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结构升级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绪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理解“新的历史起点”?一是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新水平。从经济规模来看,三十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近10%,GDP总量较改革初期提高24倍以上(按不变价);按汇率法计算的GDP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的比重从改革初期的1.8%上升到11%以上。从人均水平来看,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长近9%,较改革初期提高了17倍以上(按不变价)。1978年的我国是典型的低收入穷国,1998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了当代下中等收入国水平,2010年则达到了当代上中等收入国水平(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从经济结构(质态)演进来看,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均有了实质性进展,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从1978年的工业化初期进入现阶段的工业化中后期,已实现了近70%,距离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已为期不远;农业现代化水平已从低收入穷国水平提升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72%)降至36%(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为30%);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20%以下,提高至目前的52.6%(按国际一般口径,若按户籍则为35%),尽管其中存在一系列深刻的矛盾,但从速度上而言,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期(30%—70%);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信息化,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获得了显著成长。二是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约束条件发生着深刻的演变,形成一系列新的矛盾,经济自然增长率从年均10%左右阶段性地回落至7%左右(甚至可能更低);另一方面,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供给而言,以往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绝对或相对地减弱,国民经济传统的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包括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人口红利的减弱,土地价格的攀升,城镇化、工业化中土地资源的稀缺度提高,生态环境成本的增长,并且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地进入企业成本和国民经济成本之中,等等,这就使得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量不断扩大为主拉动经济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出现严重的不适应,必须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短期内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均衡,长期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就需求而言,以往经济短缺的局面根本扭转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强,国民经济失衡的常态不再是需求膨胀,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转变为需求不足。首先是内需疲软。投资需求会由于自主研发和创新力的不足而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进而出现需求乏力,尽管在新阶段国民收入水平较前期显著增长,储蓄规模扩大,但按市场效率标准,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若在原有技术和产品结构基础上扩大投资,则会形成严重的重复,导致产能过剩的“泡沫”。消费需求会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扭曲,导致微观上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而降低社会消费倾向,宏观上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增速及比重失衡,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下降,导致消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间失衡,因此,政府宏观调控需要从应对短缺经济为主转变为应对过剩经济为主,企业微观运行应从适应需求膨胀转变为适应需求疲软。这种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变化要求将经济发展的关注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变为结构调整,只有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努力改变国民经济的要素投入—产出结构,在制度创新基础上调整国民经济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自主创新基础上提升产业结构升级高度,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缩小了城乡二元结构差距,等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总量增长的相对均衡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的历史起点对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如何理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1)需要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改革的目标只是总体目标中的一个子目标,经济制度和体制只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在制度体制上使各领域及相互间在权力、责任、利益机制上相互统一、协调,使权力有相应责任的约束,使责任有相应利益的刺激。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治理体系的水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要求经济改革必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全面、系统、协调地推进改革,才可能取得成效。同时,在对改革绩效的判断和检验标准上,从贫困时期更突出生产领域的效率及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主逐渐更加丰富起来,在强调效率目标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领域的公平,更加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公平,让他们充分地分享改革带来的发展福利;在不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更高层次、高尚的物质、精神生活追求,因而改革所追求的总目标就会更为系统、更为全面,包含更为丰富的历史追求。

(2)需要全方位部署改革任务,即以“六个紧紧围绕”[1]概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改革重点,同时强调在诸领域改革中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因为我国现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未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要求并未改变,经济改革需以总体改革为基础,总体改革则需以经济改革为牵引。

(3)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和牵引,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持这一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在微观上(资源配置本质上是微观命题)努力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使市场微观主体(即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市场规则的根本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事先公平原则出发,市场主体一律机会均等,不应存在制度歧视和特权;另一方面是以效率为市场竞争的目标和归宿。宏观上,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发挥克服市场失灵和局限方面的作用,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作用越充分,市场失灵和局限也就越明确,进而也就越需要针对市场失灵进行有效、科学的政府调节,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相应体制的改革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为关键。

(4)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的真正难点逐渐从市场作用空间的拓展,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市场有效性的提升,虽然传统计划机制和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仍需不断克服,但更重要的在于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改革的真正难点从拓展市场作用规模逐渐转移到提高市场质量。因此,市场竞争秩序的完善更为迫切,包括市场竞争的内在秩序和外部秩序。内在秩序主要包括:竞争的主体秩序,即企业产权制度,它回答谁能进入市场,谁在展开竞争;竞争的交易秩序,即价格决定制度,它回答怎样确定交易条件,怎样实现交易。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了所谓的市场内在竞争机制。外部秩序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即对市场竞争内在机制的法制确认;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即对市场竞争内在秩序的精神弘扬。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难点是从市场规模的扩张转向市场秩序的完善,要求改革本身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制度等多方面的系统推进。

