孟子回答得很明确：本来燕国的统治者虐待自己的人民，你们去征讨，人民以为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因而欢迎你们。但是，你们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这怎么可以呢？诸侯国本来就怕齐国强大，现在你们的土地增加了一倍，又如此暴虐，这等于动员天下之兵来攻你。现在，你赶快下令，遣回老小俘虏，归还宝器，与燕民商议，立新君而撤离，还来得及。[42]
但是，宣王并未听取孟子的劝告。结果，齐国大败，损失惨重。宣王很后悔，说：“吾甚惭于孟子。”[43]后来有人问孟子：你曾劝齐国伐燕，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私下问我，燕可伐吗？我说可。他们就去伐了。他如果问，谁可伐燕？我将回答，为“天吏”者可以伐之。这就如同有人问，杀人犯该不该杀？回答是该杀。如果再问，谁能杀？则回答说，为“士师”，即负责狱讼的人能杀。如今是同燕国一样暴虐的国家去伐燕国，我为何去劝他呢？[44]后来有人认为，孟子的这番话是为自己辩解。实则不然。从孟子前后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是始终坚持他的“仁政”主张的。他认为，对于无道的国家是应当讨伐的，但只有“仁者之师”才有资格讨伐。以不仁伐不仁，这是他所反对的。
孟子决定辞去卿位回到邹国，齐宣王看望了孟子。宣王又托人转告孟子，打算在都城送孟子一所房子，以万锺之粟奉养他的弟子，被孟子拒绝了。[45]孟子离开齐国，走到昼这个地方（西南边邑），住了三夜，寄一线希望于宣王，等待宣王在这最后时刻改变主意，请他回去，再施展抱负，但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孟子“浩然有归志”，正式离开齐国。在路上，他很有感慨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6]这不仅仅是由于孟子因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表现出来的迷茫和无奈，而且表现了孟子对他的学说的自信和对历史的质问。我们不必执意追究五百年是不是出现一位圣王以及“名世”的大贤，我们应当理解孟子此时此地极其复杂的内心活动。
孟子回到邹国后，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此后，再也没有出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