(5)市场竞争内在机制中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制度)和交易秩序(价格决定制度)改革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须由不同阶段的分别先后推进的改革逻辑转变为统一共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价格制度改革孰先孰后,是改革过程中长期争论的命题,在实践中大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我国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很少涉及企业产权,虽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简政放权、放松让利及承包制等改革,但均是分配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承包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不同,在于企业承包的是上缴利税指标,农村家庭承包的是土地使用权:一个是分配关系的调整,一个是产权关系的变化)。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初期价格的改革和调整更显活跃。中共十四大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导向,继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明确肯定股份制,我国企业改革的重心才真正由外部价格秩序改革转移到企业产权改革方面,到目前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全社会所有制结构已从国有制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混合所有制结构,据普查数据,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19.6%,集体资本占2.1%,法人资本占30.5%,私人资本占23.9%,外资占23.9%。另一方面,企业本身的产权主体也逐渐多元化。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资本占50.6%,集体资本占0.4%,法人资本占42.3%,私人资本占2.7%,外资占4%;在私营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真正的个人资本只占67%,其余为法人资本或集体、国家资本;在外资企业中,真正的外商资本占76%,其余为法人资本或集体、国家、个人资本。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混合化和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已取得显著进展,我国市场主体秩序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产业组织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分布结构和反垄断,即国有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包括政企分离和权、责、利间的制衡,即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内部权力的制衡关系;三是在制度上提高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市场上展开竞争的公平性。因此,交易秩序的改革即公平的、竞争性的价格决定机制的培育和完善,与主体秩序的改革形成统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没有真正受市场规则约束的企业,就不会存在公正的、竞争性的价格,交易主体(产权)决定交易条件(价格),没有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可能展开充分的公平竞争。

(6)在市场体系的培育上,须以商品市场体系构建为重点,包括从以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化为重点,逐步转向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经过37年的改革,我国商品的市场化已经基本实现,无论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已由改革初期90%以上由政府定价转变为90%以上由市场定价,尽管其中存在竞争的不公平性,但交易和定价的方式已经由计划机制转变为市场机制。真正构成市场深化瓶颈的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要素。事实上,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本在于要素的市场化,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关键也在于要素的市场化。离开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及完善,我国面临的一系列资源配置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就很难解决。

(7)在二元经济状态下,城乡改革在不同时期分别展开的推进方式需逐渐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间形成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改革发展整体。在现阶段,城乡间孤立地开展改革已不可能,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使城乡二元经济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二元经济状态依然鲜明,特别是城乡间二元体制差异仍较显著,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进行到必须从根本上克服二元经济状态的历史关键时期,并且,这种二元经济状态的根本克服需要重大的制度创新。一方面,就经济改革而言,必须依靠要素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完善,农村土地确权和市场流动,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加快资本市场化,等等。另一方面,就总体改革而言,必须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统一为一个整体,因为二元经济的根本克服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根本性的历史剧变。

(8)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须由“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探索方式,向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在总体目标、总的方向和基本的改革任务及命题上,在改革的历史逻辑和进程上,要由顶层统一设计,提出统一命题,但在具体实践上,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一探索。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多方面的协调性以及矛盾的深刻复杂性,要求必须将改革方式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另一方面,经过37年改革实践,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和我们所面对的新困难,使得我们既有自信也有需要将两者统一起来。

本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中心成立以后发布的第12部年度报告。以往的报告分别为:

(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

(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5——宏观调控下的经济增长》;

(3)《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增长》;

(4)《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7——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5)《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8——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

(6)《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全球衰退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7)《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8)《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9)《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宏观调控与体制创新》;

(10)《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深化经济改革与适度经济增长》。

本期报告的主编为刘伟(北京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主编为许宪春(北京大学教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蔡志洲(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桂田(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助理)、施发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处长)、金三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村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李心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连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卫斌(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能源与战略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和王莎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本报告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10JBG002)的资助,部分专题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09AZD013)的资助。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①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②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③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④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⑤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⑥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